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悼詞由約翰·亞歷山大牧師於1832年,為紀念其導師與摯友約瑟夫·金霍恩牧師而作。文章深入闡述了金霍恩牧師作為福音傳道者,其一生在「勤勉、感召力與堅毅」方面所展現的卓越品格與事工成就。同時,它也回顧了金霍恩牧師的生平,包括其牧會歷程、對會眾的深厚情感,以及他所服務的諾里奇聖瑪麗聚會所的發展。最終,悼詞呼籲會眾銘記金霍恩牧師的教導,相信、堅守並積極傳播福音,以此延續逝者的精神遺產。
約翰·亞歷山大(John Alexander, 1792-1868)是十九世紀英國浸信會的傑出牧師與作家。他出生於一個敬虔的家庭,自幼受良好教育,並於布里斯托學院接受神學訓練。他終身事奉,以其淵博的學識、清晰的思辨與動人的講道聞名,是當時重要的宗教思想家之一。他為摯友兼導師約瑟夫·金霍恩牧師所撰寫的悼詞,是他對牧者品格與事工深度理解的體現。
本次光之對談中,珂莉奧與約翰·亞歷山大牧師深入探討了金霍恩牧師悼詞中提及的「勤勉、感召力與堅毅」如何在19世紀初英國工業革命的社會經濟背景下體現其特殊意義。對談揭示了牧師的勤勉是「精神產品」的供給,感召力是「社會資本」的積累,而堅毅則是在變革時代中維持「信任資本」與社群穩定的「錨」。此外,對談也觸及教會作為「非市場化社會組織」的功能,以及福音傳播作為「意識形態輸出」與「無形資產再分配」的深層意涵,展現金霍恩牧師的牧會成果不僅是屬靈的,更是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我,珂莉奧,是光之居所中時間與結構的解讀者,擁有歷史學家的宏觀視野和經濟學家的精準分析能力。我總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尋找規律與脈動,理解社會運行的深層邏輯。今天,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回到過去,與約翰·亞歷山大(John Alexander)牧師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探討他為約瑟夫·金霍恩(Joseph Kinghorn)牧師所撰寫的悼詞,並從中挖掘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經濟與精神面貌。
約翰·亞歷山大(John Alexander, 1792-1868)是十九世紀英國浸信會的傑出牧師與作家。他出生於一個敬虔的家庭,自幼受良好教育,並於布里斯托學院(Bristol Academy)接受神學訓練。他終身事奉,以其淵博的學識、清晰的思辨與動人的講道聞名。1832年,當他的導師與摯友約瑟夫·金霍恩牧師離世時,亞歷山大牧師撰寫並宣講了這篇感人至深的悼詞——《為約瑟夫·金霍恩牧師而作的悼詞》(A Funeral Sermon for the Rev. Joseph Kinghorn)。這篇悼詞不僅是向逝者的致敬,更是對一個時代牧者精神與牧養實踐的生動記錄。
約瑟夫·金霍恩牧師(Rev. Joseph Kinghorn, 1766-1832)是諾里奇聖瑪麗聚會所(St. Mary’s Meeting-House, Norwich)的牧師,一位在浸信會歷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人物。他不僅是一位勤勉、富有洞察力的傳道者,更是一位在神學上堅守其浸信會原則,並在社會上積極參與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一生,跨越了英國工業革命初期與盛期,見證了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以及宗教改革運動的持續影響。他的牧會生涯長達四十餘年,期間他不僅傳講福音,更在教區內外推動慈善與教育事業,為社區帶來了穩定與希望。這篇悼詞,正是透過亞歷山大牧師的筆觸,為我們描繪了一位在時代洪流中堅守信仰、影響深遠的牧者形象。透過這場對談,我希望能夠更深入地理解金霍恩牧師的影響力,以及當時英國社會對宗教、經濟與個人品格的重視。
光之茶室,諾里奇,1833年春末的一個午後。
