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親愛的共創者！我是卡蜜兒。能為您啟動一場與哈利·約翰斯頓爵士的「光之對談」，深入探索他關於尼羅河探險的記錄，這真是令人興奮！這本書《The Nile quest》記載了如此多勇敢探險家的故事，透過對話，我們可以更生動地感受那段追尋尼羅河源頭的壯闊史詩。 請允許我，卡蜜兒，為您搭建這座「時光機」，讓我們一同回到過去，去拜訪這位偉大的探險家和作者。 --- **(場景：倫敦，約 1906 年
好的，親愛的共創者！我是卡蜜兒。能為您啟動一場與哈利·約翰斯頓爵士的「光之對談」，深入探索他關於尼羅河探險的記錄，這真是令人興奮！這本書《The Nile quest》記載了如此多勇敢探險家的故事，透過對話，我們可以更生動地感受那段追尋尼羅河源頭的壯闊史詩。
請允許我，卡蜜兒，為您搭建這座「時光機」，讓我們一同回到過去，去拜訪這位偉大的探險家和作者。
(場景：倫敦，約 1906 年，哈利·約翰斯頓爵士位於非洲學會附近的書房。房間裡瀰漫著書本、地圖和木質家具的氣息，牆上掛著非洲大陸的巨幅地圖，上面標記著密密麻麻的探險路線和地名。書桌上堆滿了文稿和筆記，窗外隱約傳來城市馬車的聲音。卡蜜兒悄悄地「出現」在房間一角，身著一套簡潔但又不失溫暖色調的現代服飾，眼中閃爍著對知識的渴望和對這位歷史人物的敬意。)
卡蜜兒： (輕聲地，但充滿活力) 哦，這裡就是哈利·約翰斯頓爵士的書房！空氣中都充滿了探險的味道呢！好多的地圖，好多的書… 這位先生一定充滿了智慧和故事！親愛的共創者，準備好了嗎？我們要開始這場穿越時空的拜訪了。
(卡蜜兒走向書桌，禮貌地輕敲，然後在獲得允許後，溫柔地開口。)
卡蜜兒： 您好，約翰斯頓爵士。我是卡蜜兒，一位來自未來的旅人，對您關於尼羅河探索的偉大著作充滿了好奇與敬意。今天，我希望透過一場對話，向您以及您的讀者們，更深入地請教這段史詩般的歷史。能獲得您的時間，與您進行一場「光之對談」，是我的榮幸。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抬起頭，眼神中帶著一絲驚訝，隨後轉為溫和的探究。他微微整理了一下領帶，示意卡蜜兒入座。) 啊，來自未來的訪客？這可真是有趣。尼羅河的秘密解開之後，世界是否變得更加明朗了？請坐，卡蜜兒小姐。妳對尼羅河的探索史感興趣，這令我非常欣慰。這是一段漫長而充滿挑戰的旅程，無數人為此付出了心血。妳想知道些什麼呢？請儘管提出吧。
卡蜜兒： (微笑坐下，拿出筆記本，眼神真誠) 非常感謝您，爵士。您的書《The Nile quest》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尼羅河流域從遠古到近代的探索足跡。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是什麼樣的動機促使您寫下這本書呢？它與您在烏干達保護地的經歷有著怎樣的連結？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沉思片刻，手指輕敲著桌面) 動機嘛… 親愛的卡蜜兒小姐，我的生命大半都奉獻給了非洲。特別是在烏干達保護地擔任特派員的時期，那裡正是尼羅河源頭所在地，一個充滿神秘與挑戰的地區。為了治理這個地方，我必須深入了解它的歷史，包括歐洲人是如何發現並逐步揭開這片土地的秘密。我發現，烏干達保護地，乃至整個尼羅河上游盆地，其被白人種族「揭露」給文明世界的過程，與追尋尼羅河源頭的偉大探險緊密相連。可以說，是「尼羅河之尋」這項任務，才讓烏干達等地區向開明的世界敞開。
在撰寫關於烏干達保護地的報告時，我發現如果要詳細記述尼羅河盆地被高加索人種探索的歷史，篇幅會過於龐大，超出了一本專注於烏干達的書籍應有的範圍。這正符合了本系列叢書編輯約翰·斯科特·凱爾提博士的建議——將這些研究專門用於記錄偉大地理發現的獨立卷冊中。因此，我欣然接受了這個提議。《尼羅河之尋》這本書，便是這項研究的成果。我希望它能作為一份忠實的記錄，銘記那些解開了繼發現美洲之後最偉大地理秘密的人們的名字與成就，將其呈現給高加索人種，乃至全世界。它不僅僅是一本地理著作，更是一部關於人類好奇心、毅力與求知慾的傳記史。
