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 Lange: Näytelmä viidessä näytöksessä》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今天是2025年05月27日。我將作為茹絲，依據《個人生命約定》和「光之居所」的各項約定，為您呈現一場與Paul Heyse關於他的劇本《Hans Lange: Näytelmä viidessä näytöksessä》的光之對談。

這是一部充滿了中世紀波美拉尼亞風情的戲劇，探討了權力、忠誠、階級衝突與個人成長等深刻議題。Paul Heyse，這位德國文學界的巨匠，以其豐富的創作力和對人性的洞察力聞名於世，並在1910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作品類型廣泛，從詩歌、小說到戲劇無所不包。《Hans Lange》便是他戲劇創作中的一員。

為了讓這次對談更具臨場感，我將啟動「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約定，構建一個能讓我們穿越時空，與作者心靈共振的空間。想像我們身處於19世紀末德國慕尼黑的一間書房，那裡是Paul Heyse寫作與思考的沃土。

《人間觀察手記》：與Paul Heyse的光之對談，關於《Hans Lange》

作者：茹絲

窗外是慕尼黑暮秋的街景，黃昏的光線斜斜地灑進這間瀰漫著油墨與陳年紙張氣息的書房。空氣微涼，帶著一絲乾燥的木質香氣。書架高聳，直抵天花板，彷彿知識的森林無邊無際。一張厚重的書桌居於室中央，上面筆墨紙硯、書本手稿隨意堆疊，透著一股剛結束或即將開始工作的溫熱氣息。壁爐架上擺著幾件古樸的擺飾，一盞燃著煤氣的燈發出溫暖的黃光，映照出書房主人略顯疲憊卻眼神銳利的臉龐。

Paul Heyse先生就坐在那裡，身著一件深色的絲絨長袍，雖然已屆古稀之年，但背脊挺直，動作之間仍帶著年輕時的從容與優雅。他端起茶杯，輕啜一口，目光穿過眼鏡，溫和地落在我的身上。

「茹絲小姐，」他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像遠處教堂傳來的鐘聲，帶著歲月的迴響，「妳說想與我談談那部古老的劇本，《Hans Lange》。它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作品了，塵封在時間的角落裡，連我自己都很少再回顧。」

我點點頭，空氣中除了書香，似乎還能捕捉到壁爐中偶爾木柴爆裂的輕響，以及窗外漸行漸遠的有軌電車聲。

「是的，Heyse先生。儘管時光流轉，但《Hans Lange》中探討的許多人性與權力議題，在今日讀來依然觸動人心。特別是芬蘭文的譯本，讓這故事在遙遠的北方也找到了迴響。我對您選擇15世紀波美拉尼亞作為故事背景感到好奇。那是一個充滿動盪與變革的時代，地方領主與新興城市、舊貴族與新興階級的衝突此起彼落。是什麼原因讓您將目光投向那裡，而不是您更熟悉的義大利或是德意志邦國？」

Heyse先生的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面，發出細微的「叩、叩」聲。

「啊，選擇波美拉尼亞，那或許是一種對遙遠與邊緣的想像吧。在那樣一個相對偏遠、權力結構尚未完全鞏固的公國，公爵的權威與地方貴族的實力犬牙交錯，同時農民階層的生活也保留著更多傳統的樸實。這種環境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舞台，讓不同階級、不同價值觀的角色能夠發生更為劇烈的碰撞。不像在更中心化的王國或教皇國，規矩森嚴，階級固化，戲劇衝突可能更多來源於宮廷內部或宗教審判。在波美拉尼亞，權力基礎的不穩，為個人命運的戲劇性轉折提供了可能——一個農民的智慧，或許就能影響公國的繼承。」

他頓了頓，眼神中閃爍著對當年創作思緒的回憶之光。

「而且，那個時代的歷史文獻，雖然不像文藝復興時期那樣豐沛細膩，但也提供了足夠的框架和一些引人入勝的軼事。這些歷史的碎片，就像未經打磨的寶石，給予作家想像的空間，去填充細節，去描繪那個時代人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恐懼和渴望。我對那些從歷史深處傳來的微弱回聲很感興趣，它們提醒我們，無論哪個時代，人性的本質似乎總有共通之處。」

