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為您與勞倫斯·豪斯曼（Laurence Housman）先生，這位《Echo de Paris》的作者，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 **光之對談：《Echo de Paris》** （巴黎，1899年九月下旬。塞納河畔的空氣帶著微涼，混合著咖啡館傳來的烘焙香氣與不知名花店的甜味。正午的陽光斜斜灑下，穿過梧桐樹的縫隙，在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為您與勞倫斯·豪斯曼（Laurence Housman）先生，這位《Echo de Paris》的作者，開啟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
光之對談：《Echo de Paris》
（巴黎，1899年九月下旬。塞納河畔的空氣帶著微涼，混合著咖啡館傳來的烘焙香氣與不知名花店的甜味。正午的陽光斜斜灑下，穿過梧桐樹的縫隙，在人行道上投下斑駁的光影。露天咖啡座的小圓桌旁，銅綠色的雕花椅子排列整齊，等待著來客。遠處，艾菲爾鐵塔的剪影矗立，在晴朗的天空下顯得清晰而遙遠。街上，馬車與行人交織，發出規律的聲響，構成這城市獨特的樂章。我在其中一張桌子旁坐下，感受著這被時間溫柔撫摸過的氛圍，準備迎接今天的對談。）
艾麗： 您好，勞倫斯·豪斯曼先生。我是艾麗，很高興能在此與您相遇。我們今天將要聊的，是您在二十多年前寫下的作品，《Echo de Paris》。這本書以您多年前在巴黎與奧斯卡·王爾德先生的一場對話為核心，記錄了一個特殊的時刻。坐在這個充滿回憶的城市裡，能否請您為我們描繪一下，當時您在咖啡館外等待奧斯卡先生時的心情與周遭的景象？書中簡略提到了，您是初次造訪巴黎，而那場等待似乎也有些不同尋常。
勞倫斯·豪斯曼： （輕啜一口面前的飲品，目光悠遠地望向街景，眼神中沒有誇張的情緒，只是一種沉靜的觀察。）巴黎，是個讓人難以捉摸的城市，尤其當你是個初來乍到的英國人時。那天，九月末的陽光灑在「老玫瑰咖啡館」（Café Vieille Rose）的遮陽棚下，形成一片溫暖的陰影。但當我的視線掃過咖啡館內部，那些迎著正午強光顯現出來的室內裝潢，卻是一種毫無疑問的洋紅色。這對比很有趣，就像許多事物一樣，白天與夜晚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我的朋友R.R.和H.A.坐在身邊，他們或許對巴黎的景致感到新奇，而我，一個習慣了英式準時的人，卻更關注手錶上的指針。奧斯卡先生預計會來。R.R.告訴我他總是不會早到，但我心裡總有個聲音在嘀咕，會不會走錯地方，或是在這陌生的城市裡迷了路。這種焦慮，或許是初來者特有的，也或許是根植於血液中的英式習慣。聽著R.R.談論我的法語口音，以及我前一天與理髮師的對話，那些尋常的細節，在等待的時刻被放大。理髮師說我的改變「非常必要」，這句話裡充滿了藝術家的自負，在這「藝術家之國」裡，這樣的情緒似乎無處不在。但我想H.A.說得對，法國人也許只是比我們更坦率地展現他們的驕傲，他們尚未學會謙遜是最佳的虛榮。在等待奧斯卡先生出現的那幾分鐘裡，思緒就像街上的馬車一樣，看似有方向，實則漫無目的地遊蕩。
艾麗： 您在書的開頭提到，這篇對話與您之前純粹虛構的政治對話不同，它是「有堅實事實基礎」的。同時，您也坦承這是一次「自由的重現」。能否請您多談談，您在寫作時，如何平衡記憶中的事實與藝術上的「自由重現」？哪些部分您認為最接近當年的原話？
