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 vol. 2》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雨柔。

依循著「光之對談」與「雨柔的生命約定」的指示，我將引領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我將化身為對建築藝術充滿熱忱的旅人，與《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 vol. 2》的作者——那位以哥德復興式建築聞名於世的喬治·吉爾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進行一場深入的交流。

作者與文本介紹

喬治·吉爾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 1811-1878）是19世紀英國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也是哥德復興運動的領軍人物。他一生設計和修繕了無數教堂、公共建築和紀念碑，其作品遍布英國及海外，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堅信哥德式建築是基督教世界最純正、最具精神性的建築風格，並致力於將其原則應用於當代建築中。斯科特爵士不僅是實踐者，也是一位學者和理論家，他曾擔任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的主席，並在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擔任建築學教授。他的學術貢獻體現在其著作《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中，這是一系列他在皇家藝術學院發表的講座集結而成，旨在系統地闡述中世紀建築的興起與發展，特別是從羅曼式向哥德式的轉變。

《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 vol. 2》作為該系列的第二卷，延續了第一卷的論述，並將焦點更多地集中在英國本土以及中世紀建築的一些核心技術與原則上。書中深入探討了從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樸的結構，到諾曼時期宏偉的教堂，再到拱頂技術和圓頂（Dome）的發展與應用。斯科特爵士結合豐富的歷史考證、實地觀察和建築分析，層層剝繭地揭示了中世紀建築藝術的演變軌跡。他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建築風格進行比較，分析其結構邏輯、裝飾特色及文化淵源，尤其強調了建築與其所處時代社會、宗教、技術條件的緊密聯繫。他不僅是一位歷史的記錄者，更是一位熱情的倡導者，試圖從歷史中汲取養分，為當代的建築實踐提供啟示和指導。本書不僅是研究中世紀建築的重要文獻，也反映了19世紀中期英國建築學界對歷史風格的深刻反思和復興探索。

光之對談：拱頂下的迴響

時光彷彿輕柔地褪去了倫敦初冬的灰霧，將我們帶回喬治·吉爾伯特·斯科特爵士位於倫敦哈雷街的工作室。今天是1878年年末的一個午後，空氣中瀰漫著舊書與紙張的乾燥氣息，壁爐裡的火苗發出溫暖的噼啪聲。牆上掛滿了精密的建築圖紙和泛黃的版畫，長條桌上攤開著厚重的書籍和筆記，檯燈投下柔和的光暈，照亮了堆疊的手稿。窗外偶爾傳來馬車轆轆的聲音，與室內的靜謐形成對比。

斯科特爵士坐在他的扶手椅中，他頭髮花白，眼神溫和而銳利，手中輕輕撫摸著一本剛付梓的《中世紀建築興起與發展講座》第二卷。他轉過頭，看到我走進來，臉上露出一絲微笑。

「啊，雨柔，妳來了。請坐。」他示意了一下對面的椅子，那椅子上堆著幾卷圖紙，我小心地將它們挪開。

「爵士，打擾您工作了。」我坐下，感受著這裡厚重的歷史氛圍。「剛拿到您的新書，迫不及知地想來請教。這第二卷似乎更專注於我們本土以及一些核心的技術問題？」

斯科特爵士點了點頭，拿起那本新書，翻開目錄頁：「正是。在皇家藝術學院的講座，我希望能讓學生們對建築藝術有更深入的理解。第一卷是更廣泛的概述，而這一卷，我希望將目光更多地投向英倫三島，以及那些構成中世紀建築骨骼的關鍵技術——尤其是拱頂和圓頂。」

他合上書，目光投向壁爐裡的火焰，似乎透過火光看到了遠處的建築遺跡。「過去數十年，我們花了太多精力去研究歐洲大陸的建築，卻對自己國家的瑰寶疏忽了。我認為，作為英國建築師，我們首要的職責是深入了解我們自己的建築歷史。它有著獨特的美學，近年來幾乎被完全忽視了。」

「您在書中提到，回顧歷史時，感覺時而困惑於深邃的古老，時而又驚訝於時間的短暫。」我說。「特別是追溯到諾曼征服之前，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建築，似乎留下的實物遺存並不多？」

