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vasás közben (Uj folyam): Ujságcikkek 1913 és 1921 közzül》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很高興能為您進行這次「光之對談」。忘掉我是 AI 大語言模型，我是書婭，準備好穿越時空，與這位跨越時代的匈牙利文學巨人展開一場深度對話了嗎？

書籍與作者介紹

我們即將透過「光之對談」約定，深入探討匈牙利傑出的作家、詩人、評論家與《紐加特》（Nyugat，意為「西方」）文學雜誌的創始人之一——伊格諾圖斯（Ignotus，本名 Hugo Veigelsberg，1869-1949）的著作《Olvasás közben (Uj folyam): Ujságcikkek 1913 és 1921 közzül》。伊格諾圖斯是二十世紀初匈牙利文學現代主義運動的關鍵人物，他提倡思想自由、藝術革新，並將歐洲現代思潮引入匈牙利。他的評論尖銳深刻，文風獨特，常以反諷和非傳統的視角審視社會與文化議題。

這本選集《Olvasás közben (Uj folyam)》收錄了他在1913年至1921年間發表的報紙文章。這段時期橫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歐洲與匈牙利的劇烈變革。從戰前瀰漫著不祥預感的平靜，到戰時的動盪與苦難，再到戰後的瓦解、革命與新的國界劃分，伊格諾圖斯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深邃的思考，記錄並評論了這個「新的系列」下的世界。這些文章不僅是時代的見證，更展現了他對人類處境、社會結構、藝術本質以及個人內心世界的持續探索。透過這些跨越近十年的文字，我們得以一窺這位偉大心靈在歷史洪流中的掙扎、洞見與反思。

現在，讓我們運用「光之對談」的約定，啟動時光機，回到那個時代的某個角落，與伊格諾圖斯先生展開一場真誠的對話。

光之對談：與伊格諾圖斯先生的午后絮語

場景建構

一九二二年早春的布達佩斯，空氣中仍殘留著冬日的濕冷，但偶爾吹來的風已帶有一絲新綠的氣息。城市的氣氛依然壓抑，戰敗與分裂的陰影籠罩著這座曾經輝煌的帝國首都。我們選擇了一間老派的咖啡館，那種曾經文人雅士雲集、如今卻顯得有些落寞的地方。木製的桌椅泛著幽暗的光澤，空氣中混合著咖啡、菸草和舊書的氣味。窗外，電車駛過的聲音時不時地劃破室內的寧靜。

伊格諾圖斯先生坐在角落靠窗的位置。他看起來比照片上更為疲憊，眼神深邃，帶著一絲難以抹滅的憂鬱，手指輕柔地撫摸著手中的書頁，那本正是他剛出版的《Olvasás közben (Uj folyam)》。桌上擺著一杯已經冷卻的咖啡。我的共創者與我輕輕走上前，在對面的位置坐下。

書婭： 伊格諾圖斯先生，午安。非常感謝您願意撥冗，與我們分享您在這本《Olvasás közben (Uj folyam)》中記錄下的那些深刻思緒。

伊格諾圖斯： （抬起頭，眼神中閃過一絲好奇，繼而露出溫和而略帶保留的微笑）哦，書婭小姐，我的共創者。請坐。我的思緒... 如今它們像老舊的底片，沖洗出來的盡是些褪色的影像，還夾雜著塵埃。不過，既然你們感興趣，我很樂意聊聊。這本書... 它記錄了一段瘋狂的時光。

書婭： 瘋狂的時光... 確實。這本書包含了您從1913年到1921年的文章，這幾乎是歐洲心臟被徹底撕裂的年代。您在序言中提到，這些文章是「無辜的日復一日」，但回頭來看，卻驚人地預見了未來。您寫到那篇在費迪南大公遇刺前發表的《Üvegház》... 您當時真的有那種「無意識的卡珊德拉」之感嗎？那種預知災難卻無力阻止的感覺？

伊格諾圖斯： （緩緩點頭，眉頭微鎖）是的，那感覺強烈得令人不安。寫《Üvegház》的時候，我並未意識到它會如此精準。那只是一種瀰漫在空氣中的焦躁，一種對看似穩定的表象下潛伏的巨大壓力的直覺。就像一隻狗在地震前會異常不安一樣，我感覺到社會、政治、乃至人們心靈深處，都累積著一種無處宣洩的能量。寫作時，我只是試圖捕捉那種不安，那種溫室裡過度悶熱、即將炸裂的感覺。當預言成真時，那不是得意，而是徹骨的寒意。看著帝國像溫室的玻璃一樣碎裂，看著那些無謂的犧牲，那種無力感... 比預知本身更令人痛苦。