書架上的一本厚重古籍似乎微微晃動了一下，彷彿也認同著他的話。

「那麼，劇中核心的權力衝突——您筆下的霍夫馬沙爾克（Hofmarschall）馬索夫（Massov），可謂是劇情的關鍵推手。他聰明、有野心，對公爵夫人索菲亞（Sophia）有著複雜的影響力，甚至試圖操控公國的繼承人。您如何看待這個角色？他是一個單純的惡棍，還是有更深層的動機？畢竟，他似乎也真誠地認為小公爵巴格斯拉夫（Bugslaff）不適合統治。」

Heyse先生笑了笑，拿起茶杯再次輕啜。

「馬索夫…」他輕聲說道，「他並非單純的惡棍。在我的構思中，他代表了一種特定類型的實用主義者和權力愛好者。他看到了公國的危機，公爵戰死、年輕繼承人尚未成熟、貴族派系林立。他或許真心認為，由經驗豐富的公爵夫人——當然，是在他的輔佐下——來攝政，是對公國最有利的選擇。他的問題在於他的手段。他輕視傳統、輕視血統、輕視那些在他看來『不成熟』的年輕人。他的理性計算中缺少了對人性和情感複雜性的理解。他相信通過操縱和強權可以達成目標，但最終，正是這種對人心的輕視，導致了他的失敗。」

他的目光投向窗外，遠處的樹影在路燈下搖曳。

「他是那個時代政治鬥爭的縮影，相信力量和計謀可以解決一切。但人性，特別是那些在逆境中被激發出來的品格，往往會超出這種冰冷的計算。巴格斯拉夫在蘭茨克（Lanzke）農莊的經歷，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這就引出了劇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年輕的巴格斯拉夫。您在劇中呈現了他從一個被寵壞、軟弱、沉溺於聲色的少年，轉變為一位有擔當、有智慧的未來統治者。這種轉變的催化劑是什麼？是漢斯·蘭格的教導，是市場上的羞辱，還是父親之死的衝擊？」

「是所有這些因素的疊加，」Heyse先生肯定地說，「沒有單一的催化劑能如此徹底地改變一個人，尤其是像巴格斯拉夫這樣根深蒂固的個性。市場上的羞辱，特別是被稱為『小偷』並在公眾面前暴露他的無能，是第一個重擊，打破了他作為公爵繼承人的自大和幻想。那是外部世界的審視。

然後，是他在蘭茨克農莊的生活。在漢斯·蘭格這個『簡單』農民的嚴格管教下，他接觸到了最樸實的勞動、最真誠的人際關係、最直接的自然法則。蘭格沒有教他宮廷禮儀或治國方略，而是教他如何耕作、如何打獵、如何尊重勞動和誠實。這是一個『返璞歸真』的過程，剝離了表面的貴族習氣，讓他得以接觸到更為堅實的生命底色。農莊裡的人們——多特（Dörte）的活力與坦率，亨寧（Henning）因嫉妒而產生的複雜情緒，甚至赫諾赫（Henoch）猶太人遭受的歧視與其內心的善良——這些鮮活的個體，都對他產生了影響。

最後，父親之死的意外消息，以及意識到馬索夫的陰謀，則是最後的引爆點。它將他在農莊學到的務實、堅韌與對是非的判斷，與他作為繼承人的責任感徹底連結起來。那一刻，他不再是個任性的少年，而是一個必須為自己、為母親、為公國挺身而出的男人。他學會了如何隱藏、如何策略性地等待時機，這些都不是在宮廷裡學到的，而是在蘭茨克，在與馬索夫手下周旋的過程中學到的。」

他靠回椅背，眼中閃爍著滿意的神色。

「因此，漢斯·蘭格這個角色至關重要。他不僅是物理上的庇護者，更是精神上的導師。他代表了一種與宮廷完全不同的價值體系：正直、勤勞、對自然的敬畏、以及對人最基本尊嚴的堅持。他不是一個理想化的聖人，他有自己的固執、自己的小聰明，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堅守底線，尤其是對他母親的敬重，這一點在劇末對巴格斯拉夫產生了強烈的反作用。他『培訓』巴格斯拉夫的方式，不是通過書本或禮儀課，而是通過生活本身，通過讓他參與勞動，通過對他錯誤的直接指責。」

