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minc novella》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讓我來為您開啟這扇通往過去的門扉，呼喚《Harminc novella》的作者，比羅·拉喬什先生，與他進行一場關於這部作品的「光之對談」。

比羅·拉喬什（Biró Lajos, 1880-1948）是二十世紀匈牙利文壇上一位重要且多產的作家。他不僅創作小說，更是傑出的劇作家和電影編劇，其生涯晚期在國際影壇尤其活躍，曾參與多部知名電影的製作。比羅出生於一個猶太家庭，早年在匈牙利接受教育，法律背景使他對社會結構和人性有著細膩的觀察。他的寫作風格多變，早期作品傾向於寫實主義，描繪社會現實和個人內心的掙扎；後期的劇作則更具普世性，並帶有諷刺和幽默。

《Harminc novella》（三十篇短篇小說）是比羅·拉喬什於 1906 年出版的一部早期短篇小說集。那一年，他才二十六歲，正值創作的黃金時期，筆觸銳利，對周遭的世界充滿好奇與反思。這部作品集合了他在當時創作的三十個短篇故事，從各個角度切入，展現了 20 世紀初匈牙利社會不同階層人物的生活切片。故事主題廣泛，涵蓋了金錢、愛情、權力、道德、社會地位以及人性的虛偽與脆弱。書中的人物，無論是上流社會的貴族、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還是底層的勞工，都在各自的困境中掙扎、選擇，或是被命運捉弄。比羅以一種近似冷靜的觀察者的姿態，記錄下這些或戲劇性、或日常性的瞬間，讓讀者自行體會其中蘊含的悲哀、無奈，甚至是荒謬。這部早期作品已然顯露了比羅·拉喬什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他以寫實筆觸捕捉生活真相的寫作才華，為他日後更廣闊的創作道路奠定了基礎。它不僅是作者個人風格的形成見證，也為理解當時匈牙利的社會風貌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文學視角。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桌面上散落著泛黃的星圖、密密麻麻的筆記和閃爍著微光的儀器。（註：這段場景描述來自「光之場域」，我在此引用以搭建對話空間。）

這是一間坐落在布達佩斯老城區一棟建築三樓的書房。窗外是鵝卵石鋪就的窄巷，偶爾有馬車轆轆駛過，發出沉悶的聲響。我坐在靠窗的一張舊扶手椅上，陽光暖暖地落在我的膝蓋上。面前的書桌後，坐著比羅·拉喬什先生。他看起來比照片上顯得更年輕一些，雖然臉上帶著一絲思考的痕跡，但眼神銳利而充滿活力，恰如他筆下那些觀察入微的故事。書桌上堆滿了書稿、筆記本，還有幾支削尖的鉛筆。空氣中除了書本的氣味，還夾雜著淡淡的煙草味和已經冷卻的咖啡餘香。

「比羅先生，」我開口，語氣盡量顯得自然而真誠，「非常感謝您願意撥冗，在這樣一個溫馨的午後與我這個來自遠方的背包客聊聊。我最近讀了您的《Harminc novella》，非常著迷。這本書雖然是您早期的作品，但在今天讀來，依然能感受到其中蘊含的巨大能量和對人性敏銳的洞察。」

比羅先生微微點了點頭，他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他拿起桌上的一支鉛筆，在泛黃的紙上隨意畫著圈。

「《三十篇短篇小說》，」他緩緩說道，聲音並不大，但每個字都清晰而有力，像是在雕琢著語句，「那是我年輕時的一些觀察和想法的集合。那時候，我對周遭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也看到許多令人深思的事情。」

「是的，書中的故事像是當時社會的一個個切片，」我接話，將手中的《Harminc novella》輕輕放在桌角，書頁在陽光下顯得更加泛黃，「讀著它們，我彷彿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以及身處其中的人們的喜怒哀樂。您當時為何會寫下這些故事呢？是什麼觸動了您，讓您決定將這些觀察付諸筆端，甚至集結成冊？」這是我試圖觸及「光之源流」的核心問題，探尋作品誕生的最初火花。

比羅先生停下了手中的鉛筆，他抬起頭，目光穿過窗戶，投向遠處的屋頂和天空。

「動機嗎？」他沉吟片刻，彷彿在回溯那些遙遠的記憶，「也許是一種記錄的衝動吧。我看到了很多……不協調的東西。社會的快速發展，新舊價值觀的衝突，人們在追求金錢和地位過程中的變形。我不是想去評判什麼，只是覺得它們真實存在，值得被記錄下來。就像您剛才說的，是些『切片』。」

