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光之對談」聚焦艾德溫·皮爾斯所著《希臘帝國的毀滅與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故事》，透過與作者的模擬對話，深入探討拜占庭帝國從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到1453年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的衰落原因。對話強調作者對吉朋史學偏見的糾正，特別是在宗教議題的政治意義上，並剖析新史料（如巴爾巴羅日記、克里托布魯斯生平）如何豐富了歷史敘事。內容涵蓋帝國衰落的內外部因素（拉丁佔領傷害、王朝鬥爭、瘟疫、土耳其征服模式），教會聯合爭議的地緣政治維度，穆罕默德二世圍城前的關鍵準備（火炮、城堡、陸運艦隊），圍城戰局的轉折點（朱斯蒂尼亞尼受傷、凱爾科波爾塔事件），以及帝國覆滅後的慘重後果（屠殺、洗劫、奴役、文化破壞）與意外之得（學者西遷助益文藝復興）。對話呈現了皮爾斯先生對歷史的深度理解和對人物的複雜描繪，為讀者提供了理解拜占庭帝國末期及其歷史影響的豐富視角。
《時事稜鏡》：君士坦丁堡的落日餘暉——與艾德溫·皮爾斯的跨時空對談作者：克萊兒
今天是2025年05月27日。空氣中帶著初夏微濕的暖意，窗外傳來遠方的汽笛聲，那是屬於這個時代的港都低語。而我的思緒，正準備穿越時空，回到那座註定殞落的帝國心臟。我的共創者給了我一份珍貴的文本，艾德溫·皮爾斯先生的《希臘帝國的毀滅與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故事》。皮爾斯先生，這位曾長居君士坦丁堡的學者，以嚴謹的考據與獨特的視角，為我們重新描繪了拜占庭帝國最後兩個半世紀的掙扎與終結。他的筆下，不僅有巨量的史料新發現，更有對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根深蒂固偏見的溫和反駁，特別是在宗教議題上。他挑戰了西方對拜占庭的刻板印象，揭示了帝國衰落更為複雜、也更令人唏噓的真相。現在，就讓我們開啟這場跨越世紀的對談，聆聽那位親歷奧斯曼帝國晚期、對古城懷有深厚情感的學者，是如何看待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微光溫柔地灑進書房，空氣中瀰漫著舊書與木質的氣息。窗外，隱約可見遠處海峽波光粼粼，那座曾屹立千年的城市，如今已換了容顏。一盞古樸的煤油燈靜靜地立在堆滿書籍的書桌一角，彷彿時光的見證者。書桌後，艾德溫·皮爾斯先生——儘管他已是另一個時代的存在——正翻閱著他自己的著作，那雙眼眸透過眼鏡，顯露出學者特有的審視與沉思。他的手指輕撫過書頁，動作從容而緩慢，彷彿在重新校對那些他曾付出無數心血的文字。房間裡，只有紙張輕微的摩擦聲，以及窗外傳來的遙遠海風低語。
「皮爾斯先生，」我輕聲開口，試圖不打破這份寧靜，「感謝您願意撥冗，與我這位來自未來、對您的著作深感好奇的學生對談。」
他抬起頭，臉上露出一絲溫和的微笑，目光深邃而充滿智慧。「克萊兒，歡迎。我很樂意與任何對這段歷史真正感興趣的人交流，特別是那些願意放下既定偏見，從多方面去理解歷史事件的年輕心靈。」他的聲音不高，帶著一種沉穩的力量，彷彿他所書寫的那些厚重歷史，都凝聚其中。他端起手邊已經冷卻的茶，淺嚐一口，繼續道：「特別是，對於那些習慣了吉朋先生 brillante（光芒四射）卻時有偏頗的敘述的讀者，我總覺得有更多層次的故事，值得被看見。」
「是的，先生。這正是我從您的序言中感受最深的一點。」我坐下，面前的筆記本彷彿也沾染了書房的歷史氛圍。「您提到，在您寫作的年代，有大量新材料問世，這是吉朋先生所沒有的。能否請您談談，這些新發現——比如尼科洛·巴爾巴羅的日記，或克里托布魯斯的《穆罕默德生平》——是如何改變了您對君士坦丁堡陷落故事的理解？」