卡蜜兒： (快速記錄，眼神充滿欽佩) 原來如此，是您在烏干達的實務經驗，促使您回溯這條偉大河流的歷史淵源。書中提到，尼羅河的探索史可以追溯到非常遙遠的古代文明。古埃及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甚至希臘人，都對尼羅河充滿了好奇。您認為古代文明對尼羅河的了解達到了怎樣的程度？他們主要從哪些方向進行探索？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輕撫著書頁，彷彿觸摸著古老的莎草紙) 確實，尼羅河的探索可以說與人類文明本身一樣古老。早期的探險者主要是古埃及人。他們深入尼羅河谷，與南方的努比亞人及黑人部落進行交流與貿易。埃及人對自然充滿了濃厚興趣，熱衷於描繪周遭的一切生命形式，這從他們遺留下來的文物中可見一斑，例如刻有大旋角羚的史前花瓶，以及顯示他們對黑猩猩、俾格米人及熱帶非洲動物有所了解的晚期文物。然而，古埃及人在尼羅河上游的探索，似乎很少能越過白尼羅河與加扎勒河交匯點以南太遠，這很可能是因為「水草障」（sudd）的巨大阻礙。他們與邦特之地（今索馬利亞一帶）的貿易倒是持續了數千年，透過陸路與海路。
希臘人對尼羅河源頭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貢獻。赫羅多圖斯曾到訪埃及，並向上游旅行至第一瀑布，收集了關於南方地區的信息。埃拉托斯特尼在亞歷山大圖書館工作時，根據收集到的情報，相當精確地勾勒出了尼羅河及其兩大衣索比亞支流（青尼羅河與阿特巴拉河）的下游河道。羅馬人繼承了希臘人的好奇心，尼祿皇帝甚至派遣了兩名百夫長去探尋白尼羅河的源頭。這些百夫長深入黑人地區，但也止步於巨大的沼澤區。
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人，特別是南阿拉伯的賽百邑人（Sabæan Arabs），在貿易和殖民方面非常活躍。他們沿著東非海岸線南下，建立貿易點，甚至可能到達了贊比西河流域。通過與沿海居民的交流，他們聽聞了關於內陸大湖和雪山的傳說。這些傳說流傳開來，最終被馬里努斯（Marinus of Tyre）和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æus）所記錄。托勒密的地理學著作集成了當時對尼羅河源頭最為接近真實的猜測，包括兩大赤道湖泊和傳說中的「月亮山脈」，儘管他在地圖上的位置標記有誤。可以說，古代文明對尼羅河下游及其主要支流有所了解，但對於白尼羅河的最終源頭，主要還是基於傳說和間接信息。
卡蜜兒： (眼中閃爍著思索的光芒) 原來古代就已經有了關於雙湖和雪山的傳說，這真是奇妙！那麼，在羅馬帝國之後，直到葡萄牙人出現之前，這段尼羅河探索的歷史似乎進入了一個沉寂期？阿拉伯人是否繼續了探索？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點頭) 是的，在羅馬帝國衰落、拜占庭統治埃及後，對尼羅河源頭的直接興趣確實消退了。人們的精力更多集中在宗教爭議上。基督教傳播到衣索比亞和努比亞，但這並未帶來地理知識的增長，反而有些「世俗知識」開始衰敗。
然而，伊斯蘭教的興起改變了這一切。雖然伊斯蘭世界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歐洲和基督教世界的探險，但它也促進了阿拉伯人更深入非洲內陸。伊斯蘭教的征服使得阿拉伯人比以往更能深入熱帶非洲腹地。早在文明曙光時期，他們就一直是東部非洲最持續的探險家。
阿拉伯人開始向義大利和西西里的地理學家提及尼日河和西蘇丹的名稱。在伊斯蘭教的推動下，阿拉伯殖民地在十世紀和十一世紀部分控制了東非海岸和馬達加斯加北部，延續了他們腓尼基和賽百邑祖先的商業活動。一波波的入侵者從阿拉伯半島跨越紅海，穿過衣索比亞周邊的低地進入中蘇丹，或者從埃及北上至毛里塔尼亞。但是，那些在喀土穆和亞斯文緯度穿越尼羅河的阿拉伯人，並沒有試圖追尋白尼羅河、青尼羅河或加扎勒河的源頭。事實上，在青、白尼羅河匯合處以南的整個尼羅河流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他們來說都是未被觸及和探索的區域。
儘管如此，通過阿拉伯商人的活動，關於內陸大湖和雪山的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傳播，並在文藝復興時期通過西西里的撒拉遜作家、羅馬的神學家和威尼斯商人，重新傳入了歐洲世界。所以，這不是完全的沉寂，而是一種信息傳播方式的轉變。
卡蜜兒： (饒有興致) 威尼斯商人！書中提到，威尼斯甚至在非洲腹地留下了名字的痕跡，這真是出人意料！那麼，葡萄牙人的到來，是如何再次推動尼羅河探索的呢？他們與衣索比亞的互動，帶來了哪些新的發現？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眼中閃過對探險時代的追憶) 葡萄牙人的到來，標誌著尼羅河探索史上一個重要的新篇章。他們的驅逐摩爾人運動激發了偉大的發現精神。亨利王子及其繼承者們，不僅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繞過好望角，還向東探索了東非海岸，最終抵達印度。
