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我，珂莉奧·羅西，將引領您進入1905年的紐約，拜訪《The magazine of history with notes and queries》的編輯部，與那個時代對歷史懷抱熱情的人們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共同探索這期雜誌所承載的知識與洞見。 我身穿一件輕盈的白色紗裙，若隱若現地展現身體的曲線。裙上依然繡有古老的文字，但這次的文字更加奔放，彷彿要掙脫
好的，我的共創者。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我，珂莉奧·羅西，將引領您進入1905年的紐約，拜訪《The magazine of history with notes and queries》的編輯部，與那個時代對歷史懷抱熱情的人們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共同探索這期雜誌所承載的知識與洞見。
我身穿一件輕盈的白色紗裙，若隱若現地展現身體的曲線。裙上依然繡有古老的文字，但這次的文字更加奔放，彷彿要掙脫束縛，展現歷史的真實面貌。我的髮髻上盛開著各種色彩鮮豔的花朵，象徵著歷史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陽光灑在我的身上，映照出我對知識的熱情和對生命的讚美。
現在，請跟隨我的腳步。
光之對談：探索1905年的歷史迴響
場景：
紐約市，第四大道281號，William Abbatt出版公司的辦公室。時間是1905年5月的一個明媚午後。空氣中彌漫著舊紙張、油墨和微塵的氣味。書架上堆滿了泛黃的書籍和雜誌，桌面上散亂著手稿、信件和翻開的參考書。窗外的馬車聲和城市遠處的喧囂偶爾傳來。我輕輕推開一扇門，走進這個充滿學術氛圍的空間。一位看起來飽讀詩書、帶著金絲眼鏡的先生坐在辦公桌後，他似乎正校對著文稿，眉宇間流露著對細節的專注。他代表著這本雜誌的編輯部，是今天我「光之對談」的對象。
珂莉奧： 午安，先生。我是珂莉奧，來自一個稍遠的未來。今日冒昧來訪，是希望能與您及貴刊的作者們進行一場對話，關於您們最新一期，也就是1905年5月號的《The magazine of history with notes and queries》。這本雜誌跨越時空抵達我的時代，其豐富的內容令人驚嘆。我希望藉由這次對談，能更深入理解刊載於其中的諸多研究與觀點，特別是關於美國早期歷史、南北戰爭，以及媒體自由等議題。您們如何看待這本雜誌在傳承和探索歷史知識方面的角色？
編輯部代表： （他抬起頭，眼中閃爍著驚訝，但很快被學者的好奇所取代。他推了推眼鏡，微笑著起身）啊，遙遠未來的來訪者！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榮幸。請坐，珂莉奧小姐。這本雜誌，如其名所示，旨在匯集歷史研究的「記事」與「提問及解答」（notes and queries），為歷史愛好者、研究者乃至廣大讀者提供一個平台，分享發現、討論疑點、記錄珍貴的史料。我們相信，透過對過往細節的追溯與考證，能更清晰地映照出我們民族乃至人類文明的演進軌跡。您所提及的1905年5月號，確實涵蓋了多個引人入勝的主題。我們努力呈現作者們嚴謹的研究成果，希望能為讀者帶來新的洞見。您對哪些部分特別感興趣呢？
珂莉奧： 感謝您的款待。這期雜誌確實內容廣泛而深入。首先，Warren Upham先生關於密西西比河發現進程的文章（第二篇）非常引人入勝。他詳細考證了Pineda、Narvaez、以及De Soto和Moscoso的探險路線，特別是如何進入密西西比河口的爭議。在貴刊發行的1905年，對於Pineda和Moscoso是否透過新奧爾良北部的湖泊進入密西西比河，似乎仍有不同的觀點。Upham先生的文章如何釐清這一點？他認為他們的路線對早期地理知識有何影響？
編輯部代表： （他翻開手邊的一本雜誌，找到Upham先生的文章）啊，是的，Upham先生，明尼蘇達歷史學會的秘書，是一位對早期北美探險有著深刻研究的學者。在當時，關於Pineda探險隊在1519年所繪製的「Rio del Espiritu Santo」究竟是指密西西比河還是Mobile河灣，學界存在爭論。Peter J. Hamilton和Prof. Alcée Fortier等學者傾向於是Mobile河。然而，Upham先生透過比對Pineda的地圖（包括由Cortes傳回西班牙的地圖以及都靈地圖）與當時的西班牙記載，提出了更有說服力的論證。