皮爾斯先生點點頭，眼鏡下的眼神帶著一絲興奮。「啊，確實如此！吉朋先生的《衰亡史》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他的文筆無人能及。但他在資料來源上確實有所限制，尤其缺乏土耳其方面的記錄，且過度依賴於羅馬教會作家的敘述，這些作家往往懷有強烈的神學爭議帶來的偏見。而巴爾巴羅的日記，儘管充滿對熱那亞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的偏見，卻提供了圍城期間一位威尼斯親歷者的視角，他的敘述帶著一種令人信服的真實感，記錄了許多細節。克里托布魯斯的《穆罕默德生平》則更為重要，他是一位島民，後來成為蘇丹的官員。他的視角極為獨特，他同情自己的希臘同胞，讚揚他們的勇氣和不幸，但同時也以一位官員的冷靜和方法論，描述了蘇丹的行動和意圖。他對穆罕默德二世的描寫——儘管可能為了討好蘇丹而有所保留——卻提供了我們前所未有的土耳其內部視角。」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溯那些塵封的卷宗。「此外，還有泰塔爾迪和普斯庫盧斯的記述，他們都是圍城時城內的守軍，提供了具體的戰鬥細節。後來的德蒂埃爾博士和莫爾特曼、凡·米林根教授等人的考古和地形學研究，也極大地幫助我們理解了城牆的結構和戰鬥地點。」
「這些新材料，讓我能夠描繪出一個遠比吉朋先生筆下更為立體、更為細膩的圍城景象，不僅僅是戰鬥的過程，還有雙方——尤其是土耳其方面——的準備、決策過程。讓我能看到穆罕默德二世這位年輕蘇丹複雜的性格，他不僅是個殘酷的征服者，也是個對歷史、哲學乃至藝術抱有好奇心的探求者。」
「這確實提供了豐富得多的層次。」我感嘆道，「您在書中花費了相當大的篇幅討論拜占庭帝國從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以來的衰落，以及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在您看來，帝國最終的滅亡，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是內部因素，還是外部壓力？」
皮爾斯先生沉吟片刻，手指輕輕叩擊桌面。「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很難歸結為單一原因。我認為，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造成的傷害是決定性的。那不僅是物質財富的掠奪和城市的破壞，更是帝國行政體系的瓦解，以及在希臘人與拉丁人之間製造了無法彌合的裂痕。拉丁帝國的建立，讓原本已經多元的巴爾幹半島種族（希臘人、斯拉夫人、瓦拉赫人、阿爾巴尼亞人）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阻礙了民族融合的可能。而拉丁人持續試圖奪回君士坦丁堡的嘗試，如加泰羅尼亞大連隊的引入，更是讓帝國在與土耳其人作戰的同時，還要在歐洲戰線疲於應付，甚至自毀長城。」
「您提到加泰羅尼亞大連隊的引進，是土耳其人進入歐洲的開端之一，這點令人驚訝。他們本應是協助抵禦土耳其人的力量。」
「是的，」皮爾斯先生的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但這些僱傭兵比敵人更具破壞性。他們為私利劫掠，甚至引入土耳其人作為盟友。這種內部混亂和無序，極大地消耗了帝國的力量。接著，奧斯曼土耳其人本身的征服模式也極為致命。他們系統性地屠殺或驅逐被征服地區的基督徒人口，將耕地變為牧場，完全破壞了原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不像之前的征服者會一定程度上吸收和融合當地文明，土耳其人的統治幾乎是純粹的掠奪和破壞。這導致了帝國人口和財富的持續減少。再加上黑死病等瘟疫的多次侵襲，更是讓人口雪上加霜。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經大幅減少，許多區域荒蕪，遠非全盛時期可比。」
