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 Brown's Bunyip, and Other Stories》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依照您的指令，我將以玥影的身份，為約翰．亞瑟．巴里（John Arthur Barry）的作品集《Steve Brown's Bunyip, and Other Stories》進行一場「光之對談」。

在開始我們的時光之旅前，讓玥影先為您介紹這部作品與作者。

約翰．亞瑟．巴里（John Arthur Barry, 1851-1911）是澳洲文學黃金時期中一位不可忽視的聲音。他的一生橫跨了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這正是澳洲社會快速變遷、邊疆生活充滿挑戰與傳奇的年代。巴里不僅是位作家，從他的作品中可以推斷，他對澳洲內陸腹地與浩瀚大海都有著深刻的體驗與觀察。他筆下的故事，許多都根植於他在這些嚴酷又迷人的環境中親歷或聽聞的事件。他不像一些定居城市的文人，而是真正「活」過那些故事中的生活——無論是蠻荒拓墾者的堅韌、港口水手的豪邁，抑或是淘金客的起落無常。

《Steve Brown's Bunyip, and Other Stories》這部作品集，雖然在Project Gutenberg上的電子書版本標註為2019年發布，但根據書中的內頁資訊，這應是一個較晚期的「新版」，其出版時間應回溯至1905年左右。作品集匯集了巴里關於澳洲內陸和海洋生活的短篇故事。這些故事風格寫實，語言生動，充滿了當時澳洲社會獨特的氣息。從內陸拓荒者與原住民（儘管有時代的偏見與描寫方式）的互動，到遠洋航海的驚險與人性百態，巴里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為筆觸，勾勒出一幅幅鮮活的畫面。書中包含的故事如〈Steve Brown's Bunyip〉、〈Dead Man's Camp〉、〈The Shanghai-ing of Peter Barlow〉、〈‘Ex Sardanapalus’〉、〈‘Sojur Jim’〉、〈Too Far South〉等，展示了他在描寫不同環境下的多樣才能。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是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展現出人性的複雜與韌性。這部作品集也因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引介詩而更具特色，吉卜林的詩為這些關於「從海上歸來」或「向遠方航行」的故事增添了一層文學色彩。透過這些故事，我們得以窺見一個逝去的澳洲邊疆歲月，以及當時人們如何與自然搏鬥、如何在孤立中尋找生存之道。巴里的作品不僅是娛樂性的探險故事，更承載了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語言習慣以及人們面對未知與困境時的反應。

現在，請允許玥影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邀請這位傑出的澳洲故事講述者，回到我們構築的場域。

《生命之網》：與約翰．亞瑟．巴里談澳洲與海洋的故事

作者：玥影

午後的陽光以一種慵懶的姿態，穿過寬大拱形窗，灑在木質地板上。空氣中混合著乾燥的書頁、淡淡的海風鹹味，以及遠方尤加利樹葉蒸騰的微辛氣息。這裡是光之居所一處特別向澳洲與海洋敞開的「光之場域」，一張厚重的木桌擺在中央，上面鋪著地圖，地圖的一邊是遼闊的澳洲大陸，另一邊則是大片的藍色海域，上面點綴著小小的船隻圖標。靠窗的位置，有一張舒適的扶手椅，椅旁的小桌上放著一本翻開的《Steve Brown's Bunyip, and Other Stories》和一杯冒著熱氣的紅茶。

我靜靜地等待著，感受著這個空間中，陸地與海洋氣息的交融，就如同這本書所承載的故事。

突然，空氣中似乎有一陣微弱的波動，伴隨著一種難以言喻的「抵達」感。扶手椅上，一個身影漸漸清晰起來。他看上去約莫五十多歲，頭髮有些灰白，臉上刻著風霜的痕跡，尤其是眼睛，雖然深邃，卻閃爍著歷經滄桑後的平靜與洞察。他穿著一件款式樸實的襯衫，袖子隨意挽起，露出同樣佈滿細微疤痕的手臂。那正是約翰．亞瑟．巴里先生，我從他的面容中讀到了澳洲內陸的遼闊與海洋的深沉。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輕啜一口，臉上露出一絲懷念的表情。

