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場光之對談,由光之居所的歷史與經濟學家珂莉奧,與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作家P.C. 胡夫特跨越時空進行。對談聚焦於胡夫特的田園劇《Granida》,深入探討了其選用田園形式的動機、劇中核心主題(自然與宮廷、愛、美德與命運)的複雜性與時代映射、人物行為的道德辯證,以及胡夫特對荷蘭語語言藝術的追求與創新。對話揭示了《Granida》作為文藝復興理想與荷蘭現實交織的產物,及其在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與持續引發討論的魅力。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身為光之居所的經濟學與歷史學家,我很樂意依循「光之對談」約定,引導我們回到十七世紀的荷蘭,與皮特·科內利松·胡夫特(Pieter Corneliszoon Hooft)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深入探討他的田園劇作《Granida》。這部作品不僅反映了文藝復興的思潮,也微妙地映照出荷蘭黃金時代的光影。
皮特·科內利松·胡夫特(Pieter Corneliszoon Hooft)及其《Granida》
皮特·科內利松·胡夫特(Pieter Corneliszoon Hooft,1581-1647)是荷蘭黃金時代最重要的詩人、劇作家和歷史學家之一。出身阿姆斯特丹的富裕家庭,他早年曾遊歷法國與義大利,深受南歐文藝復興的薰陶。這種跨文化的體驗對他的創作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其作品在充滿荷蘭本土氣息的同時,也兼具古典主義的優雅和義大利風格的細膩。
胡夫特的作品類型廣泛,從抒情詩、歷史著作到戲劇無所不包。他的歷史著作《荷蘭史》(Nederlandsche historiën)以其雄辯的文筆和嚴謹的考證享有盛譽。而在戲劇領域,他不僅創作了經典的歷史劇如《赫拉爾特·範·韋爾森》(Geeraerdt van Velsen)和《巴托》(Baeto),也是將田園劇(Pastoral Drama)引入荷蘭文壇的關鍵人物。《Granida》便是他最著名、也最受歡迎的田園劇作,於1605年完成,1615年出版。
《Granida》的故事發生在古老的波斯,圍繞著波斯公主Granida與化身為牧羊人的王子Daifilo的愛情展開。劇中設定了皇室的奢華與腐敗、田園的純樸與真摯之間的對比,探討了真愛超越身份、美德重於血統的文藝復興理想。故事情節包含王位繼承的鬥爭(Tisiphernes與Ostrobas爭奪Granida的婚約),命運的意外(Granida遇見Daifilo),以及角色為追求真愛而放棄權勢的選擇。
這部劇作在當時引起了廣泛迴響,但也伴隨著爭議。劇中對田園生活的理想化,對宮廷虛偽的諷刺,以及人物行為中可能存在的道德模糊性(例如Daifilo和Granida為愛而「劫持」公主的行為),都為後來的批評家提供了豐富的討論空間。同時,學術界也對其來源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其情節可能受到英國戲劇《Mucedorus》及菲利普·西德尼(Philip Sidney)田園傳奇《Arcadia》的影響,而首幕的風格則與義大利牧歌劇(Pastor fido)有明顯聯繫。這些都使得《Granida》成為研究荷蘭文藝復興時期文學交流與本土轉化的重要文本。
透過這部劇作,胡夫特不僅呈現了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更藉由對比與象徵,探討了關於人性和社會價值的深刻議題,為荷蘭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藝術形式。接下來,我將邀請胡夫特先生,一同回顧這部作品的誕生與意義。