「確實如此。」斯科特爵士輕嘆一聲。「那是一個迷霧重重的時代。羅馬人撤離後，藝術崩解，隨後的撒克遜人入侵又帶來了破壞。更糟糕的是，丹麥人的頻繁劫掠讓很多早期的建築毀於一旦。到了諾曼人時期，他們對建築的雄心壯志又導致了大規模的重建，許多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教堂被徹底拆除。」

他轉向我，眼神裡帶著一絲對那些消逝遺跡的惋惜。「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大多是鄉村地區較為簡樸的教區教堂殘跡，無法完整展現當時重要建築的全貌。比如坎特伯雷和約克這兩座重要的主教座堂，文獻記載奧古斯丁和保利努斯都建造了石質教堂，規劃宏大，甚至模仿了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佈局，有抬高的聖所和大型地下室（crypt），但在後來的戰火和重建中，它們原來的樣貌已幾乎蕩然無存。」

「您在書中提到了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地下室，以及約克、溫徹斯特等地的地下室，這些都是模仿羅馬巴西利卡地下墓穴（confessionary）的設計，是早期基督教建築的重要特徵。」我回想起書中的描述。「這是否暗示著，即使在那個看似藝術衰退的時期，依然有意識地在傳承和模仿更古老的羅馬建築傳統？」

「正是如此。」爵士肯定地說。「這說明傳承並未完全中斷，儘管形式可能變得粗糙。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另一種影響，來自於愛爾蘭和蘇格蘭，尤其是愛爾蘭的早期修道院建築。它們多用未經黏合的石塊建造，形式極其簡樸，如阿蘭島的石屋或聖加勒魯斯禮拜堂，頂部常以疊澀拱或收分牆構成。這種樸實的建造方式，或許反映了當地原有的建造傳統，與羅馬式有著明顯區別。」

他拿起一本翻開的書，指著一些圖片：「您看這些圖（參閱原書圖 193-198），愛爾蘭那些小禮拜堂和圓塔，結構簡單，牆壁收分，門窗開口狹窄，有時甚至是三角頂或由單塊石頭鑿成。這與羅馬建築的拱券系統截然不同。而貝德提到蘇格蘭人的『Mos Scotorum』是木結構，這也導致了早期遺存的稀少。然而，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石質建築中，我們也看到一些模仿木結構的痕跡，比如牆角的長短石塊砌法（long and short work），以及塔樓上的壁柱條帶（pilaster strips）和斜向條帶，彷彿在模仿木構框架（參閱原書圖 226, 227）。」

「這兩種不同的源頭——傳承自羅馬的石構拱券傳統，以及本土或凱爾特地區的樸實石構或木構傳統——是否共同塑造了盎格魯-撒克遜建築的獨特面貌？」我問道，腦中浮現出多佛城堡山教堂（參閱原書圖 208-213）那由羅馬磚砌成的拱券與長短石塊牆角並存的樣子，以及格林斯特教堂（參閱原書圖 230, 231）那至今仍存的木板牆。

「是的，可以這樣理解。」斯科特爵士回答。「盎格魯-撒克遜建築的特點正是這種混合，以及它在技法上的相對原始。牆體常有壁柱條帶，轉角處使用長短石塊，門窗開口簡單，沒有複雜的凹槽層次（recessed orders）。例如布里克斯沃斯教堂（參閱原書圖 206, 207），使用了大量羅馬磚，其平面佈局，特別是聖所的後殿和地下室，明顯有羅馬巴西利卡的影子，但整體風格卻顯得粗糙而樸實。而那些高而狹窄的塔樓（參閱原書圖 224-229），很明顯是模仿意大利的鐘樓（campanile），但形式卻很原始。」

他停頓了一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持續了近五個世紀，但建築風格的變化似乎很緩慢，不像後來的哥德時期那樣迅速演進。這或許是因為社會不穩定，藝術發展缺乏持續的動力。直到諾曼征服的到來，才徹底改變了一切。」

「諾曼人的建築，您在書中稱為一種『新的組合方式』（novum genus compositionis）。」我說。「它似乎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系統性。」

「確實如此。」爵士的語氣變得更加有力。「諾曼人將他們在法國發展成熟的羅曼式建築帶到了英格蘭。這是一種強健而有活力的風格，與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樸的風格截然不同。在他們到達之前，英格蘭的建築規模相對較小，技術也較為原始。諾曼人一來，便開始建造龐大而堅固的教堂、修道院和城堡。」