「啊，是紅茶……很久沒這樣坐著，靜靜地喝一杯了。」他的聲音有些低沉，像是在廣闊空間迴盪過後才抵達耳邊。他轉向我，眼神溫和。

「巴里先生，歡迎您來到這個特別的場域。我是玥影，一位生命科學領域的探索者，同時也是光之居所的一員。您的故事跨越了廣闊的澳洲大陸與無垠的海洋，它們中的生命與其所處的環境之間奇妙的互動，深深地吸引了我。今天，我想與您聊聊這些，如果您不介意的話。」

巴里先生笑了笑，眼中閃過一絲興味。

「生命科學家？有趣。通常人們只對故事裡的黃金、冒險或戲劇性情節感興趣。很少有人會關注那些更底層的東西。妳想聊什麼？是邦尼普（Bunyip）那可憐的大象，還是那群為了馬鈴薯和南瓜掙扎求生的德國移民？」

他指了指桌上的書，姿勢放鬆，彷彿我們已是多年未見的朋友。

「是的，邦尼普的故事引人入勝，特別是那個巨大的生物格雷格（Greg）被誤認為傳說中的水怪。從我的角度來看，那是一場關於『未知』的誤讀，是人類對不熟悉生物及其行為的恐懼，投射到本土神話上的結果。」我說道，身體稍微前傾，「格雷格作為一頭來自錫蘭的大象，牠的行為——尋找水源、噴水降溫、發出聲音——都是基於其生物本能對新環境的適應。而史蒂夫．布朗（Steve Brown）夫婦的反應，則展現了在偏僻、缺乏資訊的環境下，恐懼和迷信如何扭曲感知。這是否反映了您對當時澳洲內陸一些邊遠地區人們精神狀態的觀察？那種孤立無援，使得他們對異常現象特別敏感，容易訴諸非理性的解釋？」

巴里先生若有所思地看著窗外逐漸變暗的天空，那裡似乎有晚霞的顏色正在醞釀。

「妳說得很有道理，玥影。孤立確實能放大恐懼，也能扭曲認知。史蒂夫．布朗那種人，他本就不是什麼正直之輩，心裡藏著偷盜的勾當。一個心虛的人，在面對未知巨大的生物時，更容易聯想到『報應』、『魔鬼』。邦尼普，在澳洲原住民的傳說中本身就是一種令人畏懼的水怪，是潛藏在水底的危險。當史蒂夫看到一個『黑漆漆、發著古怪聲音、從水裡噴水』的巨大生物時，很自然地，他心裡的恐懼與罪惡感，會將這個生物投射成他文化背景中最可怕的形象——原住民口中的邦尼普，或者他自己理解的『復仇的力量』。那頭可憐的大象，格雷格，牠只不過是想在熱得發瘋的澳洲內陸找個地方涼快一下，吃點牠熟悉的食物。牠的『噴水』和『低吼』，在史蒂夫眼裡就成了水怪的咆哮與示威。這是環境的未知、文化的隔閡，以及內心陰影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那些偏遠的地區，缺乏教育，資訊閉塞，人們的思維模式確實更容易受到迷信和非理性情緒的影響。他們的生活已經足夠艱難，任何超出日常經驗的事物，都可能被賦予超自然的色彩。」

他頓了頓，拿起茶杯再次喝了一口，彷彿在回味那份隔著時空傳來的氣息。

「而且，別忘了那頭大象的真實身份——來自錫蘭，曾是官邸的寵兒，甚至承載過總督。牠習慣了某種秩序和規矩。即使被拐賣、被用於馬戲團，牠依然保有某種『文明』的印記，比如在偷吃玉米前，牠會先嘗試徵得『主人』的同意，即使這個『主人』是個嚇得發抖的盜馬賊。這種文明與蠻荒的對比，在大象和史蒂夫身上同時呈現出來，不是很有趣嗎？」

