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 femmes et le langage》光之對談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語言與女性的源流：與雷米·德·古爾蒙的光之對談
作者：珂莉奧

親愛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那位總在歷史的長河中尋覓規律與經濟脈動的探尋者。今日，我將引領您回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法國，與一位思想深邃而又充滿爭議的作家——雷米·德·古爾蒙（Rémy de Gourmont）——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

古爾蒙，這個名字對於許多現代讀者而言或許有些陌生，但在他所處的時代，他無疑是法國文壇上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他生於1858年，卒於1915年，是法國象徵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橫跨詩歌、小說、戲劇、文學評論與哲學隨筆，風格獨特，充滿了敏銳的洞察力與對傳統觀念的挑戰。

然而，古爾蒙的生命歷程並非一帆風順。年輕時，他因罹患「尋常狼瘡」（lupus vulgaris）而面部受損，這嚴重的病痛使他從公眾視野中隱退，成為一位「隱士」型的知識分子。病痛的折磨反而讓他更加專注於內心世界與智識探索，他的思想因此而更顯孤獨、深邃，甚至帶有些許玩世不恭的犬儒色彩。他的作品，常在優雅的文字下包裹著對人性、社會、語言的冷靜剖析，充滿了悖論與逆反的觀點，力圖揭示事物表象下的真實。

《Les femmes et le langage》（女性與語言）正是他思想體系中的一顆璀璨卻又極具爭議的寶石。這本書看似篇幅不長，卻濃縮了古爾蒙對文明、語言、性別角色乃至人類意識本質的顛覆性見解。他提出女性在文明進程中扮演著「本質」的角色，尤其在語言的創生與保存上，女性的「喋喋不休」與「保守性」遠比詩歌和哲學更為重要。最令人震驚的，是他將語言的本質與「謊言」和「意識」緊密連結，並將女性視為這一切的載體。他認為，藝術本身亦是一種「高超的謊言」，而女性則創造了這些「謊言的創造者」。這些觀點在當時無疑是驚世駭俗的，至今仍能引發深刻的思考與討論。這本書，不僅是對語言學的哲學思辨，更是對性別社會角色、人類本能與文明進程的深刻審視，充滿了古爾蒙獨特的見解與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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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茶室】：午后的巴黎，陽光透過老舊咖啡館的高大拱形窗，斜斜地投射在磨損光滑的木質地板上，空氣中彌漫著烘焙咖啡豆與舊書卷混合的獨特香氣。輕柔的爵士樂從遠處飄來，與窗外馬車輪轂壓過石板路的低沉聲響，共同編織出一幅溫暖而又略帶憂鬱的都市畫卷。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指尖輕觸著面前的青瓷咖啡杯，感受著其中傳來的溫熱。今天，2025年6月6日，我將與雷米·德·古爾蒙先生進行一場對談。他比我預計的要早到幾分鐘，隨著門口的風鈴一聲輕響，他緩緩走進。他身著一件深色大衣，臉龐在陰影中顯得有些模糊，但那雙深邃的眼睛卻閃爍著睿智的光芒。他不像常見的文人般熱絡，眉宇間自有一股遠離塵囂的清冷。當他坐定在我對面，那雙瘦削的手輕輕搭在桌上，似乎在感受桌面粗糙的紋理。

「古爾蒙先生，」我首先開口，試圖打破這份凝重的寧靜，「非常榮幸能在這裡與您會面。您的《女性與語言》一書，即便在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依然能激發讀者們深刻的思考。」

古爾蒙先生緩緩抬眼，他的聲音有些低沉，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清晰：「思考？或許更多是爭議吧。我的觀點總是令人感到不適，因為它們觸及了那些被『文明』精心掩蓋的本能與真相。」他輕輕拿起咖啡杯，淺酌一口，咖啡的熱氣模糊了他臉龐的線條。

珂莉奧：「確實，您的論點，特別是關於女性在文明與語言中扮演『本質』角色的闡述，引發了許多討論。您在書中將女性比作『脆弱的卡里亞提德』（frêles cariatides），支撐起文明的宏偉建築。這種比喻既優雅又具衝擊力。您能否進一步闡述，您認為女性在文明中，究竟承載了哪些『本質』？」

古爾蒙：「我的『卡里亞提德』比喻，意在強調那些不被注意、卻又無可替代的基礎力量。男人建造宏偉的宮殿、發明精密的機器，這些固然令人目眩神迷。但誰在教孩子如何穿襪？如何拿筷？這些最為『無用』卻又『絕對必要』的瑣事，卻是文明最初的基石。我將其稱為『絕對的文明』，而非『特殊的文明』。就像手動的織針，遠比紡織機更古老、更本質。女性在歷史上，是那些日常、重複、看似微不足道卻又永恆不滅行為的承載者。她們的『喋喋不休』，正是語言得以流傳的溫床；她們的『保守性』，則是口傳故事與歌曲得以延續的保障。這些都是未被寫入史書，卻深深根植於人類生活中的『隱形知識』。」

