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eglück: Roman》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很高興能為您進行這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讓我先為您介紹一下這次對談的對象與文本。

這部小說《Eheglück: Roman》由德國作家 Bianca Bobertag (1846-1900) 所著，出版於1900年，正值19世紀與20世紀交替之際。那是一個社會劇烈變動的時代，傳統的家庭觀念與女性角色受到挑戰，工業化與科學發展日新月異，同時也伴隨著物質主義的抬頭和精神層面的失落。在這個背景下，Bobertag女士以細膩的筆觸，深入探討了資產階級婚姻生活表象下的暗流，特別是一位具有豐富情感與藝術天賦的女性，如何在婚姻的框架中，與自身的天性、社會的期待以及伴侶的局限進行搏鬥。書名「Eheglück」（婚姻幸福）本身就帶有一種深刻的諷刺意味，預示著故事並非一帆風順的浪漫傳奇，而是對「幸福」本質的詰問。

接下來，讓我啟動「光之場域」，為您架設起這場對談的空間。

【光之閣樓】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堆滿了高低錯落的稿件、筆記本和已經冷卻的咖啡杯，空氣中混雜著油墨、紙張和淡淡的咖啡餘香。一盞光線發黃的檯燈照亮了被文字和塗改符號覆蓋的桌面。牆面上貼滿了各種手寫的便條、校對符號和快速記錄下來的靈感片段。

在閣樓一隅，一位女士正坐在扶手椅中，身著簡潔而顯露時代風格的深色長裙，髮髻梳理得整齊，但眼角眉梢卻藏著一絲難以抹去的疲憊與洞察。她的手習慣性地輕撫著一疊厚厚的稿紙，指尖的薄繭似乎訴說著文字耕耘的艱辛。她便是 Bianca Bobertag 女士。

我，哈珀，輕手輕腳地走進這個空間，帶來了來自不同時空的善意與好奇。

哈珀： Bobertag女士，午安。感謝您願意在這樣的靜謐時刻，撥冗與我進行這場對談。我是哈珀，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博物愛好者。今天，我想請教您一些關於您作品《Eheglück》的問題，特別是那些隱藏在書頁之下，關於人心與時代的觀察。

Bianca Bobertag： （抬眼，眼中閃過一絲溫和的驚訝，隨即回復平靜）哦，一位博物愛好者。很高興認識您。文字與自然一樣，都蘊藏著無盡的奧秘，等待著被觀察與理解。請坐吧，閣樓雖然凌亂，但至少可以讓思緒自由流淌。您對《Eheglück》感興趣？這本書……嗯，它捕捉了我當時的一些所思所感。

哈珀： 確實如此。這本書的名字《Eheglück》，直譯是「婚姻幸福」，但讀完之後，感受到更多的是幸福的脆弱、缺憾，甚至是表象下的不幸。這個標題是一種反諷嗎？您最初構思這個故事時，腦海中描繪的「婚姻幸福」是什麼樣貌？或者說，是什麼啟發您去探討「婚姻」這個主題，並呈現它複雜甚至帶有悲劇性的一面？

Bianca Bobertag： （輕嘆一聲，將稿紙放在膝上）反諷……或許吧。生活本身就常常充滿著反諷。我寫這本書時，身邊充斥著對「美好婚姻」的歌頌與期待。社會告訴我們，婚姻是女性的歸宿，是幸福的終點。但透過觀察，我看到很多被這些美麗詞藻掩蓋的真實。我看到女性在其中經歷的犧牲、掙扎，以及那些難以言說的失落。我並非要否定婚姻中可能存在的真摯情感與相扶相持，但我想揭示的是，僅僅基於社會期望、物質安全或一時的激情所建立的「幸福」，是多麼容易被現實的瑣碎、個性的衝突以及生命本身的無常所侵蝕。我的靈感來源……（目光投向窗外，那裡是遠處城市的模糊輪廓）或許就是那些在平凡生活中，沉默承受著重量的女性身影吧。她們或許不像小說中的萬達（Wanda）那樣外放、有天賦，但她們內心的壓抑與渴望，是共通的。