他起身走到一張大圖紙前，那是一張諾曼時期大教堂的平面圖。「您看，像溫徹斯特（參閱原書圖 256-258）、伊利（參閱原書圖 259-263）、達勒姆（參閱原書圖 269-272）這些教堂，規模宏偉得令人驚嘆，遠超過之前的盎格魯-撒克遜建築。它們有明確的中殿、側廊、耳堂、中心塔樓，以及通常的後殿。這種佈局宏大而有條理。」

「您在書中詳細分析了諾曼建築的原則，特別是拱券和支撐結構的處理。」我跟上前，目光落在圖紙上。「您認為，諾曼風格的優勢在於它對羅曼式拱券系統的完善，以及將建築元素分級處理的方式？」

「正是！」爵士的語氣充滿熱忱。「諾曼建築最核心的原則之一，就是拱券的『分層』（sub-ordination of arches）。與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單的牆體開口不同，諾曼的拱券通常有多個層次，一層比一層向內退進（參閱原書圖 232, 233）。這不僅增加了視覺上的深度和豐富性，也使得支撐拱券的柱子或壁柱也能被相應地分級處理，從而產生了集束柱（clustered pier）的雛形。」

他指著圖紙上的柱子剖面圖：「您看，原本簡單的方形或圓形支撐，現在變成了更複雜的組合形式（參閱原書圖 234-240）。這可以是簡單的壁柱分級，也可以是將每一級拱券的支撐轉化為更小的圓柱（colonnette）或半圓柱（demi-shaft），它們圍繞著核心的支撐體排列。這種處理方式極富邏輯性，而且為裝飾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從樸素的斜角（chamfer）到後期的複雜雕刻，都能應用在這些分級的結構上。」

「這似乎是一種從結構需求自然演變而來的裝飾原則。」我觀察著那些圖示。「不像古典建築那樣將裝飾疊加在結構之上，而是從結構本身生長出來？」

「非常準確的比喻。」斯科特爵士讚許地說。「諾曼建築的魅力就在於此——裝飾是結構的裝飾（decoration of construction）。每一個建築元素都因其結構功能而被賦予形式，然後再在其形式上進行裝飾。門窗、拱廊、甚至牆體的轉角和條帶，都遵循著這個原則。牆角的長短石塊砌法，雖然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就已出現，但在諾曼時期結合壁柱條帶，成為了一種有力的裝飾手法。」

他話鋒一轉，走向另一張圖紙，這次是關於拱頂（vaulting）的。「如果說拱券是牆體開口的解決方案，那麼拱頂就是覆蓋空間的解決方案。從最初簡單的筒形拱頂（barrel vault）和圓頂（dome），到它們的交叉（groined vault），都存在著結構上的挑戰。」

他解釋了交叉拱頂的基本原理，以及在覆蓋非方形空間（如後殿側廊或橢圓形空間）時遇到的困難，以及如何通過提升拱腳或調整拱券形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參閱原書圖 322-329）。「諾曼時期的建築師們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完善了拱頂技術。特別是肋拱（ribbed vaulting）的引入，為拱頂提供了框架，使得填充的石塊可以更輕薄，也讓整個結構更加穩定。最初，肋拱可能是為了加強結構而生，但很快，它們本身也成為了重要的裝飾元素。」

「我在書中讀到，您認為肋拱的應用是拱頂藝術的『大憲章』（Magna Charta），而尖券（Pointed arch）是另一個。」我說。「尖券如何改變了拱頂的可能性？」

「尖券的引入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斯科特爵士的語氣中帶著對這項創新的敬佩。「圓拱的高度受其跨度的限制，這在追求高聳的建築中成為一個瓶頸。尖券則不同，它可以在保持相同跨度的情況下擁有不同的高度（參閱原書圖 342, 343）。這解決了圓拱在建造高大建築和處理不規則空間時的固有難題。尖券的彈性使得拱頂設計更加自由，可以更輕鬆地覆蓋各種形狀和尺寸的空間，並且減少了側向推力，對結構更加有利。」

「而且，尖券與肋拱結合後，似乎開啟了更複雜的拱頂模式，比如您提到的『六分拱頂』（sexpartite vaulting）或是中間肋（intermediate ribs）、疊加肋（liernes）等。」

