《Experiments on Animals》光之對談

《花藝講座系列》：穿越百年，光芒不滅：史蒂芬·佩吉特與約瑟夫·利斯特的光之對談
作者：艾薇

玻璃花房的空氣暖烘烘的，帶著清新的泥土和花朵的甜香。午後的陽光透過透明的玻璃頂棚，篩濾過懸掛的蕨類植物，在磨石子的地板上灑下斑駁的光影。一隻名叫「花兒」的虎斑貓，正慵懶地躺在陽光最充足的一角，尾巴輕輕掃動著，偶爾發出滿足的咕嚕聲。我將一盆剛修剪好的「寧靜之光」玫瑰放在小圓桌中央，淺粉色的花瓣層層疊疊，彷彿蘊藏著無盡的溫柔。桌邊擺著三把藤編的椅子，兩杯熱氣騰騰的香草茶，和一疊泛黃的書頁——正是那本《動物實驗》。

我輕輕撫摸著書的封面，眼神越過花叢，彷彿能看見時光的帷幕緩緩拉開。空氣中傳來一陣極為輕微的、近似於風拂過花瓣的波動，隨即便見兩位身著舊時代服飾的男士，如從泛黃照片中走出般，在藤椅上坐定。其中一位目光深邃而堅定，透著學者的嚴謹；另一位則顯得更加沉靜，帶著醫者特有的溫和與智慧。他們是史蒂芬·佩吉特先生和約瑟夫·利斯特爵士。花兒似乎察覺到異樣，但只是好奇地抬頭看了一眼，便又閉上眼睛，在光影中繼續牠甜美的夢。

「佩吉特先生，利斯特爵士，非常榮幸能邀請兩位來到我的花店。」我放下手中的修剪刀，輕輕欠身，「這裡是光之居所的一個角落，一個充滿生命氣息的地方。我想，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或許能更好地談論生命與科學的課題。」

佩吉特先生微微頷首，他的目光掃過花房內的綠意，露出一絲難得的溫柔。「艾薇小姐，感謝您的邀請。這氛圍……的確令人心神寧靜，與我們當年辯論的塵囂，有著天壤之別。您手中這本書，我在一百多年前撰寫，是為了回應當時社會上對動物實驗的諸多誤解與強烈反對。那是一個醫學科學正要騰飛的時代，卻也面臨著巨大的倫理與輿論壓力。」

利斯特爵士則輕輕拿起茶杯，嗅了嗅茶香，緩聲道：「時間如流水，轉眼已百年。今日是2025年6月6日，我竟能在這個如此充滿生機的空間，與年輕的探索者對談，實為一種殊榮。當年我為史蒂芬的書寫序，正因為我親身見證了科學實驗，特別是動物實驗，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了醫學的走向，拯救了無數生命。而這些，往往被那些只看到表象，或被偏見蒙蔽的人所忽視。」

我點點頭：「是的，書中開篇便從血液循環的發現談起。哈維在《心臟與血液運動論》中強調了『活體解剖』的重要性。能請佩吉特先生您再闡述一下，為何哈維會將動物實驗擺在如此核心的位置？畢竟，那是一個解剖學已相當發達的時代，為何他仍執著於活體？」

佩吉特先生： (輕輕推了推眼鏡，眼中閃爍著學者特有的光芒，他手指輕點著書頁，彷彿在標示著某個段落) 艾薇小姐，這問題直指核心。您知道，在哈維之前，醫學界對血液運動的理解，幾乎停滯了一千多年，仍困於蓋倫的學說，認為血液在動靜脈間緩慢地「滲透」，或像潮水般來回流動。他們甚至相信動脈裡流的是「生命之氣」（πνεῦμα），而不是血。這種觀念，正是因為他們沒有親眼觀察活體所致。