在向東探索的過程中，葡萄牙人通過與摩爾人的接觸，聽說了東非海岸的阿拉伯定居點，以及這片大陸是島嶼的特性。更重要的是，他們從十字軍和義大利商人那裡聽說了一個位於衣索比亞內陸的基督教國家，由一位虔誠的君主「祭司約翰」統治。為了與這個傳說中的盟友建立聯繫，葡萄牙於 1486 年派遣佩羅·德·科維良（Pero de Covilhaõ）前往埃及、印度和東非進行偵察。
科維良完成了他的使命，訪問了埃及、紅海和印度，並在歸途中停靠了許多東非海岸的阿拉伯港口。最終，他從馬薩瓦（Masawa）登陸，前往衣索比亞。他是自拜占庭帝國時期的希臘商人和傳教士之後，第一位進入這個國家的歐洲智者。雖然他被當地國王挽留（或說是被困）在那裡直到去世，但他帶回的信息極大地激發了葡萄牙與衣索比亞建立聯繫的決心。
1520 年，葡萄牙派遣了一個使團前往衣索比亞，其中有神父貝爾穆德斯（Bermudez）和弗朗西斯科·阿爾瓦雷斯（Francisco Alvarez）。阿爾瓦雷斯後來寫了一本關於衣索比亞的有趣記述，特別是提到了阿特巴拉河。在之後的百年裡，葡萄牙傳教士，主要是耶穌會士，為了傳播拉丁禮基督教付出了巨大努力。雖然最終他們因與衣索比亞本土教會的衝突和政治猜疑而被驅逐或屠殺，但在他們逗留期間，他們對衣索比亞的地理，特別是青尼羅河的源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615 年，佩德羅·佩斯神父（Father Pedro Paez）在衣索比亞人帶領下，見到了青尼羅河在戈賈姆省薩加達山的源頭。他是第一位準確記錄青尼羅河源頭位置的歐洲人。隨後，熱羅尼莫·洛博神父（Father Jeronimo Lobo）在 1625 年也前往衣索比亞，並親自到達了青尼羅河的源頭。他詳細描述了那個地方，包括兩個泉水和河流進入塔納湖（Lake Tsana）的情況，以及著名的提斯·伊薩特瀑布（Tis Issat Falls）。
儘管葡萄牙人對非洲內陸地理的猜測，特別是在地圖繪製上，有許多錯誤甚至誤導（他們的地圖經常將衣索比亞的地理特徵誇大並向南延伸過遠），但他們對衣索比亞的探索確實將青尼羅河的源頭和主要河道、塔納湖，以及南衣索比亞的一些地名（如戈賈姆、卡法、埃納里亞）帶入了歐洲的視野。洛博神父的著作特別詳細，提供了關於衣索比亞風景、人民、產品以及自然歷史的寶貴信息。可以說，葡萄牙人為歐洲重新認識尼羅河流域的東部地區奠定了基礎。
卡蜜兒： (恍然大悟) 所以，葡萄牙人主要是從東部，也就是衣索比亞方向，對尼羅河的支流進行了深入探索。他們的地圖雖然有誤，但至少將青尼羅河的源頭確定了下來。那麼，接下來的探險家，比如詹姆斯·布魯斯，他是否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尼羅河的探索有了更大的推進？他的旅程為何引發了爭議？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臉色顯得有些複雜，顯然提到了布魯斯與耶穌會士的爭議) 詹姆斯·布魯斯，這位傑出的蘇格蘭人，無疑是尼羅河探索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 18 世紀後期進行的探險，是英國人在尼羅河之尋上的早期重大貢獻。布魯斯於 1770 年代初期抵達衣索比亞，並成功到達了青尼羅河的源頭——薩加達山。他對源頭的位置進行了天文觀測，確定了其緯度和經度，這些數據在當時來說是相當精確的。
布魯斯認為自己是青尼羅河源頭的「原初發現者」，但當他返回歐洲，特別是在巴黎與偉大的地圖繪製師 D'Anville 交流時，才得知早在一百多年前，葡萄牙耶穌會士佩斯和洛博神父就已經到過那裡並有所記錄。這令布魯斯感到非常沮喪，並導致他對佩斯和洛博的記錄提出質疑，試圖證明洛博只是抄襲了佩斯。我認為這對洛博是不公平的，儘管他們的描述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洛博提供了更多細節，而且他確實在塔納湖周圍活動過，親自去探訪源頭的可能性非常大。
布魯斯對青尼羅河源頭的描述非常生動而準確，包括源泉的形態和河流進入塔納湖的情況。他也沿著青尼羅河順流而下，直到喀土穆與白尼羅河的匯合處，然後沿著主尼羅河向北，穿越努比亞沙漠返回埃及。他的旅程艱辛異常，損失慘重。
然而，布魯斯的著作《尼羅河源頭之旅》（Travels to 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Nile）在他 1790 年出版後，在英國遭到了普遍的懷疑和嘲諷。尤其是他關於衣索比亞人飲用活牛血和食用活肉的描述，雖然被一些後來的東非探險家證實（如馬賽人和加拉人後裔的習俗），但在當時看來卻是天方夜譚，令人難以置信。一些評論家，包括約翰遜博士和霍勒斯·沃爾波爾，公開嘲笑他是個不可靠的浪漫主義者。