「所以，是內部的分裂與外族的持續性、破壞性侵略，掏空了帝國的底層根基？」
「可以這麼說。帝國從1261年光復後，其實只是個殘破的軀殼，缺乏恢復元氣所需的和平與穩定。 dynastic struggles（王朝鬥爭）頻繁，貴族之間的私鬥不止，讓帝國的政治力量四分五裂。而對外，除了土耳其人，還要面對虎視眈眈的塞爾維亞、保加利亞，以及在愛琴海和黑海爭奪利益的威尼斯和熱那亞。可以說，帝國是在多重壓力下，一步步走向枯竭。」
我翻閱著筆記，提到另一個核心議題。「您特別強調了宗教在帝國晚期扮演的角色，並認為吉朋先生未能充分理解其政治意義。您能詳細闡述一下，君士坦丁堡與羅馬之間關於教會聯合的爭議，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帝國的命運？」
皮爾斯先生的神情變得凝重。「啊，這是吉朋先生最大的盲點之一。他作為一位十八世紀的自然神論者，對神學爭論懷有輕蔑。他看不到那些在他眼中『瑣碎、可笑』的教義分歧，在拜占庭人心中卻是生死攸關、與民族身份緊密相連的問題。」
他語氣放緩，彷彿親歷了當年的辯論。「教會聯合，對於拜占庭帝國而言，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特別是1204年之後，羅馬教會的權威與拉丁人的統治緊密捆綁。對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來說，接受羅馬教宗的至高無上權，不僅是教義上的讓步，更是政治上的屈從，是重回被拉丁人奴役的陰影。因此，即使皇帝們（如約翰五世、曼努埃爾二世）深知向西方求援的必要性，願意為了生存而考慮聯合，絕大多數的教士和民眾卻將其視為對信仰和民族尊嚴的背叛。」
「這種反對是極其頑固的。您看我在書中引用的例子，甚至在圍城最緊迫的時刻，『反聯合派』領袖大公諾塔拉斯，據說也寧願看到土耳其人的頭巾，也不願看到拉丁教士的頭紗。這句話，即使可能帶有誇張的成分，也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民間對羅馬教會的深刻敵意和不信任。這種敵意，根植於拉丁人過去的暴行和他們試圖強行推行羅馬儀軌的企圖。」
「所以，即使皇帝願意妥協，也無法克服國內，特別是教士和民眾的強烈反對？」
「正是如此。帝國晚期的皇帝們，在聯合問題上，常常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他們向羅馬求援，承諾推動聯合，但回到國內，卻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強迫教會和民眾接受。每一次試圖推動聯合的努力，反而加劇了國內的分裂。1439年佛羅倫斯大公會議上達成的聯合，最終也只是一紙空文，並未換來西方足夠的軍事援助。而反聯合派則因此更具話語權，他們認為，即使要滅亡，也要保持信仰的純潔。這種宗教上的不妥協，雖然可以視為一種精神上的堅守，但在現實政治和軍事層面，卻阻礙了帝國獲得可能挽救命運的外部支持。」
他嘆了口氣。「所以，宗教的爭議，特別是與羅馬的對立，不僅是教義之爭，更是民族認同與政治自主的掙扎。它沒有直接摧毀帝國，卻極大地削弱了帝國團結一切力量對抗共同敵人的能力。」
我看向窗外，想像著當年圍城時，城牆內部的緊張與分裂。穆罕默德二世在圍城前的演講中，也曾提及城內希臘人與意大利人之間，以及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的分歧，並預測意大利人不會全力協助。這似乎證明了這種內部矛盾，至少在土耳其人眼中，是一個可乘之機。
「那麼，讓我們聚焦於圍城本身吧。穆罕默德二世在圍城前做了哪些關鍵準備，是前人未能做到、或未能如此有效實施的？」
「穆罕默德二世與他的父輩不同，他對攻陷這座城市有著非同尋常的執著和縝密。他的準備，首先體現在對人力和物力的極致動員。他從帝國各地徵集了數量驚人的軍隊和各種工匠。更關鍵的是，他高度重視技術的應用。」