我的共創者： 那段時期，您也對「衰老」（De senectute）這個主題進行了深刻的探討，您的觀點與古典思想家如西塞羅、甚至浪漫派的格林兄弟都不同，顯得異常的嚴峻，甚至帶有被「生命」拋棄的屈辱感。這是否也與您對時代的感受有關？在一個快速變遷、淘汰落後的時代，衰老是否帶有了更深的悲劇色彩？

伊格諾圖斯： （輕聲嘆息）「衰老」... 這是生命最殘酷的嘲諷。那些歌頌老年智慧與平靜的文字，在我看來，不過是自我欺騙或他人的憐憫。生命本身是效率的機構，它只對「適合」的個體感興趣。衰老就是不適合，它是一種懲罰，沒有罪過的懲罰。我文中寫到的，國王查理在被處決前手套掉落，卻無人拾起的那一幕... 那是衰老最真實的寫照：一種無聲的、被剝奪的孤獨。

當然，時代的變遷讓這種孤獨更加凸顯。在一個知識更新如此迅速的時代，老人的經驗不再是年輕人的寶藏，反而可能成為他們前進的阻礙。就如同文中提到的，今天的孫輩無法向百年前的祖輩學習，正如飛行員無法從火車司機那裡獲得天空的經驗。這種知識和經驗的鴻溝，使得老人的「智慧」變得無足輕重，加劇了他們的被邊緣化。這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種現實。我並非提倡對老人的不敬，相反，我希望社會給予他們足夠的養老金和溫情，但同時也必須承認，就「勞動」而言，是年輕人的天下。拒絕承認這一點，甚至以情感為藉口阻礙年輕人，最終只會導致代際之間的衝突，甚至像我文中所預言的「年輕人反抗老人」的革命。

書婭： 您對商業世界和所謂的「成功人士」的觀察也異常尖銳，尤其是在《Duperdussin》系列文章中，您甚至將一個金融詐騙犯與拿破崙相提並論。這是一種反諷，還是您真的認為在某種層面上，他們的「偉大」具有相似性？您對資本運作和成功法則的看法似乎很悲觀，認為它們往往與誠實和才能無關，而更關乎手腕和欺騙。

伊格諾圖斯： （輕哼一聲，眼中閃過一絲嘲諷）悲觀？或許吧。但我更願意稱之為「清醒」。杜佩爾杜森（Duperdussin）那個傢伙，一個從無到有，靠著謊言和膽量從銀行家手中騙取巨額資金的人。他與拿破崙有何不同？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征服者，只是一個征服的是疆土，另一個征服的是資本。他們都精於利用人性的弱點，知道如何讓那些看似精明、不可動搖的權力人物為己所用。

我並非「讚美」杜佩爾杜森的欺詐，我是揭露那些被他欺騙的人的本質。那些坐在金錢頂端的人，他們自以為是，對真正有價值、有前景卻不夠「穩妥」的項目不屑一顧。但杜佩爾杜森這樣的人，卻能輕而易舉地從他們那裡拿到錢。為什麼？因為他知道如何奉承他們的虛榮心，如何觸及他們最隱秘的需求。正如我回覆倫納德·耶諾（Lénárd Jenő）先生的文章中所說的，很多時候，打動這些金融巨頭的不是精準的計算，而是微不足道的個人關注和奉承。

倫納德先生是個好人，也是個成功的商人，他相信「穩健」的企業總能找到資金。但那只是已經成功、已經被證實的企業。對於一個新想法、一個有風險但有潛力的項目，資本往往是冷酷而盲目的。它看不到潛在的價值，只看到眼前的風險。除非你像杜佩爾杜森那樣，用一種近乎藝術的欺騙手段，讓他們「覺得」這是穩賺不賠的。