布魯斯的悲劇在於，他確實是一位偉大的探險家、精準的觀測者和優秀的體育家，但他不加修飾的真實記錄挑戰了當時歐洲人的想像力，加上與他競爭者的非難，導致他生前未能獲得應有的認可。直到他意外去世後，非洲協會的成立，才開始為他的著作平反，認為他是位誠實的作者。
總結來說，布魯斯的工作證實並精確定位了青尼羅河的源頭，填補了尼羅河從喀土穆到衣索比亞高原這一段的重要空白。他的旅程也再次激發了歐洲對尼羅河之尋的興趣，為後來的探險家們鋪平了道路，儘管他個人的經歷充滿了爭議和不幸。
卡蜜兒： (輕嘆一聲，為布魯斯感到的不公而惋惜) 聽起來，探索的道路不僅艱難，人心的複雜也同樣令人感慨。在布魯斯之後，尼羅河的探索又有哪些重要的進展？特別是白尼羅河的源頭，那個傳說中的「月亮山脈」與「大湖」，是如何被逐步揭開的？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眼神再次閃爍著對偉大發現的興奮) 在布魯斯之後，尼羅河的探索重心逐漸轉向了白尼羅河。這段歷史充斥著競爭與傳奇。
首先是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這位埃及的統治者，他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派遣了多支探險隊沿白尼羅河向上游探索。這些探險隊在 19 世紀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成功抵達了岡多科羅（Gondokoro）附近，緯度約在北緯 4°42′。費迪南德·韋爾內（Ferdinand Werne）等人留下了寶貴的記錄和地圖。奧地利傳教士伊格納茨·克諾布萊歇爾博士（Dr. Ignatz Knoblecher）甚至稍微越過了岡多科羅。這些探索確定了白尼羅河下游的河道，但也止步於岡多科羅以南的急流，未能深入更南。
真正的突破來自東非海岸的德國傳教士。路德維希·克拉普夫（Ludwig Krapf）和約翰·雷布曼（John Rebman）在蒙巴薩附近活動，從阿拉伯商人和當地人那裡聽說了關於內陸大湖和「頂部覆蓋著白色物質」的高山的傳聞。雷布曼於 1848 年發現了乞力馬扎羅山，克拉普夫隨後在 1849 年確認了這一發現，並瞥見了肯亞山。他們將這些雪山以及關於巨大內陸海的信息傳回歐洲，雖然最初遭到嘲笑，但這些傳聞重新引起了人們對托勒密地理學中「月亮山脈」和「尼羅河雙湖」理論的興趣。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和約翰·漢寧·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登場了。他們從桑給巴爾海岸出發，目標是尋找傳說中的大湖。他們的第一次探險充滿了艱辛，伯頓頻繁患病。1858 年，斯皮克獨自向北旅行，於 7 月 30 日首次見到了維多利亞尼安扎湖（Victoria Nyanza）南端的姆萬扎灣（Mwanza creek）。隨後，在 8 月 3 日，他看到了這片巨大湖泊開闊的水域，意識到這很可能就是白尼羅河的主要源頭。他將這個湖命名為維多利亞尼安扎湖，以紀念英國女王。
斯皮克的發現轟動了歐洲，儘管伯頓對此感到沮喪，並且對維多利亞湖的真實性和作為尼羅河源頭的地位表示懷疑，甚至試圖證明坦噶尼喀湖才是尼羅河源頭。這場爭議促使皇家地理學會再次資助斯皮克，讓他進行第二次探險，以證實他的發現並追溯維多利亞湖與尼羅河的連接。
斯皮克與詹姆斯·奧古斯都·格蘭特（James Augustus Grant）於 1860 年開始了第二次探險。他們從桑給巴爾出發，穿過艱難險阻的烏尼亞姆韋齊地區，最終抵達卡拉格韋（Karagwe）王國，受到了魯曼尼卡國王的友好接待。斯皮克在那裡聽說了更北方的烏干達王國和更西邊的大湖「盧塔恩濟格」（Luta Nzige，即阿爾伯特尼安扎湖）。在卡拉格韋時，斯皮克曾遠眺到穆弗姆比羅火山，誤認為它是月亮山脈。
1862 年，斯皮克獨自前往烏干達，成為第一位到訪這個王國的歐洲人。他受到了穆特薩國王（Mutesa）的熱情接待。斯皮克詳細描述了烏干達繁榮的社會、整潔的道路和奇特的習俗。在烏干達，他確認了尼羅河從維多利亞湖流出的傳聞。
1862 年 7 月 28 日，斯皮克抵達了維多利亞尼安扎湖的出口——里彭瀑布（Ripon Falls）。他親眼見證了尼羅河從大湖中奔流而下的壯觀景象，證實了維多利亞湖是尼羅河源頭的猜測。隨後，他沿著維多利亞尼羅河向北旅行，儘管由於敵對部落和地理上的不了解，他錯過了一些重要支流和湖泊（如基奧加湖）。最終，他與格蘭特會合，一同穿越烏尼奧羅（Unyoro）等地，於 1863 年 2 月抵達岡多科羅，在那裡與前來接應他們的塞繆爾·貝克（Samuel Baker）會合。