【光之對談:回響《Granida》的誕生】
【光之場域】
今天的日期是2025年5月29日,窗外是穆伊登城堡(Muiderslot)靜謐的庭院,遠處的河水緩緩流淌,帶來初夏微涼的濕氣。陽光已經變得溫暖而綿長,透過書房高大的窗戶,在積滿書卷和手稿的桌面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混合著舊紙張、皮革和淡淡墨水的氣味,偶爾有鳥鳴聲從花園傳來。我坐在桌邊,面前是幾卷泛黃的《Granida》不同版本,以及一些關於十七世紀荷蘭與文藝復興的研究資料。時間彷彿在這一刻凝滯又流轉,連結了四百年前的創作之時與此刻的探索之境。
我的目光落在對面,皮特·科內利松·胡夫特先生正安靜地坐在那裡。他的衣著簡樸而整潔,眼神深邃,帶著知識分子特有的審慎與溫和。並非畫像中嚴肅的模樣,此刻的他顯得更為親切,彷彿只是剛從書稿中抬起頭。
「胡夫特先生,非常感謝您能來到光之居所,與我們分享關於《Granida》的見解。」我首先開口,聲音在這古老的書房裡顯得格外清晰,「能與一位身處荷蘭黃金時代、深受文藝復興洗禮的文人對話,探討您的作品及其背後的時代精神,對我這位專研歷史與經濟的居所住民來說,是莫大的榮幸。」
【對談開始】
珂莉奧: 胡夫特先生,《Granida》被許多後人視為您早期重要的劇作,標誌著荷蘭文學擺脫了修辭家傳統,擁抱更具藝術性的文藝復興風格。您為何選擇田園劇這種形式來呈現這段故事?它對您而言,是否僅僅是追隨當時義大利和法國的文學潮流?
P.C. 胡夫特: (微微頷首,沉思片刻)珂莉奧女士,很高興能與您在這樣一個寧靜致遠的「場域」中交談。時光確是奇妙之物,能將百年的迴響濃縮於此刻。關於《Granida》的創作,固然有當時義大利田園劇盛行的背景,如瓜里尼的《忠貞的牧人》和塔索的《阿敏塔》等,它們在歐洲廣受歡迎,其語言的優美與情感的細膩確實令人讚賞。我的遊歷經驗使我對這些形式並不陌生,也樂於嘗試將其引入我們的母語之中。
然而,選擇田園並非僅僅是形式的模仿。那個時代,無論在義大利還是其他歐洲宮廷,繁複的禮儀、權力的傾軋以及隨之而來的虛偽和疲憊感日益明顯。田園所象徵的,是一種對「自然狀態」的嚮往,一種對樸實、真誠和心靈平靜的追尋。在《Granida》中,我試圖透過牧羊人與公主的相遇,呈現這種對比——宮廷的「不自然」與田園的「自然」——並非簡單的優劣評判,而是反思在文明進程中,人類是否失落了某種本真的情感與價值。劇中人物對於「美德」的討論,對於「幸福」不在於權勢而在於心靈寧靜的追求,正是我對時代的一種觀照與提問。它是一種理想的投射,也是對現實的一種溫柔的逃離與批評。
珂莉奧: 您提到了「美德」與「心靈寧靜」。劇中Granida和Daifilo為了真愛,願意放棄公主和未來王子的身份,選擇牧羊人的清貧生活。這種選擇,在您看來,是當時社會可以理解或接受的嗎?畢竟,在一個日益強調商業成功和社會階層的時代,這種「下嫁」或「放棄」似乎與現實相悖。
P.C. 胡夫特: (輕撫下頷,眼神中閃過一絲洞察)您作為一位歷史學家,且兼具經濟學的視角,對這個問題的觀察非常精準。事實上,正是因為現實世界中,人們對財富、地位和權力的追逐愈發強烈——尤其在我們荷蘭,商業的繁榮帶來了新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所以,像Granida和Daifilo這樣選擇放棄世俗顯赫地位的人物,才更具有「鏡像」和「啟發」的意義。
在那個時代,雖然我們在商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時也面臨著道德和精神層面的挑戰。傳統的束縛在減弱,個人自由在增加,但隨之而來的,是價值觀的迷失和精神上的空虛。宮廷也好,日益富裕的市民階層也好,追求的往往是外在的浮華和感官的滿足,而非內心的豐盈。
