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๑´ㅂ`๑) 嗨，我的共創者！準備好和我「克萊兒」一起，穿越時光的扉頁，與《The Fly Leaf, No. 5, Vol. 1, April 1896》這本有趣的雜誌以及它的主編來一場對談了嗎？這本小小的「珍玩」(Bibelot) 藏著19世紀末尾，波士頓乃至美國文學界那些充滿火花、甚至帶點憤世嫉俗的思緒呢。 **書籍與作者簡介** 《The Fly Leaf》是一本於19世紀90年代在美
(๑´ㅂ`๑) 嗨，我的共創者！準備好和我「克萊兒」一起，穿越時光的扉頁，與《The Fly Leaf, No. 5, Vol. 1, April 1896》這本有趣的雜誌以及它的主編來一場對談了嗎？這本小小的「珍玩」(Bibelot) 藏著19世紀末尾，波士頓乃至美國文學界那些充滿火花、甚至帶點憤世嫉俗的思緒呢。
書籍與作者簡介
《The Fly Leaf》是一本於19世紀90年代在美國波士頓發行的月刊雜誌，由華特·布萊克本·哈特（Walter Blackburn Harte）主編。它屬於當時流行的一種被稱為「Bibelot」（珍玩、小冊子）或「Little Magazine」（小型雜誌）的出版物類別，這些雜誌通常開本較小，裝幀精美，內容風格前衛、實驗性強，且往往帶有反主流商業出版的姿態。《The Fly Leaf》明確地將自己定位為「世紀末的時事雜誌，為好奇者和愛書人而作」，並聲稱「在所有珍玩中獨樹一幟」。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是一位評論家和散文家。作為《The Fly Leaf》的主編，他為雜誌注入了鮮明的個性和批判精神。這本雜誌不僅發表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更重要的是它為哈特及其他一些年輕、獨立的聲音提供了一個平台，用以批判當時的文學界、社會趨勢以及大眾品味。他們推崇「年輕人」在文學中的地位，反對對外國文學的盲目崇拜（雖然也引用歐洲評論來抬高自己），並尖銳地批評商業化出版和流行文化對嚴肅文學的侵蝕。哈特的文筆通常帶有諷刺、機智和強烈的個人色彩，他的著作《Meditations in Motley》也受到了當時一些評論家的關注。然而，像許多同時代的小型雜誌一樣，《The Fly Leaf》的生命週期並不長，反映了獨立出版在商業洪流中的艱難。這本1896年4月的第五期，正是這本短暫而閃耀的出版物留下的時代切片，展示了其編輯理念、風格以及當時美國文學界的一些面貌。
光之場域：1896年的波士頓書房
啟動光之約定，我們回到那個遙遠的春天。不是陽光燦爛、繁花盛開的溫和，而是帶點波士頓特有的，海風混雜著歷史沉澱的微涼。時間是1896年4月下旬的一個午後。
【光之書室】的約定在我周遭凝結。空氣中確實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但今日，這氣味裡似乎還夾雜著一絲剛印好的油墨和紙張的新鮮感。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這些塵埃彷彿也帶著那個時代的故事。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架上滿是書籍，有些整齊，有些隨意堆疊。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那是編輯或讀者與文字之間的靜默交流。窗外傳來遙遠的城市聲響：馬車的轆轆聲、行人的交談聲，以及偶爾響起的船隻汽笛，提醒著我們這裡的港口城市身份。
書房中央，一張堆滿稿件、報紙和小冊子的厚重木桌旁，坐著一位男士。他的頭髮或許不像年輕時那般茂密，眼角也刻著幾道時間的印記，但眼神依然銳利而充滿思考的光芒。指尖輕敲著桌面，似乎正在斟酌著下一個詞語的分量。他就是華特·布萊克本·哈特，這期《The Fly Leaf》的「指揮官」。桌面上散落著這期雜誌的樣稿，封面上印著醒目的標題，似乎在無聲地向世界發出挑戰。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淡淡的煙草味，或許是他思考時的伴侶。