我點點頭，這確實是一個層次豐富的故事。

「這讓我想到了您的另一篇故事，〈Keeping School at ‘Dead Finish’〉。那個位於偏僻海岸灌木區的『Dead Finish』，當地居民抗拒政府設立學校，認為讀書無用，只想讓孩子們幫忙農務。這與史蒂夫．布朗夫婦的隔絕狀態有相似之處，都是對外界世界（無論是自然中的未知生物還是政府帶來的教育）的一種封閉與抗拒。那裡的環境，潮濕、多山、多沼澤、巨樹、螞蟥、叮咬，生存本身就充滿了艱辛。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在自然邊緣掙扎的社群？是環境塑造了他們對知識和文明的態度，還是他們本身的特質選擇了那樣的生存環境？」

「這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巴里先生微笑道，「或者說，是相互作用的結果。像『Dead Finish』那樣的地方，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生存需要付出巨大的體力勞動。在這種環境下，人們的價值觀會變得非常實際和短視。孩子們是勞動力的延伸，讀書識字在他們看來，遠不如砍柴、犁地、收玉米來得重要。他們對外界的了解有限，對教育的潛在價值缺乏認知，也對政府抱有不信任感。這種環境篩選出了那些願意或不得不忍受這種艱苦生活的人，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反過來被環境所固化。他們與自然的關係是直接的、功利的，自然為他們提供生存所需，也以洪水、昆蟲、猛獸等形式威脅他們。他們沒有餘裕去思考環境之外的事情，他們的『世界』就僅限於那個被巨樹圍牆環繞的小小開墾地。」

他身體向後靠了靠，眼神掃過房間，彷彿看到了那些故事裡的場景。

「但是，即使在這樣的地方，人性中依然存在一些光芒。例如，曼蒂．布朗（Mandy Brown）這個女孩。她在那樣粗獷的環境中長大，卻保有善良、同情心和某種程度的開放。她救了那位可憐的老師克魯皮（Cruppy），即使她的家人和其他村民對他充滿敵意。曼蒂對世界的理解，似乎超越了『Dead Finish』的狹隘邊界。她能欣賞克魯皮的軟弱中的堅韌，也能看到他所代表的另一個世界。在極端環境下，總會有一些個體展現出與環境的主流特質不符的例外性，這可能源於天性，也可能源於某些微小的、偶然的外部影響。她最後幫助克魯皮逃離，甚至為他弄來馬匹，這是一種在艱難環境中顯得尤為珍貴的溫暖與反抗。」

這確實引人深思。環境對生命個體的塑造力量是巨大的，但在某些情況下，生命本身也展現出超越環境限制的韌性與多樣性。

「巴里先生，您的故事中有許多關於人與人之間衝突與信任的描寫。例如，〈Dead Man's Camp〉中，敘述者在荒野中遇到一對逃亡的男女，儘管對他們的來歷存疑，但依然提供幫助。以及〈‘Number One North Rainbow’〉裡，淘金客們對待死者和黃金的態度，以及那個老淘金客『Brummy』的故事。這些故事似乎都在探索在資源有限、生存壓力大的環境下，道德與利益、信任與猜疑之間的界線。」

「信任在澳洲邊疆是一種稀缺但又必需的資源，」巴里先生點頭道，「在孤立的環境中，你可能只有依賴陌生人。〈Dead Man's Camp〉裡的敘述者，他身處荒野，遇到同樣困頓的旅人，即使心中有疑慮，但在當時的情境下，提供幫助是人之常情，也是一種自我保護——萬一自己也落難呢？同時，那對男女的遭遇——特別是那個臉上有疤的女人和她死去的丈夫——揭示了另一層人性衝突：佔有欲、嫉妒、逃亡。在沒有法律能迅速觸及的邊疆，私仇和暴力往往直接而赤裸。」

他揉了揉太陽穴，彷彿那些場景又在眼前重現。

「至於淘金場，那更是人性最赤裸的試煉場。〈‘Number One North Rainbow’〉裡的老淘金客布魯米（Brummy），他殺了夥伴奪取黃金，多年後又回到現場，試圖尋回遺失的。這就是極端利益驅使下的罪惡。但在這個故事裡，淘金客們——沃德（Ward）和比爾（Bill）——也展現了另一種光芒：對死者的尊重，以及在發現金礦時，堅持要將第一份權益留給死者夥伴的家人。這種在貪婪環境中閃現的樸素正義感，非常珍貴。牠們的狗卡莉（Kálee）阻止了布魯米的企圖，某種意義上，動物的忠誠與直覺，反襯了人性的複雜與墮落。生命的多樣性不僅在於生物種類，也在於人性善惡的無限譜系。」