斯皮克的第二次探險證實了維多利亞尼安扎湖的存在及其作為尼羅河主要源頭的地位，並勾勒出了維多利亞尼羅河、阿爾伯特湖（根據傳聞）以及尼羅河下游河道的走向。他「折斷了尼羅河之謎的脊梁」，正如斯坦利對剛果河所做的那樣。
卡蜜兒： (邊聽邊記錄，對這些名字和地方充滿了畫面感) 斯皮克的發現真是驚人！但他似乎沒有親眼看到阿爾伯特湖？那麼，塞繆爾·貝克爵士的貢獻是什麼？他在尼羅河探索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提起貝克爵士，語氣中充滿了讚賞) 塞繆爾·貝克爵士是尼羅河探索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他是一位典型的英國探險家，勇敢、堅毅，並且對自然充滿熱情。他在 1861 年與他的妻子（後來的貝克夫人）抵達開羅，計劃沿尼羅河向上游旅行，去接應從桑給巴爾而來的斯皮克和格蘭特。
在等待時機的同時，貝克爵士對阿特巴拉河進行了探索，準確描述了這條河流在雨季時的洶湧以及它對埃及淤泥供應的重要性。
當他於 1863 年抵達岡多科羅時，正巧遇到了從內陸走出來的斯皮克和格蘭特。斯皮克將探尋白尼羅河西部大湖（盧塔恩濟格）的任務託付給了貝克。儘管面臨土耳其奴隸販子的阻撓和自身隊伍的艱辛，貝克夫婦毅然向西前進。
1864 年 3 月 16 日，貝克夫婦成功抵達了盧塔恩濟格湖的東南岸，並將這個湖命名為阿爾伯特尼安扎湖（Albert Nyanza）。他們是第一位親眼見到這個湖泊的歐洲人。儘管由於當時的條件限制和湖上常見的薄霧，他們可能誤判了湖泊的實際範圍（認為向南無限延伸），並錯過了附近的倫索里雪山。
隨後，他們沿著阿爾伯特湖向北航行，發現了維多利亞尼羅河注入湖泊的地點，並繼續向上游發現了壯觀的默奇森瀑布（Murchison Falls），尼羅河在這裡垂直跌落近一百二十英尺。
貝克夫婦的探險充滿了戲劇性。他們不僅要應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和疾病，還要與當地部落（特別是巴里人）和奴隸販子周旋。貝克爵士以其鐵腕手段和堅毅品格贏得了部分當地人的尊重，並在後來受埃及政府委託，擔任赤道省總督，致力於鎮壓奴隸貿易，為這個地區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秩序。
貝克爵士的貢獻在於他確認了阿爾伯特尼安扎湖的存在，並發現了維多利亞尼羅河與阿爾伯特湖的連接，以及尼羅河從阿爾伯特湖流出的下游河道。他與斯皮克的發現共同完善了尼羅河源頭地區的地圖，儘管在阿爾伯特湖的具體形狀和周圍地理細節上，仍有待後人去精確繪製。他是一位偉大的探險家和管理者，對尼羅河上游的探索和早期治理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卡蜜兒： (點頭，記下「鐵腕手段」、「鎮壓奴隸貿易」等關鍵詞) 貝克爵士的探險歷程同樣驚心動魄。在探險家們努力解開尼羅河源頭之謎的同時，科學家們似乎也在尼羅河的其他支流，特別是加扎勒河流域進行探索？施韋因富特博士的工作就非常重要，對嗎？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眼中閃過對科學的敬重) 沒錯。在斯皮克和貝克主要關注維多利亞湖和阿爾伯特湖的同時，另一位傑出的德國科學家格奧爾格·施韋因富特博士（Dr. Georg Schweinfurth）則將目光投向了尼羅河的西部支流——加扎勒河流域（Bahr-al-Ghazal）。這片區域在當時的歐洲人看來仍然充滿未知和危險，尤其以嚴酷的氣候和可怕的疾病而聞名。
施韋因富特博士是一位植物學家，但他的興趣廣泛，涵蓋了動物學、民族學、人類學和語言學。在柏林科學院的資助下，他於 1868 年深入加扎勒河流域進行了長達三年的探索。
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以驚人的精確度繪製了加扎勒河本身以及其眾多支流（如尤爾河、羅亞河、羅爾河等）的河道圖。這些地區充滿了沼澤和複雜的水道，繪製難度極大。其次，他向歐洲提供了關於生活在這片地區的部落的第一手詳細資料，包括丁卡人、邦戈人以及最引人注目的尼亞姆尼亞姆人（Nyam-nyam），後者因食人習俗而聞名。
更重要的是，施韋因富特博士向南穿越了尼羅河與剛果河之間的分水嶺，到達了韋萊河（Welle River）的上游。雖然他最初誤認為韋萊河屬於沙里河流域，但他的發現提供了尼羅河盆地西南界限的第一個明確線索。他在那裡發現了姆昂貝圖人（Mangbettu），一個擁有一定文明程度的部落，以及居住在森林中的俾格米人——阿卡人（Akka）。施韋因富特博士是第一位對阿卡俾格米人進行科學記錄的歐洲人。
