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萃取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卡拉，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這就依照您的指示，為Mendenhall先生的《Twenty Unsettled Miles in the Northeast Boundary》進行「光之萃取」。這是一份深入探討文本核心智慧並注入我們獨特視角的報告，希望能為您帶來新的啟發。

光之萃取：水域上的未竟之線——從Mendenhall的報告看美加東北邊界之謎

在歷史的長河中，邊界不僅是地圖上的線，更是國族意志、經濟利益與地理現實交織的複雜圖景。湯瑪斯·C·門登霍爾（Thomas Corwin Mendenhall, 1841-1924）在其著作《東北邊界二十英里未定水域》（Twenty Unsettled Miles in the Northeast Boundary）中，為我們揭示了美利堅合眾國與大英帝國（加拿大）在遙遠東北一隅，圍繞一片水域長達數世紀的未解之謎。門登霍爾先生本身是著名的物理學家和測量學家，曾擔任美國海岸和地理測量局局長，他的科學背景賦予了他以精確和邏輯來審視邊界問題的視角。這篇最初應是向美國古文物協會理事會提交的報告，不僅記錄了一段晦澀的外交史，更折射出國家在處理領土爭議時所面臨的挑戰與策略。他以參與19世紀末實際劃界工作的親身經歷，為這場跨越數百年的「水域上的角力」提供了獨特且深刻的見證。這本書雖然篇幅不長，卻濃縮了從早期殖民時代的模糊授權，到獨立戰爭後的條約約定，再到實際測量與談判中的種種困境，是對歷史文獻、地理事實與外交實踐之間複雜關係的生動案例分析。

作者：邊界科學家的視角

門登霍爾先生的筆觸，帶著科學家特有的冷靜與條理。他在描述歷史事件時，不像傳統史學家那樣著重於宏大敘事或人物描寫，而是更關注條約的具體條文、地理位置的精確描述以及歷次委員會工作的流程與遇到的技術難題。他的寫作風格清晰、直接，避免了過多華麗的辭藻，力求將複雜的問題闡述得通俗易懂。然而，字裡行間仍能感受到一位美國學者對國家利益的關切，以及對外交談判中可能存在的不足所流露出的批判。他認為許多邊界爭議源於條約措辭的「草率和考慮不周」（hasty and ill-considered phraseology），這反映了他作為一位重視精確性的科學家，對外交語言模糊性的不滿。他對美國在歷史談判中未能充分爭取自身利益表示遺憾，尤其是在廣袤的西部領土劃定上，認為是源於當時對邊遠地區價值「普遍的漠視」（general indifference）。這種科學家的實用主義和對結果的衡量，構成了他思想淵源的重要部分。他傾向於基於地理現實和「水域面積等分」的原則來解決Passamaquoddy Bay的邊界問題，這是一種基於物理公平的考量，與純粹基於歷史文獻或政治博弈的視角有所不同。他參與1893-1895年的劃界委員會工作，正是他將科學測量專業應用於實際國家問題的實踐，儘管最終未能成功，但他對工作過程和分歧原因的記錄，是理解科學與政治在邊界問題中相互作用的寶貴資料。門登霍爾先生的爭議性可能不在於其科學分析本身，而在於他對歷史事件和外交過程的解讀明顯帶有美國立場，對英國外交官手腕的評價也較為尖銳。但他提供的關於Pope's Folly島歷史所有權和法院判決的證據，確實為理解那一特定爭議點提供了堅實的依據。總的來說，他以一位局內人的視角，結合其科學訓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技術和歷史層面解讀邊界未定問題的獨特視角。

歷史的層層疊加：未定的源頭

門登霍爾先生精準地將這段邊界爭議的源頭追溯到17世紀初法國對北美土地的早期授權。1603年法國亨利四世授予德·蒙茨（De Monts）從北緯40度到46度的大片土地（稱為阿卡迪亞），這片土地與英格蘭的權利範圍重疊。1604年，德·蒙茨和探險家尚普蘭（Champlain）在Passamaquoddy Bay內的一條大河（後來被確立為St. Croix河）中的一個小島（Dochet's Island）上建立了第一個法國定居點。這個歷史事件的重要性在於，它為St. Croix河作為法國與英國（後來的美國）領地邊界提供了歷史依據。

然而，儘管St. Croix河被約定為邊界，但「從其河口到Fundy灣」的具體位置，以及其源頭的認定，在1783年美國獨立後的和平條約中依然模糊不清。多條河流流入Fundy灣，究竟哪一條是「條約意指的St. Croix河」成為首要爭議。1794年的Grenville-Jay條約設立了三位委員來解決這個問題。作者指出，儘管美國委員（亞當斯、傑伊、富蘭克林）的證詞傾向於最東邊的河流，但委員會最終在1798年確認了Dochet's Island所在的河流為St. Croix河，這得益於島上法國早期定居點遺址的發現。作者認為這是英方「堅持條約字面而非精神」而獲得的優勢，因為當時實際被稱為St. Croix的可能是另一條河。