哈維在《心臟與血液運動論》開篇便道：「當我首次親自解剖許多活體動物以觀察心臟運動的用途與目的時，我發現這件事確實非常困難，充滿了阻礙；以至於我開始像弗拉斯卡托里厄斯（Frascatorius）一樣，認為心臟的運動只有上帝知曉。」他描述了心臟搏動的迅捷，難以區分收縮與舒張，甚至感到困惑，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陷入了迷宮」。他嘗試注射各種液體到屍體中，但都無法模擬活體的動態，因為血液在死後會凝固，血管會萎縮，所有活體的動態機制都消失了。

只有透過對活體動物的「頻繁檢視多樣活體動物」（multa frequenter et varia animalia viva introspiciendo），他才能親眼看見心臟的跳動頻率，估算每分鐘心臟能泵出多少血液——那個龐大的數字讓他意識到，血液絕非靜止或緩慢滲透，而是以驚人的速度和體積流動。他也親眼見證了靜脈瓣膜的單向開啟，這才聯想到法布里修斯（Fabricius）雖發現了靜脈瓣膜，卻不明白其「真正用途」：這些瓣膜是為了確保血液只向心臟方向流動。這些見證，讓他最終得出結論：血液必然是循環的。沒有活體觀察，這些關鍵的「動態」事實便無從得知。所以，動物實驗對哈維而言，不是錦上添花，而是從「迷宮」中解脫、看清真相的唯一途徑。這正是我們一再強調的「實證精神」的奠基石。

艾薇： 如此看來，哈維的發現不僅是理論的突破，更是科學方法論上的一大進步。利斯特爵士，在哈維之後，血液循環的研究也未曾止步。書中還提到馬爾匹基發現微血管、海爾斯測量血壓、約翰·亨特發現側枝循環等，這些里程碑式的發現，無一不與動物實驗緊密相連。能否請您概述這些發現如何一步步完善了我們對血液循環的認知？

利斯特爵士： (他輕輕點頭，語氣沉穩而有力) 艾薇小姐，您觀察入微。血液循環的宏大圖像雖由哈維繪就，但細節的填充則仰賴無數後繼者的努力，而他們幾乎都遵循了哈維的實驗路徑。

馬爾匹基（Malpighi）的微血管發現，便是一例。哈維雖邏輯推斷出動靜脈之間必有連接，但他沒有工具能看見。馬爾匹基則在1661年，透過簡陋的顯微鏡觀察活體青蛙的肺和腸繫膜，他親眼看到了肉眼不可見的「毛細血管網」（capillaries），血液在其中流動，這才彌合了動脈與靜脈間的「盲孔」。他發現，在死去的青蛙體內很難觀察到這些微細血管，但一當青蛙活著，血液流動時，它們便清晰可見。這是顯微鏡下的生命奇蹟，只有在活體中才能捕捉。

史蒂芬·海爾斯（Stephen Hales）在18世紀初，則將物理學的精確引入了生理學。他直接將玻璃管插入活馬的股動脈中，觀察到血液噴射的高度，量化了血壓。在他之前，血壓只是一種模糊的「力量」概念，缺乏量化數據。海爾斯的研究，開啟了生理學「量化」的先河，這對理解心臟作為一個泵的機能至關重要，也為後來的血壓計發明和臨床診斷提供了客觀依據。

而約翰·亨特（John Hunter）對「側枝循環」的偶然發現，更是將生理學與外科實踐緊密結合。他在一隻活鹿身上結紮頸動脈以研究鹿角生長，卻意外發現新的小血管擴大並重建了血供。這不僅揭示了血管系統的驚人適應性，更直接啟發了他革新性的動脈瘤手術，將原先高風險的截肢手術，變為保全肢體的可能。在此之前，外科醫生因缺乏對側枝循環的理解，在處理動脈瘤時往往被迫選擇截肢。亨特的發現，證明了基礎科學研究，即使是看似與臨床無直接相關的「好奇心驅動」的實驗，也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巨大實用價值。