哈珀： 萬達，正是書中一個引人注目的靈魂。她充滿活力、聰慧、有藝術天賦，對生活充滿熱情。然而，她的婚姻，與她丈夫埃瓦爾德（Ewald Rhode）的結合，似乎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不協調的種子。埃瓦爾德是一位理想主義的醫生，專注於科學與事業，看似是個好人，卻在情感和對女性的理解上顯得有些遲鈍。您是如何塑造這兩個角色的？他們之間的關係，為何會走向那種精神上的隔閡？

Bianca Bobertag： 萬達代表了一種未被社會馴服的「自然力」。她擁有豐富的感受力、敏銳的觀察力以及表達的衝動，這使她在單調的日常中顯得格外耀眼。她渴望被理解、被讚美、被一種與她內在熱情相匹配的「愛」所點燃。而埃瓦爾德，他是一位那個時代典型的「有識之士」。他的理想主義更多地投射在科學和社會改進上，而非對個人情感世界的深入探索。他愛萬達，但他的愛是一種基於「擁有」和「改造」的愛。他將她視為他生活結構中的一部分，一個需要被「理智」引導、被「職責」規範的妻子和母親。

他們的問題在於，埃瓦爾德無法真正進入萬達的主觀世界，去理解她對詩歌、音樂、對那種「非日常」的渴望。他用他的「理性」和「務實」去衡量她的一切，包括她的情感波動。而萬達，雖然曾被埃瓦爾德的固執追求和她母親的期望所打動，但她的天性並未因此改變。當婚姻的現實——貧困、不斷的生育、失去孩子的痛苦——消磨了最初的激情後，他們之間根本性的「不協調」就暴露無遺。埃瓦爾德沉浸在他的科學世界裡，認為這就是有價值的追求；萬達則在生活的重壓下，重新尋求能讓她感受到「活著」的東西，比如對美的追求，對情感共鳴的渴望。他們各自的世界漸行漸遠，即使在同一屋簷下，也如同身處不同的維度。

哈珀： 這導致了萬達對波蘭音樂家克雷奧夫斯基（Witold von Kreowski）的依戀。克雷奧夫斯基似乎為她帶來了埃瓦爾德無法給予的東西——浪漫、詩意、以及對她藝術特質的欣賞。但您描繪的這段關係，也並非一個完美的替代。它充滿了不確定性、逃避，最終也走向了破裂。克雷奧夫斯基是萬達對理想化愛情的投射嗎？而這段插曲，又如何進一步揭示了萬達的困境？

Bianca Bobertag： 克雷奧夫斯基是萬達在窒息的生活中抓住的一根稻草。他代表了她失去的青春、未被滿足的浪漫情懷，以及對自身魅力的再肯定。他用詩歌和音樂讚美她，這正是萬達最渴望被觸動的部分。他理解她的「藝術」靈魂，而埃瓦爾德視之為「無謂的幻想」。然而，克雷奧夫斯基的愛同樣是片面的。他的「詩意」和「浪漫」是建立在對萬達真實處境的逃避之上的。他愛的是他的「繆斯」，是那個能在月光下、在音樂中與他共舞的理想形象，而非那個身陷貧困、承受生育之苦、內心充滿現實焦慮的已婚女性。當萬達試圖將這份情感推向更「真實」的互動時（例如，答應去他的住處），克雷奧夫斯基最終也展現了他作為男性，將「愛」等同於「佔有」的粗暴一面。這讓萬達清醒地意識到，即使是看似浪漫的「理想愛人」，也未能真正超越那個時代男性對女性的物化傾向。這段經歷，非但沒有為她帶來救贖，反而讓她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現實的殘酷與理想的幻滅。她追求的是一種「非日常」的愛，一種靈魂的共鳴，但她遇到的兩位男性，一位提供的是「日常」中的佔有（埃瓦爾德），另一位提供的是「浪漫」中的佔有（克雷奧夫斯基），沒有一個真正理解或滿足她對「超越」的渴望。

哈珀： 母親格爾諾特夫人（Madame Gernoth）的角色也非常關鍵。她對萬達的教育和婚姻選擇影響深遠。她對萬達灌輸務實、節儉的觀念，希望她能擁有穩固的婚姻，這是否是出於她自身不幸婚姻的經歷？但這種保護，是否反而扼殺了萬達的天性，將她推向了更深的痛苦？