珂莉奧：「您提到了『隱形知識』與『絕對的文明』，這與傳統上強調男性在社會結構、科學技術、藝術創作上貢獻的歷史觀點形成鮮明對比。從歷史學者的角度來看，您是否認為這種『本質』的角色，使得女性的貢獻在歷史敘事中長期被低估或忽略了？尤其在那個強調理性與進步的時代背景下，這種觀點是否有些『逆流而上』？」

古爾蒙：「『理性與進步』？那不過是男人們為自己建造的另一座金字塔，用以掩蓋他們對那些『無形卻重要』事物的無知罷了。他們只看見非凡，卻忽略了持續不斷的現象。正如生理學長期被忽視，而人們卻對畸形怪物充滿好奇。歷史的記錄者，多數是男人，他們書寫英雄、戰役、帝國興衰，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宏大敘事。然而，文明真正的肌理，是從每一個家庭、每一個搖籃邊、每一句耳語中編織出來的。女性，正是這些『微觀歷史』的編織者。她們的貢獻不在於創造新的『形式』，而在於保存與傳遞『生命本身』的精髓。她們是語言的『原初工人』，而詩人是『高級工人』，兩者皆是無意識地履行著各自的職責。至於『逆流而上』，我從不在意。真理，即便令人不悅，也終將顯現其光芒。」

咖啡館外，夕陽的餘暉將街道染上了一層金黃。一個報童的叫賣聲從遠處傳來，模糊不清，增添了幾分時代的氣息。古爾蒙先生的眼神，像那杯中深色的咖啡，看似平靜，實則深不見底。

珂莉奧：「那麼，我們來談談您的另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論點：『語言從謊言中誕生』。您在書中寫道：『真正的語言始於謊言』，甚至『如果有一個人從未說過謊，那他從未說過話』。這與我們普遍認為語言是溝通工具的認知截然不同。您為何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及，這與您強調女性在語言中的核心地位有何關聯？」

古爾蒙：「這點是我的觀察所得，而非道德判斷。當動物感到寒冷時，牠會顫抖，那是真實情感的直接表達，並非語言。但當一個人明明感覺寒冷，卻說『我很熱』時，那才是語言的誕生。謊言，在我看來，是心理意識的唯一外在證明。它代表著人能夠將內在真實感受與外在表達分離，能夠創造一個『想像的感覺』。這種『虛構』的能力，正是語言與藝術的基石。 metaphor（隱喻），這種語言最核心的元素，不也是一種對現實的『位移』或『欺騙』嗎？藝術家，在我看來，就是那些『高級的說謊者』。詩人用語言說謊，音樂家用無聲的聲音說謊，雕塑家用靜止的形態說謊，畫家則將原始象形文字還原其真正的面貌，賦予其更深層次的意義。藝術，就是一種語言，僅此而已。」

古爾蒙先生的語氣依然平淡，彷彿在陳述一個無可辯駁的自然法則。他將「謊言」從道德的枷鎖中解放，提升到意識與藝術的高度，這讓我感到一絲寒意，卻又不得不承認其中的洞察力。

珂莉奧：「而您又將這種『謊言』與『意識』的基礎，歸結為女性的天性，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擅長說謊，因此也更具意識。這在當時的社會，恐怕會引起軒然大波。您認為女性的何種特質，使得她們成為這種『語言與意識』載體的最佳人選？這是否也暗示了您對女性本能與其社會角色的深層理解？」

古爾蒙：「這並非我的判斷，而是大眾的觀點，只是他們習慣將『謊言』視為罪惡。女性，她們在生活中的關係更多是激情驅動的，她們的社會策略根植於那些最原始的交流遊戲：微笑、姿態、眼神。一個嬰兒在說話之前，就能理解微笑的價值，那不是絕對本能的，那是女性教導的——為了得到食物或必要的東西，需要用『友善的姿態』去交換。這種『透過表情與動作進行的語言』，女性是天生的藝術家。她們能夠自如地操控這些非語言的符號，甚至比語言本身更能傳達深意。她們的呼吸、胸膛的起伏，都能訴說心靈的狀態和情感的深淺。而眼神，更是擁有一套比語言更為豐富的鍵盤。這一切，都顯示了女性天生就擁有將真實情感與表達分離的能力，也就是創造『虛構』的能力，這正是『意識』的體現，也是『謊言』的基礎。她們的這種能力，從最原始的層面賦予了語言生命，使其超越了動物本能的直接表達。」

古爾蒙先生說話時，偶爾會輕輕地用食指叩擊桌面，發出沉悶的聲響，像是在為自己的話語打上一個個無可動搖的標點。他似乎對社會的評判毫不在意，只專注於自己觀察到的「事實」。