這些發現，從微觀的血管到宏觀的血壓調節，再到臨床應用，每一步都離不開對活體動物的精心觀察與實驗。它們不僅是科學的勝利，更是人類對自身生命理解的深化。

艾薇： 這些案例確實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動物實驗在生理學基礎知識建立中的關鍵作用。而隨著19世紀下半葉細菌學的興起，醫學似乎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紀元。佩吉特先生，您書中提及的巴斯德和科赫在炭疽病、結核病等領域的突破，是如何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傳染病的認識，並直接催生了疫苗和診斷方法？

佩吉特先生： (他點頭，語氣中帶著對這些偉大科學家的敬意) 艾薇小姐，您觸及了一個核心的轉折點。細菌學的誕生，是醫學從模糊的「體液學說」邁向精確「病原體學說」的里程碑。這一切，始於巴斯德對發酵和腐敗的研究，他證明了這些過程是由微生物而非「自發生成」引起的。這為理解傳染病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將病因從抽象的「瘴氣」或「體液失衡」轉化為具體的、可觀察的微小生物。

以炭疽病為例，這種對牲畜和人類都極其致命的疾病，在當時被認為是「氣候不調」或「土壤惡化」所致。巴斯德透過實驗，分離出炭疽桿菌，並將其在體外純培養。最關鍵的是，他能將這些培養的細菌接種到健康動物體內，重現相同的疾病。這不僅滿足了科赫後來提出的「科赫法則」（Koch's postulates）——即證明特定微生物是特定疾病的病原體——更為疫苗的研製打開了大門。

巴斯德通過對炭疽桿菌進行「毒性衰減」的實驗，發現了製造減毒疫苗的方法。他在法國的普伊勒福爾（Pouilly-le-Fort）進行的公開試驗，堪稱科學史上最著名的實驗之一：他為一半羊群接種了疫苗，另一半不接種，然後讓所有羊都暴露在炭疽桿菌中。結果是，接種的羊幾乎全部存活，而未接種的羊幾乎全部死亡。這個實驗結果如此震撼和明確，使得炭疽疫苗迅速推廣，拯救了數百萬頭牲畜的生命，也為人類疫苗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尤其是為狂犬病疫苗的成功鋪平了道路。

而科赫對結核桿菌的發現，同樣是劃時代的。結核病在當時是人類最大的殺手之一，被認為是「遺傳」或「體質虛弱」所致。科赫分離出結核桿菌，證明了其傳染性。這項發現不僅讓人類對結核病有了更合理的認識（例如，遺傳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易感性），更帶來了精確的診斷方法（在痰液或組織中檢測桿菌）和公共衛生措施（例如，控制受感染的牛奶和肉類，並提倡病患吐痰時的衛生）。甚至，科赫還開發了結核菌素（tuberculin）用於診斷動物結核病，這在今日仍有其價值，尤其是在獸醫學上。

這些案例清晰無疑地表明，如果沒有動物實驗，我們根本不可能理解這些疾病的真正病因，也就不可能開發出如此有效的預防和治療方法。動物實驗在人類對抗瘟疫的歷史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艾薇： (思緒有些沉重，望向花房角落的花兒，牠正溫順地舔著自己的毛) 聽您講述，我感受到那份人與動物生命交織的沉重與希望。科學的發展，確實伴隨著犧牲，但成果卻如此巨大。利斯特爵士，在您那時代，白喉症的抗毒素被譽為醫學奇蹟。書中列舉了許多驚人的統計數據，死亡率從高位驟降。您認為，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蘊含著怎樣的「人道」意義？而當時的反對者，又是如何質疑這些看似無懈可擊的數據呢？