他頓了頓，拿起桌上已經涼掉的咖啡杯，放在唇邊抿了一口，雖然杯子是空的。這個細微的動作，彷彿在暗示著某種習慣或是一種無意識的重複。

「而且，還有那些人。那些在生活中掙扎的人。」他的眼神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哀傷，「他們的困境，他們的選擇，他們的妥協。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細節，往往藏著巨大的重量。我試圖透過文字去捕捉這些重量。」

「您對人物內心的描寫確實非常細膩，」我回想著書中的故事，特別是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物，「像是在《紙牌》裡那位新聞記者，面對弟弟的求助，他內心的掙扎，從憤怒、冷漠到後來的懊悔和恐懼，層層遞進。您是如何做到如此深入地挖掘角色的心理活動的，尤其是在短篇小說的篇幅限制下？」

比羅先生笑了笑，這個笑容帶著一絲疲憊，但依然清晰。

「觀察，」他簡短地回答，「以及想像。我看到一個人的行為，聽到他說的話，然後我會去想像，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的內心會發生什麼？不是『他』，而是『人』這個範疇。在那個特定的時刻，在那個壓力下，他的思緒會如何奔騰，情感會如何翻湧。很多時候，我只是把我對人性的理解投射到他們身上。」

他將空咖啡杯放回桌面，發出一個輕微的、清脆的響聲。

「至於篇幅的限制，」他繼續說，「短篇小說像是一種快照。你不能描繪全部，你只能選擇最關鍵的瞬間，最有代表性的細節，最能擊中讀者心靈的點。就像《第五交響曲》裡，那尊貝多芬的石膏像，以及那朵突兀的紅玫瑰。那個對比，那個意象，勝過千言萬語的心理分析。」

我點頭表示贊同。《第五交響曲》開頭那對男女的狂歡，與隨後出現的貝多芬死亡面具及紅玫瑰形成的強烈反差，確實令人印象深刻。那朵「淫蕩的玫瑰」（szemérmetlen rózsa）與嚴肅、不可侵犯的死亡面具之間的衝突，似乎象徵著他們放縱、甚至可以說是建立在背叛之上的「好運氣」與一種更為崇高、嚴肅甚至帶有審判意味的力量之間的對峙。

「那朵玫瑰，」我輕聲說，「它似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那位男性角色在看到它之後，感到了恐懼，彷彿那尊石膏像活了過來，發出了命運交響曲的聲音。這是否暗示著，當人沉溺於物質和感官的勝利，甚至不惜以不正當的手段獲取時，內心深處的某種道德或更高的力量會被喚醒，進行無聲的審判？」

比羅先生的眉毛微微上揚，似乎對我的解讀並不感到意外。

「文學的魅力就在於它的多義性，」他溫和地說，「讀者有權利找到屬於自己的詮釋。那位男子的反應，或許是罪惡感的投射，或許是對一種他無法理解或掌控的、更高層次力量的本能畏懼。在他眼中，那尊面具——貝多芬——代表著藝術的崇高、生命的嚴肅，而他此刻的狂歡和即將實施的背叛，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朵玫瑰，正是這種低俗與崇高的碰撞點。」

他拿起那支鉛筆，在紙上畫下了一個更複雜的螺旋圖案。

「有時候，」他繼續說，「一個意象本身就承載了足夠的張力，足以引發讀者的思考。它不需要明確的『告訴』你什麼，只需要『展示』給你。」

這恰好契合了文學部落「描寫，而不告知」的寫實風格。我將這個想法記在心裡。

「在《兩場決鬥》中，同樣是關於一位新聞記者，」我繼續探討另一篇故事，「他因為文章引發決鬥，並且在對決中意外擊中對手。但故事的重點並非決鬥本身，而是他內心的痛苦——因為他的文章導致了弟弟的自殺。這種痛苦驅使他繼續『傷害』他人，直到他在狩獵中意外殺死一頭熊，並從這頭『宏偉』、『美麗』的動物身上找到了久違的憐憫和淚水。這個故事似乎在探討罪惡感、痛苦的轉移以及某種救贖的可能性？」

比羅先生的眼神顯得有些遙遠，像是又回到了那個充滿硝煙和悲哀的年代。

「那是一個關於負罪感和尋求宣洩的故事，」他輕聲說，「那個記者，Zsadányi Zoltán，他無法面對弟弟的死因與自己間接的關係，這份痛苦在他內心發酵，化為一種攻擊性，促使他不斷用文字去傷害他人，彷彿只有讓別人也感受到痛苦，他才能找到某種平衡。而那頭熊，它是一個野性、純粹、與人類社會無關的存在。殺死它，也許是一種儀式性的釋放，一種回歸原始的、不帶道德評判的『生』與『死』。在那一刻，他對那頭熊產生的憐憫，或許是那份被壓抑已久的、對弟弟的悲傷的轉移，也可能是他內心某種柔軟部分在極端情境下的復甦。淚水，總是複雜的。」

