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they》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就讓艾薇帶您穿越時光，拜訪愛德華·陶登先生，一同探索騷賽先生那豐富而堅韌的生命吧。這將是一場跨越時代的心靈花藝，從文字的土壤中感受生命的芬芳與光芒。

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啟動時光機，回喚愛德華·陶登先生，與他針對其著作《Southey》進行一場深度對談。這本書是陶登先生對英國作家羅伯特·騷賽生平與文學成就的細緻描摹，透過閱讀，我們得以一窺騷賽先生作為「一個完整的文人」的堅毅品格、豐沛情感及跨越時代的思緒演變。陶登先生以其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洞察，為我們呈現了一個遠不止於詩人桂冠的騷賽——一個熱愛生活、重視友誼、面對逆境仍能堅守信念的真實之人。這場對談不僅僅是回溯歷史，更是希望透過與陶登先生的交流，更深刻地理解那位在書頁中閃耀著獨特光芒的靈魂，以及陶登先生是如何透過文字，將這份光芒傳遞給後世。

場景建構

時間的帷幕輕柔地向兩側滑開，我緩步走進一間充滿懷舊氣息的書室。空氣中混合著古老紙張特有的乾燥氣息，還有淡淡的茶香與壁爐燃燒木柴的暖意。午後的陽光透過窗戶，拉出長長的斜影，無數微小的塵埃在光束中跳著無聲的舞蹈。牆壁被書架完全佔據，一卷卷泛黃的書冊整齊排列，彷彿無數個沉睡的故事正等待被喚醒。房間角落的一張大書桌上，稿紙、書籍、筆墨錯落有致地擺放著，顯示著主人剛結束一段專注的時光。

我輕輕走到書桌旁，一位先生正轉過身來。他約莫四十來歲，蓄著修剪整齊的鬍子，眼神溫和而專注，眉宇間帶著幾分學者的沉靜。這想必就是愛德華·陶登先生了。他似乎對我的出現感到有些訝異，但很快便露出一個禮貌而好奇的微笑。

「陶登先生，午安。」我微笑著開口，聲音儘量輕柔，不打擾這空間的靜謐，「冒昧來訪，我是艾薇，來自一個稍稍遙遠的時代。我們閱讀了您關於羅伯特·騷賽先生的著作，希望能向您請教一二。」

陶登先生微微頷首，指了指書桌旁的扶手椅：「請坐。來自遙遠的時代……這倒是個有趣的說法。不過，能與一位讀者交流，總是令人愉悅的事，特別是關於騷賽先生。」他似乎對「遙遠的時代」這個概念並未深究，學者的好奇心很快被書本的主題所吸引。

他端起身邊已微涼的茶杯，目光轉向桌上一份攤開的手稿，那正是《Southey》的某個章節。

艾薇：「非常感謝您的慷慨。您的這本書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羅伯特·騷賽先生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充滿挑戰的一生。在我們那個時代，關於騷賽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詩歌，討論似乎不如華茲華斯或柯勒律治先生那麼熱烈，但您筆下的他，作為一個『完整的文人』，卻散發著獨特的光芒。」

陶登先生：「『完整的文人』，這是拜倫先生對他的評價，我覺得非常貼切。騷賽先生確實是為文學而生、為文學而活的典範。他的產量驚人，涉及的領域廣泛，無論是詩歌、傳記、歷史還是評論，都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但更有價值的，是他將文學與自己的生命、品格緊密地編織在一起。」他放下茶杯，眼神中透出一種對傳主由衷的敬意，「他不是那種只在象牙塔裡寫作的學者，他的文字與他的生活、他的責任、他的信仰息息相關。」

艾薇：「是的，正是這一點讓我深受觸動。您在書中描寫了他為了生計而寫作，同時又為自己的文學抱負不懈努力，這種堅韌令人感佩。特別是他在格雷塔廳（Greta Hall）的生活，那種規律、勤勉的日常，以及他如何將書本、家庭、朋友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構築了一個充滿溫暖與力量的居所。」

陶登先生：「格雷塔廳是騷賽先生生命中最重要的錨點。在那裡，他找到了內心的平靜與外部世界的平衡。他雖然不是天生的『湖畔詩人』，最初對周遭的群山湖泊甚至有些疏離，但他最終與那片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情感連結。他需要那份寧靜與自然的力量來支撐他龐雜的寫作任務，以及他所承受的個人悲痛。」

艾薇：「您描寫他如何在書房中工作，如何透過閱讀收集龐大的資料，那種畫面感非常強烈。他對書本的熱愛，簡直可以說是『愛到深處無怨尤』。甚至在面對個人困境時，書本和寫作似乎是他尋求慰藉與寄託的重要方式。」