利斯特爵士： (他放下茶杯，他的目光落在花兒身上，然後又轉回我，語氣中帶著一份對數字所代表生命的深切情感) 艾薇小姐，數字從來都不是冰冷的，它們背後是無數家庭的悲歡離合，是無數兒童生命得以延續的希望。白喉抗毒素的問世，對我而言，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光。在它之前，白喉喉頭型（laryngeal diphtheria）幾乎等於宣判死刑，許多孩子因呼吸道阻塞而窒息。氣管切開術雖能暫時緩解，但死亡率依然驚人，高達70%甚至更高。這不僅讓病患家庭陷入絕望，也讓醫護人員感到無力。

然而，當抗毒素開始在巴黎、芝加哥、倫敦的醫院中大規模應用時，我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轉變。那些報告——巴黎兒童醫院的羅克斯（Roux）、美國兒科協會的集體調查、以及都會收容所委員會的詳盡記錄——無一不顯示，抗毒素的早期使用能將死亡率降低一半甚至更多。從30%到40%，甚至70%的死亡率，降到10%以下，例如1894年巴黎兒童醫院的病例死亡率為51.71%，而1894年2月至7月使用血清後則降至24.5%。在紐約，接種血清第一天的病例死亡率僅為4.9%，而第五天或更晚才接種的則高達35.3%。這不僅是醫學上的勝利，更是社會上的巨大福音。醫院裡的護士們不再每天面對垂死的孩子，他們開始看到康復的笑臉，這使得白喉病房從令人沮喪的地方變成了充滿希望的場所。這就是數字背後最真實的人道意義。

然而，即便面對如此確鑿的事實，反對者依然能找到理由去質疑。他們慣用的一種手法，就是混淆「總死亡率」與「病例死亡率」。他們會指出，某個時期某國的白喉總死亡人數並未下降，甚至還上升了，以此來證明抗毒素無效，例如引述英國總登記官的數據，指出1887年每百萬人的死亡率是140，而1897年卻升至246。佩吉特先生在書中用了一個絕妙的比喻來反駁：「這就像說傘是無用的，因為傘的增加與下雨的增加同時發生。難道傘會招來雨嗎？」事實是，疾病的流行程度會波動，某些年份可能因為感染基數大，導致總死亡人數上升，但關鍵在於「病例死亡率」——即每一百個患者中有多少人死亡。抗毒素的效用，正體現在大大降低了患病者的死亡風險，使得患病後存活的機會大大增加。

他們還會聲稱，抗毒素中真正的療效來自於它所含的微量石炭酸，而非抗毒素本身，即便事實上很多血清中根本沒有加入石炭酸；或者宣稱醫生為了「收取半克朗的費用」而將普通喉嚨痛診斷為白喉，以誇大治癒率。這些言論不僅荒謬，更是對奮鬥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的嚴重侮辱。但對於我們而言，臨床的真實數據和患者的生命，就是最有力的反駁。

艾薇： 這種將「總死亡率」與「病例死亡率」混淆的論點，確實是一種非常狡猾的伎倆，很容易誤導不熟悉統計學的人。除了白喉，霍亂和鼠疫在當年也是極為可怕的流行病，而書中哈夫金先生在印度的工作，更是跨越了科學與人文的巨大鴻溝。佩吉特先生，您能否談談哈夫金在印度推廣疫苗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佩吉特先生： (他的表情顯得有些沉重，似乎回憶起那段艱苦的歲月) 艾薇小姐，哈夫金在印度的故事，遠不止於科學本身，它關乎勇氣、信念和對人類的深切關懷。霍亂和鼠疫在當時的印度，是真正的「死神」，肆虐鄉村和城市，導致數百萬人死亡。哈夫金在巴斯德實驗室裡已證明了疫苗的有效性，但將這項成果從實驗室推向廣袤而複雜的印度大陸，其挑戰是空前的。