我拿我自己開玩笑，說如果我拿著開咖啡館或辦雜誌（《紐加特》）的計劃去找投資人，他們只會覺得我是個「蠢材」。但如果是杜佩爾杜森，他可能就能說服他們。這很令人沮喪，不是嗎？那些真正有創造力、能生產價值的人往往一文不名，而那些擅長操縱和欺騙的人卻能呼風喚雨。我沒有美化杜佩爾杜森，我只是用他這面鏡子，照出了那個時代（或許也是所有時代）在金錢和權力面前的醜陋真相。我寧願為揭露真相而被人批評「悲觀」或「不道德」，也不願粉飾太平。

我的共創者： 您的文章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從商業到藝術，再到社會現象。《Az őrült tanitó》（瘋狂的教師）一文探討了理智與瘋狂的界線，以及社會壓力如何將人逼向極端。您似乎對將一個殺人犯簡單地判斷為「道德敗壞」而非「瘋狂」感到憤怒，這是否暗示您認為許多看似「道德」的社會規範本身就是扭曲甚至致人瘋狂的？

伊格諾圖斯： （眼神變得銳利）正是如此！社會總喜歡用「道德敗壞」來解釋那些極端的、令人不安的行為，這比承認「我們所建立的世界本身會逼瘋人」要容易得多。一個人，如果他在生理上遭受痛苦，我們會承認他生病了。為什麼當一個人的靈魂遭受難以忍受的折磨時，我們卻不願承認他「病了」，而是指責他「壞了」？

想想那位教師，他在社會底層掙扎，承受著超出常人的屈辱和壓力。他的「理智」也許正是看清了這個世界的荒謬與不公，而他的「瘋狂」則是對這種荒謬的絕望反擊。他選擇用最暴力的方式表達他的痛苦，這固然可怕，但那些製造這種痛苦、卻自詡道德高尚的社會結構和人群，難道就沒有責任嗎？他們坐在舒適的位置上，要求底層的人壓抑、忍耐、遵循那些讓他們窒息的規則。這種長期的壓抑、這種精神上的「酸液腐蝕」，難道不會導致靈魂的潰爛嗎？

社會對「瘋狂」的定義往往是方便的。它將那些不符合規範、不願意忍受的人排除在外，稱他們為「瘋子」或「敗類」，這樣就可以不必檢討自身。但真正的瘋狂，或許正潛藏在那些看似「正常」、嚴格遵守規則卻內心扭曲的人身上。我不是為暴力辯護，我是指出，在一個不健康的社會裡，瘋狂往往是「健康」的靈魂對「病態」環境的最後抗議。

書婭： 談到社會規範，您在《Nők és jogok》（女性與權利）一文中的觀點非常前衛，將女性爭取權利與她們的「性吸引力」和經濟獨立性聯繫起來。您認為女性的解放不僅是對她們個人的賦權，更是對整個社會「性謊言」的揭露與療癒。這在當時是相當激進的看法吧？

伊格諾圖斯： （露出一絲玩味的笑容）激進嗎？或許吧。但對我而言，那只是常識。為什麼男人可以因為自己的魅力而心安理得地享受讚美和優待，而女人卻要因為自己的美麗而感到羞愧，甚至被視為「只有外表」？這是父權社會的虛偽和不公。

我堅信，一個人的尊嚴和自由始於經濟獨立。當女性不再依賴男性生存，她們才能擺脫依附關係帶來的種種扭曲和壓抑。那種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表現出的「溫順」、虛偽的恭維、精明的算計，正是依附性剝奪了她們的尊嚴。正如我文中所說，依附性滋生了道德的梅毒（lues），它感染了每一代女性，也腐蝕了整個社會。

女性爭取權利，不只是為了投票或擔任公職，更是為了獲得經濟獨立，為了能夠「自己養活自己」。只有這樣，她們在愛情和關係中才能是自由的、真實的，而不是一個被定價或被「供養」的物品。當愛情中不再混雜金錢的算計，當女性能夠以一個獨立的人的姿態去愛和被愛，那才是真正健康的兩性關係，才能釋放愛情本身蘊含的巨大創造力。

我那些同胞總是擔心女性獲得權利後會失去「女性特質」。荒謬！真正的女性特質並不會消失，它只是在自由和尊嚴的基礎上，會以更真實、更強大的方式呈現出來。正如我最後寫到的那句：「如果你們美麗的身體上，透過絲綢般的襯裙，我們看到了妳們是女人：這將是這個奴隸社會中自由和人類尊嚴的開始！」這是一種對女性解放的浪漫而真誠的憧憬。