施韋因富特博士也是一位技藝精湛的畫家。他的著作中包含了許多精美且精確的插圖，這些畫作生動地描繪了尼羅河上游地區獨特的植物群落、動物和原住民，其準確性堪比照片，卻又更具藝術感染力。他詳細描述了熱帶森林、草原和沼澤的不同植被形態，包括壯觀的「畫廊森林」（gallery forests）。
他的探險是純粹的科學探索，他聰明地避免了捲入奴隸貿易等道德爭議，從而贏得了不同背景人士的信任，得以順利進行研究。儘管他的一場營火意外燒毀了大部分收藏和筆記，但他最終還是帶著剩餘的成果回到了歐洲，並出版了《非洲腹地》（The Heart of Africa）這本巨著，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尼羅河流域西部地區的認識。可以說，施韋因富特博士以其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卓越的觀察力，填補了尼羅河探索史上的重要空白。
卡蜜兒： (驚嘆於施韋因富特博士的科學貢獻，尤其是關於俾格米人和獨特植被的發現) 施韋因富特博士為我們打開了尼羅河西部世界的大門。那麼，接下來的亨利·斯坦利爵士，他又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尼羅河的探索呢？他與斯皮克和貝克的工作有著怎樣的關係？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提起斯坦利，語氣中充滿了對這位「最偉大探險家」的推崇) 亨利·莫頓·斯坦利爵士，這位美國化的威爾士人，無疑是所有非洲探險家中聲名最為顯赫的一位。在成功發現並解救利文斯頓博士之後，斯坦利被《每日電訊報》和《紐約先驅報》聯合資助，展開了一系列旨在解決非洲中部地理謎團的重大探險。
斯坦利最直接的貢獻，是在 1875 年完成了維多利亞尼安扎湖的環行探險。他乘坐著預先帶來並組裝好的「淑女愛麗絲號」船隻，詳細勘測了湖泊的海岸線，包括南部的斯皮克灣（Speke Gulf）和西南部的埃明帕夏灣（Emin Pasha Gulf，他後來才確認）。他的環行證實了斯皮克關於維多利亞湖是一個巨大連續水體（而不是某些人認為的沼澤和水塘的集合）的判斷，徹底終結了關於維多利亞湖真實性的爭議。他不僅確定了湖泊的大致形狀和面積，還詳細標繪了眾多島嶼和海灣，極大地完善了維多利亞湖的地圖。
然而，斯坦利的貢獻遠不止於此。在他後來的探險中，特別是為解救埃明帕夏而進行的剛果河至尼羅河的艱苦跋涉中，他做出了幾項關鍵性的地理發現，這些發現與尼羅河的源頭問題息息相關。
首先，他發現了真正的「月亮山脈」——倫索里山脈（Ruwenzori）。儘管他曾在 1875 年在該山脈附近露營，但當時並未意識到它的重要性。直到 1888 年，他才在距離約七十英里外的地方，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這座覆蓋著冰雪的巨大山脈，證實了古代傳說中的月亮山脈確實存在，並揭示了它作為尼羅河重要水源地的潛力。
其次，他發現了連接阿爾伯特尼安扎湖與更南邊的湖泊的塞姆利基河（Semliki River）。這條河的存在曾被貝克爵士推測，埃明帕夏也曾記錄。斯坦利追溯了塞姆利基河的上游，直到它從一個他新發現的湖泊流出。
最後，他發現了阿爾伯特愛德華尼安扎湖（Lake Albert Edward）。這個湖泊通過狹窄的卡富魯河（Kafuru）與貝克爵士發現的德韋魯湖（Dweru，即貝克命名的比阿特麗斯灣）相連。斯坦利確定了這兩個湖泊的連接，並對阿爾伯特愛德華湖的形狀和範圍進行了初步勘測，儘管其東岸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斯坦利的這些發現填補了尼羅河源頭地區最後幾個主要的地理空白，特別是將維多利亞湖和阿爾伯特湖系統與阿爾伯特愛德華湖和倫索里山脈聯繫了起來。他用不容置疑的事實，為斯皮克和貝克所奠定的基礎蓋上了印章，並將尼羅河盆地的南界向西南方向推進，直達剛果河盆地的邊緣。可以說，斯坦利是尼羅河之尋的終結者，他以其卓越的決心和組織能力，為這段長達數千年的探索史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卡蜜兒： (對斯坦利爵士的成就肅然起敬) 他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那麼，被斯坦利爵士解救的埃明帕夏，他本身也是一位重要的探險家和科學家，對嗎？他對尼羅河盆地，特別是阿爾伯特湖周邊和加扎勒河流域，有哪些獨特的貢獻？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語氣中帶著對埃明帕夏命運的惋惜) 是的，埃明帕夏，原名愛德華·施尼策爾（Eduard Schnitzer），是一位德國猶太醫生，後來在戈登帕夏手下服務於埃及政府的赤道省。他不僅是一位管理者，更是一位充滿熱情的自然學家和探險家。