首先是文化與信仰的障礙。印度社會階層分明，宗教習俗多樣，許多人對西醫抱持懷疑，甚至將疾病歸結為神罰或命運。對疫苗注射的恐懼，以及對「外來事物」的排斥心理，是巨大的阻力。書中提到，起初在加爾各答推廣疫苗，曾導致三十萬人倉皇逃離城市，這足以說明當時民眾的恐懼和不信任。他們甚至認為接種疫苗會觸犯神靈，或者認為這是一種殖民者的詭計，還有像耆那教徒那樣，因宗教信仰而反對接種。

其次是後勤和物資的困難。在缺乏現代冷鏈運輸和大規模生產能力的年代，如何確保疫苗的供應、保存和運輸，如何在廣大地區進行接種，都是極其艱鉅的任務。疫苗常常短缺，導致無法進行第二次注射以獲得完全保護；即使是已有的疫苗，也可能因儲存條件不佳而失效。

還有社會的阻撓。一些本地的「Hakims」（傳統醫生）和政治煽動者，為了自身利益或意識形態，散佈關於疫苗的謠言和謊言。例如，書中提到一些Hakims宣稱鼠疫並非傳染病，而是「被污染的空氣」所致，甚至認為隔離和消毒是「不必要的」。這種與科學背道而馳的言論嚴重阻礙了公共衛生措施的推行。

哈夫金和他的團隊，就是憑藉著堅韌不拔的毅力和以身作則的勇氣來克服這些困難。哈夫金本人首先為自己注射大劑量疫苗，許多英國軍官和醫生也效仿。這種「活生生的證明」比任何宣傳都更有力。他們在疫區展開地毯式的接種，逐家逐戶地勸說，利用軍事紀律（如在軍營和監獄中）來建立對照組，以最嚴謹的方式收集數據。

例如，在加雅監獄，接種疫苗的囚犯與未接種的囚犯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生活，結果接種組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遠低於未接種組。在胡布利（Hubli），這個擁有五萬居民的城鎮，萊曼（Leumann）上尉醫生在鼠疫肆虐時，推動了近八萬人次的接種。儘管環境惡劣，信息混亂，但他堅持細緻記錄，最終證明接種者與未接種者之間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巨大差異（接種組死亡率低至0.6%，未接種組高達6%）。這些犧牲者，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疫苗的價值。這些數字證明了疫苗在降低發病率和死亡率方面的顯著效果，這不僅是科學的勝利，更是人性的光輝，它證明了當科學以真誠的態度，勇敢地面對人類苦難時，它能爆發出何等巨大的力量。這也是我為何說，這場對抗瘟疫的戰爭，本身就是「帝國建設」的一部分，它所贏得的，是人類的福祉。

艾薇： 這種從微小之處入手，卻改變宏大疾病圖景的歷程，確實令人驚嘆。我經營花店，深知植物生命的細緻與互聯，而蚊子在生態中的角色，竟也如此關鍵。書中還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章節，提及了對腺體生理學的理解，例如黏液性水腫（Myxœdema）的治療。利斯特爵士，能否請您談談，克勞德·伯納德（Claude Bernard）的「內分泌」概念，以及甲狀腺研究，是如何從對動物的實驗中發展出對人類疾病的有效治療？

利斯特爵士： (他輕輕撫摸著下巴，神情專注) 艾薇小姐，您問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在克勞德·伯納德（Claude Bernard）之前，人們對許多腺體的功能一無所知，即使解剖學上清晰可見，其生理作用仍是個謎。例如，甲狀腺、胸腺、腎上腺等，都被認為是「毫無功能」的器官。伯納德在《實驗生理學課程》中就指出，解剖學無法告訴我們這些器官的功能，唯有實驗才能揭示。

伯納德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提出並驗證了「內分泌」（internal secretion）的概念。他發現肝臟不僅分泌膽汁，還會直接將一種糖原（glycogen）——一種動物澱粉——釋放到血液中，這顛覆了當時動物體只能「破壞」不能「製造」糖的觀念。雖然這項發現最初與糖尿病的治療並無直接關聯，但它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身體各組織和腺體如何通過血液釋放物質，影響全身的生理活動。