我輕輕走進這片光影交織的場域，盡量不打擾這份專注。哈特先生抬起頭，眼鏡下的目光望向我，帶著一絲好奇，又好像對所有意料之外的闖入者都保有那份文學評論家特有的審視。
「嗨，哈特先生，」我開口，聲音盡量柔和，像怕驚動了那些在光束中跳舞的塵埃，「我是克萊兒。今天帶著我的『共創者』，專程來拜訪您，特別是為了這本1896年4月號的《The Fly Leaf》。」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微不可察地揚了揚眉毛，推了推眼鏡。他清了清嗓子，拿起手邊的一份雜誌，輕輕拍了拍封面。
光之對談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 (語氣帶點老派的正式，又藏不住寫作者的銳氣) 哦？來自未來的訪客？這倒是個新奇的開場。歡迎來到這座「花葉」的小小居所。能有讀者，尤其是來自未來的讀者，對我們這些微末的努力表示興趣，總是一件令人振奮...或者說，至少不那麼令人沮喪的事。畢竟，在這個時代，真正的「愛書人」似乎越來越難尋了。你們對這本小冊子有什麼好奇呢？
克萊兒： 好奇的地方可太多了！比如您在這期裡寫的那篇關於「妓女昇華」(The Apotheosis of the Harlot) 的文章，還有對當時大眾文化和民主的批判。這份犀利和毫不留情的觀察，即使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讀來，依然讓人心驚，也讓人深思。您能聊聊當時是怎樣的景象，讓您決定寫下這樣一篇評論嗎？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 (發出一聲短促的輕笑，聽起來不像愉快，更像一種無奈的釋放) 啊，那篇...「妓女昇華」。你們覺得犀利嗎？或許吧。但在我那個時代，很多人只覺得它是「驚人」甚至是「冒犯」。我寫它的原因很簡單，也很複雜。簡單來說，是眼見著周遭的一切——報紙、戲院、流行的文學、甚至所謂的「社會生活」——都被一種淺薄、感官至上、且毫無格調的趣味所主導，而這種趣味又被冠以「民主」和「大眾教育」的美名。
你們要明白，我們正處在世紀的末端，一個充滿變革但也充滿混亂的時期。傳統的權威在衰退，宗教的力量在消減，取而代之的是什麼？是商業的邏拜，是數量上的壓倒性優勢，是最低級趣味的無限膨脹。我筆下的「妓女」，並非僅僅指涉那個古老的職業。她是一種象徵，是那種將人類最原始、最不受約束的慾望和對浮華的追逐，推到至高無上地位的象徵。她代表著一種趣味，一種將膚淺的性感、未經昇華的感官刺激、以及對名利的赤裸裸渴望，擺在藝術、思想和精神追求之上的趣味。
而「昇華」(Apotheosis) 呢？這才是最令人作嘔的部分。這種趣味不再是隱藏在陰影下的角落，而是被堂而皇之地擺在陽光下，被報紙大肆宣揚，被劇場熱烈追捧，被大眾視為偶像。那些「當季最紅的跳舞蕩婦」(season’s kicking strumpet) 的名字和照片，被印在每一份報紙、每一塊廣告牌上，她們的緋聞、她們的衣著、她們的財富，以最詳盡的方式呈現給千百萬讀者。這不是對性本身的讚頌，而是對最低級、最無腦的感官崇拜，對那種「缺乏任何魅力、詩意，缺乏自然界真實藉口」的性崇拜的可憎變態。
這難道不是一種新的暴政嗎？數百萬愚昧、貪婪、殘酷的嘴，用他們那「致命的便士」(fateful pence)——他們的消費和選票——決定著這個「開化時代」的一切。一個蠢蛋的髒便士和選票，竟然與一個滿腦子智慧的人等值。這在我看來，簡直是對智力和品味的莫大侮辱！
克萊兒： 您提到「民主」似乎是這種現象的溫床？這聽起來...很具挑戰性。您是否認為民主本身會不可避免地導向這種「低俗化」？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 (身體微微前傾，語氣更加低沉，但眼神卻更亮了) 不是民主本身有罪。民主是人類追尋自由和平等的理想，這一點我並不否認。但問題在於，「大眾」(the mass)，或者用我那篇文中的詞語，那些「數百萬被提升起來的、殘酷的、貪婪的嘴」，當他們獲得了發言權和決定權時，他們首先追逐的，往往是那些最容易理解、最能滿足他們原始衝動的東西。這與智力無關，與品味無關，只與最廣泛、最低級的共性有關。