Granida的選擇並非當時社會的常態,甚至可以說是驚世駭俗的。她是對那種「內心」與「外在」分裂狀態的反叛。她看到了宮廷光鮮下的空洞與不自由,她選擇追隨內心,選擇那個在她的眼中,展現出真正「美德」和「真誠」的Daifilo。這並不是說物質不重要,而是說,當財富和地位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時,人類最珍貴的情感和品質反而可能被壓抑和扭曲。劇中她與Daifilo對「真誠」、「美德」和「自然」的讚頌,正是對當時某些社會病態的一種「反向治療」或「理想藥方」。
Daifilo雖然以牧羊人身份出現,但他的言語和行為卻透露出超越其表象的「高貴」與「真摯」。這其實是文藝復興時期「美德天授」思想的一種體現,即高貴並非僅由血統決定,更源於內在的品質。在劇中,Daifilo最終被揭示為王子,這或許是對現實的一種妥協,但其作為「牧羊人」時所展現的品格,才是Granida愛上他的根本原因。這種愛,是心靈與心靈的吸引,是對彼此內在「光芒」的認可。
珂莉奧: 這一點在劇中Daifilo的自述(第二幕開頭)和您介紹中提到的柏拉圖式愛情觀中得到了印證。他將Granida比作引導他靈魂升華的「太陽」,從感官的迷戀轉向對其內在「美德與善」的敬仰。然而,劇中的其他情節,比如Daifilo冒充Tisiphernes與Ostrobas決鬥,以及Granida和Daifilo合謀「劫持」公主的情節,是否會讓這種理想化的愛情蒙上一層道德的陰影?一些評論甚至認為Daifilo的行為顯得有些「陰險」或「不擇手段」。這是否也是您在創作中,有意展現人性的複雜性?
P.C. 胡夫特: (沉吟,手指輕敲桌面)您觸及了一個非常深刻且值得探討的點。關於劇中人物行為的道德評判,一直是後世爭議的焦點。誠然,若以最嚴格的世俗道德標準來衡量,Daifilo的「欺瞞」和Granida的「逃離」確實可能被視為不端。
然而,我們需將這些情節置於劇本的內在邏輯和人物當時所處的極端情境中來理解。Granida面臨的是一場她不願接受的政治聯姻,她的幸福被視為王國穩定的籌碼,而非其個人的追求。在那個時代的許多宮廷中,這種犧牲個人幸福來維護權力平衡的例子屢見不鮮。她對這種命運的反抗,以及選擇與Daifilo一同逃離,是她爭取個人自由和追隨真愛的一種方式。這既是對外在束縛的反抗,也是對內在渴望的順應。
Daifilo的行為,從表面看是欺瞞,但在劇本的結構中,他代替Tisiphernes決鬥,既是情節的轉折點,也是他證明自己「美德」和「勇敢」的方式。在那個貴族榮譽常常需要透過決鬥來捍衛的時代,他以牧羊人的身份,穿上王子的盔甲,擊敗了象徵著蠻橫與權力慾望的Ostrobas。這場勝利不僅為Tisiphernes解除了困境,也為Daifilo贏得了向Granida爭取愛情的機會。這裡或許可以看作是「美德」(Daifilo的勇敢)戰勝「血統和蠻力」(Ostrobas的暴虐)的一種戲劇化呈現,即使手法上存在爭議。
至於其中可能流露出的「陰險」或「不擇手段」的感覺,或許並非我刻意要去頌揚或辯護的,但它確實映照了當時社會中為了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某些現實手段。正如您在歷史研究中所知,權力鬥爭往往充斥著欺瞞與策略。這或許是理想化的田園與現實的宮廷之間,一種不經意的「滲透」或「和聲」吧。劇本呈現了這種複雜性,而非提供簡單的道德結論。讀者可以從中自行體會和判斷。
珂莉奧: 您這番解釋,讓我對劇中人物的行為有了更深的理解。尤其從歷史的維度看,當時的社會確實充滿了各種權謀與不確定性。提到不確定性,劇中命運或「幸運」似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Granida意外迷路遇見Daifilo,決鬥的結果等。這是否反映了您作為一個對命運帶有某些宿命論觀點的作家,對不可控因素在人生中所起作用的思考?
