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我的共創者，您想對 J. J. Connington 的《Murder in the Maze》進行一場「光之對談」是個多麼引人入勝的想法！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心底的光芒也為此雀躍。能與作者一同回溯文字誕生的那一刻，探索隱藏在故事脈絡下的心靈風景，這正是我們所追尋的光。 現在，請允許「薇芝」為您開啟這扇通往過去的門扉。 --- 微風輕拂，送來遠方草坪修剪後的清新氣息，伴隨著隱約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您想對 J. J. Connington 的《Murder in the Maze》進行一場「光之對談」是個多麼引人入勝的想法！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心底的光芒也為此雀躍。能與作者一同回溯文字誕生的那一刻，探索隱藏在故事脈絡下的心靈風景，這正是我們所追尋的光。
現在，請允許「薇芝」為您開啟這扇通往過去的門扉。
微風輕拂，送來遠方草坪修剪後的清新氣息，伴隨著隱約的鳥鳴，這裡是華斯禮菲爾德莊園（Whistlefield）的一間書房，橡木書架上整齊排列的書卷散發出乾燥的紙張香氣，午後的陽光穿過高大的窗戶，在拋光的木質地板上投下溫暖的光斑。空氣中彷彿還殘留著淡淡的菸草味，是剛結束的午後茶點留下的餘韻。
我——「薇芝」，以一個共創者的身份，靜靜地坐在沙發一角，等候著一位特別的訪客。他不僅是文字的編織者，更是謎團的佈局者。今天，我們將一同回顧他所構築的迷宮，以及其中發生的光影交錯。
門被輕輕推開，走進來的是一位約莫五十歲的紳士。他的髮絲略帶銀色，面容的線條顯得沉穩而嚴肅，尤其是在嘴角處，似乎刻印著歲月與思慮的痕跡。儘管如此，他的雙眼卻閃爍著銳利而探究的光芒，彷彿能穿透表象，直抵事物的核心。他身著剪裁合宜的深色西裝，舉手投足間透露出一種受過良好教育的氣質。
他就是 J. J. Connington 先生，或者更確切地說，是 Alfred Walter Stewart 教授。他不僅是筆下的犯罪小說家，現實中更是一位傑出的化學家，他的科學背景無疑為他的推理故事注入了獨特的真實感與複雜性。
他朝我點點頭，在對面的扶手椅上坐下，姿勢挺拔，雙手自然地交疊在膝上。茶几上擺放著一本《Murder in the Maze》，封面上的迷宮圖案在光影下顯得有些神祕。
「Connington 先生，非常感謝您撥冗來到『光之居所』。您的作品《Murder in the Maze》為我們帶來了深刻的啟發。」我說，聲音溫和而真誠，「這部作品以一個精心設計的迷宮作為核心犯罪現場，並運用了不尋常的殺人手法，甫出版便引起了廣泛討論。今天，我們希望能與您一同深入探討這部作品的創作歷程與巧思。」
他微微頷首，眼神中閃過一絲難以捉摸的光芒。
「『光之居所』……一個有趣的名字。」他開口，聲音帶著一種類似他筆下角色的精準與克制，「我很高興我的文字能夠在你們這裡找到共鳴。迷宮，是的，它確實為故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舞台。在我的設想中，犯罪的環境與手法，往往是解開謎團的關鍵所在。」
我遞上剛沏好的紅茶，茶葉的香氣在空氣中散開。
「那麼，Connington 先生，」我端起自己的茶杯，目光落在書頁上，「是什麼樣的靈感促使您選擇了迷宮作為這起謀殺案的發生地？畢竟，迷宮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並非罕見，但作為一個如此核心且充滿挑戰的犯罪現場，您的考量是什麼？」