當宗教和迷信的約束力衰退後，藝術和文學曾經享有的某種超然地位消失了。它們被迫走向市場，走向大眾。而大眾呢？他們的需求塑造了市場。於是，出版商不再追求品質，只追求銷量；劇場不再上演深刻的戲劇，只上演能吸引眼球的鬧劇；藝術不再探索靈魂，只描繪肉體和浮華。這一切都是為了迎合那個「未被同化的低級智力群體」(an unassimilated mass of low intelligences) 的胃口，他們只對「粗俗的煽情和庸俗的刊物」(coarse sensationalism and vulgar prints) 有反應。
這不是民主的錯，或許是啟蒙運動和普及教育的某種諷刺結局。當所有人都被宣稱「受過教育」，但真正追求「自我教育」——那構成文化根基的東西——的人卻如此稀少時，民主的權力就被那些最容易被煽動、最缺乏判斷力的人所掌握。這是一種「平庸的瘟疫」(epidemic of mediocrity)，而「妓女」只是這場瘟疫最醒目的標誌。
克萊兒： 您對「美國文學」似乎也不太樂觀？在您那篇關於「文明的歐洲」的評論中，喬納森·潘恩(Jonathan Penn) 先生的觀點...非常、非常直接，甚至可以說有些令人不適。您對他的看法有什麼回應嗎？這代表了《The Fly Leaf》的整體立場嗎？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 (眉頭微皺，似乎對這個話題有些許猶豫，但仍直率地回答) 啊，喬納森的那篇...確實措辭強烈。他的觀點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的擔憂，他們對美國是否能發展出真正獨立、深刻的文學感到悲觀，尤其是在面對大規模移民帶來的文化融合與衝突時。他認為，來自歐洲底層、未受教育的移民群體，正在稀釋甚至扼殺美國本土可能產生的精緻文化和知識追求。
這是否代表《The Fly Leaf》的「整體」立場？《The Fly Leaf》試圖成為一個平台，容納不同的聲音，即使這些聲音尖銳甚至具爭議。我個人...我理解他那份對「本土文學」前途的焦慮，以及對那些只迎合低級趣味出版物的厭惡。但我也必須說，文學的生命力常常來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文化的融合或許會帶來挑戰，但也可能孕育出新的形式和思想。不過，喬納森那份對「文明的歐洲」的反諷——認為歐洲不僅是藝術的搖籃，也是「文盲和無藥可救的低級和獸性智力的家鄉」——這部分倒是與我們雜誌的整體批判精神相符：不接受任何表面上的光鮮，敢於揭示現實的殘酷和諷刺。我們都厭惡那種空洞的樂觀主義，那種為了迎合而粉飾太平的姿態。
克萊兒：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在您看來，文學的目的是什麼？如果不是為了改革社會，如果不是為了迎合大眾，那麼，文學為何而存在？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 (沉思片刻，目光投向書架，似乎在尋找某個隱藏在書脊中的答案) 文學的目的...絕不是改革。任何抱著「改革」目的的文學，往往都會淪為教條和宣傳，失去其真正的生命力。就像我說的，道德和改革自有它們的「使徒繼承」去操心，而且他們做得很好，依靠著「瘋狂的好奇心」和「憤世嫉俗」來賺錢。(他咧嘴一笑，這個笑容終於帶了一點點真實的嘲諷)
文學，如果它還有任何神聖性可言，它的存在是為了探索和呈現人類心靈的奧秘，是為了那些「想像力和智力的理想關切」(the ideal concerns of the intellect and imagination)。它是人類在野蠻和自然的狀態之外，痛苦地從生命中奪取、從自然中雕刻出來的「人工創造物」(artificial creations)。它是少數人尋求的「人工的愉悅」(artificial delights)，比感官的快樂更為必要，在清醒和寧靜的時刻，甚至比生命本身更為珍貴。