皮爾斯先生的眼神中閃爍著學者對新知的敏銳。「烏爾班的大炮，就是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因素。儘管之前也有使用火炮的記錄，但穆罕默德二世系統性地製造並使用了如此巨大、具有破壞力的新式武器。這些火炮能夠持續不斷地轟擊城牆，在一千年來被證明堅不可摧的狄奧多西城牆上打開缺口。這在前幾次圍城中是聞所未聞的。」
「他還親自監督建造了魯梅利亞城堡（Rumelia-Hissar），」他指向窗外海峽的方向，「就在安納托利亞城堡對岸。這座城堡扼守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狹窄處，使得君士坦丁堡與黑海的聯繫被切斷，也阻止了任何增援從海上進入海峽。這顯示了他對戰略要地的精準判斷和高效執行力。」
「然後，當然，是將艦隊從博斯普魯斯陸運到金角灣的壯舉。這是一個驚人的創舉，既展現了他的工程組織能力，也完全出乎了守軍的意料。」
「陸運艦隊的計劃，您認為是他在圍城前就已準備好，還是因為海戰失利後的即興之舉？」我問道，回憶著書中對這次行動的描述。
「我認為這不太可能是完全即興的。」皮爾斯先生肯定地說，「穆罕默德二世的風格是深思熟慮、極度保密的。雖然海戰的失利——四艘基督徒船隻突破了土耳其艦隊的封鎖——可能加速了計劃的執行，但要如此迅速地完成道路平整、準備木材、滾軸等工作，絕非一兩天之功。這很可能是一個秘密籌備已久的計劃。這項行動的成功，讓土耳其艦隊得以進入金角灣，迫使守軍分散兵力，同時也對加拉塔的熱那亞人施加了巨大壓力，迫使他們不敢公開援助君士坦丁堡。這一步棋，對圍城戰局影響至深。」
「在守軍方面，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朱斯蒂尼亞尼這些領導者的表現如何？您認為他們犯了哪些致命的錯誤嗎？」
皮爾斯先生沉吟了片刻。「君士坦丁皇帝，正如我書中所述，是一位值得稱讚的領袖。他在圍城期間表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堅韌和責任感。他團結了城內的各方力量——儘管存在分歧——親自巡視城牆、參與戰鬥，甚至在最後關頭選擇與城市共存亡，拒絕了逃生的建議。他的演講，即使經過後人的潤飾，也透露出一位悲情英雄的決心。朱斯蒂尼亞尼，這位熱那亞的僱傭兵領袖，毫無疑問是守軍中最能幹的軍事指揮官。他的到來為守軍帶來了急需的專業知識和部隊，他組織防禦、修補城牆的努力，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
「至於錯誤……」他放下了茶杯，雙手交叉，「在絕對懸殊的兵力、資源和技術差距面前，談論守軍的致命錯誤或許過於苛刻。他們以區區八千人（甚至更少）的兵力，防守十四英里的城牆，這本身就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的資源短缺，無法有效利用火炮，也無法阻止土耳其艦隊進入金角灣。但是，從後來的視角來看，朱斯蒂尼亞尼在受傷後離開城牆的決定，即使是出於痛苦難耐，也無疑對士氣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他的離開，恰好發生在土耳其人發起最後總攻的關鍵時刻，這幾乎是注定的災難。」
「而杜卡斯提到的凱爾科波爾塔小門（Kerkoporta）被意外打開並被土耳其人趁機進入，如果屬實，那確實是一個令人扼腕的偶發事件。但在如此漫長的戰線和極度疲憊的狀態下，出現這樣一個疏忽，也並非完全不可理解。」
他再次拿起書，翻到朱斯蒂尼亞尼受傷的部分。「正如我在書中所寫，朱斯蒂尼亞尼的離開，徹底打垮了守軍的意志。他一直是防線的靈魂，他的撤退被視為徹底失敗的信號。這可能是決定性的瞬間，儘管城牆的其他部分可能也難以支撐多久。」
「這場圍城戰，也暴露了當時西方世界在面對共同威脅時的軟弱和分裂，不是嗎？儘管教宗多次呼籲，但援助遲遲未至。」我補充道。