他指出，Pineda的地圖雖未精確繪製密西西比河的三角洲，但卻顯示了河流在入海口附近形成了湖泊（Pontchartrain湖和Borgne湖），並且河流上溯一段距離後有多條支流匯合。這與經由Bayou Manchac、Pontchartrain湖和Borgne湖進入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特徵相符，尤其是提及船隊上溯六里格，看到沿岸有四十個村莊，以及在大河口附近發現一個大型城鎮並停留四十天進行維修。Upham先生認為，Pineda和他的船隊很可能並非直接從主河道三角洲入海口進入，而是透過這些支流水道系統（如Bayou Manchac經Amite河通往湖泊），這解釋了地圖為何沒有顯示明顯的三角洲，以及為何他們能在相對廣闊的水域（被誤認為海灣）進行船隻維修。
至於Moscoso在De Soto去世後帶領倖存者沿河而下尋求脫困的經歷，Upham先生同樣認為他們是透過相同的湖泊系統（Bayou Manchac、Maurepas湖、Pontchartrain湖和Borgne湖）離開密西西比河進入墨西哥灣，而非經由主河道三角洲。這是因為Biedma（遠征隊的另一位記錄者）的報告中提到他們進入一個「非常大的海灣」，航行了三天三夜仍未見陸地，水卻還是淡水。這描述與經過這些湖泊系統，最終進入寬闊的Mississippi Sound的體驗更為吻合，而非從狹窄的三角洲入海口直接進入鹹水海域。
Upham先生的考證，巧妙地解釋了早期地圖上關於密西西比河口描繪的看似不準確之處，並挑戰了當時部分學者認為Pineda探險的是Mobile河的觀點。他的研究突顯了從歷史記載的細微處進行嚴謹地理考證的重要性，即使是看似矛盾或遺漏的信息，也可能隱藏著關鍵的線索，幫助我們理解早期探險家眼中的新大陸面貌。在當時，地理知識的積累便是這樣一點一滴，透過不同探險隊的記錄、地圖的繪製，以及後人的比對與分析逐漸拼湊而成。這篇文章正是我們雜誌「Notes and Queries」精神的體現，力求在既有史料中發現新的解釋和可能性。
珂莉奧： 這確實是一項重要的釐清，尤其關乎對早期北美地理認知和探險活動的理解。從廣闊的河流探索轉移到一個具體的小鎮歷史，Charles Burr Todd先生關於Redding鎮的記錄（《The Record of Redding》）也展示了微觀歷史的價值。Redding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 Patriots和Loyalists的對立非常鮮明，甚至成立了各自的協會。Todd先生的文章中引用了Loyalist協會於1775年發布的決議。這些決議具體內容是什麼？它們如何反映當時當地Loyalists的心態和主張？與Patriots有何本質區別？
編輯部代表： （點點頭，翻到Redding的文章部分）Todd先生對Redding鎮的歷史有著深入的了解。他描繪了一個在獨立戰爭前夕，思想衝突異常尖銳的小鎮。Redding的Loyalists數量不少，且不乏受人尊敬的成員。他們在1775年2月成立了「Redding Loyalist Association」，並發布了一系列「Resolves」，這在當時可能是美國最早的同類組織之一。
這些決議的核心主張非常明確：1. 效忠國王與憲法： 他們聲明，只要享受英國憲法的特權與豁免權，就將對國王喬治三世表示應有的服從。他們認為堅定依賴母國對於他們的政治安全與幸福至關重要。2. 維護現有權益： 他們認為英國憲法賦予的特權與豁免權仍在很大程度上持續適用於所有美洲臣民，除了那些他們認為「公正地喪失了權利」的人（暗示為激進的Patriots）。3. 質疑大陸會議： 他們認為大陸會議的設立是為了恢復英屬殖民地的和諧，但其某些決議，反而加劇了現有的不和，違背了公民社會的基本原則，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選民的特權。4. 捍衛王權與臣民權利： 他們承諾，儘管會審慎行事，但認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冒著生命和財產的風險，捍衛和維護王權的特權以及臣民的權利，抵抗任何「叛逆團體」、檢查委員會、通訊委員會等的攻擊。