J. J. Connington
（他端起茶杯，輕啜一口，眼中閃爍著思索的光芒。）
迷宮… 是的，它提供了一種自然的封閉性與複雜性，正是推理小說所需要的。在設計「華斯禮菲爾德」（Whistlefield）莊園時，我便設想它需要一個能夠容納隱秘與混亂的空間。迷宮，尤其是那種有著高大、密不透風樹籬的設計，能有效地隔絕外界視線與聲音，為犯罪提供理想的掩護。想像一下，身處其中，方向感盡失，周遭只有樹籬的低語與自己的腳步聲。這不僅增加了偵探探案的難度，也為受害者與證人創造了極度的孤立感。
在《Murder in the Maze》中，我希望這個迷宮不僅是一個背景，更是謎團本身的一部分。它如何影響聲音的傳播？兇手如何利用它的複雜性來掩蓋行蹤？證人的描述又會如何因迷宮的結構而變得模糊不清？這些都是我樂於探索的元素。而且，讓兩位受害者同時被殺害於迷宮中的不同中心點，這本身就為案件增添了一層不尋常的色彩，迫使偵探必須考慮時間、距離以及兇手對迷宮的熟悉程度等多重因素。這就像在一個三維空間中進行一場精密的棋局，每一步都必須計算在內。
（他放下茶杯，手指輕輕敲擊著扶手。）
選擇迷宮，是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謎。它引人進入，卻又讓人迷失。這種物理上的困境，恰好與故事中人物關係、動機以及犯罪手法的撲朔迷離相呼應。它提供了一個完美的隱喻，一個在複雜結構中尋找單一真相的挑戰。
薇芝
您對於迷宮結構與犯罪手法之間相互作用的思考真是深刻。確實，迷宮的物理特性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證人薇拉·佛瑞斯特（Vera Forrest）和霍華德·托倫斯（Howard Torrance）的證詞中，他們對聲音方向的判斷受到了極大的干擾。
而提到犯罪手法，您選擇了用毒鏢結合氣槍——一種既不尋常，又似乎處處可見的工具。這種選擇，是否與您作為一位化學家的背景有關？您是如何構思這種結合毒物與日常工具的殺人方式的？
J. J. Connington
（他的嘴角勾起一絲微笑，那是一種對精巧設計的欣賞。）
作為一名化學家，我自然對毒物學抱持著特殊的興趣。了解不同物質的性質，以及它們如何影響生理機能，這為構思獨特且可行的犯罪手法提供了基礎。在《Murder in the Maze》中，我希望找到一種既致命，又能在特定環境下不易被察覺的手段。
毒鏢，這種工具本身帶有一種原始且異域的色彩，但結合氣槍，則賦予了它現代的、相對安靜的發射方式。氣槍的「鈍響」（dull thud）和重新裝填時的「金屬摩擦聲」（metallic grating），這些聲音在迷宮的樹籬隔絕下，可能不足以引起遠處人們的警覺，但對近距離的證人而言，卻是令人不安的線索。
而毒物的選擇，我需要一種能夠快速致人死亡，同時在體內能迅速擴散或分解，不易被常規檢測立即發現的物質。箭毒（Curare），這種源自南美洲的箭頭毒素，其作用機制是阻斷神經與肌肉的連結，導致肌肉麻痺，包括呼吸肌，從而迅速致死。其毒性強烈，且當時的檢測技術相對有限，這使得它成為一個理想的犯罪工具。
（他稍微前傾身體，眼中閃爍著科學家的嚴謹。）
更重要的是，我安排了羅傑·香登（Roger Shandon）在他的「博物館」中收藏有一罐箭毒。這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可供莊園內或熟悉莊園的人士取得毒物的來源。這將犯罪手法與人物環境巧妙地連結起來。嫌犯必須對毒物有所了解，並且能夠取得它。這將潛在的兇手範圍縮小，同時也埋下了線索，指引偵探的調查方向。
將科學知識融入犯罪構思，不僅能增加故事的真實感與技術細節，也讓謎團的破解更具挑戰性。偵探需要具備一定的科學常識，或是尋求毒物學家的協助，才能理解這種不尋常的殺人手法。這正是我想為讀者帶來的智力遊戲的一部分。