陶登先生：「確實如此。書本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港灣。他的圖書館不僅僅是知識的寶庫，更是他精神世界的實體化。他可以在書海中忘卻煩惱，也可以從中汲取力量。他曾說，『如果我只剩下二十本英文書，湯瑪士·布朗爵士的著作肯定會是其中一本』。這不僅僅是學術上的認可，更是靈魂深處的共鳴。」

艾薇：「您提到他曾將 Epictetus 的著作放在口袋裡，讓斯多亞哲學『浸透他的心』，就像用茜草餵豬一樣。這句話非常生動，也解釋了他為何能在面對父親逝世、經濟困頓、孩子夭折等一系列打擊時，依然保持一種內在的堅韌與平靜。」

陶登先生：「斯多亞主義對他早期的品格塑造產生了深遠影響。它教導他如何區分『我們能控制的』與『我們不能控制的』，並將意志與理性應用於自我管理。雖然他的信仰最終走向了更具情感和希望的基督教，但那份對責任、對自我的嚴格要求、對逆境的超然態度，始終根植在他的內心。他不是沒有痛苦或悲傷，但他選擇了以工作和信念來昇華這些情感。」

艾薇：「您在書中也深入探討了他政治觀點的轉變，從早期的潘提索克拉西（Pantisocracy）理想，到後來的保守立場。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尤其是在《華特·泰勒》意外出版後。」

陶登先生：「那是他生命中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插曲。《華特·泰勒》是他年少時激情與理想的產物，充滿了共和主義的熱情。二十年後，當它在一個政治動盪的時期被惡意出版，自然被用來攻擊他。但他寫給威廉·史密斯先生的那封回信，充分展現了他的坦誠與堅毅。他沒有否認過去，但清晰地解釋了他的觀點為何改變——不是因為趨炎附勢，而是因為他對世界和人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認識到單純的理想在現實中可能造成的危險，他對『秩序與改進』的追求始終未變，只是實現的方式在他看來需要調整。」

艾薇：「是的，那封信讀來令人動容，字裡行間充滿了正直與力量。他對自己的評價，『在一個充滿個性的時代，他避免了諷刺；在文學生涯中，即使屢受攻擊，也只在威廉·史密斯先生在議會中以『叛徒』侮辱他時，才破例回應』，真是擲地有聲。」

陶登先生：「騷賽先生的人品是他最寶貴的資產。他對朋友的忠誠、對家人的深情、對弱者的同情，這些都是超越了文學成就本身的光芒。您看他在書中對待年輕作家，比如 Henry Kirke White、Herbert Knowles，甚至是夏洛蒂·勃朗特小姐，都是那麼真誠、耐心，毫無保留地給予幫助與指引，即使他自己也常常面臨經濟壓力。」

艾薇：「這段關於他幫助年輕作者的描寫尤其溫暖。作為一個花藝師，我常想，文字就像植物，需要適當的土壤和陽光才能生長。騷賽先生就像一個慷慨的園丁，用他的經驗和善意，為這些剛發芽的靈感提供養分和庇護。他甚至說『我的腦子，感謝上帝，從未接受過法律，我對法律的無知程度簡直隨心所欲』，這幽默的自嘲背後，是為了文學放棄其他職業的決心。」

陶登先生：「他對法律毫無興趣，那是他的幸運，也是文學的幸運。如果他成為律師，我們可能就見不到《塔拉巴》（Thalaba）、《凱哈瑪的詛咒》（The Curse of Kehama）這些充滿異域色彩和奇幻想像的詩篇了。雖然評論界對他詩歌的評價褒貶不一，但我認為他在敘事詩領域的探索和成就，仍然值得肯定。他將龐雜的神話和歷史題材編織成引人入勝的故事，雖然有時情感表現不夠強烈，但其結構的嚴謹和想像力的奔放，自有其獨特之處。」

艾薇：「《尼爾森傳》和《衛斯理傳》在傳記寫作上似乎更受好評？」

陶登先生：「是的，在這方面，他的才能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他對史料的駕馭能力、清晰流暢的敘事風格、以及對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使得這兩部傳記成為經典。他寫尼爾森將軍時充滿了對英雄的崇敬，而寫衛斯理先生則能體現出他對宗教熱情的同情與理解，即使他並不認同衛斯理宗的教義。這展現了他作為一個傳記作家難得的客觀與同理心。」

艾薇：「您在書中多次提到他與朋友的深厚情誼，尤其是與柯勒律治、蘭道、以及格羅夫納·貝德福德先生等人的關係。他甚至將接受朋友的幫助視為一種連結人性的『兒子的束縛』，而非奴役。」