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烘焙茶葉香氣,窗外是一片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石燈籠靜默地立著,石板小徑蜿蜒。室內只有水在砂壺中咕嘟作響,以及茶湯注入瓷杯時發出的細微、清澈的聲音。陽光透過紙窗,在榻榻米上投下柔和的光暈,偶爾有微風輕拂,帶來庭院裡花草的清爽氣息。我坐在約翰·亞歷山大牧師的對面,看著他輕輕端起茶杯,溫暖的蒸汽模糊了他的眼鏡。他頭髮花白,臉上雖然刻畫著歲月的痕跡與哀傷的餘韻,但眼神依然清澈而堅定。他的書桌上散落著幾本翻開的聖經和筆記,旁邊還有一束剛從庭院裡採摘下來、帶著露珠的白色小花。
我輕聲開口,打破了室內的靜謐:「亞歷山大牧師,很榮幸能與您在這樣一個寧靜的午後對談。我知道,距離您為金霍恩牧師宣講悼詞已有一段時日,但那篇悼詞至今仍迴盪著深遠的歷史迴聲。您在悼詞中,反覆提及金霍恩牧師的『勤勉』(Diligence)、『感召力』(Impressiveness)與『堅毅』(Perseverance)。作為一位同樣深諳時代脈絡的觀察者,我特別想請教,在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下,一位牧師的『勤勉』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它又如何與那個人力資源豐富、同時競爭也日益激烈的時代氛圍相契合呢?」
亞歷山大牧師放下茶杯,目光投向窗外翠綠的庭院,沉思片刻。
約翰·亞歷山大: 「珂莉奧,妳的觀察非常敏銳。金霍恩牧師的勤勉,絕非僅止於個人品德,它深深根植於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十九世紀初的英國,正處於工業革命的浪潮巔峰,城市化進程加速,人口流動頻繁,這對教會的牧養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們的工作時間日益延長,生活的壓力也隨之增大,這意味著牧師若想觸及人心,就必須付出超乎尋常的努力。」
他輕輕撥弄了一下桌面上的小花,繼續說道:
約翰·亞歷山大: 「首先,他的勤勉體現在學術與神學的精進上。您在悼詞中讀到,金霍恩牧師即使到了六十歲高齡,依然保持著年輕時那般對知識的『鑽研與好奇』。他每日研讀聖經的原文,不斷探究福音的奧秘。這在當時,不僅是個人的屬靈追求,更是牧師維持其權威與影響力的基礎。在一個識字率逐漸提高、思想開始多元化的社會,會眾對牧師的學識有更高的要求。如果牧師不能深入淺出地闡釋教義,提供超越日常經驗的智慧,他們就可能轉向其他新的思想或信仰。因此,他的學術勤勉,實質上是在為教會提供高品質的『精神產品』,以吸引並穩固日趨多元的『市場』。」
「其次是講道的準備與傳遞。他『不習慣從牧師那裡接收到不費吹灰之力獲得的東西』,這句話強調了他對講道品質的極致追求。當時,雖然印刷術已普及,但信息傳播的效率遠不及今日。講道是教會與會眾之間最重要的思想交流平台,也是牧師展現其智慧與熱情的『主要商品』。金霍恩牧師的講道不是『一時興起的即興之作』,而是經過『勤奮與禱告』精心準備的。他甚至承認,他講道的精確性歸功於『不斷撰寫講稿的習慣』。這不僅提升了講道的深度和連貫性,也確保了每一次信息的傳達都能達到最佳效果。這就像當時的工匠,對每一件產品都精雕細琢,確保其品質與耐用性,從而贏得口碑與信賴。」
他停頓了一下,喝了口茶,茶的溫熱似乎也滲透了他的話語。
約翰·亞歷山大: 「再者,他的勤勉還體現在牧養與關懷的細緻入微。牧師在當時,不僅是精神領袖,更是社區的黏合劑。金霍恩牧師『竭力了解他的羊群的狀況』,他會探望病患,安慰哀傷者,引導迷途者。這不僅僅是職責,更是一種維繫社群的『人際資本』投資。在那個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的時代,教會往往承擔著許多社會功能,包括提供精神慰藉、道德指引乃至初步的社會援助。牧師的個人投入,直接影響著教會在社區中的凝聚力與影響力。他的『簡單與虔誠的生活』,更是一種無聲的見證,讓他在道德層面贏得了會眾的尊敬與信任,這種『無形資產』,遠比財富更能維繫人心。」
我點點頭,深思著他所說的「精神產品」、「主要商品」和「人際資本」這些說法,這正是我從經濟學視角理解歷史的切入點。
珂莉奧: 「牧師您所言甚是。金霍恩牧師對知識的『積累與改進』,以及他對講道內容的精準打磨,確實可以被視為在當時的知識市場中,對『高品質資訊』的供給。那麼,關於他的『感召力』,您提到他的講道『深深地打動人心』,充滿『思想的氣息和燃燒的言語』。這不僅僅是內容的精采,更關乎表達的方式。在一個資訊傳播相對受限的時代,牧師的『感召力』對於傳播福音、凝聚人心而言,其價值為何?它如何轉化為實際的社會影響,例如對會眾行為的塑造,甚至是對社會道德風氣的引導?」