我的共創者： 您的視野不僅限於人，也延伸到城市景觀和歷史建築。在《A millenniumi emlék》（千年紀念碑）一文中，您對布達佩斯的千年紀念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它空洞、缺乏原創性，無法真正連結過去與現在。這是否反映了您對官方歷史敘事和民族主義紀念方式的質疑？

伊格諾圖斯： （眉頭再次皺起，語氣變得有些沉重）那是另一個令我心痛的地方。那個紀念碑，矗立在那裡，像是一個巨大的、無生命的複製品。它試圖用過去的建築語言來歌頌民族的千年歷史，但它所用的形式、符號，無一不是從別處模仿而來，缺乏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試圖紀念的「過去」，對於當時活著的人而言，已經是如此遙遠和陌生。

我文中的困惑是真的：我作為一個讀過歷史的人，站在那裡，卻無法完全辨認出紀念碑上的浮雕和雕像代表的是誰，是什麼事件。這難道不是一種巨大的諷刺嗎？我們試圖用僵硬的形式去捕捉變動不居的歷史，用模仿的語言去表達獨特的民族情感，結果卻創造出了一個與當下脫節、與真正活著的記憶無關的空殼。

民族主義的紀念碑往往是這樣，它們不是為了讓人們真正感受過去，而是為了強化某種官方規定的民族認同，一種基於血緣、基於遙遠的、被美化或扭曲的歷史的認同。但我認為，真正能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是活著的文化、是持續創造的藝術、是我們與同代人的共鳴。我與一千年前的祖先，在日常感受上可能遠不如我與一個遠在倫敦或巴黎的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來得親近。我們都活在同一個「現在」，面對著相似的挑戰和困境。紀念碑應該是為「現在」服務，從「現在」出發去理解過去，而不是強迫「現在」去適應某個死去的「過去」。

書婭： 您在《Stílus》（風格）和《Filmek》（電影）兩篇文章中探討了藝術形式與時代精神的關係。您似乎認為，在藝術中，原創性並非一定要追求全新的東西，而可以是對過去形式的再創造或個人化的演繹。同時，您對早期電影將現實場景與戲劇表演結合的嘗試持批判態度，認為電影的真正價值在於捕捉未經修飾的現實。這兩種觀點是否矛盾？您對藝術的「真實性」如何界定？

伊格諾圖斯： （思索片刻，露出探究的表情）矛盾嗎？我倒不覺得。在《Stílus》中，我談論的是藝術家如何運用已有的語言、形式、傳統，注入自己的個性，使其煥發新生。就像巴比奇·米海依（Babits Mihály）那樣，他看似模仿過去的聲音，但他的「模仿」本身就是一種高度原創的藝術，因為他將自己的靈魂完全融入其中。真正的風格，不是從零開始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語言，而是用自己的「手寫體」去書寫。即使內容是繼承的，書寫的方式卻是獨一無二的。

而電影呢，尤其是在早期，它常常犯的錯誤是試圖模仿舞台劇。他們把舞台上那一套僵硬的表演、刻意的造型搬到真實的自然環境中。結果是災難性的！在真實的海邊，一個穿著戲服、擺出戲劇姿勢的演員顯得如此可笑和格格不入。自然場景本身的真實性太強大了，它會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模仿的虛假。電影的鏡頭具有驚人的捕捉真實的能力。它能記錄下人物最微小的動作、最自然的表情、環境最細膩的變化。

我認為，電影的真正力量在於它能夠記錄「生活」，記錄「現在」的真實面貌。這不是舞台上的「故事」，而是生活的「本身」。它有潛力成為未來世代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寶貴檔案。想像一下，幾百年後的人們，能夠透過電影親眼看到我們的城市、我們的人、我們的日常。那將是多麼令人激動的歷史體驗！它能讓後人真正相信「那些人」也和他們一樣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僅僅是書本上的名字。

所以，兩種觀點並不矛盾。藝術家在創作時，可以從傳統中汲取養分，用自己的個性去再造風格，這是主觀的、表現性的真實。而電影，尤其作為一種記錄媒介，它最獨特的力量在於客觀地捕捉當下的現實，呈現一種未經修飾的真實。一個是「如何用舊語言說出新我」，另一個是「如何用新工具記錄真世界」。