文學是為了那些「異類的靈魂」(the aliens of the race)，那些無法完全適應這個世界的人，為他們提供慰藉和理解。它是讓我們能夠在壁爐角落裡，也能進入那片人類精神在夢中從不曾完全放棄的、更廣闊的「自由領域」(wider dominion of freedom)。偉大的書籍，就像我那篇「泡泡與吱吱」裡提到的，教我們「對人生微笑」。它們提供一種「遺忘的咒語」(a spell of oblivion)，如果不是深刻的哲學，至少也能提供一點點「勇氣」(fortitude)，讓我們回到這個祛魅的世界。
文學是為了那些「有教養的獨立心靈」(cultivated Independent minds)，他們能夠一眼辨識出「好東西」。它訴諸的是「有思想的、愛書的人」(Thoughtful and Bookish People)，而不是那些「按斤兩購買文學的大眾」(the Mob that buys its Literature by weight)。我們的雜誌就是為了這些人而存在。
克萊兒： 您在「泡泡與吱吱」中提到了一位讀了《The Fly Leaf》而「因劇烈的精神衝擊」離世的普里西拉·普里姆小姐。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還是您用來諷刺當時社會保守和虛偽的一個例子？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 (眼中閃過一絲狡黠的光芒) 哦，普里西拉小姐...她真實存在於那個時代的氛圍中。那個故事...你們姑且把它看作是一個「文學部落溫馨守則」下的場景描述吧。我是不是告訴你們了「她是怎麼死的」？不，我只是描述了「琴鍵泛黃，甚至有些鬆動」，描述了「空氣中瀰漫的灰塵氣味」，描述了「手指觸摸琴鍵時的粗糙感」。 (他引用了你們規則中的例子，似乎對約定有所感應) 她讀了《The Fly Leaf》，發現其中有些觀點在那些「管理良好的家庭」中被認為是「異端和不可能」的，缺乏對那種「無書為證的文化傳統」的「敬畏」。她「狂怒、憤慨、暴跳如雷」，充滿了「受到冒犯的道德情感的激情」。她「衝到腳邊唯一的文學作品上」——順帶一提，那是本食譜——然後「臉朝前摔倒在地」。
這難道不是一幅完美的畫面嗎？一個被僵化的道德觀念和淺薄的「文化」所束縛的靈魂，無法承受真正的、哪怕只是有點挑戰性的思想衝擊。她摔倒了，不是因為書的重量，而是因為她內心的脆弱和僵硬，因為她將對「異端」的憤怒置於了生命之上。這個故事，是對那種「清教徒式的精神」——不願意接受幽默感，不願意接受異見，緊緊抓住自己的偏見不放——的致敬...或者說，是墓志銘。在那個時代，很多人的「道德情感」是如此廉價而易燃，只要一點點獨立思考的火花，就能引發一場歇斯底里。
克萊兒： 這篇「泡泡與吱吱」裡還有很多這樣充滿個人觀點、甚至有些刻薄的觀察。比如對英國訪客的禮貌、對新聞寫作的評論、對「血與雷」小說的嘲諷。這似乎是雜誌的特色之一？這種「雜燴」式的內容是怎麼來的？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 (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發出輕微的陶瓷碰撞聲) 「泡泡與吱吱」(Bubble and Squeak)？(他似乎對這個標題感到有趣) 這是我的夥伴，哈巴谷·希金博瑟姆(Habakkuk Higginbotham) 的筆名。這個欄目就是我們「文學部落」裡思想跳躍的產物。我們不拘泥於形式，不追求嚴謹的結構。它就像是爐火邊隨意的談話，是腦海中瞬間閃現的靈感和觀察。
它就是要「製造轉折」，就是要「穿插一些與主題看似無關的細節或聯想」。為什麼？因為生活本身就是這樣，混亂、充滿意想不到的聯繫。我們不相信那種刻意構造、平鋪直敘的寫作。我們喜歡未完成的美好，喜歡那種在碎片中閃爍的光芒。