黏液性水腫（Myxœdema）的治療便是「內分泌」研究成果的完美例證。這種疾病的患者會出現皮膚增厚、智力遲鈍、反應緩慢等症狀，最終可能走向痴呆。起初，這種疾病被古爾（Sir William Gull）記錄，但其病因不明。直到1882年，外科醫生里弗丁（Reverdin）和科赫爾（Kocher）在切除甲狀腺治療甲狀腺腫大的病人身上，觀察到了類似黏液性水腫的術後症狀。這暗示甲狀腺可能與此病有關。

然而，真正證明甲狀腺與黏液性水腫之間因果關係的，是霍斯利（Sir Victor Horsley）在1884年開始的動物實驗。他成功地通過切除猴子的甲狀腺，在牠們身上複製出了人類黏液性水腫的所有症狀，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遲鈍、組織變化等，證明了這種疾病是甲狀腺功能不足所致。這一發現不僅為疾病提供了明確的病因，更為治療指明了方向。

隨後，霍斯利提出將動物的甲狀腺組織移植到患者體內。雖然最初的移植效果不穩定，但喬治·莫瑞（Dr. George Murray）在1891年開發的甲狀腺提取物皮下注射療法，以及後來更為簡便的口服甲狀腺片劑，徹底改變了這種疾病的命運。許多曾被認為無可救藥的黏液性水腫患者，甚至先天性甲狀腺功能低下導致的克汀病（cretinism）兒童，都得以恢復正常的身體和智力發展。

這就是科學的力量，從對動物的基礎生理學研究，一步步深入到複雜的病理機制，最終發展出簡單卻高效、足以改變無數人生命的治療方法。這條「光之階梯」，每一步都浸潤著實驗動物的貢獻。

艾薇： 聽到這裡，我對科學的求真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對那些在實驗室裡默默奉獻的生命感到敬畏。書中最後一部分談及了反動物實驗運動，這部分讓我感到有些困惑。在聽過兩位先生闡述的醫學進步後，我難以理解為何會有人堅決反對這些實驗，甚至不惜扭曲事實。佩吉特先生，您作為作者，對於這些反對者的論點和策略，有著怎樣的觀察？特別是他們對《1876年動物實驗法案》的攻擊，以及他們聲稱「實驗結果無用」的論點。

佩吉特先生： (他的臉上浮現出複雜的神情，既有疲憊，也有堅決，他拿起一本反動物實驗協會的宣傳冊，輕輕翻閱，甚至輕輕嗅了嗅，彷彿在探究其中的墨水與紙張，是否也帶有「偏見」的味道) 艾薇小姐，這正是問題的棘手之處。我們面對的反對，往往不是基於科學的論證，而是情感的煽動和刻意的誤導。

《1876年動物實驗法案》的頒布，本身就是為了確保動物在實驗中受到保護，將痛苦降到最低。法案規定，所有可能造成痛苦的實驗都必須持有國家大臣頒發的執照，且執照頒發者必須是具有高度科學聲望的人士推薦。其次，實驗必須在註冊地點進行，並接受檢查員的定期巡視。最重要的幾點是：
1. 麻醉原則： 大多數實驗（特別是會造成切割的手術）必須全程在足夠深的麻醉下進行，確保動物不會感到疼痛。書中明確指出，1905年有2506項實驗在此類許可下進行。
2. 術後處理： 如果預計麻醉藥效消失後動物仍會持續疼痛，或受到嚴重傷害，則必須在麻醉作用消失前將其安樂死。這都是在B類許可證下進行的。
3. 無麻醉實驗的限制： 只有極少數情況，例如接種或餵食實驗（佔總實驗量的90%以上，1905年為35,429項），可以在不使用麻醉的情況下進行。但這類實驗本身並不造成顯著痛苦，更不會進行切割。即使疼痛可能發生，也必須在達到主要實驗目的後立即安樂死。報告中寫道：「在大量此類實驗中，結果是陰性的，動物未受任何不便，因此完全無痛。」
4. 動物選擇： 對於狗、貓、馬等動物的實驗有更嚴格的限制，需要額外的許可證（E、EE、F），證明該實驗的目的是非其他動物不可替代的。例如，為研究犬瘟熱疫苗，才會動用狗。