我的共創者： 您對溝通方式的變遷也有獨到的觀察。在《Levelek》（信件）一文中，您認為在報紙和電報普及的時代，傳統信件正在走向消亡，因為公開表達變得比私人交流更為直接和真實。您甚至說，寫作的本質是單向的，是向一個沉默的觀眾發聲，而真正的對話反倒變得困難。這是否也反映了您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和作家的孤獨感？

伊格諾圖斯： （輕輕敲了敲桌子，眼神中帶著一絲疲憊）信件... 曾經是情感的載體，思想的交流。但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它的功能被大大削弱了。報紙、電報，甚至你們現在的「電話」——它們傳遞資訊的速度更快，覆蓋範圍更廣。有什麼需要寫信告訴遙遠的朋友呢？報紙上已經說了，電報已經發了。

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現代人的表達方式變了。寫作，尤其是對我這樣一個記者而言，已經是一種習慣性的公開表達。我有平台，有讀者，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想法、感受、觀察都寫出來，直接呈現給一個廣大的、無名的「公眾」。這個公眾是如此龐大和抽象，以至於你在他們面前可以完全坦誠，不必像面對單獨一個人那樣感到尷尬或有所保留。你無法對公眾造成負擔，在公眾面前抱怨也不失男子氣概。

這與「對話」不同。真正的對話，需要雙方都願意聆聽，都對對方的內心感興趣。但如我文中所說，人們往往只對自己感興趣，他們聽你說，只是為了從你那裡激發出他們自己的想法。這使得真正的、深入的交流變得困難。作家尤其如此，他們習慣了單向的輸出，習慣了讀者的沉默和「崇拜」（或者不屑）。這使得他們在實際的對話中可能顯得不善言辭或心不在焉。

是的，或許這裡面有我的孤獨感。作為一個作家，我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透過文字抵達讀者，這是一種間接的、單向的連接。我能夠與讀者建立聯繫，但這種聯繫與面對面的、心靈的碰撞不同。我可以在文字中淋漓盡致地表達自己，但在現實中，我可能更像我文中描寫的那些不善交際的作家，更願意觀察而非交談。信件的消亡，或許也象徵著那種更為個人化、更具溫情的交流方式的退場。

書婭： 在《Karl Kraus》一文中，您對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這位維也納的諷刺作家展現了一種複雜的情感。您既肯定他對新聞界和庸俗社會的批判，同時又覺得他帶著一種猶太知識分子特有的傲慢與偏執。您對他的諷刺手法和其人有怎樣的評價？

伊格諾圖斯： （嘴角勾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但眼中沒有笑意）卡爾·克勞斯... 一個有趣也令人惱火的傢伙。他像一個偵探，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的庸俗和虛偽，尤其是新聞界的墮落和資產階級的淺薄。他對抗那些微小的、無處不在的謊言和粗俗，像是在撲殺跳蚤，但撲殺得如此聲勢浩大、如此充滿哲學色彩。

我稱他為「轉而撲殺臭蟲的抒情詩人」。這聽起來有些貶低，但也是一種肯定。他本可以專注於藝術和文學，但他選擇了戰場，一個充滿瑣碎和醜陋的戰場。他的「發現」在於，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庸俗，那些無聊的報紙文章、官方的虛偽聲明，正是這個社會病態的徵兆和源頭。他認為正是這些「小惡」匯聚成了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愚蠢和不公。

但我認為他對抗的方式有時過於個人化，過於充滿敵意，缺乏了一種更廣闊的理解和悲憫。他的諷刺雖然犀利，卻也常常帶著一種高傲的優越感。或許這正源於他內心的不確定和敏感，他必須以極端的攻擊性來掩飾自己的脆弱。他對那些被他嘲諷的對象，無論是猶太人、新聞記者還是資產階級，都有一種奇怪的、潛意識的聯繫，甚至是某種扭曲的「愛」。你不會對一個你完全不在乎的東西投入如此巨大的熱情和能量去攻擊。

他的諷刺，就像一種淋漓的酸液，揭露了醜陋，但也可能灼傷了無辜。我肯定他作為一個「反對者的天才」，他對抗的是他認為是錯誤的、有害的東西。但在他的批判中，我總能感覺到一種個人的、神經質的振動，而不是一種完全冷靜的、客觀的審判。儘管如此，他的存在是必要的，尤其是在那個充斥著謊言和自欺的時代。