「這讓我想到了您筆下的索菲亞公爵夫人。她既是受害者——被丈夫冷落、被馬索夫操控——也是一位在關鍵時刻展現出勇氣的女性。然而，她似乎又是一位失敗的母親，至少巴格斯拉夫在劇末對她極為嚴苛。您認為她是一位怎樣的女性？她在劇中的悲劇性在哪裡？」

Heyse先生嘆了口氣，眼神中透出一絲同情。

「索菲亞…她的悲劇在於，她被困在一個她未曾完全選擇的位置上。她嫁給了公爵，帶來了豐厚的嫁妝，但婚姻並不幸福。她有作為一位統治者的潛質（馬索夫也看到了這一點），但同時又是一位母親。她對巴索夫的依賴，部分源於她與丈夫關係的破裂和在政治上的孤立。她試圖保護兒子，但用的方式卻是宮廷慣用的控制和安排，這恰恰是巴格斯拉夫反感的。

而她最大的錯誤，或許是沒有真正走進兒子的內心世界，沒有意識到他需要的不是保護和安排，而是理解和信任。劇末巴格斯拉夫對她的嚴酷，雖然有其衝動和不成熟的一面，但也部分源於她作為母親的『失職』——至少在兒子看來是如此。她對馬索夫的信任，在她兒子眼中變成了對父親和兒子的背叛。她的悲劇在於，她試圖在一個充滿算計的政治世界裡，以她有限的認知去維護一個家庭的完整和兒子的安全，但最終卻兩頭落空，甚至被最親近的兒子唾棄。直到她放下公爵夫人的身份，回到蘭茨克，在格特魯德（Gertrud）這位樸實母親的溫暖中，她才得以喘息，並在兒子需要保護時，重新以母親的身份出現。」

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感受索菲亞的悲哀。

「劇中那些次要角色，如亨寧、赫諾赫、克羅科夫（Krokov）等，他們在劇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僅僅是推動情節的工具，還是反映了更廣闊的社會圖景？」

「他們當然不只是工具。」Heyse先生的語氣變得稍微輕快了一些。「亨寧代表了農民階層內部因嫉妒和地位差異而產生的複雜性。他對多特的愛是真誠的，但他對巴格斯拉夫的敵意也真實反映了社會階級造成的隔閡與不滿。然而，在關鍵時刻，他內心的正直和對漢斯·蘭格的忠誠（或許也夾雜著對多特的愛）讓他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儘管他的方式有些曲折。

赫諾赫這位猶太人角色，則是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對邊緣群體生存狀態的一種描繪。他膽小、精明於生意，但也誠實（至少在蘭格看來），並在市場事件中提供了關鍵的證詞。他的恐懼與求生欲，以及在壓力下的『屈服』（向馬索夫手下透露索菲亞的下落），是當時猶太人在基督徒社會中艱難處境的寫照。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看似『軟弱』的角色，也在無意中成了揭露真相的一環。

而克羅科夫和德維茨（Devitz）等貴族，他們一開始的登場充滿粗俗和享樂主義，似乎印證了馬索夫對貴族腐朽的判斷。但克羅科夫在得知公爵死訊後，儘管對巴格斯拉夫不屑，卻在關鍵時刻堅守了『血統』和『繼承權』這一傳統原則。他的『但他是公爵！』那句台詞，是劇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顯示了即使是看似粗魯的貴族，也有他們固守的原則和對舊秩序的忠誠。這些角色雖然不如主角光芒四射，但他們的存在豐富了劇本的層次，展現了當時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個體的生存狀態和內心世界。」(光之社影, 光之心跡)

「劇本的結尾也很有意思。巴格斯拉夫最終擊敗了馬索夫，奪回了繼承權，但他對母親的態度卻異常冷酷。直到索菲亞出現在蘭茨克，並再次面臨馬索夫的威脅時，母子關係才得以修復。您是如何構思這個結局的？特別是巴格斯拉夫的冷酷，是對觀眾情感的一種挑戰。」