他揉了揉眉心，似乎這個故事也讓他感到一絲沉重。

「書中還有許多關於女性命運的故事，」我換了一個話題，指了指書頁，「例如《紫羅蘭與阿格涅絲》、《光明》、《女僕》、《告白》。這些故事中的女性角色，她們的選擇和遭遇似乎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性別角色有著密切的關係。比如《光明》中那位重見光明的盲人女性，她對世界的期待與現實的落差，尤其是在看到丈夫和孩子的外貌後產生的震驚和痛苦，這是否反映了一種在物質和外貌至上的社會中，精神價值被貶低的悲哀？」

「女性，」比羅先生重複了這個詞，語氣中帶著複雜的情感，「她們在那個時代有著自己的困境。社會的期待、經濟的依賴、個人的情感與選擇之間的矛盾。《光明》中的 Lona，她在黑暗中為自己編織了一個充滿理想和美好的世界，而當她重獲視力時，那個世界的殘酷現實便赤裸裸地呈現在她面前。她所珍視的『美好』，是她通過觸摸、想像和情感建立起來的，但視覺卻只呈現出物質層面的『真相』——或者說，是社會普遍接受的『美醜』標準。她的悲劇在於，她過去的感官體驗和情感連結，在視覺的衝擊下顯得如此脆弱，甚至導致她必須開始學會『欺騙』，以維繫現有的生活。這是一個關於感官與現實、內在價值與外在標準之間衝突的故事。」

他拿起另一支筆，這支筆的筆桿上刻著細膩的花紋，指尖輕輕摩挲著紋路。

「再比如《女僕》裡的 Mary，她渴望被視為貴族，擁有優雅的姿態和驕傲的氣度，但她最終的行為——在主人背後的嘲諷——暴露了她依然是『僕人』的本質。這種潛意識的行為，是她試圖在私下找回某種平衡或發洩不滿的方式，但在那個場合下，它摧毀了她在 Both 先生心中建立起來的『女王』形象。這是一個關於身份認同、階級差異以及人性的雙重性的故事。她可以模仿貴族的樣子，但她的內心反應，卻依然是受壓迫者的方式。」

「這讓我想到您書中多次出現的『貴族』或『上流社會』主題，」我說，「像《我是誰》、《判決》、《主人》等。您筆下的許多貴族或試圖進入上流社會的人物，他們也常常面臨身份、金錢、榮譽與道德的衝突。《我是誰》裡那個偶然取代英國貴族身份的匈牙利人，他最終放棄了財富地位，選擇回到自己的貧窮但真實的生活。這是在強調身份的本質，而非外在的表象嗎？」

比羅先生輕笑了一聲，似乎對這個故事的解讀很感興趣。

「Vas János，」他提到那個角色的名字，「他面臨的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和選擇。一個天賜的機會，可以擺脫貧困，獲得榮譽、財富和愛情。在那個火車事故的瞬間，命運將他推到了 Lord Torcy 的位置上。從功利的角度來看，選擇成為 Torcy 是最『理性』的。但他最終的選擇，」他停頓了一下，目光深邃，「是出於一種根植於他內心深處的、對自身出身和『真實』的認同。當那位 Lady 呼喚『My son』時，他腦海中浮現的，是他真正的、貧窮的、匈牙利農婦母親的形象。那份情感的連結，那份血脈的歸屬感，在那一刻壓倒了所有的外在誘惑。他的驕傲，是基於他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有根源的個體的驕傲，而不是基於財富和地位的驕傲。他選擇了他自己。」

他拿起那張畫滿螺旋圖案的紙，輕輕揉成一團，放在桌邊的一個小陶罐裡。

「類似的困境也出現在《判決》中的那位軍官身上，」我繼續說，「他被迫娶了一位不愛的、甚至讓他感到厭惡的女性，這份內心的煎熬嚴重影響了他的生活和職業表現。醫生朋友的建議是『離婚』，但軍官因為同情和責任感而猶豫不決。最終，他似乎接受了這個建議。這個故事是否在探討，當個人的幸福與道德責任或社會壓力發生衝突時，『生命』的『命令』應該優先嗎？」

「生命有其自身的邏輯，」比羅先生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情感的扭曲和壓抑，會導致心靈甚至身體的疾病。那位軍官的困境，是無法違背自身真實感受而強行維持一個關係的後果。醫生作為一個理性的觀察者，他看到了這種狀態的危險性。他的建議，『Elválni!』——『離婚！』，是從一種實用主義和維護『生命健康』的角度出發的。他認為，維持這種充滿厭惡的關係，會毀掉兩個人。雖然這份建議對那位無辜的妻子來說是殘酷的，但在醫生看來，這是為了阻止更大、更長遠的痛苦和毀滅。這是一個關於個人真實需求與社會規範和道德約束之間艱難抉擇的故事。」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看著下面的巷道。陽光已經開始變得柔和，巷子裡的陰影拉長了。