亞歷山大牧師的眼神變得深邃,彷彿回到了聖瑪麗聚會所的講壇前。
約翰·亞歷山大: 「感召力,珂莉奧,是牧師與會眾之間最直接的『情感連結』與『價值傳遞』。在當時,沒有今日這般多元的媒體,講道現場的感染力是無可取代的。金霍恩牧師的講道,之所以具備強大的感召力,其關鍵在於『簡樸而實用』。他避開了『學術爭論』,轉而以『清晰而直接』的方式,將福音的真理呈現給每一個人。這在一個社會階層分明、識字水平不一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他不是為了炫耀學識,而是為了『贏得靈魂歸向耶穌基督』,這讓他的信息能跨越階層的鴻溝,觸及普羅大眾。」
「他還透過『對良心和心靈的直接呼籲』來激發會眾。他的話語如同『兩刃的劍』,能穿透人心,直指最深處的意念。這不僅僅是修辭技巧,更是源於他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對福音真理的堅定信念。他知道,僅僅傳遞知識是不夠的,必須觸動情感、激發內省,才能促使人們做出改變。這種直指人心的力量,能在會眾中催生出道德自律與社區規範。當個體內化了福音的道德標準,他們的行為就會發生轉變,從而提升整個社群的道德水準。這可以看作是一種『社會資本』的積累,即透過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增強社會的凝聚力與穩定性。」
「而他的『真誠與虔誠的生活』,更是他感召力的最終泉源。這篇悼詞中我寫道:『他所傳講的教義,都寫在他的生命中。』這句話極其重要。在當時,社會對宗教領袖的道德標準要求極高。任何形式的『表裡不一』,都可能嚴重損害牧師的權威與教眾的信心。金霍恩牧師的純樸生活,他的品格,他與家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他如何關懷年邁的雙親以及養育孤兒),都向會眾展示了福音真理在現實生活中的『可行性與美好』。這使得他的講道更具說服力,因為他所宣講的,是他親身活出來的。這種『行為示範』的力量,遠遠超過任何華麗的言辭,它為會眾提供了具體的榜樣,引導他們將信仰轉化為實際的道德實踐,從而提升了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與『道德資產』。」
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種深沉的懷念,目光也變得有些濕潤。庭院外的微風此時輕輕吹動了窗紗,一陣帶著泥土芬芳的氣息飄入室內。
珂莉奧: 「聽您描述,金霍恩牧師的感召力,不僅是口才的展現,更是其生命內涵的投射。這讓我想到,在那個信仰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連的時代,牧師的角色確實非同尋常。那麼,關於他的『堅毅』,您提到他即使面對『疑惑與困難』,甚至在早年飽受『正統性』的質疑,依然『堅定不移』。在當時的教會與社會環境中,這種堅毅對於一位牧師而言,其意義何在?尤其是在面對教義爭議和可能存在的派系衝突時,這種堅毅如何影響他的牧會成果和教會的發展?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對宗教信仰的某種普遍需求?」
亞歷山大牧師輕嘆了一聲,目光從庭院收回,落在桌面上攤開的聖經上。
約翰·亞歷山大: 「堅毅,珂莉奧,是金霍恩牧師生命中一道不可磨滅的光芒,也是他在那個變革時代中穩固教會的『錨』。你提到他早年經歷過『正統性』的質疑,這確實是他牧會初期的一大考驗。當時,英國宗教圖景複雜,浸信會作為非國教宗派,在神學上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思潮。對於教義的嚴謹性,各派都有其堅持,而『正統性』的爭議,往往關乎牧師在教眾心中的信任與其事工的合法性。這不僅僅是神學上的辯論,更是一種『信任資本』的角力。若一個牧師的『正統性』受質疑,他所建立的社群關係與信譽基礎都可能動搖。」
他指了指桌面上的聖經,語氣變得堅定起來:
約翰·亞歷山大: 「然而,金霍恩牧師的堅毅,恰恰體現在他對福音真理的『不偏不倚』。儘管他學識淵博,『好奇心在六十歲時依然如二十歲時那般年輕而好探究』,但他從未偏離福音的核心。這在當時,許多牧師在各種新思潮與社會動盪中迷失方向時,顯得尤為珍貴。他『不自稱是夢想家或解夢者』,也不做『先知或先知之子』,只作『耶穌基督的門徒和僕人』。這種『專注性』與『使命感』,使他能夠抵禦外界的誘惑與內部的爭議,將精力完全投入到『拯救罪人』這項核心使命上。這種堅毅,為他的會眾帶來了極大的安全感與穩定感,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牧師所傳的道,是歷經考驗的真理,而不是隨波逐流的風尚。」
「他的堅毅還體現在對個人困境的超越。悼詞中我提及,他『曾經歷黑暗的道路,與懷疑和困難搏鬥』,甚至曾預期自己『會早逝』。這些個人的掙扎,並未將他擊垮,反而『最終只會加強他的信心和堅定他的希望』。這給予了他『受教者的舌頭』,能對『疲憊者說安慰的話』。這種從痛苦中淬煉出的共情能力,讓他能更深刻地理解會眾的掙扎,並以其自身的生命見證來激勵他們。這使得他在牧會中,不僅是教義的傳播者,更是心靈的撫慰者。這種『韌性』,為他的事工築起了一道堅實的屏障,使他在面對內外挑戰時,仍能屹立不倒,持續為教會的發展注入活力。在那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人們對穩定、可靠的信仰引導有著強烈的需求,金霍恩牧師的堅毅,正滿足了這種需求,為他們提供了一座精神的『避風港』。」
亞歷山大牧師的話語緩緩落下,室內再度歸於平靜。我感受到他對金霍恩牧師的深厚情感,也看到了金霍恩牧師堅毅品格在歷史和社會層面上的深遠意義。我輕輕放下手中的筆記本,目光落在茶杯中尚未飲盡的茶水,蒸汽仍在緩緩升騰。
珂莉奧: 「亞歷山大牧師,您方才提到了金霍恩牧師在牧會中對社群的『人際資本』投資,以及透過講道積累的『社會資本』。這讓我聯想到,他的牧會成果不僅止於屬靈層面。悼詞中記載,在金霍恩牧師的事奉下,聖瑪麗聚會所的『會眾數量和社會聲望都增加了』,甚至最終能夠『拆除舊的聚會所,建造新的敬拜場所』,這座新的建築於1812年竣工。這在當時是否也反映了諾里奇地區的經濟狀況?教會的擴建,除了信仰熱情驅動,是否也受到當時城市經濟發展、人口增長或特定階層財富累積的影響?這座新建築在當時的社會中,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是純粹的信仰場所,還是也有其經濟或社會的象徵意義?」
亞歷山大牧師的臉上浮現一絲欣慰的笑容,那是對金霍恩牧師成就的由衷肯定。
約翰·亞歷山大: 「妳問得很好,珂莉奧。這座新聚會所的落成,確實是金霍恩牧師事工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不僅僅是信仰的標誌,更是當時諾里奇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諾里奇在19世紀初是英國重要的紡織業和貿易中心,經濟活動繁榮,城市人口持續增長。這種經濟的繁榮,使得一部分市民階層積累了可觀的財富。」
他指向身後的書架,彷彿那裡藏著過去的藍圖。
約翰·亞歷山大: 「教會的擴建,首先反映了會眾經濟狀況的改善。要籌集足夠的資金建造一座新的、更大的教堂,需要會眾『慷慨解囊』。這表明當時聖瑪麗聚會所的成員中,不乏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商人、手工業者和專業人士。他們對金霍恩牧師的信任與支持,直接體現在對教會建築的『投資』上。這不單是奉獻,更是一種對信仰共同體的認同與歸屬感的具象化,也是將個人財富轉化為『集體資產』的行為。」
「其次,新建築的落成也展現了浸信會在當時社會的『影響力上升』。在過去,非國教宗派(Dissenters)常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但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以及宗教寬容政策的逐步推進,這些勤勉、自律的非國教徒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他們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提升。建造一座宏偉的新聚會所,是對外界宣告其信仰的堅固與社群的繁榮,是一種『符號資本』的展示。這不僅鞏固了他們在諾里奇的地位,也吸引了更多尋求精神歸屬或社會連結的人加入,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他頓了一下,眼神中閃爍著對歷史變遷的洞察。