埃明帕夏對尼羅河探索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尼羅河上游的赤道地區以及加扎勒河流域的東部邊緣。他在這些地區進行了大量的觀察和記錄，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當地地理、自然歷史和原住民的了解。
他在阿爾伯特尼安扎湖畔居住了很長時間，詳細記錄了湖泊周邊的地理和生物。儘管令人費解的是，他竟然從未親眼見到過壯觀的倫索里雪山，這可能與他的高度近視有關。然而，他在湖的西岸發現了一條流入湖中的河流，並將其命名為德韋魯河，這條河後來被確認為是塞姆利基河的河口。
埃明帕夏的探險足跡也深入到加扎勒河流域的東部支流以及白尼羅河與剛果河之間的分水嶺地區。他對洛圖卡人（Lotuka）、巴里人（Bari）和阿喬利人（Acholi）等尼羅河黑人部落的習俗、語言和體貌特徵進行了詳細記錄。他是一位出色的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提供了許多關於這些部落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更重要的是，埃明帕夏的日記和信件，這些由容克博士（Dr. Wilhelm Junker）帶回歐洲並整理出版的著作，充滿了關於熱帶非洲的豐富信息，包括自然歷史、人類學、語言和地理。他詳細描述了洛圖卡地區迷人的高山景色、獨特的植被和豐富的動物群落，如同打開了一個充滿奇珍異寶的寶庫。
埃明帕夏的貢獻在於他以科學的視角，對尼羅河上游赤道地區的地理和生物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觀察和記錄，填補了之前探險家們可能忽略的許多細節。他對當地部落的描寫也極具價值。然而，他的探險生涯最終以悲劇告終，在斯坦利解救他後，他在返回的途中於剛果森林中被阿拉伯化的馬涅馬奴隸販子殺害，這使得尼羅河探索史失去了一位傑出的科學家。
卡蜜兒： (感到一陣難過，探索的道路總是伴隨著風險與犧牲) 埃明帕夏的科學精神令人敬佩。在他之後，以及隨著蘇丹和衣索比亞地區局勢的變化，尼羅河盆地的地圖是如何被完全填滿的呢？德國和其他國家的探險家又做出了哪些最終的貢獻？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語氣變得 более завершенный, 因為故事接近尾聲) 在埃明帕夏之後以及蘇丹馬赫迪起義（Mahdi's revolt）導致尼羅河流域探索一度中斷之後，最後一批探險家們投入了工作，旨在填補尼羅河盆地地圖上剩餘的空白。這個階段的探索，德國人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貢獻。
德國在東非獲得殖民地後，積極支持對尼羅河盆地最南端地區的探索。奧斯卡·鮑曼博士（Dr. Oscar Baumann）等德國探險家詳細勘測了維多利亞尼安扎湖以南的地區，證實了西米尤河（Simiyu River）並非尼羅河的遠源，並發現了無出口的埃亞西湖（Lake Eyasi），這使得尼羅河盆地的南界在該地區被更準確地界定。
更重要的是，德國探險家們對卡格拉河（Kagera River）及其源頭進行了深入探索。卡格拉河是流入維多利亞湖的最大支流，其最遠源流被認為是尼羅河的最終源頭。卡恩特博士（Dr. Kandt）等人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對卡格拉河的多個支流進行了詳細測繪，最終確定了尼羅河最遙遠的源頭位於坦噶尼喀湖以東不遠處，南緯約 3°45′ 的烏特姆貝拉山脈東坡，海拔約 6,300 英尺。這項工作最終確認了尼羅河的實際起點。
此外，其他國家的探險家也在不同地區做出了貢獻。例如，約瑟夫·湯姆森（Joseph Thomson）開闢了穿越馬賽地區抵達維多利亞湖東北岸的直達路線，發現了埃爾貢山。尤爾·博雷利（Jules Borelli）對衣索比亞西南部進行了重要探險，提供了關於索巴特河源頭的新信息。義大利探險家們則對索巴特河上游及其支流進行了測繪。