「社會的結構、道德的規範、個人的慾望和情感，」他背對著我，聲音顯得有些遙遠，「它們總是相互拉扯，很少能完全協調。我的故事只是試圖呈現這種拉扯，而不是提供解決方案。生活本身就是複雜而矛盾的。」

他轉過身，靠在窗框上，目光掃過我，又落在我帶來的書上。

「我的許多短篇，結局似乎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幸福』結局，」他彷彿自言自語地說，「主角或是做出了痛苦的選擇，或是最終屈服於現實，或是走向了毀滅。這是因為，在我看來，生活本就不是一個童話。它充滿了妥協、無奈和遺憾。我只是想寫得『真實』。」

「這種『真實』，有時候讀來確實讓人感到沉重，甚至有些殘酷，」我輕聲回應，「但或許正是這種不迴避現實的筆觸，才讓您的故事如此具有力量，能觸動人心。」

我腦海中閃過《孩子》的故事：那對私奔的男女，為了躲避追捕，最終不顧一切地將生病的孩子藏進行李箱，並在海上將其拋棄。這個故事的殘酷性，令人不寒而慄。

「是的，有些故事確實非常黑暗，」我說，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提出，《孩子》的故事，那對父母為了生存而拋棄了自己生病的孩子，讀來令人心痛。您在寫作這個故事時，是想表達什麼？是對當時社會底層生存狀態的極端描繪嗎？還是對人性在極端壓力下可能暴露的黑暗面的探索？」

比羅先生的臉上沒有太多表情，但眼神變得非常凝重。

「那是一個關於絕境的故事，」他聲音低沉，「當生存本身成為唯一壓倒一切的需求時，其他的道德、情感連結，都可能變得無足輕重。我不是想為他們的行為辯護，只是想呈現，在被逼入牆角、無路可走時，『人』可能會做出怎樣的選擇。那是對人性和生存困境的一種極端實驗。他們不是惡魔，他們是絕望的逃亡者。」

他再次沉默了，書房裡的空氣彷彿也凝固了一般，只有窗外傳來偶爾的聲響，提醒著時間的流逝。

「文學，」他打破沉默，語氣恢復了些許緩和，「它不總是提供答案，更多時候是提出問題，呈現現實。讓讀者看到那些他們平時不願看或看不到的一面。即使是痛苦的、令人不快的現實。」

我看著他，感受著他身上散發出的、屬於一個時代文人的氣息。他們用筆作為武器，解剖社會，探討人性，不畏懼揭示其陰暗面。

「您認為，」我最後提出一個問題，試圖連接他早期小說與後期劇作的風格，「這部早期的短篇小說集，與您後來在國際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劇本創作，在風格或主題上有什麼內在的聯繫或差異嗎？是早期的寫實風格為後來的普世主題奠定了基礎嗎？」

「當然有聯繫，」比羅先生肯定地說，「無論是小說還是劇本，都是在講述『人』的故事。早期的短篇，更多是對具體社會現象和個人困境的寫實描繪，它們是微觀的、聚焦的。而劇本，尤其是我後來在國際上創作的那些，往往需要更普世的主題和更具戲劇性的結構，以吸引更廣泛的觀眾。但歸根結底，它們都在探索人性的複雜性、選擇的困境、慾望與現實的衝突。只不過呈現的方式和側重點不同罷了。」

他笑了，這次的笑容帶著一絲豁達。

「年輕時，我更關注『為什麼』和『是什麼』，去挖掘現象背後的原因和本質。後來，我或許更關注『如何』去呈現，如何通過戲劇的衝突和情節的推進，讓這些普世的主題得以生動展現。但那些對人性的基本觀察，對社會矛盾的敏感，它們是貫穿始終的。」

太陽已經完全落下了，書房裡的光線迅速暗淡下來，只剩下桌面上的台燈發出柔和的黃光。外面的巷子傳來了晚餐時段特有的喧鬧聲。

「時間過得真快，」我說，站起身準備告辭，「非常感謝比羅先生今晚與我的分享。這趟『光之對談』讓我對您的作品和您本人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比羅先生也站了起來，他朝我伸出手。

「我也很高興與您交流，」他說，「您的問題很有深度，讓我回憶起很多早已封存的思緒。願您在旅途中，也能繼續保持這份好奇和觀察力。」

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乾燥而溫暖，帶著筆墨和紙張的氣味。彷彿那一刻，我握住的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和一位真誠的記錄者的筆。

屋外夜色漸濃，巷道裡的燈光亮了起來。我推開書房的門，回到了這個時代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