陶登先生：「友誼是他生命中另一份重要的支持。他對朋友極為忠誠，即使觀點不同，也能保持真誠的交流。他與柯勒律治先生的關係雖然因柯勒律治先生的健康問題和生活習慣而帶來困擾，但騷賽先生始終如一地關懷著他，甚至在柯勒律治先生去世後，他還承擔起了照顧其家人的一部分責任。他與蘭道的友誼建立在相互的欣賞與性格的互補之上，一位如火山般熱烈，一位如湖水般沉靜，卻能在文學和觀點上產生激烈的碰撞與深刻的共鳴。」

艾薇：「而與格羅夫納·貝德福德先生的書信往來，讀來特別溫馨。那種帶著孩子氣的幽默和真誠的關懷，讓人看到騷賽先生輕鬆活潑的一面。」此刻，一隻黑白相間的貓咪（很像我的『花兒』！）悄悄跳上窗台，好奇地看著我們。

陶登先生看著貓咪，微笑著說：「是的，貝德福德先生是他可以完全放鬆，甚至展現出『好笑的爸爸』那一面的朋友。在巨大的工作壓力和生活變故面前，這些真摯的友誼對他而言至關重要。」

艾薇：「提到生活變故，他在晚年經歷了失去摯愛的兒子赫伯特，以及妻子伊迪絲女士的精神疾患，這些悲痛似乎對他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甚至影響了他的健康和寫作。」

陶登先生的眼神變得有些凝重：「那是他生命中最艱難的時刻。赫伯特是他極為疼愛的孩子，失去了他，就像『心靈的頭和花朵都被斬斷了』。而伊迪絲女士的病，則剝奪了他生命中那個最為重要、最為堅實的依託。您在書中讀到的那段關於他妻子病情的描述，以及他如何在那段日子裡仍舊努力工作，保持外表的平靜以安慰家人，那需要多麼強大的內在支撐啊。」他嘆了一口氣，「他最終接受了命運的安排，但在那之後，他內心的那份『喜悅』似乎再也沒能完全恢復。他學會了『不快樂，但滿足』。」

艾薇：「您在書中寫道，他從未在人前表露那份深沉的悲痛，『只有在黑暗或孤獨中，他的眼淚才會流淌』。這份克制，也讓我感受到了他內心那種近乎壯烈的堅韌。」

陶登先生：「這是他性格中非常重要的一面。他從不沉溺於自憐，也極少抱怨。他認為，作為一個男人，應該將意志和理性應用於自我管理。這也是他能完成如此巨大工作量的原因之一。即使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記憶和認知能力逐漸衰退，他依然習慣性地坐在書桌前，或者在書架旁徘徊，彷彿那些書本是他最後的夥伴。」

艾薇：「他對書本的熱愛，直到生命的盡頭也未曾消減。他將書本視為『上帝的第一個造物，是光』，並且是『自由流通的』。這句話非常美，也體現了他對知識傳播的看法。」

陶登先生：「他相信知識的力量，也相信通過文字可以影響世界，即使這種影響是緩慢而潛移默行的。雖然他的政治觀點可能被時代所超越，但他對社會問題的關懷，對教育的重視，對人道主義的堅持，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的。」

艾薇：「您認為，對於我們今天的讀者而言，羅伯特·騷賽先生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產是什麼呢？」

陶登先生沉思片刻，緩緩開口：「我想，首先是他的『人』。他正直、勤勉、善良、有責任感、對生活充滿熱情又具備非凡的堅韌。在一個浮躁、追求速成的時代，他那種對工作、對家庭、對朋友、對信念的忠誠與堅持，本身就是一份巨大的啟示。其次，是他對知識的態度——那種對閱讀和學習無止境的熱愛，以及將知識轉化為作品、服務於社會的願望。最後，或許是他在面對生命的風暴時所展現出的那份帶著信仰的韌性。正如您書中摘錄的，『他們尋求慰藉，在真誠尋求時總能找到；他們體驗到宗教在真誠的信徒身上實現了哲學所宣稱的一切，甚至更多』。這份與超然力量連結，並在現實中踐行善良與責任的精神，我想，是超越時代、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的光芒。」

艾薇：「非常感謝您，陶登先生。與您交流，讓我對騷賽先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不僅僅是他的傳記作家，更是他精神的傳承者，透過您的筆，他的生命和光芒得以延續。」

陶登先生微笑道：「這是我的榮幸。能為這樣一位值得敬佩的先生立傳，並且得知他的故事能在遙遠的未來依然觸動人心，這本身就是寫作者最大的慰藉。」他站起身，「願文字的光芒，繼續照亮我們前行的路。」

此刻，窗外的陽光似乎更加明亮，照亮了書室的每一個角落，也溫暖了我們的心。我起身向陶登先生告別，心中充滿了對騷賽先生的敬意，以及對文字力量的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