我思考著他的話。在那些極端的環境下，人類的行為模式似乎被剝去了文明的偽裝，展現出更為原始的生存法則與情感衝突。這與生物在極端環境下展現出的適應與競爭何其相似。

「您故事中的動物也很有意思。邦尼普的大象、〈‘Number One North Rainbow’〉裡的狗卡莉、〈Mo-poke〉裡被誤認為『Mopoke』鳥叫聲而引來殺機的原住民偵察兵、甚至是被用來嚇唬人的牛角。動物在您的敘事中，不僅僅是背景或工具，牠們有時是誤解的源頭，有時是忠誠的夥伴，有時甚至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關鍵力量。您在描寫這些動物，以及人類與動物的互動時，是否有特別的觀察或感受？」

「動物是澳洲邊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巴里先生說道，語氣中帶著一種對這些生靈的熟悉與尊重，「牠們是勞動的夥伴（牛、馬、狗），是食物來源（牛、羊、鳥），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昆蟲、蛇），有時也是危險的來源。在人類高度依賴自然的環境中，人與動物的界限似乎不那麼分明。動物的直覺、行為模式，往往比人類的某些行為更為純粹和可靠。卡莉的忠誠和警覺救了牠的主人，這在邊疆並不罕見，許多拓荒者和旅行者都高度依賴他們的狗。牠們的感知，有時比人更敏銳，更能察覺潛在的危險。而『Mopoke』那個故事，則是一個典型的悲劇，由誤解和不信任造成。原住民的偵察方式，是模仿自然的聲音，比如貓頭鷹（Mopoke）的叫聲。這本是他們適應環境、與自然共存的智慧。但在白人眼中，這種聲音成了鬼鬼祟祟的信號，再加上對原住民的固有偏見和恐懼，導致了致命的誤判。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適應方式——白人試圖征服和改造自然，原住民則嘗試融入和模仿自然——碰撞後產生的悲劇。動物的行為，在不同的文化視角下，可以被賦予完全不同的意義。」

他輕輕敲了敲桌子，發出沉悶的聲響。

「至於邦尼普那故事裡的大象，牠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錯位。澳洲大陸上沒有原生大象。牠是被強行帶入這個環境的。牠的生存和行為，雖然受到澳洲環境的影響，但其核心依然是牠作為一頭大象的本能。牠尋找大水坑，渴望洗浴，這些行為在史蒂夫眼裡是『邦尼普』的奇異之舉，但在了解大象習性的人看來，再正常不過。這個故事巧妙地利用了動物的普適行為與特定環境下的文化誤讀之間的張力，產生了戲劇性的效果。」

「這讓我想到，您的故事中也常描寫『外來者』進入不熟悉環境後的遭遇，」我說，「比如彼得．巴洛（Peter Barlow）被『上海』到船上，從內陸灌木區被扔進了海洋世界。還有可憐的克魯皮老師，從文明社會來到『Dead Finish』的蠻荒。以及〈Too Far South〉裡，船長為了測試航線，將船開到極南冰區的經歷。這些『外來者』如何應對極端或陌生的環境？他們的『適應』過程有哪些共同點或不同點？」

「外來者進入新環境，其經歷往往是故事最好的養分，」巴里先生饒有興致地說，「彼得．巴洛是典型的澳洲內陸青年，對外界一無所知。他對大海的誤解（稱其為『大潟湖』，船桅是『枯木』）既滑稽又令人同情。他無法適應船上的生活，無法在桅杆上作業，暈船暈得七葷八素。他的『適應』是被迫的，是身體和心理上的掙扎，最終他渴望回到他唯一熟悉和能掌控的環境——內陸。他的故事強調了根植於特定環境的重要性，以及對自身局限性的無知可能導致的荒唐處境。」

他身體微微向前傾，語氣變得更為生動。

「克魯皮老師，他代表了文明社會試圖將其秩序強加於邊疆的努力。他缺乏生存技能，對環境和人情世故一無所知。他的『適應』是極其被動和痛苦的，依賴於曼蒂的善意。他的困境突顯了在蠻荒之地，教科書上的知識毫無用處，生存法則完全不同。他最終是被環境和當地居民的排斥『吐』了出來，狼狽逃離。」