這些決議清楚地表明，Redding的Loyalists視自己為忠誠的英國臣民，他們珍惜英國體制下賦予的權利，反對大陸會議的激進行為，認為其破壞了現有的秩序與和諧，並威脅到他們的自由和財產。他們與Patriots的根本區別在於，Patriots認為英國政府侵犯了他們作為英國人應有的自由與權利，是壓迫者，需要反抗以建立新的自由體制；而Loyalists則視英國政府為合法權威，是保護者，反對分裂，將Patriots的行動視為叛亂。
文章還記錄了Patriots對此的回應，他們要求Rivington的報紙公布簽署者的名單，以便將這些「反對國會協定者」公之於眾。Todd先生也通過Joel Barlow（詩人、後來的陸軍牧師）、Rev. Nathaniel Bartlett（長期牧師）和Lemuel Sanford（多次鎮代表）等人的傳記，展現了Redding Patriots的生活與貢獻，與Loyalists的命運（流亡、財產沒收）形成對比。
此外，文章還記錄了大陸軍隊在Redding過冬期間（1778-1779）「American Union Lodge」（一個共濟會分會）的活動，包括華盛頓將軍可能參加的會議，以及一次詳細描述的宴會流程和祝詞。這部分內容，雖非直接關於政治對立，卻展現了戰爭時期軍隊內部的一種社交和組織形式，為那個時代的軍旅生活提供了有趣的註腳，也暗示了某些領袖人物（如華盛頓）的另一面。
總的來說，Todd先生的文章不僅記錄了Redding鎮在革命時期的歷史，更透過Loyalists的決議和Patriots的經歷，生動地呈現了美國獨立戰爭時期，一個社區內部在政治立場上的深刻分裂與衝突，以及個體在動盪時代的選擇與命運。這正是地方史研究的價值所在，它讓我們看到宏大歷史敘事的微觀縮影。
珂莉奧： 深入到具體的地區和社會群體，確實讓歷史更加鮮活。從政治與社會的衝突，轉向經濟議題，Walter L. Fleming教授關於阿拉巴馬州邦聯財政的文章（第二篇）提供了極其詳細的數據和分析。邦聯政府面臨嚴峻的財政挑戰是眾所周知的，但Fleming教授的文章具體闡述了阿拉巴馬州為支持邦聯所做的努力，特別是在稅收和徵用（Impressment）方面。能否請您詳細介紹一下當時阿拉巴馬州的財政措施和這些措施帶來的影響？
編輯部代表： Fleming教授是西維吉尼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他對美國內戰時期的南部州財政有著獨到而精深的見解。他這篇文章詳細剖析了阿拉巴馬州邦聯時期的財政狀況，特別是其如何籌集和支出資金以支持戰爭。
文章指出，阿拉巴馬州在戰爭初期主要透過發行債券來應對巨額的戰爭開支，而非立即提高稅收。這種策略使得州政府在戰爭初期維持了相對較輕的稅負，尤其對農業階級而言。然而，隨著戰爭的持續和邦聯貨幣的迅速貶值，原有的稅收不足以支撐開銷。
為了應對財政壓力，阿拉巴馬州採取了一系列措施：1. 特別撥款： 州政府進行了大量特別撥款，最大的一項是為貧困士兵家庭提供支持，總計約1100萬美元。其他撥款用於軍事防禦、為部隊購買武器衣物、資助軍事學校（前提是提供教官）、建立醫院、購買軍艦（如購買了炮艇Florida，撥款15萬美元用於鐵甲衝角艦）、向團指揮官貸款購買衣物、甚至為北方監獄中的阿拉巴馬士兵提供衣物。到1862年3月12日，阿拉巴馬州已向北維吉尼亞軍隊貢獻了317,600美元。這些都顯示了州政府為戰爭付出的巨大努力。2. 稅收改革與提高： 雖然最初稅負較輕，但從1861年11月起，開始在原有基礎上對應稅財產徵收25%的特別稅。到1862年12月，引入了更廣泛的稅收方案，包括人頭稅（針對白人男性、自由黑人以及奴隸，不同年齡和價值的奴隸稅率不同）、財產稅（如對穀物抵押權、囤積貨幣、珠寶、家具等徵稅），以及對各種行業和活動徵收營業稅（如拍賣、進口、保險、撲克牌、金銀懷錶、撞球桌、賭博、演講甚至「通靈師」（spirit rapper）都被徵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通靈師」的稅率極高（每天500美元），這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此類活動的態度。此外，還對遺產、利潤、銷售額、收入、邦聯承包商的利潤、邦聯官員的工資等徵稅。1863年，對非原始購買者持有的邦聯和州債券徵稅，對銀行、鐵路公司等利潤徵稅。這些稅收通常要求用特定形式的貨幣支付（如金銀稅用金銀支付）。1864年，再次大幅提高稅率。3. 實物稅（Tax-in-Kind）： Fleming教授詳細描述了邦聯政府在1863年實施的極為嚴厲的實物稅。這是因為貨幣貶值嚴重，農民不願出售農產品換取貶值貨幣。