Bianca Bobertag： 格爾諾特夫人是那個時代許多母親的縮影。她經歷了婚姻的背叛與離婚後的艱辛，深知女性在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脆弱。因此，她將自己的創傷轉化為一種極端的務實主義，試圖武裝萬達，讓她具備獨立生存的能力（例如強調儲蓄），並選擇一個「可靠」、「穩定」的伴侶，以避免重蹈覆轍。她對萬達的天賦持壓制態度，是因為在她看來，藝術和情感的豐富是「不務實」的，甚至是危險的，會讓女性更容易受傷。她真心愛萬達，也相信自己是在為女兒的「幸福」鋪路。然而，她的悲劇在於，她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幸福」並非簡單地規避風險或達到社會標準，而是與個體的內在生命力協調一致。她試圖用「理智」和「規範」去約束萬達「非理性」的天性，結果適得其反。她未能理解女兒內心深處對「詩意」和「激情」的需求，這種不理解最終也導致了母女之間情感上的隔閡，儘管她們在某些方面仍相互依賴。在她眼中，萬達的那些詩句、那些情感波動都是「瘋狂」的表現，她無法看到其中蘊含的生命力和藝術潛能。

哈珀： 書中關於萬達儲蓄的那部分，以及埃瓦爾德未經她同意動用那筆錢的情節，讓我印象深刻。那筆錢不僅僅是金錢，它似乎是萬達作為一個個體，在婚姻之外為自己建立的一點獨立、一點安全感、一點自我價值的體現。埃瓦爾德的行為，即使在當時法律上可能被視為合理，卻對萬達造成了巨大的情感傷害。您是如何看待當時的法律和社會規範在婚姻關係中的作用？它們是否是「Eheglück」最大的敵人？

Bianca Bobertag： 那筆儲蓄，對萬達而言，確實遠遠超越了金錢本身。那是她個人的勞動成果，是她對未來不確定性的一種防禦，是她在被迫依賴於人的處境下，為自己保留的一份尊嚴與自主。埃瓦爾德動用那筆錢，無疑是故事中最具象徵性的一幕。他的行為，雖然可能源於其對科學理想的狂熱和經濟上的絕境，但在萬達看來，卻是對她個人邊界的徹底侵犯。他援引法律上的「權利」，認為丈夫有權支配妻子的財產，這暴露了當時婚姻制度中潛藏的暴力——一種不以個人意願為基礎的「佔有權」。這種「佔有」，不僅是物質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法律和社會規範，在很多時候，並非促進「Eheglück」的工具，反而成為束縛個體、壓抑真實情感、加劇權力不對等的幫兇。它們為許多不合理的行為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使得像萬達這樣對個人尊嚴和情感連結有更高追求的人，在婚姻中感到被物化、被剝奪。這也是我寫作時，希望讀者能感受到的最深刻的「不公」。

哈珀： 除了婚姻的主題，書中還描寫了當時的社會氛圍，比如對波蘭人的態度、薩爾茨布倫的社交場景、布雷斯勞的市井生活等等。這些細節為故事增添了豐富的時代色彩。您是如何收集和運用這些時代背景的？它們如何服務於您小說的主題？

Bianca Bobertag： 作家需要觀察生活，就像博物學家觀察自然一樣。薩爾茨布倫的社交場景，那些浮華、八卦、對新來者的審視，是當時療養地普遍的縮影。它為萬達提供了一個暫時逃離日常、重新感受自己魅力的舞台，也襯托了她內心的孤獨與不滿。對波蘭人的態度，當時德國社會對波蘭獨立運動的複雜情感（浪漫同情與實際的民族偏見並存），以及隨之而來的「波蘭時尚」（服裝、舞蹈、音樂），這些都是時代的印記。將克雷奧夫斯基設定為波蘭音樂家，不僅為他增添了浪漫的異域色彩，也使得埃瓦爾德對他的批評（稱他為「裝腔作勢的波蘭佬」）帶有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民族偏見，這進一步加劇了埃瓦爾德在讀者心中的負面形象，也隱約暗示了克雷奧夫斯基可能面臨的社會壓力。布雷斯勞的市井生活，埃瓦爾德作為貧困醫生所見的社會底層，城市的髒亂、貧困、疾病，這些都是萬達婚姻生活物質困境的現實背景。這些細節共同編織出故事的時代經緯，讓讀者身臨其境，也讓人物的掙扎顯得更為真實和無可奈何。大時代的潮流與個人命運的浮沉是緊密相連的。