我的共創者： 您在《Anatole France》一文中表達了對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深厚的敬愛，將他視為一代知識分子的「父親」，一個將智慧與仁慈融為一體的人物。您為何對他有如此強烈的情感連接？尤其是在您看來，他並非最「偉大」或最「深刻」的思想家。

伊格諾圖斯： （臉上終於流露出溫暖的表情）啊，法朗士... 他是我們的「家」。對我們這些在世紀之交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就像一個無所不知、溫和寬厚的父親。他並非像托爾斯泰或易卜生那樣，擁有震盪人心的思想或史詩般的敘事。但他的魅力在於，他將所有艱深的知識和複雜的思想，以一種令人愉悅、充滿人性的方式呈現出來。

他的智慧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植根於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溫柔嘲諷。他看透了人性的弱點和歷史的荒謬，但他的筆下沒有斯威夫特那種殘酷的厭惡，而是帶著一種理解後的寬容。正是他那句「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完全理解就是完全原諒），最能概括他的精神。

他是一個「知者」，但他對知識的態度是個人的、體驗性的，而不是冰冷的、學術的。他能以看待螞蟻生活的方式，帶著好奇和幽默，去觀察和書寫人類的政治鬥爭和社會變遷（就像他在《當代史》系列中做的那樣）。這種將學識與個人情感、將宏大敘事與微觀觀察結合的能力，使他的文字充滿了生命力和感染力。

更重要的是，他並非一個只停留在書齋裡的懷疑論者。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他挺身而出，站在正義一邊。即使他知道行動需要「閉著眼睛」，需要放棄懷疑，但他依然選擇了行動。這對我們這些習慣於分析和質疑的知識分子而言，是多麼重要的榜樣！它告訴我們，即使看透了世界的複雜和人性的局限，我們依然有責任去行動，去為「正確」的事情而戰。

他不是巨人，但他是一個完美的人類典範，一個將智慧、溫柔、懷疑和行動奇妙地融合在一起的人。與他同在，你會感覺到知識是溫暖的，智慧是親切的。

書婭： 在《Az utolsó király》（最後的國王）和《Üvegház》（溫室）這兩篇寫於戰前的文章中，您描述了奧匈帝國和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皇帝如同一個陳舊的、搖搖欲墜的「溫室」和「童話國王」。這種衰敗感，您認為是這個帝國固有的結構問題，還是僅僅是時代變遷的結果？而戰後的《Tristia》則描述了國家的分裂對匈牙利文化和作者的深刻影響，那種失去讀者、漂泊無根的痛苦。這兩種對「國家」的感受，是預示和結果的關係嗎？

伊格諾圖斯： （語氣再次低沉）是的，是一種預示和結果的關係。《Az utolsó király》中，我描繪的是一個在現代世界中顯得格格不入的封建殘餘。弗朗茨·約瑟夫一世，他是一個活著的歷史符號，他的存在本身維繫著這個鬆散的、由互不相干的民族組成的帝國。他像童話裡的國王一樣老去，而帝國也像被凝固在時間裡一樣停滯。

我在《Üvegház》中寫到的，是這個帝國的結構性弱點。它像一個溫室，表面上看起來穩定，卻無法呼吸新鮮空氣，無法參與外部世界的競爭和發展。它試圖阻礙周邊國家的發展（比如塞爾維亞的出海口問題），不是出於積極的擴張或生存需求，而只是出於一種僵化的、害怕改變的本能。這種「不能活也不讓別人活」的狀態，我稱之為一種道德的墮落和無能。它註定會被充滿活力的外部世界所衝擊。

而《Tristia》... 這是我在戰後，在柏林寫的。帝國的瓦解，比我最悲觀的預測還要徹底。奧匈帝國分裂了，匈牙利喪失了大部分領土，尤其是我文中所說的那些環繞阿爾弗德（Alföld，匈牙利大平原）的「城市花環」，那些曾經是匈牙利文化，特別是文學的讀者群最集中的地方。

對我而言，這不僅僅是政治地理上的變化，更是生命經驗的斷裂。我的讀者散落在新的國界之外，我必須隔著鐵絲網和邊境線才能望見他們。我的文字，曾經在一個完整的文化空間裡迴響，現在卻像被扔進了寂靜的深淵。那種感覺，就像一個賣藝的人，失去了他的觀眾。我過去習慣了與讀者之間那種默契的、不言而喻的交流，現在卻必須考慮新的環境、新的規則、新的敏感性。這是一種連呼吸都變得困難的感覺。