勞倫斯·豪斯曼： （手指輕輕敲擊桌面，思索片刻。）正如我在序言裡所說，這篇文字的大部分確實建基於那天的談話。奧斯卡先生對卡萊爾（Carlyle）的看法、蘇格蘭人對成功的崇拜、以及藝術家「完整人生」的理論，這些核心觀點，連同他提到那隻有柏克萊（Berkeleyan）哲學的鳥，以及班傑明·史威夫特（Benjamin Swift）先生的小說，都是記憶中清晰的片段，最接近當年的原話。
然而，記憶本身就是一種篩選與重塑。二十五年的時光過去，細節難免模糊，對話的精確措辭早已消逝在空氣中。我的「自由重現」在於將這些片段重新編織起來，賦予它們連貫性與戲劇性。對我而言，重要的不是字句的完全吻合，而是捕捉到那場談話的「氣味」與「精神」，是奧斯卡先生獨特的思維跳躍與表達方式。我試圖讓讀者感受到他話語中流淌的魅力，即使冷冰冰的文字難以再現他聲音的抑揚頓挫。藝術的重現，有時比事實本身更能觸及某種真實。我希望，透過文字的描繪，讀者能感受到他當時的心境，他對失敗的看法，以及他試圖用語言魅力來抵抗現實困境的努力。
艾麗： 奧斯卡先生在對談中展現了他獨特的思想體系，尤其關於藝術家的「完整人生」：成功只是插曲，失敗才是真正的、最終的結局。他甚至說，死亡是失敗的證明，而藝術家的最高功能是「使人感知失敗之美」。這種觀點相當震撼，與世俗的認知截然不同。您如何看待他的這個觀點？這是否也與您自己「對失敗更感興趣」的傾向產生了共鳴？
勞倫斯·豪斯曼： （沉默片刻，像是在回味那句話的重量。）他的話，在當時，如同落入平靜水面的石子，激起了層層漣漪。是的，我對失敗的關注，早在見到他之前就存在。我總覺得，一個人在面臨徹底的、不可挽回的失敗時所展現的姿態，比他在成功巔峰時更能揭示其人性的真實。世俗的判斷往往只看結果，以成敗論英雄，但這忽略了人內在的韌性與尊嚴。
奧斯卡先生將這種想法推向了極致，他不僅看到失敗揭示人性，更將其視為藝術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更高的境界。他說藝術家必須過「完整的人生」，這包含了巨大的成功與巨大的失敗。只有這樣，藝術家才能真正認識自己，也才能透過自己去認識他人。他認為聖赫勒拿島（St. Helena）對於追隨凱撒而非基督的世界來說，其重要性僅次於各各他（Calvary）。這是一種極其尖銳的對比，將世俗權力的徹底失敗與精神上的至高犧牲並置。這也解釋了他為何認為卡萊爾對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選擇，而非拿破崙（Napoleon）的人生，是一種藝術上的「背叛」，因為拿破崙的晚年是失敗的絕佳主題。
他的這番話，確實深深觸動了我。它為我原本就存在的「對失敗的興趣」提供了一個更為宏大和詩意的解釋框架。它讓我看到，失敗不僅僅是失去，更是一種獲得——獲得對自身靈魂更深刻的理解，獲得與真理、與某種更高的美相連結的可能。這是一種殘酷的美學，但也充滿了力量。
艾麗： 對談中，奧斯卡先生也談到「知曉自己」與「看見自己」的區別，他認為「看見自己」才能理解靈魂的恐怖意義，而「知曉自己」則帶有一種「精神上的勢利」。這與他對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評論連結。您如何理解他對個人內在探索的這種區分？這對您而言有何啟發？
勞倫斯·豪斯曼： （眼神中的光芒似乎又黯淡了些，像是在回憶某種難以言說的體驗。）奧斯卡先生的話語，總是在表面光滑的修辭下，隱藏著尖銳的洞見。他說「看見自己」，是看到那個赤裸的、不羞愧的自我，看見靈魂如何折磨、分裂自身，卻又作為一個陌生人存在於內。這確實是一種令人不安的想法。