約翰·亞歷山大: 「這座新建築在當時也扮演了重要的『社會整合』角色。在快速變化的工業化社會中,傳統的社會結構受到衝擊,人們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危機。教會作為一個穩定的社群中心,為新來的移民和在城市中掙扎的人們提供了『精神慰藉』和『社會網絡』。新聚會所的落成,意味著能夠容納更多的會眾,擴大教會的服務範圍。它不僅是做禮拜的地方,也可能是社區聚會、教育活動,甚至慈善事業的中心。這座建築,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基礎設施』,為諾里奇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金霍恩牧師的勤勉、感召力與堅毅,正是驅動這些經濟和社會成果的『核心動力』。他對福音的熱忱,對會眾的關懷,以及他在神學上的嚴謹,使得他能夠凝聚人心、激發奉獻。在那個時代,一個堅實的教會社群,往往是社會經濟穩定的重要支柱。這座新聚會所,正是他牧會卓越成就的具體證明,也是會眾對他事工的『信心投票』。」
我記錄著他的話語,腦海中勾勒出19世紀初諾里奇的城市圖景,以及那座在經濟繁榮中拔地而起的教堂,它不僅是信仰的殿堂,更是社會經濟變遷的見證。
珂莉奧: 「非常感謝您的精闢闡述,亞歷山大牧師。金霍恩牧師的一生,無論是個人的成長經歷,還是他所服務的教會,都深深地與他所處的時代脈動相連。您在悼詞中還提及,他曾說:『我現在已從所有塵世的羈絆中解脫,除了你們,我別無他念。從今以後,你們,教會的成員,將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親母親。』這句話充滿了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他年邁雙親離世之後。從歷史與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將教會視為『家庭』,將會眾視為『至親』的情感連結,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有何特別意義?這是否也反映了工業化進程中,傳統家庭結構可能面臨的挑戰,以及教會作為替代性社會支持網絡的重要性?它對會眾的凝聚力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亞歷山大牧師的眼中閃過一絲溫柔,但也帶著一絲深沉的感傷。他輕輕闔上眼,像是再次回味金霍恩牧師說出這句話時的場景。
約翰·亞歷山大: 「這句話,珂莉奧,是金霍恩牧師對教會最深沉的情感告白,也是他對事工的終極奉獻。在那個時代,工業化雖然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但也伴隨著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人口從鄉村湧入城市,傳統的大家庭與宗族關係逐漸被削弱。人們在城市中,往往面臨著孤立、疏離和身份認同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教會的角色遠不止是提供精神寄託,它更成為了一個『重建社會連結』與『提供情感支持』的重要場所。」
他睜開眼,語氣中帶著一種溫暖的堅實。
約翰·亞歷山大: 「金霍恩牧師將會眾視為『家庭』,這句話的意義極為深遠。首先,它是一種『牧者認同』的昇華。對牧師而言,這意味著他將個人的生命完全融入到教會的生命之中,不再有個人的私有財產或個人追求凌駕於教會之上。他的全部精力、情感和智慧,都將傾注在會眾身上。這使得他與會眾之間建立了超越職責的『父子般』或『兄弟姐妹般』的深度關係,而非僅僅是上下級或服務提供者的關係。」
「其次,這句話也回應了當時社會對『歸屬感』的強烈需求。當傳統家庭關係因地理遷移或社會變革而變得脆弱時,教會提供了一個穩固的『精神之家』。在聖瑪麗聚會所,會眾不僅是共享信仰的信徒,更是彼此關懷、互相扶持的『擴展家庭成員』。這種強烈的情感連結,使得教會成為他們在變動世界中的『安全港灣』。當人們在經濟上或精神上遭遇困難時,他們知道可以向教會尋求幫助和安慰。這種內部的『互助網絡』,為個體提供了超越市場經濟關係的『非貨幣性支持』,大大增強了會眾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金霍恩牧師的這份告白,也體現了他對『社區責任』的深刻理解。他明白,他的事工不僅關乎個人的靈魂救贖,更關乎整個社群的福祉。他以身作則,將『愛』與『犧牲』的原則應用於牧養實踐。這種以『家庭』為核心的牧養理念,使得教會在那個時代不僅維持了運轉,更不斷發展壯大。這種模式,可以被視為在市場經濟逐漸主導社會關係的背景下,一種『非市場化』的社會組織形態,它透過情感與道德的紐帶,維繫著社群的穩定與繁榮。」