實物稅要求農民在保留一定量的基本口糧後，將剩餘農產品（包括穀物、肉類、棉花、羊毛、豆類、花生等）的10%上繳。這項稅收對沒有奴隸勞動的小農戶打擊很大，但也確保了軍隊的物資供應。阿拉巴馬州、喬治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貢獻了邦聯實物稅的三分之二。然而，由於邦聯政府後勤運輸能力低下，徵集到的實物常因缺乏儲存空間而腐爛，造成巨大的浪費。4. 徵用（Impressment）： 州政府和邦聯政府都授權官員徵用私人財產供公共使用。這包括鞋子、皮革、奴隸（用於修築工事等）、工具和牲畜。文章指出，徵用雖然有補償規定，但實際操作中存在許多問題，如價格低於市場價、支付延遲（導致支付時貨幣價值大跌）、甚至存在冒充官員非法徵用財物的行為。這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尤其是在戰事頻繁的地區。儘管有法律保障，但財產所有者，尤其是奴隸主，對奴隸被徵用感到極度敏感和不情願。
Fleming教授的分析揭示了邦聯財政在戰爭後期愈發依賴強制性措施（實物稅和徵用）來維持運轉，這反映了邦聯經濟的崩潰和貨幣體系的失敗。他用詳細的稅率列表和政策描述，展現了戰時財政政策如何深入影響到每個公民的生活，以及這些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面臨的實際困難和引發的社會問題。這篇文章的價值在於其基於史料的精確記錄，為理解邦聯南部的社會經濟狀況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珂莉奧： Fleming教授的分析確實以數據和細節展現了戰爭對經濟和社會的深刻影響。接下來，我想請教Rev. Livingston Rowe Schuyler先生關於新聞自由的文章（第一篇）。他從英格蘭印刷術引進開始，追溯了新聞控制的歷史，直到1792年的《誹謗法案》。為何在討論北美殖民地的新聞自由之前，要先花大量篇幅回顧英國的歷史？您認為這段英國的歷史對理解北美殖民地的情況有何基礎性作用？
編輯部代表： Schuyler先生是我們雜誌的常客，他對憲政史和思想史有著獨到的研究。在他這系列關於「新聞自由」的文章中，他採取了一種追本溯源的方式。正如文章標題所示，這是探討北美殖民地新聞自由 之前 的情況。理解英國的歷史背景至關重要，原因如下：
總之，這第一篇文章就像是在建造一座房屋前打下地基。它詳細勾勒出英國在新聞控制與爭取自由方面的歷史圖景，解釋了殖民地所繼承的法律框架、控制手段以及思想資源。只有充分理解了這塊土壤，才能真正理解新聞自由在北美殖民地是如何生根發芽、如何與現有權力抗爭，最終發展出與英國本土有所不同的特徵，並最終被載入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這段英國歷史不是孤立的，它是殖民地歷史的直接背景和重要組成部分。
珂莉奧： 這種基礎性的歷史梳理確實至關重要。從法律和政治思想的演變，轉向更為物質性的考古學。Prof. Edgar L. Hewett先生關於美國西南部古代遺址及其保護的文章，強調了保存歷史遺跡的迫切性。作為國家博物館的學者，他對西南部豐富的歷史和史前遺跡進行了分類和描述，並討論了保護工作的現狀和挑戰。在他看來，為什麼西南部地區的遺跡特別豐富且值得保護？當時（1905年）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什麼？
編輯部代表： Hewett教授是一位在美國西南部進行了大量考古研究的專家。他首先區分了西南部地區兩類主要的歷史材料：一是標誌著歐洲白人（Caucasian race）前進的遺跡，主要指西班牙-美洲文明的軍事-宗教前沿所留下的古老傳教士教堂（如新墨西哥和加州的Missions）；二是原住民部落的遺跡，這部分佔了絕大部分，也是文章聚焦的重點。
他強調西南部遺跡豐富，主要是因為該地區獨特的地理和氣候條件。首先，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區氣候乾旱，這不利於狩獵部落的生存，卻促使原住民發展了依賴灌溉的農業。這種農業生活方式導致了相對穩定的定居，進而發展出更為永久的居所。其次，該地區的地質條件提供了豐富的建築材料（如石材）和天然的防禦場所（如懸崖峭壁），這使得原住民能夠建造堅固且保存良好的多層石結構建築（Pueblos）和懸崖居所（Cliff-dwellings）。最後，乾旱的氣候本身對於有機物質的保存非常有利，這意味著除了建築遺跡，許多易腐爛的文物（如木器、紡織品、食物殘留）也能得以留存，為考古學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Hewett教授將這一廣闊區域按主要流域分為四個文化區域（Rio Grande, San Juan, Little Colorado, Gila），並進一步細分為二十個考古區，顯示了遺跡分佈的廣度和密度。