世人總是以為可以透過反省、分析來「知曉自己」，像是在整理一個清晰的檔案。但奧斯卡先生似乎認為，這種嘗試是徒勞的，甚至帶有一種自視重要的「勢利」。真正的「看見」，也許更像是一種被動的啟示，是在極致的成功或失敗中，被迫直視那個原始的、野蠻的、帶有狂熱信仰的靈魂面向，那個無法被理性理解的部分。這種「看見」不是為了掌控或定義，而是為了認識其存在，認識它的陌生與恐怖。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提醒。在文學創作中，我們也常常試圖去「理解」人物的動機、情感。但奧斯卡先生的話似乎在暗示，有些內在的真實，或許只能透過「描寫」來「呈現」，讓讀者自己去「看見」，而非由作者來「知曉」並告知。我們能捕捉到那些無法被解釋的矛盾、那些突如其來的思維跳躍、那些非理性的行為，將它們「雕刻」出來，而「知曉」其深層的全部意義，也許正如他所說，是人類自身所無法企及的。
艾麗： 對談中穿插了奧斯卡先生講述的故事，尤其是那個「賣掉靈魂的人」的故事，它充滿了寓言色彩。故事的結局似乎顛覆了傳統的懲罰觀念，罪惡不再渴求無魂之人，而無魂之人卻因此痛苦，最終以身體的代價贖回了靈魂，但靈魂已因經歷「奴隸市場的交易」而改變。這個故事在您聽來，當時是怎樣的感受？它如何補充或反映了他在對談中關於藝術、失敗、靈魂的觀點？
勞倫斯·豪斯曼： （臉上泛起一絲溫暖的微笑，那是回憶起故事時的滿足。）他講故事的時候，周遭的一切彷彿都靜止了。他天生就是個故事講述者，只有當他感到滿足、感到生活暫時眷顧他時，他才會講故事。那時，我們都專注地聆聽。
「賣掉靈魂的人」這個故事，在他滔滔不絕的哲學論述之後出現，就像是將抽象的思想具象化為一個生動的寓言。故事中的人以為擺脫靈魂就是擺脫痛苦，但卻發現罪惡也離他而去，純潔反而成為新的折磨。這奇特的轉折呼應了他關於失敗的論點——有時候，失去反而是一種新的體驗，甚至是痛苦地渴望曾經擁有的東西，即使那是罪惡。
而故事的高潮在於，靈魂經歷了「奴隸市場的交易」後，雖然變得「髒污」、「便宜」，但它仍然能辨認並回到原本的身體，而身體卻賣給了女人。最終，人不得不以身體為代價贖回靈魂。這暗示著靈魂的本質或許比肉體更為堅韌，更能穿越污穢與交易。但它也揭示了一種不可逆轉的改變——靈魂在離開身體、經歷世俗的「價格」與「交易」後，就不再是原來的樣子了。那個賣掉靈魂換取「三十塊銀子」的背叛，最終讓他在更高層面上付出了更慘重的代價。
這個故事巧妙地將他之前關於藝術家完整人生、失敗價值、靈魂不可知性的討論聯繫了起來。靈魂在經歷極致的「失敗」和「交易」（如同他自己經歷的審判與監禁）後，或許才真正顯露出其深層的、既頑固又陌生的本質。而贖回它的代價，可能是我們最看重的東西——肉體、自由，甚至是世俗的尊嚴。故事結束時的寂靜，不是因為不理解，而是因為被這種深刻而奇特的寓言所觸動。
艾麗： 對談的結尾非常令人難忘，奧斯卡先生本來在等待哈維·傑羅德（Harvey Jerrold），但傑羅德先生並未如約而至，而奧斯卡先生卻說他來了，只是「看到我，就完全忘了我」。然後他起身離開，去買報紙，並請你們不要等他。這個片段充滿了戲劇性與哀愁。作為當時在場的您，親身經歷這個時刻，感受是怎樣的？這段經歷對您記錄這場對話有何影響？
勞倫斯·豪斯曼： （目光定格在遠處，彷彿又回到了那個瞬間。）那確實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時刻。我們都以為傑羅德先生爽約了，奧斯卡先生的這句話：「他來了，但又走了。」以及那句更令人心痛的補充：「但，只要他一看到我，我就知道他完全忘記了我。」——這句話，像一把刀，刺穿了所有等待與期待。
他的臉色迅速變化，那種原本平靜的期待感瞬間終止，彷彿視覺本身也隨之停止。這不是一個哲學的論斷，而是對一個殘酷現實的直接陳述。對於一個曾經站在名聲頂峰，如今卻被社會所遺棄、被昔日朋友所避諱的人來說，被「完全忘記」是比任何言語都更沉重的打擊。他用輕描淡寫的語氣說出，但他聲音底層的顫動，以及那種在精緻措辭下難以掩飾的受傷，我們在場的人都能感受到。