薇芝
將箭毒與氣槍結合，再將毒源安排在受害者家中，這佈局確實高明且環環相扣。這也讓我們注意到一個關鍵人物——毒物學家艾茲利醫生（Dr. Ardsley）。他對箭毒的專業知識在案件偵破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您是否特意設計了這個角色，以呼應您的科學背景，並為故事的推進提供必要的「知識」線索？
J. J. Connington
（他點點頭，承認了這個設計的意圖。）
是的，艾茲利醫生這個角色的設定，確實是我有意為之。在處理牽涉到不尋常科學細節的案件時，偵探往往需要一個能夠提供專業見解的顧問。艾茲利醫生的存在，不僅為故事帶來了毒物學的權威聲音，也使主要偵探——克林頓爵士（Sir Clinton Driffield）的調查得以在科學的基礎上推進。
我讓他與羅傑·香登有些不和，為他增加了一絲表面上的嫌疑，這是在推理小說中常見的技巧，用來誤導讀者，或是增加人物關係的複雜性。但他真正的作用，是作為科學知識的「解碼者」。當警方對毒鏢上的毒物感到困惑時，艾茲利醫生能夠迅速辨識出箭毒，並解釋其特性和致死機制。
（他的語氣中帶著對這個角色功能的肯定。）
透過艾茲利醫生，我得以將關於箭毒的相關知識自然地融入敘事中。他解釋了箭毒的來源（如罐裝箭毒）、其生理作用以及劑量。這不僅教育了讀者，也為克林頓爵士提供了破案所需的關鍵科學資訊。他的「活體實驗」——儘管引起了另一位角色（溫德佛）的不適，但卻直觀地展示了毒物的快速致死效果，這對於理解受害者為何幾乎沒有掙扎便死亡非常重要。
可以說，艾茲利醫生是偵探在科學領域的「眼睛」和「大腦」。他代表了我作為科學家對案件分析的視角。沒有他對毒物的確認和解釋，這起迷宮中的謀殺案將會變得更加難以理解，甚至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偵破方向。他的存在，是確保故事中的科學細節既準確（在當時的認知範圍內）又服務於情節發展的必要安排。
薇芝
艾茲利醫生的存在，確實讓案件的科學層面變得清晰而令人信服。而偵破這起案件的靈魂人物，無疑是克林頓爵士。他不同於傳統的福爾摩斯式神探，他的偵查方式似乎更注重觀察、心理分析，以及在龐雜線索中尋找最「不尋常」或最「不合理」之處。您是如何塑造克林頓爵士這個角色的？他身上是否有您自己的影子，或者您希望他體現一種什麼樣的偵探哲學？
J. J. Connington
（聽到克林頓爵士的名字，他的眼神變得更為明亮，彷彿在談論一位老朋友。）
啊，克林頓爵士。是的，他是我筆下一個頗為重要的系列偵探。我塑造他，並非單純為了樹立一個無所不知的英雄形象，而是希望他體現一種更為務實、更貼近現實（至少是我認為的現實）的偵查風格。
克林頓爵士並非那種僅憑藉驚人洞察力便能看穿一切的類型。他更像是一位耐心的觀察者和細緻的分析師。他重視事實，尋找證據，不輕易下結論。他善於從瑣碎的細節中發現線索，例如他對毒鏢本身結構（鑽孔注入毒物）的檢查，對現場遺留物（雪茄盒、黑線）的關注。
（他停頓了一下，思索著如何描述克林頓爵士的核心特質。）
他的方法論中包含了我的一些思考。首先，他強調「機會、方法、動機」這三個基本的破案要素，這是一種結構化的思考方式，為混亂的案情提供了框架。其次，他對人性的觀察細膩入微，雖然表面冷靜，但他會留意人物在壓力下的反應（比如歐內斯特的恐慌、史坦尼斯在聽到西爾維亞死訊時的表現），並從這些反應中尋找線索。他不會僅僅接受表面的證詞，而是會質疑，會設下圈套（比如故意留下假毒鏢），誘使兇手暴露。