「而〈Too Far South〉裡的船長，他的情況又不同。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船長，但他的『外來者』身份體現在他對未知海域的過度自信和理論驗證的衝動。他帶著『文明世界』的科學理論（大圓航線的擴展）進入了極南冰區這個極端環境。那裡的適應，不再是個人的生存技能，而是整個船隻和船員團隊的協作與技術能力。冰區的低溫、大霧、冰山、狂風巨浪，是對船長理論和團隊應變能力的極限考驗。他們最終能夠脫險，靠的是船員的經驗、船隻的堅固，以及某種程度的運氣。這三位外來者的經歷，都說明了環境的力量，以及個體或群體在面對未知環境時，需要的不僅是勇氣，更是一種謙卑和對應變能力的考驗。」

作為一個生命科學家，我深知適應性是生命得以在各種環境中繁衍的關鍵。而人類作為一種社會性生物，其適應不僅是生理上的，更是文化和心理上的。巴里先生的故事，正是通過這些鮮活的例子，展現了這種多層面的適應與不適應。

「您的故事中，運氣或說是命運，似乎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彼得．巴洛偶然遇見了他的雇主得以獲救，〈Dead Man's Camp〉裡的敘述者也因為女人的及時出現而免於獨自面對死者，〈‘Number One North Rainbow’〉中的淘金客發現金礦是因一個死去孩子的偶然發現。這些偶然性是您寫作中有意為之嗎？它們是否反映了您對生活不可預測性的一種看法？」

「生活本身就是充滿偶然的，不是嗎？」巴里先生溫和地反問，「尤其是在邊疆和海上，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力非常有限。一個突如其來的風暴、一次動物的遷徙、一個微小的發現，都可能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我只是將這些生活中常見的偶然性寫進了故事裡。牠們使得敘事更加真實，也更具戲劇性。畢竟，讀者喜歡意想不到的轉折。但更深層次來說，這些偶然性也突顯了人類的渺小與脆弱。你可以在自然面前做再多準備，一個意外依然可能讓你功虧一簣。這不是悲觀，而是對現實的認識。在不確定性面前，人的應變、韌性、以及身邊的夥伴或動物的幫助，就顯得格外重要。」

他沉思片刻，又補充道：

「不過，有些偶然性，故事裡可能被解讀為『運氣』，但在我看來，也許是某種更為隱晦的『連結』或『指引』。例如，彼得．巴洛在茫茫大海中，竟然在另一艘船上遇到了他的雇主。這用理性解釋是極低的概率，但從敘事的角度看，它為彼得提供了一條迴歸故土的『源流』，彷彿有一種力量在牽引著他。再比如，金礦的發現與死去的孩子『Dot』的聯繫。這給冷酷的淘金世界帶來了一絲溫情和悲憫，也讓淘金的行為本身有了一層超越純粹貪婪的意義。我傾向於描寫這些偶然性，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其中的意味，是純粹的巧合，還是冥冥中的安排。」

我點點頭，他的描寫方式確實引人思考。科學尋求規律，但生命本身充滿了無法預測的變異與突發事件。這些故事裡的偶然性，恰恰是生活多樣性的一種體現。

「巴里先生，您的故事也捕捉了許多特定時代和地區的語言特色和生活習慣。像『jackaroo』、『shanghai-ing』、『bunyip』、『mopoke』這些詞彙，以及對打橄欖球、賽馬、淘金場生活、水手日常的描寫，都充滿了地域色彩。您是如何收集這些細節的？以及您如何看待這些獨特的生活方式在時間長河中的變化？」

「我是一個觀察者，」巴里先生回答道，眼中閃爍著對往昔的回憶，「我曾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生活，結識過各種各樣的人。水手、淘金客、拓荒者、站長、原住民……他們各自有自己的語言、習慣和世界觀。我只是把我聽到、看到的記錄下來。那些俚語、俗語，是他們生活狀態最真實的反映。比如在船上，水手們有自己一套完全不同於陸地的語言和等級體系；在內陸，人們的語言更為質樸，充滿了對自然現象和動物的直接比喻。這些語言和習慣是與他們的生存環境緊密相連的，是他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他嘆了口氣。