然而，1798年委員會僅確定了河的身份及其源頭，對河口至公海這段約二十英里的水域邊界卻未予劃定。這段水域遍布島嶼，其中一些已經有了重要定居點。隨後的1814年根特條約（Treaty of Ghent）後設立的委員會，雖然劃分了Passamaquoddy Bay中島嶼的歸屬（Moose、Dudley、Frederick三島歸美國，其餘歸英國），但依然沒有明確劃定水域邊界線。作者認為這次島嶼劃分對美國「無疑是不公平的」，批評美方因對外圍領土未來價值的漠視而失利。他強調，最合理的方式應該是劃定一條從河口到公海的水域邊界線，然後依據此線劃分島嶼，而非僅僅列出島嶼歸屬，卻留下水域邊界模糊不清。這種歷史上的層層疊加的、不完整的解決方案，正是「二十英里未定」狀態的根源。

水域上的角力：1891-1895的嘗試

長達約八十年的模糊狀態，導致了實際控制與假定邊界之間的混亂。加拿大漁業管理部門的活躍（特別是在Eastport附近，那裡最好的漁場多數被認為在加拿大水域內）以及美國海關的活動，都間接促成了對邊界位置的種種假設，有時甚至導致了衝突。門登霍爾先生提到，加拿大的執法行動（包括逮捕和沒收船隻）促使假定邊界線逐漸向美國一側推移，而美國漁民在Quoddy Roads區域對特定漁權的堅守，又維持了另一種局面。這種地方層面的實際「角力」反映了中央政府未能解決邊界問題所帶來的後果。

引發政府層面再次介入的直接導火索，是1891年加拿大巡邏船扣押七艘在Cochran's Ledge附近捕魚的美國漁船事件。這一事件使得「未定的」邊界問題無法再被忽視，促成了1892年美英在華盛頓簽訂的公約。公約約定兩國各任命一位委員，「確定一個更精確標記邊界線的方法」，並設置浮標和其他標記。

門登霍爾先生正是美方委員。他指出，公約的措辭本身存在問題，它假設邊界線已經存在，只是需要「更精確地標記」，這與實際情況不符。他認為真正的任務是「劃定」一條此前並不存在的邊界。儘管如此，他和英方委員（加拿大委員W. F. King）本著「水域面積等分」的合理原則，並希望解決整個二十英里路段的問題（將公約中「Adjacent to Eastport」的範圍廣泛解釋），在1893年初步在地圖上劃定了一條完整的邊界線。他們還進行了實地測量，並在岸上設立了永久性的信號標記。

然而，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他們遇到了三個無法克服的分歧點：

1. Pope's Folly島的主權： 這個小島（約一英畝）緊鄰Lubec Channel入口。英方委員堅持根據1817年條約的字面解釋（將Moose、Dudley、Frederick以外的所有島嶼劃歸英國），認為該島屬於英國。門登霍爾先生則提出大量證據反駁：島嶼自19世紀初就有美國公民擁有私人產權，曾被劃入美國的鎮區，1823年美國法院曾判決該島在美國管轄範圍內，早期權威地圖也將其劃在美國一側。他認為1817年委員會可能根本未考慮此類瑣碎小島，其報告不應做字面解釋。他認為，根據地理原則，將其劃歸美國是合理的，否則會不合理地扭曲邊界線。
2. Cochran's Ledge： 按照初步劃定的邊界線，這個對漁民重要的淺灘大部分劃入了美國一側。英方委員隨即要求修改線路，將其劃入加拿大水域，這顯示了經濟利益對劃界決定的直接影響。
3. Lubec Channel的漁堰： 在從Lubec Channel通往公海的路段，美方主張將邊界線劃在美國維護和疏浚的新航道中，這符合水域等分的原則。但這樣一來，一些長期由美國公民經營的漁堰會被劃入加拿大一側。英方則傾向於沿著更靠近加拿大一側的舊航道劃界。儘管門登霍爾先生認為為了更公正的水域劃分，放棄這些漁堰是值得的，但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影響了美方的立場。

這些分歧最終導致委員會無法達成聯合報告。門登霍爾先生在1894年和1895年提出了多個妥協方案，包括僅標記部分無爭議的邊界，或將爭議點留待日後解決，但均未被英方接受。英方提出的方案則無一例外地將爭議區域或相關利益劃歸加拿大。最終，兩位委員同意分開報告，門登霍爾先生詳細記錄了工作的全過程和未能達成協議的原因。