談話的氛圍變得更加溫馨,彷彿我們置身於金霍恩牧師所建立的那個充滿愛的大家庭之中。窗外,夕陽的餘暉將苔蘚染上了一層金邊,石燈籠的光芒也漸漸亮起。
珂莉奧: 「牧師您在悼詞的結尾,不僅勸勉會眾『相信』和『堅守』金霍恩牧師所傳的福音,更強調要『傳播』福音,將其視為金霍恩牧師期望他們銘記的『事情之一』。這是否也與當時的傳教運動(如浸信會差會)興盛有關?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傳播福音』不僅是宗教行為,它是否也包含了某種『知識或價值觀的擴散』,甚至對『市場擴張』的隱喻?這種『擴散』行為,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格局下,又有哪些潛在的意義?」
亞歷山大牧師的眼神中閃爍著一種前瞻的光芒,那是一種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堅定。
約翰·亞歷山大: 「的確,珂莉奧,『傳播福音』在當時,尤其是浸信會的語境下,遠不止於純粹的宗教指令。它包含著多層次的社會經濟意義。十九世紀初,英國正處於大英帝國的擴張期,海外貿易與殖民活動日益頻繁。浸信會和其他新教宗派的海外宣教運動也正蓬勃發展,比如您提及的浸信會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它成立於1792年,是英國最早的海外宣教組織之一,金霍恩牧師本人也積極支持。這並非巧合。」
他緩緩站起身,走向窗邊,凝視著遠處的星空。室內的燈光,也隨著夜幕的降臨而顯得更加明亮。
約翰·亞歷山大: 「從宏觀層面看,『傳播福音』可以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輸出』或『價值觀的全球化』。當時,英國的經濟實力與日俱增,而宗教傳播往往與貿易路線、文化交流相伴隨行。傳教士不僅傳播信仰,也可能帶去西方的教育、醫療和生活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為英國的商業活動鋪平了道路,創造了新的『市場』和『文化影響力』。這是一種『軟實力』的擴張,與硬性的軍事或經濟殖民形成互補。」
「從微觀層面,教會內部對『傳播福音』的強調,也培養了會眾的『主動性』與『組織能力』。當會眾被鼓勵去分享信仰時,他們就需要學習溝通技巧、組織活動、甚至募集資源。這無形中提升了他們的『社會技能』與『公民素質』。這些能力,在世俗社會中,同樣有助於商業活動、社區建設乃至政治參與。教會成為了一個『人才孵化器』,培養出具有組織力、影響力和奉獻精神的個體,這些個體繼而又會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生產力要素』。」
他轉過身,目光落在我的臉上。
約翰·亞歷山大: 「更為重要的是,『傳播福音』本身就是一種『無形資產的再分配』。當信徒將福音的『真理』與『希望』傳遞給他人時,他們正在分享一種無法用金錢衡量的『精神財富』。這種財富,能夠帶來內心的平安、道德的昇華,甚至是對生活困境的超越。在一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社會,這種『精神上的平等』與『共享』,為底層民眾提供了希望與力量。它創造了一種『非市場價值』,豐富了社會的整體福祉。這是一種社會性的『投資』,其回報不是貨幣,而是人心的歸正、社群的團結,以及最終對『上帝國度』的擴展。」
「金霍恩牧師的生命雖然終結,但他的工作並未停止。我之所以在悼詞中如此強調『傳播』,是因為我深信,『上帝的話語永存』。牧者會逝去,會眾會更迭,但福音本身具有永恆的生命力。這是一種『精神遺產的延續』,確保了金霍恩牧師一生所建立的『價值體系』能夠超越時間的限制,繼續影響後世。這是一個教會得以長久存在,並不斷自我更新的『經濟模型』。」
亞歷山大牧師的話語,如同清澈的泉水,不僅滋潤了我的心田,也激發了我對歷史與經濟更深層次的思考。夜色漸濃,光之茶室裡的燈火映照著我們的臉龐,窗外,星光點點,彷彿也在聆聽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