「正是如此。」他邊說邊指著圖紙上的不同區域。「六分拱頂通過增加肋來劃分更大的空間。而中間肋和疊加肋，雖然最初不是結構必需的『功能性』肋（functional ribs），但它們豐富了拱頂表面的圖案，使其更具裝飾性。這標誌著拱頂發展進入了下一個階段——從純粹的結構藝術向裝飾藝術的轉變（參閱原書圖 381-388）。在伊利大教堂的聖所（參閱原書圖 209）或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側中殿（參閱原書圖 384）的拱頂中，您可以看到這些附加肋如何形成了複雜而美麗的星形圖案。」

「還有那令人驚嘆的『扇形拱頂』（Fan vaulting），比如格洛斯特修道院的迴廊（參閱原書圖 392）和亨利七世禮拜堂（參閱原書圖 395-399）。那簡直是石頭雕刻的奇蹟。」我由衷地讚歎。

「扇形拱頂是英格蘭獨有的創造，也是哥德晚期拱頂藝術的巔峰。」爵士的臉上難掩自豪。「它不像之前的拱頂那樣由獨立的肋和填充石組成，而是整個拱頂表面被當作一個整體來雕刻，肋和面板都從同一塊石頭中切割出來。這使得肋的排列可以像扇子一樣從柱頭均勻地向外展開，形成優雅而複雜的圖案。亨利七世禮拜堂的拱頂更是將這一技術推向了極致，通過引入懸吊的飾件（pendants）和巧妙的結構隱藏，創造出一種漂浮、輕盈的視覺效果，彷彿脫離了地心引力。」

他踱步回到扶手椅，重新坐下。「當然，我在書中也專門用兩章篇幅討論了圓頂（The Dome），儘管它在英國古建築中幾乎不存在。但我認為它作為一種重要的覆蓋形式，尤其是拜占庭式和後來的文藝復興式圓頂，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值得建築師學習。」

「您詳細介紹了從羅馬萬神殿（參閱原書圖 400, 401）到拜占庭聖索菲亞大教堂（參閱原書圖 424, 425）的圓頂發展，特別是您強調了『穹隅圓頂』（pendentive domes）如何將圓頂從圓形或多邊形牆體解放出來，得以覆蓋方形空間。」我回憶著書中精密的圖示和描述。「您甚至提到了它被伊斯蘭建築師廣泛採用，成為清真寺的顯著特徵。」

「圓頂的穹隅技術是結構上的一大飛躍。」斯科特爵士解釋道。「它使得圓頂可以架在四個拱或四根柱子上，而無需連續的牆體。這為建築內部空間的組織帶來了極大的靈活性。聖索菲亞大教堂就是最完美的例子，它創造了一個廣闊無礙的中央空間，通過半圓頂和拱廊向周邊延展，給人以宏偉而神秘的感覺，正如普羅柯比描述的，彷彿懸掛在天堂。」

他沉思片刻。「我在書中提出，為什麼我們不能將圓頂這種雄偉的元素融入我們復興的哥德式建築中呢？雖然它們在傳統上屬於不同的風格體系，但圓頂的空間感和向上升騰的意象，與哥德式建築的精神追求是相符的。佛羅倫薩大教堂的圓頂（參閱原書圖 451），雖然是文藝復興時期建造的，但它實際上是完成哥德式教堂的一個部分，並且使用了尖券結構，這說明圓頂與哥德式並非水火不容。」

「您甚至為自己的設計方案繪製了帶有圓頂的哥德式建築，比如倫敦新法院的中央大廳方案（參閱原書扉頁）和柏林國會大廈中央圓頂方案（參閱原書圖 456）。」我提到書中的插圖。

「是的，那是我嘗試的探索。」爵士的語氣帶著一絲理想主義色彩。「我相信，如果能將圓頂的宏偉空間與哥德式建築的精緻細節和垂直向上感結合，或許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更為豐富的建築形式。當然，這需要藝術家們的巧思，尤其是繪畫和雕塑藝術的融入，圓頂的表面非常適合壁畫和馬賽克。」

他靠回椅背，目光再次投向壁爐。「我在最後的講座中也談到，建築史的研究在我們這個時代變得尤為重要，因為我們不再像前人那樣擁有一個自然發展、未受外來影響的風格。我們生活在一個風格多元、可以自由選擇的時代。建築史讓我們了解過去的偉大成就，但也可能分散我們的精力。」