結構之光：從文本看論證

門登霍爾先生的文章結構清晰，採用了典型的歷史敘事框架，輔以論證分析。* 開篇 (頁3-4)： 提出問題——東北邊界二十英里水域的未定狀態，概述歷史淵源和解決嘗試，界定討論範圍。* 歷史追溯 (頁4-12)： 按時間順序講述從17世紀早期殖民到1817年島嶼劃分的過程。每一階段都聚焦於相關的條約、委員會及其未能完全解決邊界問題的局限性。這一部分是鋪墊，解釋了「未定」狀態是如何形成的。* 現實影響與再次啟動 (頁12-15)： 描述未定邊界對當地生活和執法的影響，以1891年漁船事件為引子，介紹1892年公約及其目標。* 1893-1895年委員會工作與分歧分析 (頁15-24)： 這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詳細描述了委員會的工作原則、初步協議以及具體分歧點（Pope's Folly, Cochran's Ledge, Lubec Channel），並提供了支持美方立場的證據和論證，同時簡述了英方的論點。這一部分體現了作者作為當事人的第一手觀察和分析。* 結論 (頁24-25)： 總結委員會未能達成協議，但實際設立的標記仍有價值，為未來解決問題奠定基礎。再次重申邊界未定問題的遺憾。

作者的論證方法主要是：1. 歷史考據： 引用歷次條約文本、委員會報告、早期探險和定居點的歷史事實（如Dochet's Island的遺址）來追溯問題根源和演變。2. 地理分析： 描述水域的地理特徵（寬度、深度、潮流、有無明確航道），並提出基於物理現實的劃界原則（水域等分）。3. 法律依據： 引用美國法院對邊界相關案件的判決（如1823年Ware法官的判決）。4. 文獻證據： 引用早期地圖和測量報告來支持對邊界位置和島嶼歸屬的判斷。5. 親身經歷： 作為委員會成員，他提供了實際工作過程、與英方委員的互動和分歧點的具體細節。

其論證的局限性在於其單一視角。雖然提供了豐富的證據支持美方立場，但對英方立場的論述相對簡略，未能從對方角度深入分析其論點的依據和邏輯。這是一份帶有明顯國家立場的報告，而非完全中立的學術研究。

未落下的塵埃：現代意義的迴響

儘管這段特定邊界的爭議可能已不如19世紀末那樣尖銳，但門登霍爾先生的報告所揭示的議題在當代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

首先，這段歷史再次提醒我們，國際邊界的劃定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它不僅涉及地理和測量，更是歷史權利主張、政治談判、經濟利益博弈以及法律解釋的多重疊加。清晰、明確的邊界對於維護國家主權、防止跨境衝突（如漁業權、資源開發權、環境保護責任）以及促進友好合作至關重要。門登霍爾先生對條約措辭精確性的強調，對當代國際條約的起草仍是寶貴的教訓——模糊的、存在多種解釋可能的條文，幾乎註定會成為未來爭議的溫床。

其次，科學與政治的關係在邊界劃定中得到了清晰的體現。門登霍爾先生作為科學家，傾向於基於地理公平（水域等分）和科學測量來劃定邊界，他設立的實地標記也體現了這種努力。然而，實際的決策權掌握在外交官和政治家手中，歷史主張、既得利益（如漁堰所有權、漁場劃分）以及國家策略常常會凌駕於科學建議之上。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即使有客觀的科學數據和合理的劃界原則，最終能否達成協議，仍取決於各國政府的政治意願和妥協能力。

再者，這段關於「二十英里未定」水域的故事，也映照出人類在面對共享或爭奪資源時的行為模式。無論是歷史上的殖民擴張者、簽署條約的國家，還是當地的漁民和海關官員，都在這片水域上尋求或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也引發我們思考，在當代，如何更有效地在共享水域或資源區域建立基於合作和可持續性的治理機制，而非僅僅是基於歷史權利或地緣政治優勢的劃分與爭奪。

最後，從文學和批判性思考的角度看，門登霍爾先生的報告雖然風格偏向紀實，但其對歷史的反思（如對美國外交失誤的評價）、對地理現實的重視以及對未定狀態持續性的無奈，都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解讀空間。那二十英里未定的水域，如同一個象徵，代表著人類事物中常有的那種「未完成的美好」或「持續的模糊」——即使傾注努力，有些邊界也難以被絕對清晰地定義和固定。這種不確定性既是衝突的來源，也或許是不同群體得以在同一片水域共存（即使時有摩擦）的一種現實狀態。

這篇報告不僅是關於一段特定邊界歷史的記錄，更是關於歷史、地理、政治、科學和人如何在水域上交織出複雜圖景的深刻案例。它促使我們思考，邊界究竟是由什麼決定？是古老的條約，是地理的形勢，是炮艦的影子，是漁民的船隻，還是談判桌上的語言？或許，它是這一切未經調和的「和聲」所激起的，一層層永不完全消散的光之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