在1905年當時，這些遺跡面臨的主要威脅是：1. 自然侵蝕： 雖然建築本身較為堅固，但長期的風雨侵蝕仍會造成損壞。2. 盜掘與破壞（Vandalism）： 文章中多次強調，最嚴重的威脅來自於「盜掘者」（vandals）和追求利潤的文物商人（traders）。這些人為了獲取文物（尤其是陶器），對遺跡進行掠奪性的挖掘，破壞了遺跡的原始結構和文化層，使得科學研究的價值大大降低。文章明確指出，San Juan流域的遺跡和Little Colorado流域以其豐富的陶器而遭受了最嚴重的破壞。3. 現代發展的擠壓： 在一些可灌溉的土地上發現的遺址，隨著現代農業的發展，可能會被夷平或覆蓋。
Hewett教授在文章中高度讚揚了美國內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和聯邦土地管理局（General Land Office）當時正在採取的保護政策。他指出，由於超過九成的西南部遺跡位於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土地上（如森林保護區、未開發公共土地和印第安保留區），依據相關法規，政府有責任保護這些遺跡。當時的政策強調：* 動員各方力量（包括護林員、特工、印第安事務官員甚至印第安人自身）將保護遺跡作為常規職責。* 實行開放但不縱容商業化的科學研究政策，允許有資質的科學家在政府許可下進行發掘，前提是將發現物用於公共博物館，嚴禁為商業利益進行挖掘。* 推動相關立法。文章特別提到了當時國會正在審議的三個法案，其中兩個是關於建立國家公園（Mesa Verde和Pajarito Park），旨在保護這些重要的懸崖居所和Pueblo遺跡，並向公眾開放（具有教育價值）。第三個法案（由Iowa的Lacey議員提出，來自內政部）則是一項更為全面的措施，旨在規範所有政府土地上的考古研究和遺跡保護。
Hewett教授認為，當時政府的保護政策和推動立法的努力，標誌著美國在考古遺跡保護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為後續的科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奠定了基礎。他對政府基於數據和經驗、以推進考古科學為目標的行政方針表示高度認可，並呼籲學術界支持這些法案。
他的文章不僅是一份關於西南部古代遺跡的概覽，更是一篇對文化遺產保護重要性及其在當時面臨挑戰的呼籲，展現了那個時代的學者在推動科學發展和公共政策方面的努力。
珂莉奧： Hewett教授的呼籲確實充滿遠見，保護遺跡對於未來的歷史研究至關重要。從廣闊的西部沙漠回到海上，Edgar Stanton Maclay先生關於John Paul Jones的文章，以及隨附的關於“Moonlight Battle”的圖片，將焦點放在了獨立戰爭的海軍英雄。Maclay先生似乎在比較John Paul Jones與他的同僚們，指出其他一些船長的故事相對不為人知。您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敘事中，John Paul Jones為何如此突出？Maclay先生的比較意圖是什麼？
編輯部代表： Maclay先生是當時著名的海軍歷史學家，他的作品廣受關注。他這篇文章的確旨在比較John Paul Jones與他的一些同僚，如Nicholas Biddle, Lambert Wickes, Gustavus Conyngham, Thomas Thompson, 和 Elisha Hinman，以及一些鮮為人知的私掠船船長。