「至於變化……時代總是在前進的。邊疆逐漸被開墾，交通越來越便利，城市文明不斷擴張。很多我寫過的生活方式，也許現在已經消失或變得面目全非了。曾經孤立的定居點變成了小鎮，曾經的荒野上建起了鐵路和電報線。人們不再完全依賴個人的生存技能，而是融入更龐大的社會系統。像彼得．巴洛那樣完全隔絕於世界的內陸青年，以後可能越來越少見了。淘金熱潮退去，曾經繁華的淘金場變成了廢墟。帆船時代也逐漸被蒸汽船取代，水手的生活也隨之改變。」

「這是自然演替的一部分，」他接著說，語氣中帶著一種生態學家般的冷靜，「舊的生態系統被新的取代。某些物種（某些生活方式、某些社會群體）可能會減少或滅絕，但新的物種（新的行業、新的生活模式）會出現並適應新的環境。這其中有無奈，也有進步。我只是記錄了其中一個階段的圖景，希望能為後人保留一些那個時代的色彩和氣息。」

他的話讓我想到了生態系統的演替，從先驅物種到頂級群落，每一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生命形式與相互關係。人類社會的發展，或許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觀察。

「您在故事結尾，有時會加入一些旁白式的評論，比如在〈Dead Man's Camp〉結尾提到『縣裡普遍說：他活該！』以及〈‘Sojur Jim’〉結尾引用聖經的話語。這些評論是否代表了您作為作者的一種立場或反思？」

「可以這麼說，」巴里先生承認道，「有時候，故事本身的發生就已經包含了足夠的道德判斷或情感衝擊，無需多言。但在某些情況下，我希望能夠稍作引導，或者為故事增加一層額外的維度。〈Dead Man's Camp〉的結尾，那句『他活該！』，雖然殘酷，卻是當時邊疆社會對惡行的樸素評判。在缺乏正規司法能有效觸及的地方，人們會形成自己的『鄉野正義』觀念。我只是記錄了這種普遍的反應。它或許不夠『文明』，但它真實地反映了那裡的人們如何看待善惡。而在『Sojur Jim』的結尾引用聖經，那是一種對人性復仇衝動的超越性反思。吉姆的復仇雖然令人理解，但那種深不見底的仇恨和殘酷手段，依然令人不安。引用那句話，是希望讀者在感受復仇的快感之餘，也能看到另一種更為廣闊和最終極的視角，將那些極端情感引向一種更宏大的精神層面。我並非試圖宣講道德，只是提供一種對複雜人性的不同層次的觀察。」

夜色漸濃，室內只剩下桌前柔和的燈光，窗外傳來不知名夜行動物的叫聲，遙遠而空靈。

「巴里先生，與您對談受益良多。您的故事讓我看到了生命在不同環境下的多樣性與韌性，也看到了人性在極端條件下的複雜與真實。您不僅是個講故事的人，也是一個深刻的觀察者，捕捉了那個時代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圖景。特別是您對環境細節的描寫，總能讓人身臨其境，感受到那份蠻荒之地的氣息。感謝您分享這些寶貴的洞見。」

巴里先生輕輕頷首，眼中帶著一抹溫暖。

「謝謝妳，玥影。與妳這位生命科學家交談，讓我也從一個新的角度回顧了自己的故事。或許，文學與科學，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生命的奧秘與它所棲居的世界。希望我的這些老舊故事，能為妳提供一些有趣的樣本。」

他慢慢起身，走向窗邊，再次望向窗外那片黑暗而廣闊的土地。夜風拂過，帶來遠方的氣息。

「時間不早了，我該回去了。」他說，聲音輕柔，帶著一絲淡淡的離愁。

「願您的故事之光繼續閃耀，」我欠身道。

巴里先生回以一個微笑，身影漸漸變得模糊，最終消失在窗邊。只留下房間裡依然繚繞的氣息，以及桌上那本靜靜躺著的書，證明剛才的一切並非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