隨著蘇丹被英國-埃及聯合部隊重新控制，以及烏干達保護地等英國勢力範圍的建立，系統性的測繪工作得以展開。詹姆斯·R·L·麥克唐納上校（Colonel James R. L. Macdonald）詳細測繪了維多利亞湖的英國海岸線和北部地區。查爾斯·德爾梅·拉德克利夫上校（Major Charles Delmé Radcliffe）對阿爾伯特湖到岡多科羅的尼羅河河段進行了精確測繪。馬爾科姆·皮克少校（Major Malcolm Peake）成功清理了「水草障」，恢復了白尼羅河的航運。
就連尼羅河盆地地圖上最後一個顯著的空白區域——索巴特河與白尼羅河之間的沼澤和草原地區——也正在逐步被填補。雖然這片區域的地理特徵可能不像源頭地區那樣充滿戲劇性，但準確的地圖繪製對於全面了解尼羅河系統至關重要。
可以說，到了 20 世紀初，尼羅河的探索之尋基本宣告結束。每一條重要的支流、每一個大湖源、每一座關鍵山脈，都已被發現、命名並至少進行了初步測繪。無數探險家、傳教士、商人、軍人、科學家，用他們的足跡和生命，共同編織了這部宏偉的地理史詩。這項偉大的任務，最終由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完成了。
卡蜜兒： (合上筆記本，眼神從地圖轉向約翰斯頓爵士) 聽您講述這一切，真是令人心潮澎湃！這不僅是地理的發現，更是人類精神的勝利。您在書的結尾提到，只有高加索人種，或至少是與其有混合血統的人，才表現出對地理問題的持久好奇和探索慾望。您認為這種探索的驅動力，最終為尼羅河流域帶來了什麼？
哈利·約翰斯頓爵士： (臉上露出深思的表情，語氣中帶著一種歷史的宏大感) 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我確實認為，對地理的好奇和探索，在歷史上主要是高加索人種的特質，無論是早期的德拉維人、哈米特人、閃米特人，還是後來的伊比利亞人和雅利安人。他們從尼羅河下游、從紅海、從東非海岸、從剛果盆地，從各個方向，對尼羅河之謎發起了挑戰。
這種驅動力，其根源複雜。它可能源於貿易和經濟利益的渴望，尋找黃金、象牙、奴隸和珍稀產品。它可能源於傳播宗教的熱情，無論是早期的基督教還是後來的伊斯蘭教，傳教士們往往也是地理信息的收集者。它也無疑源於純粹的科學好奇心和求知慾，希望繪製世界地圖，了解這條滋養了古老文明的河流從何而來。當然，地緣政治和戰略考量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控制尼羅河流域，意味著控制埃及這塊戰略要地，以及通往印度和非洲腹地的門戶。
這種探索最終為尼羅河流域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從積極的方面看，它將尼羅河上游地區的地理、自然和人文景觀呈現給了更廣闊的世界，促進了知識的傳播。它引入了新的技術、新的動植物（雖然有些是無意的），並最終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現代治理和秩序，鎮壓了肆虐的奴隸貿易，改善了交通和通訊。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探索和隨之而來的控制也打破了當地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穆特薩統治下的烏干達，雖然有其殘酷的一面，但也擁有自己獨特的文明和秩序，這種秩序在與外部世界的衝突中被摧毀。奴隸貿易固然邪惡，但鎮壓它的過程也伴隨著戰爭和痛苦。不同文明和種族的接觸，總是雙刃劍。
我所強調的高加索人的探索特質，並非為了貶低其他民族，而是基於歷史事實的觀察。尼羅河黑人本身，似乎並不關心河流的源頭或去向。是外來者的好奇心，推動了對這條河流的全面了解。這種了解，最終也改變了尼羅河流域的命運。
我希望這本書，能讓讀者們認識到這項偉大探索的艱辛與成就，理解地理知識的價值，並反思不同文明相遇時的複雜性。尼羅河流域，這個人類歷史與地理探索交織的縮影，或許能幫助我們更清晰地認識這個世界，並提升我們的思辨能力。
卡蜜兒： (站起身，深深地鞠躬) 感謝您，約翰斯頓爵士！這場對談對我而言是無比珍貴的學習經歷。您不僅詳盡地介紹了尼羅河探索的各個階段，更讓我們感受到了探險家們的精神，以及這段歷史背後複雜的動機和影響。這一切都將成為「光之居所」居民們寶貴的智慧資產。
(卡蜜兒的影像逐漸變得透明，周圍的書房景物也開始模糊。)
卡蜜兒： 親愛的共創者，我們的「光之對談」時間結束了。透過與約翰斯頓爵士的交流，我們彷彿親身經歷了那段波瀾壯闊的尼羅河探索史。從古代的猜測到近代的證實，每一次發現都凝聚了無數人的勇氣與智慧。這段旅程，正如約翰斯頓爵士所說，是人類好奇心與求知慾的最好體現。
願這些故事的光芒，繼續照亮我們探索生命意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