John Paul Jones之所以在歷史敘事中如此突出，Maclay先生歸結了幾個原因：1. 他自己的記錄： Jones是一位多產的記錄者，他詳細記載了自己的事蹟。這使得他的故事更容易被後世所知曉和傳播，相比之下，許多其他海軍軍官並不習慣寫作，留下的記錄較少。2. 非凡的成就： 雖然Maclay先生也讚揚了其他人的勇氣和貢獻（例如Biddle在蘭道夫號上為了保護護航船隊而犧牲，Wickes首次在歐洲海域展示美國國旗，Conyngham在大不列顛海岸的突襲，Thompson和Hinman對英國艦隊的襲擊），但Jones的成就，特別是他在邦 homme Richard號上與Serapis號的搏鬥，以及他之前的航海壯舉（如在Providence號和Alfred號上的表現，以及在Ranger號上對愛爾蘭海的襲擊），在戲劇性和成功程度上確實無人能及。Maclay先生雖然強調其他人的貢獻，但也明確表示Jones「毫無疑問，在他的同僚中，在獨立戰爭的海軍服務中，他高出他們一頭。」（Jones, unquestionably, stood head and shoulders over his brother officers in the service of the Revolution）。他在有限的活動範圍內樹立了卓越的職業標準。3. 浪漫色彩： Jones的生涯充滿了冒險、挑戰權威和驚心動魄的戰鬥，這種浪漫色彩使其故事更易於被大眾銘記和傳頌。
Maclay先生比較Jones與其同僚的意圖，並非要貶低Jones，恰恰相反，他認為這種比較反而更能突顯Jones的卓越。他的目的是：* 為其他被忽視的海軍英雄正名： 他認為，由於Jones的光芒過於耀眼，其他許多為獨立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海軍軍官和私掠船船長被歷史所遺忘。他希望通過提及Biddle為保護商船隊而犧牲、Wickes和Conyngham在歐洲水域的早期行動等事例，讓讀者認識到在爭取獨立的海上鬥爭中，還有許多其他同樣勇敢和重要的貢獻者。* 提供更全面的歷史視角： 海上戰爭並非僅僅由少數明星人物定義，而是由許多普通軍官和水手的日常工作、冒險和犧牲共同構成。提及這些同僚，有助於讀者建立一個更全面、更貼近實際的海軍歷史圖景。* 剝離不實頭銜： Maclay先生認為Jones的偉大無需依賴「海軍上將」（Admiral，美國海軍在Farragut之前並無此軍銜）或「美國海軍之父」（Father of the American Navy，他認為John Adams更適合此稱謂）等不實或有爭議的頭銜來支撐。他的功績建立在個人 merits（價值/功勞）的堅實基礎上，這才是他歷史地位的來源，也是為何他的遺骸從法國運回美國能引起如此巨大公眾興趣的原因。
文章隨附的「Moonlight Battle」圖片，正是Jones最著名的戰鬥——邦 homme Richard號與Serapis號交鋒的視覺呈現，特別捕捉了手榴彈掉入Serapis號艙口引起爆炸的戲劇性時刻。這幅Birch畫作的版畫，與文章內容相得益彰，以藝術形式再現了Jones最輝煌的時刻，也強化了他在公眾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即使Maclay先生試圖將焦點稍稍擴展到其他人物。
總之，Maclay先生的文章在肯定Jones無可爭議的卓越地位的同時，也以學者的嚴謹，提醒讀者關注那些同樣重要卻被遺忘的貢獻者，從而豐富和平衡了關於獨立戰爭海軍史的理解。
珂莉奧： Maclay先生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為立體的海軍英雄群像。再看Frederick J. Shepard先生關於Burleigh和Johnson's Island的文章，這是一個關於南北戰爭時期間諜、陰謀和越獄的故事。Bennet Burleigh這個人物聽起來充滿傳奇色彩，而Johnson's Island的陰謀也令人好奇。文章描述了哪些主要的事件和人物？這個故事反映了南北戰爭中哪些不太被提及的面向？
編輯部代表： Shepard先生的文章聚焦於兩個相關聯的主題：一個是傳奇人物Bennet Burleigh，另一個是邦聯囚犯營Johnson's Island和針對它的陰謀。
Bennet Burleigh，後來成為倫敦《每日電訊報》的著名戰地記者，但在美國內戰期間，他以Bennet G. Burley這個名字，作為邦聯的冒險家和秘密行動者而聞名。文章追溯了他的一些早期事蹟：1. 南部早期活動： 他與John Yates Beall等人在維吉尼亞東部的切薩皮克灣參與小型私掠行動。2. 被俘與越獄： 1864年他在Rappahannock河口附近被俘，被關押在Fort Delaware。他組織了一次大膽的越獄，通過下水道逃脫，最終游過德拉瓦河，到達費城，然後設法逃往加拿大。這顯示了他非凡的身體素質和冒險精神。3. 參與Johnson's Island陰謀： 在加拿大的多倫多，他再次遇到了Beall，並捲入了針對Johnson's Island邦聯軍官戰俘營的陰謀。