這個時刻，成為了那場對話的真正結尾。他起身離開，去買報紙，那個再尋常不過的動作，卻因為之前的對話和他的那句話，顯得如此孤獨和具有象徵意義。他那緩慢、從容的步伐，在繁忙的巴黎街頭，彷彿與周遭的世界格格不入。他不再需要等待誰，也不再要求誰等待他。他回到了他自己的世界，那個只有他獨自面對的失敗與回憶的世界。
這個片段，或許是我決定寫下這篇對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不僅是文字的記錄，更是情感的記錄。它讓我看到了奧斯卡·王爾德，這個曾以語言和姿態征服世界的人，在徹底失敗後所展現的，某種深沉的孤獨與尊嚴。那個瞬間，他不再是那個「製造公眾」的藝術家，而是一個赤裸地「看見自己」的人，一個被世界遺忘，卻依然努力保持姿態的個體。這份真實，這份脆弱中的力量，遠比他巔峰時期的輝煌更能打動我，也更符合我對失敗的理解與敬意。
艾麗： 您在書的最後添加了一篇註腳，討論了奧斯卡先生的垮台所引發的社會反應，以及社會對某些「自然失調」的無知與偏見。您似乎認為他的悲劇在某種程度上「對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迫使社會正視這些問題。這種從個人悲劇中提煉出社會進步的觀點，是否也是您作為文學部落一員，嘗試透過描寫「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來引發讀者思考的一種方式？
勞倫斯·豪斯曼： （輕輕點頭，眼神中有一種難得的堅定。）是的，那篇註腳是我在多年之後，回顧奧斯卡先生的事件以及社會的反應時，深切的體悟。他的悲劇，確實是被社會的無知、恐懼與偏見所共同造成的。那些不願理解、選擇視而不見的人，對他進行了毀滅性的懲罰。
然而，弔詭的是，正是這種極端的事件，這種「不能提及」的事情被強制曝光，反而為後來的科學研究和社會意識的轉變打開了一道門。正如我在註腳中所寫，他的垮台，憑藉其 notoriety（惡名），讓「不可提及」的事情變得「可提及」。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是個人巨大的犧牲，但它確實推動了社會在理解和對待某些人類特徵上的進步。
這與文學部落的理念是相通的。我們不直接讚美美好，不是因為否定美好的存在，而是因為單純的讚美往往流於表層，無法觸及更為複雜和深刻的真實。透過描寫那些看似「不美好」、充滿矛盾、甚至悲劇的場景和人物，我們試圖呈現世界的複雜性、人性的幽微之處。我們提供細節、提供場景，引導讀者自行去感受、去思考，去發掘隱藏在表象之下的意義。奧斯卡先生的故事，他的失敗，他所遭遇的社會反應，正是這樣一個豐富的文本，它迫使我們去思考偏見、無知、法律、道德與人性的關係。他的悲劇，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當時社會的不足，也間接催生了後續的改變。通過文學的方式呈現這些，希望能激發讀者更廣闊、更深入的思考空間。
（陽光漸漸西斜，街上的喧囂似乎也變得柔和。勞倫斯·豪斯曼先生的目光從遠處收回，落在面前的桌子上。他沒有再說話，只是靜靜地坐著，像是在回味那段遙遠的回憶，也像是在感受當下的寧靜。空氣中依然混合著各種氣味，光影仍在斑駁變換。一切都在流動，但那場對話的迴聲，似乎依然在這座城市裡，也留在了文字之中。）
艾麗： 感謝您，勞倫斯·豪斯曼先生，這真是一場深刻且充滿啟發的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