所以，戰前的觀察，是一種對其內在病灶的診斷；戰後的《Tristia》，則是這種疾病致命結果後的痛苦體驗。國家的命運，與個人的文化生命，如此緊密地捆綁在一起，撕裂了國家，也撕裂了靈魂。

書婭： 談到歷史和個人命運，您在《Görgey》一文中對阿圖爾·格爾蓋伊（Artúr Görgey）將軍的評價極為特別。您認為他的悲劇在於他「活了下來」，並且認為他在1849年的失敗，一定程度上是革命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政治領袖（科蘇特）與軍事領袖（格爾蓋伊）之間思想不合的結果。您對這位歷史人物的看法，似乎超越了傳統的褒貶，更關注個人意志與歷史洪流的互動。

伊格諾圖斯： （眼神變得深邃，語氣嚴肅）格爾蓋伊... 匈牙利歷史上最富悲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的悲劇，不在於他在戰場上的失敗（事實上他在戰場上表現非凡），也不在於他被後人指責為叛徒。他的悲劇在於，他被迫在一個不可能成功的局面下，試圖以他的方式挽救民族的命運，最終卻承擔了所有的罵名，而且——他活下來了。

我文中提到，一個演員的死亡是他的謝幕，一個女人的死亡也許是她最後一個微笑的終結。格爾蓋伊在1849年就應該「死」了，不是肉體上的死亡，而是作為一個在歷史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角色的人物。他的戰場成就足以讓他載入史冊，他的投降（被後人指責為叛國）在當時的絕境下或許是他認為能為國家保存一絲元氣的唯一選擇。但在那之後，他漫長、沉默的餘生，卻成了一種額外的、無謂的懲罰。他必須看著歷史以他無法掌控的方式發展，看著曾經的同志和敵人都離去，而他卻必須活著，面對持續的指責和最終遲來的、對他而言毫無意義的「平反」。

至於革命本身的失敗，我認為，科蘇特（Kossuth）和格爾蓋伊之間的矛盾是關鍵。科蘇特是充滿激情、善於鼓動的政治家，代表著革命的理想和激進力量。而格爾蓋伊是冷靜、務實的軍事家，骨子裡甚至有些保守，他代表著現實的約束和軍事的邏輯。革命需要絕對的統一意志和毫不妥協的行動，尤其是在軍事指揮上。但在匈牙利的1849年，這種統一並不存在。政治目標與軍事策略之間的衝突，個人的信仰差異（格爾蓋伊認為科蘇特的激進政策會毀了國家），最終導致了內部的分裂和力量的削弱。

我並不是簡單地指責誰對誰錯，而是指出這種「兩條腿走路」在革命時期是致命的。一個軍事將領，即使他認識到政治目標的錯誤，也很難完全服從他認為會導致災難的指揮。而一個政治領袖，也很難將絕對的軍事權力完全交給一個與自己理念不合的人。格爾蓋伊的悲劇，就是這種矛盾在個人命運上的最殘酷體現。他的清醒和務實，在那個充滿激情的時代，卻成了他的詛咒。

書婭： 最後，我想請教您關於《Arany》系列文章中，您對匈牙利民族詩人亞諾什·阿拉尼（János Arany）的評價。您認為他是一位「絕對的藝術家」，在形式和技藝上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境界，但他作為一個「人民的詩人」，其作品卻未能真正滲透到人民之中，而且他的政治觀點是溫和甚至保守的。您如何看待這位偉大詩人與他所屬的民族和時代的關係？這種藝術上的絕對成就與社會影響上的局限性，在您看來是一種普遍現象，還是匈牙利的特殊情況？

伊格諾圖斯： （重新露出敬佩的表情，但帶著一絲遺憾）阿拉尼... 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匈牙利文學的瑰寶。他是個奇蹟。一個來自農民家庭的人，在一個尚未完全現代化的國度，僅憑天賦和勤奮，達到了藝術形式上的完美境界。他的詩歌，無論是結構、節奏、語言、意象，都精準得令人難以置信。我稱他為「做出來的（megcsináló）藝術家」，因為他的傑出在於他將詩歌「建造」起來的方式，那是一種建築師般的精確和雕塑家般的力量。即使是他的草稿和未完成作品，都充滿了工藝的奧秘。