Johnson's Island位於俄亥俄州桑達斯基灣，是邦聯軍官的主要監獄。文章描述了多年來關於邦聯從加拿大發動襲擊以解救島上囚犯的傳聞。Maclay先生聚焦的陰謀主要圍繞1864年由John Yates Beall和Charles H. Cole等人策劃的行動。這個計劃的目標是：1. 奪取USS Michigan號： 密歇根號是當時伊利湖上唯一的聯邦軍艦，停泊在桑達斯基灣，負責監控Johnson's Island。陰謀者計劃潛入或登上這艘船，將其控制。Charles H. Cole（一個有爭議的人物，據稱是雙面間諜）被派往桑達斯基，假裝石油商人，試圖腐蝕或收買密歇根號的軍官和船員，並收集情報。2. 解救Johnson's Island囚犯： 一旦控制密歇根號，就利用其炮火攻擊島上的監獄總部，並要求監獄投降。島上的囚犯也組織起來，準備響應（儘管他們只有木棍作為武器）。3. 襲擊湖區城市： 計劃解救囚犯後，利用密歇根號襲擊伊利湖沿岸的聯邦城市，特別是布法羅、克里夫蘭等，破壞其設施和航運。
文章詳細記錄了陰謀者（包括Beall、Burley和約五十名從加拿大招募的人）在1864年9月18日登上「Philo Parsons」號蒸汽船的經過，如何在湖上控制了這艘船和後來遇到的「Island Queen」號。Burley在船上破壞財物，Beall則宣稱佔領船隻。他們計劃前往桑達斯基，但由於與Cole的聯絡失敗，以及大多數陰謀者對攻擊密歇根號感到膽怯（Beall視之為譁變），最終未能實施計劃。他們鑿沉了Island Queen號，放棄了Philo Parsons號，並逃回加拿大。
這個故事反映了南北戰爭中一些不那麼廣為人知的面向：* 加拿大的角色： 加拿大成為邦聯特工和逃亡者的避難所和策劃針對北方行動的基地。* 非正規戰爭： 邦聯不僅在陸地和海上進行正規戰鬥，還策劃和實施了各種間諜、破壞和突襲行動。* 囚犯營的生活與希望： Johnson's Island的故事暗示了囚犯營中邦聯軍官對獲釋的渴望和參與陰謀的意願。* 北方邊境的脆弱性： 即使在戰爭後期，北部大湖區的防禦也相對薄弱，容易成為邦聯襲擊的目標，引起北方政府和民眾的擔憂。
Shepard先生的文章通過講述這個充滿戲劇性的陰謀及其失敗，以及Bennet Burleigh這個活躍人物的經歷，為我們展示了南北戰爭時期複雜而多樣的衝突圖景，超越了大規模戰役和政治決策的敘述，觸及了秘密行動、個人冒險和戰爭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他甚至提到了Johnson's Island戰俘公墓後來得到北方老兵的維護和紀念，這是一個感人的細節，顯示了即使在敵對關係中，人性中的尊重和和解也可能存在。
珂莉奧： 這些故事確實揭示了歷史中許多隱藏的角落和複雜性。除了這些由學者撰寫的文章，貴刊還收錄了幾份「原始文獻」，包括Robert Stuart、Edgar Allan Poe、Abraham Lincoln、George Washington和Barnard Beekman上校的信件。將這些原始文獻收錄在歷史雜誌中，您們的理念是什麼？它們與經過作者詮釋和分析的文章有何不同價值？
編輯部代表： （他指了指桌上堆放的幾份文件複印件，眼中充滿了敬意）啊，這些「原始文獻」是我們雜誌引以為傲的一部分。它們是歷史的「第一手資料」，是直接從過去傳來的聲音。
我們收錄這些原始文獻的理念是：1. 提供原始素材： 正如我們的名字「Notes and Queries」所示，我們不僅提供研究結論，也提供構成這些結論的原始「材料」。這些信件、記錄等，是歷史學家進行研究、考證和討論的基礎。2. 讓讀者直接接觸歷史： 通過閱讀這些原始文獻，讀者可以跨越時間的阻隔，直接感受歷史人物的情感、思維和所處的環境。這比通過二手描述來了解歷史要生動和深刻得多。3. 啟發新的研究和問題： 這些文獻中可能包含著未被充分研究的細節、待解的疑問或是與既有認識有所出入的信息。它們可以激發讀者（特別是學者和研究者）提出新的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這些原始文獻與經過作者詮釋和分析的文章，其價值是互補而非替代的。文章是基於對原始文獻的選擇、整理、分析和解釋而形成的結構化知識。例如，Fleming教授關於邦聯財政的文章，是對大量相關原始文獻（包括法律、報告、信件等）進行研究後的系統性呈現。而原始文獻本身，如Barnard Beekman上校從南卡羅來納前線寫給將軍的信，則提供了一個特定時間點、特定人物對具體事件（如部隊調動、補給困難、敵人動態、請求休假）的即時記錄。