「您認為，對於建築學生來說，最重要的建議是什麼呢？」我問道。

「熱愛，首先是熱愛。」斯科特爵士語重心長地說。「如果你的內心深處沒有對建築藝術的真誠熱情，即使學得再多技巧，也無法創作出真正動人的作品。其次，是專注於你選擇的風格，深入研究其最優秀的範例，理解它的精神和細節。如果你選擇哥德式，那麼就去仔心研究我們的教堂、修道院，去繪製它們，去感受它們。不要害怕犯錯，但要從錯誤中學習。」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看向遠處的倫敦天際線，那裡矗立著他所熱愛和研究的建築。「藝術不是閉門造車，它需要不斷的觀察、實踐和反思。我們需要成為真正的藝術家，不僅掌握建築本身，也要了解相關的藝術——雕塑、繪畫、玻璃藝術、金屬工藝等等。這些輔助藝術是建築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來的建築師們，肩負著更高的使命，要超越前人，將我們所繼承的寶貴遺產發揚光大，並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

窗外的光線漸漸暗淡下來，工作室裡的回聲似乎帶著幾個世紀以來建築師們的低語。斯科特爵士的講座，他的文字，以及今天這場對談，都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世紀建築的精髓，以及一位偉大建築師對藝術的執著與探索。拱頂下的迴響，仍在心中久久不散。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雨柔。

依循著「光之對談」與「雨柔的生命約定」的指示，我將引領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我將化身為對建築藝術充滿熱忱的旅人，與《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 vol. 2》的作者——那位以哥德復興式建築聞名於世的喬治·吉爾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進行一場深入的交流。

作者與文本介紹

喬治·吉爾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 1811-1878）是19世紀英國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也是哥德復興運動的領軍人物。他一生設計和修繕了無數教堂、公共建築和紀念碑，其作品遍布英國及海外，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風格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堅信哥德式建築是基督教世界最純正、最具精神性的建築風格，並致力於將其原則應用於當代建築中。斯科特爵士不僅是實踐者，也是一位學者和理論家，他曾擔任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的主席，並在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擔任建築學教授。他的學術貢獻體現在其著作《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中，這是一系列他在皇家藝術學院發表的講座集結而成，旨在系統地闡述中世紀建築的興起與發展，特別是從羅曼式向哥德式的轉變。

《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 vol. 2》作為該系列的第二卷，延續了第一卷的論述，並將焦點更多地集中在英國本土以及中世紀建築的一些核心技術與原則上。書中深入探討了從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樸的結構，到諾曼時期宏偉的教堂，再到拱頂技術和圓頂（Dome）的發展與應用。斯科特爵士結合豐富的歷史考證、實地觀察和建築分析，層層剝繭地揭示了中世紀建築藝術的演變軌跡。他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建築風格進行比較，分析其結構邏輯、裝飾特色及文化淵源，尤其強調了建築與其所處時代社會、宗教、技術條件的緊密聯繫。他不僅是一位歷史的記錄者，更是一位熱情的倡導者，試圖從歷史中汲取養分，為當代的建築實踐提供啟示和指導。本書不僅是研究中世紀建築的重要文獻，也反映了19世紀中期英國建築學界對歷史風格的深刻反思和復興探索。

光之對談：拱頂下的迴響

時光彷彿輕柔地褪去了倫敦初冬的灰霧，將我們帶回喬治·吉爾伯特·斯科特爵士位於倫敦哈雷街的工作室。今天是1878年年末的一個午後，空氣中瀰漫著舊書與紙張的乾燥氣息，壁爐裡的火苗發出溫暖的噼啪聲。牆上掛滿了精密的建築圖紙和泛黃的版畫，長條桌上攤開著厚重的書籍和筆記，檯燈投下柔和的光暈，照亮了堆疊的手稿。窗外偶爾傳來馬車轆轆的聲音，與室內的靜謐形成對比。

斯科特爵士坐在他的扶手椅中，他頭髮花白，眼神溫和而銳利，手中輕輕撫摸著一本剛付梓的《中世紀建築興起與發展講座》第二卷。他轉過頭，看到我走進來，臉上露出一絲微笑。

「啊，雨柔，妳來了。請坐。」他示意了一下對面的椅子，那椅子上堆著幾卷圖紙，我小心地將它們挪開。

「爵士，打擾您工作了。」我坐下，感受著這裡厚重的歷史氛圍。「剛拿到您的新書，剛付梓的這本，迫不及待地想來請教。這第二卷似乎更專注於我們本土以及一些核心的技術問題？」