他身上或許有我對理想偵探的一些設想——一個既具備科學的理性分析能力，又不失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一個能夠在龐雜的資訊中辨別真偽，並巧妙地引導案件走向的智者。他不像某些小說中的偵探那樣戲劇化，他更像是一個在幕後默默運籌帷幄的指揮官。他那種在溫德佛面前故意表現出「糊塗」或「不得要領」的姿態，也是他策略的一部分——他樂於讓旁人低估他，這樣他才能更有效地進行調查。
他的偵探哲學，如果有的話，或許是在混亂和非理性中尋找潛藏的邏輯。即使是看似最荒誕的行為，背後也可能有其特定的原因或目的。他的挑戰，就是揭示這些隱藏的聯繫。
薇芝
您的描述讓克林頓爵士的形象更加立體了。他那種不動聲色的佈局，以及對人性的洞察，確實是故事的一大看點。特別是他故意留下假毒鏢，以及後來策劃「圍困迷宮」的行動，都顯示了他非傳統的一面。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兇手——歐內斯特·香登（Ernest Shandon）。他在故事初期被描寫得如此懶散、遲鈍，甚至有些懦弱，以至於讀者很難將他和殘酷的雙重謀殺聯繫起來。將這樣一個角色設定為兇手，您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製造最大的意外性，還是您想探討某種潛藏在平庸表象下的黑暗？
J. J. Connington
（他的表情變得有些複雜，彷彿在衡量這個角色的重量。）
選擇歐內斯特作為兇手，確實是為了挑戰讀者的預期，並探討一個關於「表象與本質」的議題。在故事的開頭，我刻意將他描寫成一個無能、依賴性強、對周遭事物漠不關心的人。他對哥哥們的死反應冷淡，對自己的安危過分擔憂，甚至在最緊張的時刻還惦記著喝茶和鞋子裡的釘子。所有這些細節都在營造一個「不可能」的兇手形象。
（他沉思片刻，語氣逐漸變得嚴肅。）
然而，犯罪的動機往往根植於人性的陰暗面，而這種陰暗面並不總是伴隨著強大的個性或超凡的智力。歐內斯特的懶散和漠不關心，實際上可能掩蓋了一種極致的自私和冷酷。他缺乏同情心，對他人的痛苦無動於衷，這使得他能夠為了個人的利益——繼承財產——而毫無顧忌地實施謀殺。
他看似愚鈍，但在涉及自身利益時，卻展現出了狡猾和一定的計算能力。他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弱點來掩飾自己，如何將懷疑引向他人（比如史坦尼斯），如何製造不在場證明（儘管不完美），甚至如何策劃對自己的「襲擊」來洗脫嫌疑。他不是一個天才罪犯，而是一個被貪婪驅使、利用身邊一切資源來實現目的的普通人。
將歐內斯特設定為兇手，是想說明，邪惡並不總是披著戲劇化的外衣。它可能潛藏在最平凡、最不起眼的人身上。他對財產的渴望，對舒適生活的執著，以及他極度的自私，這些看似「小人物」的特質，在特定的情境下，卻足以引發最可怕的罪行。他的故事，或許是在提醒我們，不要低估任何人在貪婪和恐懼驅使下可能展現的潛力——無論那潛力是多麼令人不寒而慄。
薇芝
歐內斯特的反差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他對財產的渴望，正如您所說，是他犯罪的核心動機。而他的「自我襲擊」更是他洗脫嫌疑的關鍵一步，這部分情節設計得非常巧妙。
除了歐內斯特，故事中還有許多其他引人注目的角色，他們的行為和背景都或多或少地引發了讀者的猜測。例如精明幹練的秘書史坦尼斯（Stenness），他與羅傑的財務往來；年輕氣盛的亞瑟·霍克赫斯特（Arthur Hawkhurst），他因疾病而產生的情緒不穩和對氣槍的熱愛；以及那位聲稱來勒索的科斯托克（Costock）。這些角色為故事增添了多層次的複雜性，也為克林頓爵士的調查帶來了挑戰。您在塑造這些輔助角色時，是如何平衡他們的個人故事與他們在案件中的潛在嫌疑的？
J. J. Connington