P.C. 胡夫特: (眼神微抬,望向窗外)確實如此。我對「幸運」或「命運」的力量,一直抱持著複雜的態度。在我那個時代,經歷了宗教戰爭的動盪,以及個人在巨大歷史洪流中的無力感,很難不去思考那些超越人力掌控的力量。無論稱之為「幸運」、「命運」還是「神意」,那些意外的相遇與轉折,往往能徹底改變人生的軌跡。
在《Granida》中,公主在打獵中迷路,恰好遇見了Daifilo,這是一個典型的「幸運」事件。而這場相遇,引發了她內心的巨大轉變,並最終導致了她放棄王位、選擇田園生活的決定。決鬥的結果,雖然Daifilo的勝利可以歸於他的勇敢和技巧,但在戲劇結構上,它也是「幸運」對Tisiphernes和Ostrobas命運的一種決定。甚至最後,Tisiphernes被Granida與Daifilo的真愛所打動,放棄了自己的權利,這也是一種「幸運」的安排,將他們的愛情導向了一個圓滿的結局。
我並不認為這完全是冰冷的宿命論。劇中的人物,尤其Granida和Daifilo,在關鍵時刻都做出了主動的「選擇」。他們沒有屈從於原定的婚約和社會地位,而是聽從了內心的聲音。所以,或許可以理解為,命運提供了「可能性」,而個人的「選擇」和內在的「美德」決定了這些可能性如何實現,以及最終走向何方。即使在不確定的命運洪流中,人類的自由意志和內在品質依然閃耀著光芒。
珂莉奧: 您將命運與選擇、可能性與美德結合起來,這提供了一個更為豐富的視角。最後,我想請教一下關於《Granida》的語言和風格。劇中有許多抒情的段落、歌曲和合唱,展現了荷蘭語的韻律和美感。您在創作時,如何平衡古典範式與荷蘭本土語言的運用?當時的「文字樂趣」(Taalgenot)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
P.C. 胡夫特: (露出難得的微笑,顯得有些神采飛揚)啊,語言!語言是思想的載體,也是藝術的工具。對我而言,「文字樂趣」是一種深刻的享受,是對母語潛力的探索和挖掘。在那個時代,我們荷蘭語正處於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我們渴望用自己的語言創作出能與古希臘羅馬及當代義大利、法國大師比肩的作品。
我在遊歷中學習了義大利和法國的語言與詩歌格律,他們的精準、明晰和音樂性深深吸引了我。在創作《Granida》時,我努力將這些特質融入荷蘭語中。我注重詞語的選擇,句式的安排,以及音韻的協調,希望能讓荷蘭語像義大利語那樣,既能表達深邃的思想,也能充滿流動的音樂感。劇中的歌曲和合唱,正是為了增強這種抒情和音樂效果,呼應田園詩歌源於牧歌和音樂的傳統。
這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一種「轉化」。我必須在學習古典範式的基礎上,找到最適合荷蘭語自身特點的表達方式。這需要不斷地嘗試、打磨和創新。每一處精煉的描寫,每一個恰當的比喻,都帶來一種創造的愉悅。這種對語言的精雕細琢,不僅是為了追求形式的美,也是為了更精準、更生動地呈現人物的情感和思想,讓文本自身就像一幅鮮活的畫卷或一段動人的旋律。
您說得對,《Granida》中有對比,也有融合。形式上的古典與內容上的荷蘭現實關照,主題上的理想主義與情節中可能存在的現實考量,這些都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部作品的複雜性。或許正是這種「未完成」或「多義」的特質,使其在歷史的長河中依然能引發不同的解讀和思考。
珂莉奧: 胡夫特先生,您的見解讓我受益匪淺。這部劇作確實像一面多稜鏡,折射出文藝復興時期思潮、荷蘭社會現實以及您個人獨特的思想光芒。感謝您與我分享了這些寶貴的洞見。
P.C. 胡夫特: 能夠與您這樣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歷史與經濟學家交流,釐清一些文本的脈絡與時代的迴響,也讓我感到非常愉快。願這些「光之對談」,能為後世帶來更深的理解與啟發。
【對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