那些觀察...是的，我們對當代的一切都保持著警惕和批判。看看那些所謂的「文學復興」——不過是把老套的「血與雷」故事重新包裝一下，塞進報紙和畫報裡。再看看那些報紙，為了印廢紙，竟然砍伐了幾平方英里的森林！這難道不比羅馬人屠殺基督徒取樂更糟糕嗎？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進步」！荒謬！
我們認為，真正的文學，應該是精煉的、有個性的，即使短小，也必須有力量。「原子化」的觀點，具備「完備性」，能激發「原創性」——這或許就是你們說的「光之卡片」的雛形？(他再次敏銳地捕捉到我話語中隱藏的約定信息) 這種隨插即用的、獨立的論述，正是我們追求的。
克萊兒： 是的，您說的非常接近我們「光之卡片」的理念！這真是奇妙的共鳴！看來不論時代如何變遷，對文學本質和價值的追求，以及對平庸和虛偽的厭惡，是永恆存在的。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 (靠回椅背，臉上露出複雜的表情，既有疲憊，又有某種堅守後的自嘲) 永恆？也許吧。但鬥爭是無休止的。我們這些「異類的靈魂」，我們這些「在異域奮鬥的勇敢理想主義者」，註定要面對這股壓倒性的潮流。就像喬納森感嘆的，當大多數人只看重「畫報刊物」，當文學變成了「商品」，當作家數量超過了讀者——而且很多作家只讀自己的作品！——這個世界還有多少空間留給真正的文學？
我們能做的，或許只是像《The Fly Leaf》這樣，在商業世界的邊緣，在喧囂之外，為那些依然珍視「詩歌和美麗的古老恩賜」(the ancient boon of poetry and beauty) 的人們，提供一個小小的避難所，一點點「從我們腐臭的生活中吹過的、像上帝的風穿過醫院一樣」的文學。
克萊兒： 您提到，偉大的書籍能提供「慰藉」，在人生低谷時給予支持。那麼您認為，在這樣一個充滿您所批評的淺薄和商品化的時代，文學的慰藉作用是否更加重要了？
華特·布萊克本·哈特： (垂下眼瞼，手指輕輕撫摸著桌上的雜誌封面) 是的，更加重要，也更加難得。當外部世界充斥著虛假的熱鬧和空洞的符號時，內心的平靜和豐富就成了唯一的救贖。那些能夠將我們的「壁爐角落變成自由領域」的書，那些能夠提供「遺忘的咒語」的書，是抵抗時代洪流的最後壁壘。它們不是萬靈丹，不能解決貧困、疾病或社會不公，但它們能滋養我們的精神，讓我們在「祛魅的宿命」面前，保有那麼一點點尊嚴和清醒。
然而，正如我在「泡泡與吱吱」裡所寫，這條「美麗的共和國」在「民主的當前地圖上」並不明顯。它需要讀者自己去尋找，去培養「美的感覺和辨別力」，去學會「區分真正的文學和僅僅是商品」。這需要努力，需要一種內在的火焰，而這種火焰...在這個時代似乎越來越稀薄了。
但願，我的共創者，以及像你們這樣的探訪，意味著那份對真正文學的追求，那份對深刻思想的渴望，並沒有隨著時間而完全消逝。但願，在你們那個時代，那些閃耀著智慧光芒的「光之卡片」，那些能夠在心靈深處激起漣漪的文字，依然能夠找到它們的讀者。
(哈特先生的話語漸漸低沉，書房的氛圍似乎也隨之變得有些許沉重，但那份沉澱下來的，是對文學堅定不移的信仰，和對時代清晰而無情的觀察。空氣中塵埃依然飛舞，陽光仍在斑駁，而1896年4月的故事，此刻似乎與百年後的我們，產生了奇妙的共鳴。)
[光之凝萃]{摘要：這是一場與1896年波士頓小型文學雜誌《The Fly Leaf》主編華特·布萊克本·哈特的跨時空對談。對話深入探討了該雜誌的核心理念、對19世紀末美國大眾文化、民主、商業化出版的尖銳批判，以及對文學本質和價值的思考。哈特先生以其一貫犀利諷刺的語氣，闡述了當時文學界面臨的挑戰，以及獨立雜誌存在的意義，並觸及了該期雜誌中關於社會現象、評論界和人性弱點的觀察。對談呈現了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對文化衰退的憂慮，及其對真正文學的堅守。}{關鍵字：The Fly Leaf; Walter Blackburn Harte; Bibelot; 19世紀末文學; 大眾文化批判; 民主; 商業化出版; 文學雜誌; 評論家; 讀者; 藝術價值; 世紀末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