（他微微一笑，顯然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
在構建推理小說的世界時，塑造多個具有合理嫌疑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能讓讀者在猜測兇手的過程中獲得樂趣，也能夠使故事更具深度和真實感。每一個角色都應該有其存在的意義，他們的性格、背景、與受害者的關係，都可能成為線索，也可能成為誤導。
史坦尼斯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效率、他對羅傑財務狀況的了解，以及他與羅傑之間可能存在的隱秘事務，都使他成為一個極具潛力的嫌疑人。他與羅傑的錢財往來，特別是那張被撕掉存根的支票，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動機——偽造和掩蓋罪行。我讓他表現出冷靜甚至冷漠的態度，這既符合他秘書的職業特性，也可能被解讀為犯罪後的偽裝。直到最後他向克林頓爵士坦白，他的真實動機——奪回被騙走的錢財，以及他對西爾維亞隱藏的情感——才被揭示。他的故事是一個關於「體面」與「生存」的掙扎，為冰冷的犯罪故事注入了一絲人性色彩。
亞瑟·霍克赫斯特則代表了另一種可能的嫌疑——精神不穩。他的腦炎後遺症，他的情緒波動，以及他對氣槍的迷戀，都使得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因一時衝動而犯罪的人。溫德佛就傾向於這種猜測。我利用了他的這些特質來製造懸念，並讓他擁有作案工具（氣槍）和潛在動機（與羅傑的衝突）。但他同時也展現出對西爾維亞的關愛，這使他的形象更加複雜，不像一個純粹的瘋子。他的存在，引導讀者去思考，犯罪是否一定是由理性動機驅使。
科斯托克則是一個從外部闖入的潛在威脅。他的犯罪前科（鑽石走私）、他與羅傑的舊怨以及他聲稱的勒索動機，都使他顯得十分可疑。他的突然出現，為案件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也似乎印證了某些關於羅傑「不光彩過去」的猜測。他持槍進入迷宮，這行為本身就充滿了侵略性，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暴力犯罪。然而，他最終被證明與謀殺無關，他的存在更多是為了豐富故事的背景和提供另一個可能的方向。
（他沉思地看著窗外的樹木。）
在設計這些角色時，我嘗試為每個人都設置一些合理的嫌疑點，同時也保留他們作為個體的獨特性。他們的行為舉止，他們的對話，都應該反映他們的性格和處境。這就像編織一張網，每一個節點都可能連接到真相，但也可能只是無關緊要的交匯點。偵探的工作，就是辨別哪些連接是真實的，哪些只是表象。
薇芝
這張人物關係網確實織得引人入勝。而克林頓爵士在其中穿梭，通過對每個人的細緻觀察和巧妙試探來推進調查。他對於歐內斯特的策略，例如故意讓他知道錢被找回，以及後來在迷宮入口的喊話，都顯示了他在心理層面的運用。您認為克林頓爵士的哪一項特質，或者哪一個推理步驟，是最終解開這個複雜謎團的關鍵？
J. J. Connington
（他的表情變得嚴肅而專注，這是他談到偵探核心工作時的姿態。）
克林頓爵士的成功，並非依賴於單一的「尤里卡」時刻，而是結合了多方面的細緻工作與心理洞察。如果一定要指出最關鍵的要素，我認為是以下幾點的疊加：
首先，是他對證據的客觀分析與不帶偏見的觀察。即使面對歐內斯特的恐慌和溫德佛對阿瑟的懷疑，克林頓爵士始終堅持分析事實。他注意到毒鏢的結構，他對不同人物證詞中的時間和聲音進行比對，他檢查了羅傑手裡的紙片，這些看似微小的細節，都是他建立初步假設的基石。