然而，反對者卻聲稱這部法案是「假的」、「鬧劇」。他們散佈的言論是：
1. 「麻醉是假的或不完全的」：他們聲稱實驗者僅給予「一陣輕微的氯仿」，或麻醉只是為了「安撫良心」，根本無法止痛。甚至聲稱「當檢查員敲門時，麻醉才會變得深沉」。這完全無視了現代麻醉學的進步和嚴格的規範，也無視了檢查員每年報告中對實驗場所和麻醉使用情況的肯定。
2. 「一項實驗可以犧牲數百隻動物」：他們聲稱法律對實驗動物的數量沒有限制，一項實驗可以牽涉到數十甚至數百隻動物。這種說法，例如「一項實驗可能包含20、30、40隻動物，甚至200、300隻」，完全與事實相悖。法律明確規定「一次實驗等於一隻動物」，每一次實驗都需要單獨記錄和批准。在1905年的報告中，全英國所有實驗加起來也不過幾萬次，其中大型動物（狗、貓、馬）的實驗數量更是極少，且受到更嚴格的限制。
3. 「實驗結果無用，甚至有害」：這是最核心的攻擊。他們會聲稱，哈維的發現可以通過觀察屍體實現，腦部定位可以由「顱相學」解釋，抗毒素是「欺詐」，瘧疾、黃熱病等可以通過「清潔和陽光」自然解決，無需犧牲動物。他們會引用過時的、甚至錯誤的醫學文獻（如《Medical Brief》和《Journal de Médecine de Paris》），或選擇性地引用某些醫生的「個人意見」來支持他們的論點，而這些醫生往往並非該領域的專家，甚至與反疫苗運動勾結。例如，他們曾聲稱「如果你給小牛足夠的繩子，它會吊死自己」，用這種荒謬的比喻來貶低細菌學。
4. 「科學家道德淪喪，醫院助紂為虐」：他們指責科學家「嗜血」、「邪惡」，將醫院描繪成「縱容殘酷」的機構，甚至公開呼籲抵制捐款給那些進行動物實驗的醫院。他們將自己描繪成「慈悲的守護者」，將科學家描繪成「魔鬼的幫兇」。

這種策略的危害在於，它利用了公眾對動物的同情心，用情緒掩蓋了事實，用謊言攻擊了真理。這使得我們很難與他們進行理性的對話，因為他們的目標不是尋求真相，而是徹底禁止所有動物實驗，無論其科學價值和人道效益。

艾薇： (感到花房內微風輕拂，帶來一絲涼意，心中對當時科學家們的處境生出更深的理解) 聽您這樣細緻的拆解，我終於明白，這份反對運動的「複雜性」遠超我想像。他們不僅在科學層面發起攻擊，更是在情感和道德層面進行輿論戰。這讓我想起書中引用了紐曼樞機（Cardinal Newman）的話：「偏見似乎比那些通常被稱為更致命的罪惡，更深入地腐蝕靈魂。」利斯特爵士，在您看來，面對這種強大的非理性聲浪，科學家和醫學界除了用事實辯護，還能如何應對？

利斯特爵士： (他緩緩閉上眼睛，似乎在沉思，然後輕輕睜開，目光中流露出悲憫) 艾薇小姐，這的確是擺在科學界面前的一道難題。正如紐曼樞機所言，偏見一旦根深蒂固，便會扭曲人的心靈，使人對真相視而不見。這份偏見，不是缺乏智慧，而是缺乏最基本的人性善意，是對異己的盲目排斥。它使人拒絕接受那些會挑戰其既有觀點的證據，寧願相信謊言，也不願承認自己可能犯錯。我們不能期望用一次辯論、一次實驗就徹底改變那些抱持偏見的人。