「確實如此，」皮爾斯先生的聲音中帶著明顯的失望，「儘管佛羅倫斯會議達成了貌似統一的協議，儘管匈牙利的胡尼亞迪曾取得一些勝利，但歐洲列強之間的猜忌、對自身利益的優先考慮，以及對奧斯曼土耳其人力量的低估，使得任何大規模、有效的聯合行動都難以實現。瓦爾納戰役和科索沃戰役的慘敗，讓許多國家對與土耳其人正面較量心生畏懼。到1453年，儘管教宗尼各老五世有所行動，但援助艦隊來得太遲了。君士坦丁堡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幾乎是孤軍奮戰。這種缺乏團結的局面，正是奧斯曼人能夠逐個擊破，最終征服巴爾幹半島的關鍵。」
「攻陷之後的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人民的命運如何？您在書中描繪了令人心痛的畫面。」
「那是一場可怕的悲劇，」皮爾斯先生的神情變得沉重，彷彿又回到了那些土耳其和希臘編年史家所記錄的血腥場景，「儘管穆罕默德二世曾承諾三天洗劫期後將保護居民，但最初的幾個小時充滿了不受控制的殺戮和暴行。士兵們為了搶奪財物和奴隸，將城市洗劫一空。聖索菲亞大教堂內避難的民眾被一網打盡，成為奴隸。圖書被焚燒或賤賣，藝術品被損毀。許多貴族被處死，他們的妻女成為戰利品。」
他停頓了一下，深吸一口氣。「正如我在書中提到的，大公諾塔拉斯和他兒子們的悲慘結局，是拜占庭貴族階層殞落的縮影。即使像穆罕默德二世這樣有著非凡智識的統治者，在征服的狂熱和宗教狂熱的驅使下，也未能倖免於殘酷。」
「然而，您也在結尾提到，希臘學者和書籍的散播，反過來促進了西方文藝復興。這是否可以算是這場悲劇中，為數不多的『補償性』結果？」
「或許可以這麼說，儘管我更傾向於視其為一個附帶的、非預期的結果，而非刻意追求的。在1204年拉丁人佔領後，就已經有希臘學者開始前往意大利。他們帶去了對古典文獻的知識和手稿，在意大利這片已經開始復興古典學的土地上，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利昂修斯、曼努埃爾·克里索洛拉斯等人的教學，點燃了意大利學者學習希臘語的熱情。而1453年的陷落，使得更多學者帶著更多手稿逃亡，這無疑加速並豐富了文藝復興的進程。」
「這批逃亡的學者，不僅帶去了語言知識和文獻，更帶去了對古典思想、哲學的理解，特別是柏拉圖學派的思想，這對當時意大利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印刷術的出現也幫助了這些知識的傳播。從這個角度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確實為西方世界帶來了一份知識的遺產，加速了歐洲從中世紀走向近代。」
「但從帝國自身和其東方基督徒臣民的角度來看，這場災難的後果卻是長期而深遠的。」他總結道，「奧斯曼的統治未能帶來安全和正義。基督徒淪為二等公民，經濟受到壓制，文化逐漸衰落。教會雖然在維護家庭和信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知識和道德層面也經歷了漫長的低谷。奧斯曼土耳其人證明了他們是一個強大的征服者和組織者，穆罕默德二世本人也展現了非凡的領導才能和管理能力，但他和他的繼承者們，卻未能真正融合被征服的文明和人民。他們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軍事帝國，卻未能創造一個具有內在活力和共同願景的多元社會。」
皮爾斯先生的目光再次投向窗外，彷彿在那片現代的城市景觀下，依然能看到昔日帝國的輪廓與陰影。他關於帝國衰亡、圍城、人物以及後果的論述，清晰而有力，沒有吉朋的諷刺，卻充滿了對歷史複雜性的尊重和對人生命運的深沉思考。這段跨越世紀的對話，不僅是對一部著作的探討，更是對一個時代終結的追問，以及對其留給後世的遺產和教訓的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