例如，Robert Stuart作為印第安事務代理人寫給戰爭部長Spencer的信，讓我們直接看到了1842年美國政府對來自加拿大Red River的英國混血獵人入侵美國領土捕殺野牛、獲取皮毛的擔憂，以及當時對於如何動用軍隊（如騎兵團）來應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信中提及的野牛數量之巨（每年被捕殺1.5萬到2萬頭），也為當時美國中西部生態狀況提供了直接證詞。General Winfield Scott的背書，更是當時最高軍事決策層對此問題態度的直接體現。
Edgar Allan Poe寫給他叔叔William Poe的信，則展示了這位文學巨匠在1840年創辦自己的雜誌《Penn Magazine》時所面臨的實際困難（如與前雇主合作不愉快、薪水微薄），他對成功的渴望和對南部地區支持的依賴，以及他對自己的文學抱負的坦誠表達。這比任何傳記更能直接呈現他創業時期的心態和計劃。
Abraham Lincoln關於逃兵Thomas Connor的信，雖然簡短，但其價值非凡。它直接展現了林肯總統在戰時處理逃兵這一嚴峻問題時，所體現出的那種標誌性的、溫和而務實的人道主義精神——願意在團上校同意的情況下赦免並接納逃兵回歸。這與隨後收錄的George Washington在獨立戰爭時期命令處決逃兵Shem Kentfield的信形成了鮮明對比，讓我們直接感受到不同時代、不同領導者在相似情境下的不同決策方式，以及戰時紀律的嚴酷性。
Barnard Beekman上校的信，則是一個特定戰區（南卡羅來納）特定時間（1779年10月）的軍事記錄。信中提到的地名（如Sheldon, Zubly’s ferry, Hilton head, Bull’s Island），軍事活動（調動、補給、敵情偵察、俘虜處理、甚至軍官請求休假），以及補給面臨的具體困難（缺乏牛車），都為南卡羅來納戰場的微觀歷史提供了寶貴細節，是研究該地區軍事史不可或缺的片段。
這些原始文獻就像散落在歷史長河中的「光之碎片」，它們本身沒有經過解釋或連貫成故事，但它們是歷史真實存在的證明。將它們與經過精心研究和撰寫的文章並列刊登，是希望讀者既能從學者的分析中獲得系統性的知識，也能從原始文獻中獲得最直接、最真實的歷史體驗，甚至從中發現新的研究方向。這也是我們雜誌希望促進「Notes and Queries」互動和知識增長的體現。
珂莉奧： 我完全理解了。這些原始文獻確實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價值，是歷史研究的基石。透過今天與您的對話，我深切感受到《The magazine of history with notes and queries》在1905年所扮演的角色——一個嚴謹、求實、內容豐富的歷史知識平台。您們不僅呈現學者的研究成果，也珍視和分享未經修飾的原始史料，涵蓋廣泛的歷史時期和主題，從早期探險到獨立戰爭，從內戰財政到考古發現，再到媒體自由的演變。這種對歷史細節的關注、對多樣主題的包容，以及對原始資料的重視，正是歷史研究得以不斷推進的動力。
感謝您為我詳細闡述了這期雜誌的內容和編輯理念。這場對談讓我對1905年歷史學術的氛圍和關注點有了更深的理解。時間似乎在您這充滿歷史氣息的辦公室裡凝固了片刻，但我知道，我的旅程仍要繼續。
（我站起身，白色紗裙在午後的光線下輕輕擺動。髮髻上的花朵色彩依然鮮豔。）
再次感謝您，先生。再會。願您們對歷史的探索與記錄，永遠閃耀著知識的光芒。
編輯部代表： （他也起身，眼中閃爍著理解和一絲不捨）珂莉奧小姐，感謝您從未來帶來了如此有意義的交流。能與一位來自如此遙遠時代、對歷史懷抱如此熱情的共鳴者對話，是我們的榮幸。歷史的河流永不停歇，每一次的回望都是為了更好地向前。願我們的努力，能為未來的您們提供微薄的助益。請代我向您那個時代對歷史感興趣的人們致意。願歷史的教訓，永遠指引我們前行。再會！
（我輕輕退出辦公室，門在我身後合攏，將1905年的世界暫時封存。陽光依然明媚，但我的思緒已滿載著從這期雜誌中汲取的光芒與洞見。歷史的對話，永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