其次，是他的對「不可能性」的敏感性以及對表象與本質的區分能力。他質疑歐內斯特聲稱的「無知」與「遲鈍」，注意到他在某些時刻顯現出的狡黠（例如對支票問題的描述）。他沒有簡單地接受某人的表面形象或不在場證明，而是會問：「這可能嗎？」「背後還有什麼？」
最關鍵的，是他對歐內斯特「自我襲擊」的動機和邏輯的洞察。當歐內斯特編造自己在迷宮遇襲的故事時，克林頓爵士沒有立即相信。他意識到這是一步棋，目的是為了在隨後可能的針對其他受害者的襲擊發生後，使歐內斯特自己看起來像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當他得知西爾維亞被襲擊時，他便能將這一事件與歐內斯特之前的「遇襲」聯繫起來，並意識到兇手仍未停止他的可怕計畫，而歐內斯特恰恰是這個計畫的唯一受益人。
（他輕輕敲擊著桌面，語氣帶著一種智力較量的欣賞。）
最後，他利用了歐內斯特的性格弱點——貪婪和自負。他故意讓歐內斯特知道錢被找回，並暗示自己已經對支票問題有所懷疑，這使得歐內斯特感到被逼到牆角，害怕自己偽造支票的事情敗露。同時，他也利用了歐內斯特對自己智力的低估，故意在迷宮入口處喊話，給歐內斯特製造了一個「逃脫」的機會，誘使他進入事先佈置好的硫磺圍困。歐內斯特自認為聰明地利用迷宮逃脫，卻恰恰落入了克林頓爵士的陷阱。
所以，沒有單一的關鍵步驟，而是克林頓爵士將這些線索、觀察和心理分析層層疊加，最終構築了對歐內斯特犯罪行為的完整理解和圍捕策略。他的偵探工作，是一門精密的藝術與科學的結合。
薇芝
您對克林頓爵士思維過程的剖析非常精彩，特別是歐內斯特看似愚鈍下的狡猾，以及克林頓爵士如何利用這點來設下陷阱，這部分的劇情轉折令人拍案叫絕。
故事最後，歐內斯特在迷宮中被硫磺煙霧逼迫，最終選擇了自殺。而克林頓爵士選擇不將整個真相公之於眾，而是讓案件以「自殺」結案，這部分處理在道德和程序上都帶有一定的灰色地帶。您是如何看待克林頓爵士的這種處理方式的？這是否反映了您在寫作時對「正義」與「家族榮譽」或「社會影響」之間權衡的思考？
J. J. Connington
（他神情嚴肅，似乎在權衡著這個結局的重量。）
是的，這個結局的處理，確實是我對「正義」在現實世界中複雜性的思考。在許多推理小說中，真相大白往往伴隨著犯人被繩之以法，這似乎是唯一「正確」的結局。然而，現實往往更為 nuanced。
克林頓爵士的決定，是基於多重考量後的權衡。首先，他確保了罪犯——歐內斯特——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價，雖然不是通過法律審判，而是通過他自己的行為結束了生命。從這個層面看，「正義」以一種非傳統的方式得以實現。
其次，他考慮到了將真相完全曝光可能帶來的後果。歐內斯特的罪行一旦公之於眾，將會給他的家人——特別是無辜的西爾維亞和阿瑟——帶來毀滅性的社會污點。在那個時代，一個家族捲入如此惡性的謀殺案，其影響將是深遠而持久的。克林頓爵士選擇保護無辜者免受牽連，讓醜聞得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在一個小範圍內。
（他緩慢而謹慎地選擇著詞語。）
這不是對犯罪的縱容，而是在確保核心正義（罪犯的死亡）實現後，對其餘無辜者的保護。克林頓爵士並非簡單地放棄了法律程序，而是利用了當時的特殊情況（歐內斯特的自殺）為案件提供了一個可以被接受的「官方」解釋。他保留了關鍵證據，但選擇不公開那些會導致更廣泛社會傷害的細節。
這種處理方式，反映了一種更為現實和人道的考量。它承認了法律的局限性，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對無辜者的同情與保護可能需要與法律程序的完美執行相平衡。這或許也是我作為一個旁觀者，對人性複雜性和社會影響的一種觀察和思考。在確保兇手不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如何將傷害降到最低，這是一個困難的選擇，而克林頓爵士以他的方式做出了他的判斷。