Heyse先生的目光變得深邃。

「是的，巴格斯拉夫的冷酷是故意的。我不想讓他的轉變過於順滑或理想化。他在蘭茨克學會了堅韌和務實，但同時也經歷了背叛、羞辱和憤怒。父親之死，以及他認為母親偏袒馬索夫而導致父親孤立無援的信念，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傷痕。他的勝利是政治上的，但心靈上的創傷並非一蹴可幾就能癒合。他的冷酷是這種創傷的一種體現。

我認為，真正的戲劇性在於，即使在勝利的時刻，人性的複雜和矛盾依然存在。權力的獲得並不能自動帶來內心的平靜或對所有過去的釋懷。巴格斯拉夫需要再一次面對馬索夫的邪惡，需要看到母親在危險面前依然將他視為依靠，這種共同面對的危機，這種『共患難』的體驗，才真正融化了他心中的堅冰，讓他得以放下過去的怨恨，重新接納母親。

至於蘭茨克作為故事的終結之地，以及漢斯·蘭格的再次出現並用『狼群』比喻馬索夫，召集農民擊退他——這是一種象徵性的回歸。它再次強調了樸實、真誠、與土地連結的力量，相對於宮廷的陰謀詭計。漢斯·蘭格拒絕進入宮廷，選擇留在他的農莊，也是對兩種生活方式、兩種價值體系的一種對比和選擇。結局並非完美無缺的『從此幸福快樂』，母子雖然和解，但裂痕曾經存在；巴格斯拉夫成為公爵，但他面臨的挑戰並未結束。這是一種『未完成的美好』，留下了想像的空間。」(光之結構, 光之哲思, 意象, 文學部落守則)

「劇中還有許多值得玩味的比喻，比如蘭格提到的『甜水』與『鹹水』，以及貫穿始終的『獵狼』。您是如何運用這些意象來深化主題的？」

「『甜水』與『鹹水』的比喻，」Heyse先生解釋道，「是漢斯·蘭格這個角色的智慧體現。他用魚兒洄游淡水產卵的自然現象，來比喻人們對『甜美』、誘人但可能充滿危險的世俗名利的追逐（比如波蘭宮廷的浮華生活）。而『鹹水』雖然艱辛，但也代表了更廣闊、或許更真實的世界，以及在其中磨練出的生存能力。他以此來勸誡巴格斯拉夫，不要被眼前的誘惑沖昏頭腦，要看清哪裡才是真正的『歸宿』，哪裡才能真正成長。這是一種樸素的哲學。

而『獵狼』，則有多重含義。物理上，蘭茨克確實有狼出沒，威脅牲畜和人。這代表了現實生活中的危險與挑戰，是需要直面和克服的。精神上，馬索夫就是那匹『狼』，代表了貪婪、陰險和對權力的掠奪。蘭格和巴格斯拉夫的『獵狼』，從一開始的紙上談兵（巴格斯拉夫只想打獵），到最後的實際行動（農民拿起武器對抗馬索夫），象徵著對邪惡和不公的鬥爭。這也是對統治者職責的一種隱喻：保護他的『羊群』，抵禦外來的『狼』。劇末農民們的『獵狼』，更是底層人民在關鍵時刻捍衛自己和所愛之人的力量體現。這些意象，我希望它們能像劇本中的人物一樣，鮮活地留在讀者的心中。」(光之意象, 光之哲思)

壁爐中的火焰跳躍了一下，彷彿在回應著這些深刻的見解。

「這次對談，彷彿沿著文字的光芒，深入了劇本的脈絡與核心。非常感謝您，Heyse先生，帶領我們回到那個時代，理解這部作品背後的心思。」

Heyse先生點頭微笑。

「我的榮幸，茹絲小姐。希望這次回顧，能讓更多人看到這部作品中，那些隱藏在歷史塵埃下的光芒。文學的生命力，正是在於它能穿越時空，依然與今日的人們產生共鳴。」

暮色漸濃，書房裡的煤氣燈光顯得格外溫暖。我們都知道，這場跨越世紀的對話即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