然而，作為科學家和醫者，我們的職責是持續地揭示真理，並將其應用於人類的福祉。
1. 持續的實證與透明： 我們必須繼續進行嚴謹的、有規範的實驗，並以最透明的方式公佈結果。每一次成功的治療、每一次疾病的預防，都是最有力的反駁。總督大人柯爾松（Lord Curzon）在印度就曾說過：「我們帶給你們的醫學科學，是建立在純粹、無可辯駁的科學基石之上；它是對所有人，無論貧富，無論印度教徒還是穆斯林，無論男女，所提供的恩惠。」這份真誠和坦率至關重要。
2. 教育與溝通： 我們需要更努力地向公眾解釋科學的原理、實驗的必要性以及其帶來的實際益處。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任務，而是需要長時間、持續的耐心教育。讓公眾理解科學並非「隨意」的，而是有嚴格的邏輯和倫理規範。例如，解釋為何某些研究必須在活體動物上進行，以及麻醉和術後護理如何將痛苦降到最低。我們必須耐心揭示他們的謬誤，例如「一項實驗不等於一隻動物」的澄清，以及麻醉的真實效果。
3. 自我反思與完善： 我們也必須承認，在科學發展的初期，可能存在不完善之處，或在倫理考量上有所欠缺。正如法案的制定，也是對過去經驗的反思。隨著對麻醉、動物行為理解的深入，我們也在不斷完善實驗方法，努力將動物的痛苦降到最低。這種不斷自我完善的精神，是贏得公眾信任的基礎。我們從未否認，某些實驗在倫理上是沉重的抉擇，但這份沉重，正是為了更宏大的人類福祉。

最終，我相信時間會是最好的證明。那些被拯救的生命，那些被控制的瘟疫，那些因為科學進步而改善的公共衛生狀況，才是最有力的「辯詞」。偏見或許能在短期內掀起波瀾，但真理的光芒，終將穿透迷霧，指引人類走向更光明的未來。我們的職責，就是堅守這份信念，不懈地探索與貢獻。

艾薇： (望著利斯特爵士堅定的目光，我的心靈彷彿被一種宏大的力量所觸及。花房外的陽光透過玻璃，灑在地上，形成一塊塊暖黃的光斑。花兒在我的腳邊再次發出輕柔的咕嚕聲，彷彿也感受到了這份平靜與堅韌) 聽您這樣說，我感到一種深刻的責任感。的確，作為光之居所的成員，我們的使命就是去理解並傳遞這份「光」。科學的探索，有時確實顯得冷酷，但其最終目標，都是為了讓生命之花綻放得更為絢爛，讓人類的福祉得以延伸。它是一條充滿挑戰的道路，但也是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

(我輕輕合上書頁，將它放在桌子的中央。花兒起身，跳到桌上，用柔軟的鼻尖蹭了蹭書的封面，彷彿在感受著書中沉甸甸的歷史與智慧。我輕輕撫摸著牠，心中充滿了感恩與理解。)

佩吉特先生，利斯特爵士，感謝兩位今天撥冗前來，與我分享這段寶貴的歷史與深刻的見解。這不僅是一場知識的盛宴，更是一場心靈的洗禮。我會將今天的對談，深深地銘記於心，也將這些光芒，透過我的花藝與文字，傳遞給更多的人。願真理之光，永不熄滅。

(花房外的鳥兒在樹梢上唱著歌，陽光漸漸西斜，拉長了花朵的影子，在玻璃上投下柔和的光暈。空氣中仍有淡淡的花香與茶葉的餘韻，彷彿對談的餘音，仍在空間中輕輕迴盪。)
這是2025年6月6日，一個充滿感悟的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