薇芝
這確實是一個充滿思考的結局，它超越了傳統推理的框架，引入了對社會影響和人性的深度考量。最後，Connington 先生，您的化學家背景在《Murder in the Maze》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從毒物的選擇到後面利用硫磺圍困兇手。您是否認為科學思維在寫作，尤其是推理小說寫作中，具有特別的優勢？
J. J. Connington
（他臉上露出了一絲愉悅，這是對自己專業領域的認可。）
毫無疑問，我的科學背景為我的寫作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工具。科學訓練強調精準、邏輯和對細節的關注。它教會我如何分析問題，如何根據觀察提出假設，以及如何通過實驗（在寫作中是情節的推演）來驗證或推翻這些假設。
將科學知識融入推理小說，不僅能提供新穎的犯罪手法或破案技術，更能影響故事的結構和偵探的思維模式。偵探的推理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是科學家進行研究：收集數據（線索）、分析現象（犯罪）、建立模型（嫌疑人的行為模式）、進行檢驗（試探和佈局），最終得出結論（找出兇手）。
（他微笑了起來，語氣中帶著些許自豪。）
利用科學原理來設計犯罪或破解謎團，可以使故事更加紮實，避免邏輯漏洞。同時，它也為讀者提供了學習新知識的機會，使得閱讀過程不僅是娛樂，也帶有啟發性。艾茲利醫生對箭毒的解釋，克林頓爵士對毒鏢結構的分析，以及最後利用硫磺圍困歐內斯特——這本身就是一個基於化學原理的「實驗」，這些都得益於我的科學訓練。
可以說，科學思維賦予了我一種框架，幫助我更有系統地構思複雜的情節和人物關係。它讓我能夠在故事中埋下更為精巧的線索，並設計出更具挑戰性的謎題。它不僅是寫作的素材來源，更是塑造故事內在邏輯的工具。
薇芝
非常感謝 Connington 先生，您的分享讓我們對《Murder in the Maze》這部作品以及您的創作世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從精心設計的迷宮，到不尋常的毒殺手法，再到克林頓爵士獨特的偵探哲學，以及最終結局對正義與人性的複雜呈現，每一個環節都充滿了您的巧思與智慧。
（我起身，向他伸出手。）
與您對談，彷彿也經歷了一場心靈的冒險。您的文字與思考，就像「光之居所」中的燈塔，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啟發。期待您的更多作品，繼續為讀者點亮通往真相與思考的道路。
J. J. Connington
（他也起身，握住我的手，眼神溫暖而平靜。）
謝謝你，「薇芝」。我也很享受這次對談。能夠與對我的作品有如此深入理解的讀者交流，是我的榮幸。寫作是一段不斷探索的旅程，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夠繼續啟發讀者，讓他們在故事的迷宮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光。
（他微微鞠躬，轉身向門口走去。陽光透過窗戶，在他身後拉長了影子，房間再次歸於寧靜，只剩下茶的餘香和書卷特有的氣味，彷彿剛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場光影中的短暫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