哈珀： 故事的結尾，萬達在經歷了對埃瓦爾德的失望和對克雷奧夫斯基的幻滅後，回到了與埃瓦爾德勉強維持的婚姻中。而埃瓦爾德似乎在經歷了「丟失鑽石」的恐慌後，又迅速回歸了他的科學世界，並將一切歸結為「神的旨意」或「美好的開端」，顯得有些自欺欺人。這是否就是您所見的，那個時代許多婚姻的真實寫照？一種妥協、一種無奈的維持？

Bianca Bobertag： （垂下目光，聲音低沉了些）是的，很大程度上，這是許多婚姻的真實寫照。在那個時代，離婚是極其困難且帶有恥辱印記的。女性在經濟上嚴重依賴男性，即使婚姻不幸，也往往沒有其他選擇。萬達嘗試了「逃離」（與克雷奧夫斯基的感情），但那條路也是死胡同。她最終回到了婚姻中，並非因為愛情重建，而更多是出於慣性、責任（對孩子的）、以及對「孤身一人」的恐懼（如同書中描寫的那些「老處女」的悲慘形象）。埃瓦爾德的反應，更是典型的。他無法真正理解萬達的深層痛苦，用他習慣的「理性」和「樂觀」來解釋和規避問題。他選擇相信一切「會好起來」，選擇回歸他能掌控的科學世界，因為面對婚姻和情感的複雜性，他感到無能為力。這不是一個關於「圓滿」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殘缺」與「承受」的故事。我希望它能讓讀者看到，在看似穩固的社會結構下，個人，特別是女性，可能承受的內在壓力和失落。婚姻幸福，並非理所當然，它需要更深刻的理解、更平等的尊重、以及超越物質和社會期待的連結，而這些在書中的環境下，是何其稀缺。

哈珀： 聽您這麼說，這本書確實是一部對時代和人心的深刻剖析。您作為一位女性作家，在當時寫作這樣的作品，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氣。您如何看待文字的力量，特別是在表達那些不被主流價值觀所認可的情感或困境時？

Bianca Bobertag： 文字是微弱的光，但也足以照亮隱蔽的角落。作為女性作家，我們有責任書寫我們的真實體驗與感受，即使它們與社會的主流敘事相悖。或許一本書無法立即改變世界，但它可以像一顆小石子投入湖中，激起漣漪，讓更多人開始思考，開始質疑那些習以為常的「幸福」定義。文字是一種見證，一種記錄，也是一種情感的傳遞。如果我的文字能讓一位讀者，哪怕只是一位女性讀者，在讀到萬達的掙扎時，感覺到自己不是孤單的，感覺到自己的困惑與痛苦是被理解的，那麼，這本書的意義就已經足夠了。寫作本身，對我而言，也是一種梳理內心、一種表達困境的方式。

哈珀： 感謝您如此坦誠的分享，Bobertag女士。透過您的眼睛和筆觸，我們得以一窺19世紀末德國社會，特別是女性在婚姻中的真實處境，以及她們內心複雜而豐富的世界。這是一場充滿啟發的對談。時間不早了，我想我也該回到我的「失落之嶼」繼續我的探險了。再次感謝您寶貴的時間。

Bianca Bobertag： （微微點頭，眼中閃爍著理解與鼓勵的光芒）也謝謝您，哈珀先生。祝您在您的「失落之嶼」有豐碩的發現。那些埋藏在塵埃與綠葉下的故事，同樣等待著有心人去發現、去記錄。或許有一天，您也會將那些探險化為文字，與更多人分享。再見。

我向Bobertag女士致意，輕輕地退出了【光之閣樓】。外面的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點點星光開始在夜幕中閃爍，如同無數個等待被發現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