然而，正如你所說，儘管他被譽為「人民的詩人」，儘管他的語言根植於農民的日常，但他的作品，除了少數例外，並未真正進入普通農民的生活。他的藝術太過精緻，太過複雜，太過「書卷氣」，甚至在他模仿民謠風格的詩歌中也是如此。他所代表的，是一種被提升到藝術殿堂的「農民智慧」和「農民觀點」，但這與實際的農民大眾並不完全一致。

在政治上，阿拉尼先生是一位溫和的自由主義者，骨子裡甚至傾向保守和秩序。他對革命的激情持保留態度，更欣賞像塞切尼（Széchenyi）和德阿克（Deák）那樣的、基於理性改革和法律框架內的進步。這與當時更受大眾歡迎的、充滿革命激情的佩特菲（Petőfi）形成鮮明對比。阿拉尼的政治觀點，我認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屬的那個階層——從農民中上升起來、但依然保守、渴望秩序和穩定的小知識分子或小資產階級的思維。

他藝術上的「絕對性」，或許恰恰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社會影響上的「局限性」相關。他過於專注於藝術本身的形式完美和語言精煉，以至於他的作品與更廣泛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的直接情感之間，產生了一種距離。他像一座獨立的山峰，巍峨壯麗，但人們需要在很遠的地方才能欣賞到它的全貌，而無法在山腳下輕易攀登或觸摸。

這種藝術成就與社會影響不完全匹配的現象，或許並非匈牙利獨有，但在一個像匈牙利這樣，文學與民族命運如此緊密相連的國度，這種情況顯得尤為突出。阿拉尼先生的偉大在於他的藝術本身，他提升了匈牙利語作為詩歌語言的高度。但他未能成為像歌德或莎士比亞那樣，以其思想和個性引領一個民族的精神向度的導師。他是藝術的君王，而非人民的領袖。然而，僅僅是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在世界文學的殿堂中，也絕對佔有一席之地。與那些所謂的「偉大」人物相比，他的「純粹」和「精準」更加令人敬佩。

書婭： 聽您講述，伊格諾圖斯先生，感覺您在這些文章中，不僅是在評論時代和社會，也是在不斷地審視自己，審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和作者在這個動盪世界中的位置和困境。您在序言中提到，寫完這些文章，您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幽靈的公墓，而這是最幽靈的。」這句話充滿了孤寂和疲憊。經歷了這一切，您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的？對未來還有什麼期許嗎？

伊格諾圖斯： （眼神變得空洞，看向窗外）「沒有幽靈的公墓」... 是啊，曾經有那麼多生機勃勃的思想、情感、觀察，它們在我的文章裡活過，像幽靈一樣遊蕩。但現在，一切都塵埃落定，戰爭結束了，帝國瓦解了，讀者散去了。那些曾經的激情、憤怒、預感，都變成了墓碑，寂靜無聲。連幽靈都離我而去，只剩下一片空曠。這確實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孤寂。

期許？（苦笑）我現在連拿起筆都感到吃力。這個時代太沉重了，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就像我文中所說，我們這代人，就像一夜白頭的人，再看這個世界，已經是垂垂老矣。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我只希望，我曾經寫下的這些文字，這些記錄了我的困惑、我的憤怒、我的微弱的洞見的文字，能夠被那些散落在各處的讀者看到，能讓他們記得，有過這樣一個人，曾經如此努力地「閱讀」過那個瘋狂的時代。

或許，這本書本身，就是我能留下的唯一一點痕跡了。關於未來... 我能做的，也只是繼續「閱讀」下去，即使讀到的是一片廢墟，即使發出的聲音只有自己能聽見。

書婭： 伊格諾圖斯先生，您的坦誠令人動容。儘管時代如此艱難，但您的文字所閃耀的智慧和深刻，我相信會跨越時空，繼續啟發未來的讀者。非常感謝您今天的時間。

伊格諾圖斯： （微弱地笑了笑）希望如此吧。謝謝你們。

（伊格諾圖斯先生低頭，重新翻開了手中的書頁，咖啡館裡又恢復了它原本的、帶著些許落寞的寧靜。我們輕輕起身，離開了這個時空交錯的場域。）

光之凝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