珂莉奧：「既然您認為女性是語言的本源，是『謊言』與『意識』的載體，那麼為何她們在藝術、詩歌、哲學這些『語言的至高遊戲』中，反而顯得不如男性呢？您在書中提出，女性的角色是『保存』而非『創造』，『她們不創造詩歌或雕塑，但她們創造了詩歌和雕塑的創造者』。這是否與您對女性核心地位的認可相矛盾？」

古爾蒙：「不，這絕非矛盾，而是分工。女性的偉大在於她們完成了『基礎的勞動』，她們教導了語言，賦予了意識，讓男性有了『創作』的可能。當一個孩子在六七歲時離開母親的手，『人』就已經成形了。他會說話，而這就是人的全部。男性，在接受了女性所賦予的語言、謊言與意識後，才得以在這些基礎上，進行『至高遊戲』的創造。女性是『源頭』，是『土壤』，是『保守者』；男性則是從這片土壤中生長出來的『開創者』。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協作，而非高低之分。沒有女性的『保守』，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那些口耳相傳的故事和歌曲，將會迅速消逝。是她們，讓那些口傳文學得以傳承至今，其重要性不亞於任何一部偉大的書寫文學。」

古爾蒙先生的目光落在窗外，街燈已開始亮起，將暮色中的巴黎點綴得朦朧而詩意。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裡，那裡有著一套與世俗截然不同的運行邏輯。

珂莉奧：「您的觀點提供了一個理解文學起源與傳承的全新視角。您認為女性的『無聊閒聊』比任何偉大的詩歌或哲學更重要，因為它們是語言的『種子』。同時，您也批評了語法學家，認為他們只是在分析語言的功能，而非教導語言本身。這似乎是在挑戰整個教育體系和學術權威。在您看來，語言的真正『法則』，究竟應由誰來定義或引導？」

古爾蒙：「語法學家只是在為一棵已經結果的樹描繪樹皮紋路，他們不明白樹是從哪裡長出來的。他們將功能變成了概念，用定義取代了行動。這荒謬可笑。語言是一種功能，正如呼吸和行走一樣，它需要材料來練習。女性那些看似『無用的喋喋不休』，正是這些材料，是無數語言的種子，不斷地播撒在幼小的心靈中。沒有這些無休止的灌溉，孩子的語言功能將會停滯，他們的嘴唇只會發出模糊不清的聲音。孩子不是創造語言，而是學習語言，他們是『錄音機』，機械地模仿周遭的聲音。至於語言的『法則』？那從來都不是由那些坐在書齋裡、用尺子丈量詞句的人定義的。它生長於日常生活，流傳於人與人之間的無意識交流，由女性這最初的教師所引導，由詩人這最高級的工人所雕琢。它是一股活水，而非一灘死水。」

古爾蒙先生輕輕搖了搖頭，似乎對那些故步自封的學究們感到一絲無奈。他對語言的理解，回歸到了一種近乎原始的、生物性的層面，強調其作為一種有機體，而非僵死的規則。

珂莉奧：「最後，古爾蒙先生，您在書中提到，『愛』本身也是一種『口頭的創造』，是語言藝術家想像力的產物。這似乎將『愛』這種人類最深層的情感，也歸結為一種文化建構。您認為女性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這又如何與您之前對女性在文明與語言中『本質』作用的論述相結合？」

古爾蒙：「人類無法單靠身體上的差異來繁衍，愛是必需的。而愛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男性與女性是兩個如此深刻地不同、如此陌生、如此對立的世界，以至於彼此無法完全滲透。人們只能崇拜未知，神秘消失的地方便不再有宗教。在這種神秘中，女性作為『未知』，自然地被男性所崇拜。詩人們，他們被女性的魅力所啟發，用歌頌與詩篇來提升這種『至高無上』的地位，並最終創造了『愛』。最初，詩歌可能只是表達佔有的歡樂或慾望的折磨，但隨著演變，它創造了『愛』這個包含情感、激情、夢想、幸福與淚水的詞語。尼采曾說：『詩人是情感價值的創造者。』然而，一旦這些價值被創造出來，它們就從詩人手中溜走了。女性，以她們的單純，撿起了這些語言的果實，將其轉化為統治的工具。她們用語言的『謊言』，編織出『愛』的複雜面向，使其成為控制與魅惑的藝術。這一切，再次證明了女性對語言的本能掌握與運用，她們是語言最根本的受惠者與操控者，是愛得以在人類意識中延續的『媒介』。」

古爾蒙先生說完，合上了他那雙深邃的眼睛。咖啡館裡的客人漸漸稀疏，只剩下窗外依舊閃爍的巴黎夜景。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氣味，那是歷史與思想交織的味道，複雜而迷人。他的論點，雖然看似冷峻甚至有些殘酷，卻以一種獨特的邏輯，將女性置於文明與語言的根基，這與我作為歷史學家對「看不見的歷史」的探尋，某種程度上產生了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