斯科特爵士點了點頭，拿起那本新書，翻開目錄頁：「正是。在皇家藝術學院的講座，我希望能讓學生們對建築藝術有更深入的理解。第一卷是更廣泛的概述，而這一卷，我希望將目光更多地投向英倫三島，以及那些構成中世紀建築骨骼的關鍵技術——尤其是拱頂和圓頂。」

他合上書，目光投向壁爐裡的火焰，似乎透過火光看到了遠處的建築遺跡。「過去數十年，我們花了太多精力去研究歐洲大陸的建築，卻對自己國家的瑰寶疏忽了。我認為，作為英國建築師，我們首要的職責是深入了解我們自己的建築歷史。它有著獨特的美學，近年來幾乎被完全忽視了。」

「您在書中提到，回顧歷史時，感覺時而困惑於深邃的古老，時而又驚訝於時間的短暫。」我說。「特別是追溯到諾曼征服之前，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建築，似乎留下的實物遺存並不多？」

「確實如此。」斯科特爵士輕嘆一聲。「那是一個迷霧重重的時代。羅馬人撤離後，藝術崩解，隨後的撒克遜人入侵又帶來了破壞。更糟糕的是，丹麥人的頻繁劫掠讓許多早期的建築毀於一旦。到了諾曼人時期，他們對建築的雄心壯志又導致了大規模的重建，許多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教堂被徹底拆除。」

他轉向我，眼神裡帶著一絲對那些消逝遺跡的惋惜。「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大多是鄉村地區較為簡樸的教區教堂殘跡，無法完整展現當時重要建築的全貌。比如坎特伯雷和約克這兩座重要的主教座堂，文獻記載奧古斯丁和保利努斯都建造了石質教堂，規劃宏大，甚至模仿了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佈局，有抬高的聖所和大型地下室（crypt），但在後來的戰火和重建中，它們原來的樣貌已幾乎蕩然無存。」

「您在書中提到了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地下室，以及約克、溫徹斯特等地的地下室，這些都是模仿羅馬巴西利卡地下墓穴（confessionary）的設計，是早期基督教建築的重要特徵。」我回想起書中的描述。「這是否暗示著，即使在那個看似藝術衰退的時期，依然有意識地在傳承和模仿更古老的羅馬建築傳統？」

「正是如此。」爵士肯定地說。「這說明傳承並未完全中斷，儘管形式可能變得粗糙。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另一種影響，來自於愛爾蘭和蘇格蘭，尤其是愛爾蘭的早期修道院建築。它們多用未經黏合的石塊建造，形式極其簡樸，如阿蘭島的石屋或聖加勒魯斯禮拜堂，頂部常以疊澀拱或收分牆構成。這種樸實的建造方式，或許反映了當地原有的建造傳統，與羅馬式有著明顯區別。」

他拿起一本翻開的書，指著一些圖片：「您看這些圖（參閱原書圖 193-198），愛爾蘭那些小禮拜堂和圓塔，結構簡單，牆壁收分，門窗開口狹窄，有時甚至是三角頂或由單塊石頭鑿成。這與羅馬建築的拱券系統截然不同。而貝德提到蘇格蘭人的『Mos Scotorum』是木結構，這也導致了早期遺存的稀少。然而，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石質建築中，我們也看到一些模仿木結構的痕跡，比如牆角的長短石塊砌法（long and short work），以及塔樓上的壁柱條帶（pilaster strips）和斜向條帶，彷彿在模仿木構框架（參閱原書圖 226, 227）。」

「這兩種不同的源頭——傳承自羅馬的石構拱券傳統，以及本土或凱爾特地區的樸實石構或木構傳統——是否共同塑造了盎格魯-撒克遜建築的獨特面貌。」我問道，腦中浮現出多佛城堡山教堂（參閱原書圖 208-213）那由羅馬磚砌成的拱券與長短石塊牆角並存的樣子，以及格林斯特教堂（參閱原書圖 230, 231）那至今仍存的木板牆。

「是的，可以這樣理解。」斯科特爵士回答。「盎格魯-撒克遜建築的特點正是這種混合，以及它在技法上的相對原始。牆體常有壁柱條帶，轉角處使用長短石塊，門窗開口簡單，沒有複雜的凹槽層次（recessed orders）。例如布里克斯沃斯教堂（參閱原書圖 206, 207），使用了大量羅馬磚，其平面佈局，特別是聖所的後殿和地下室，明顯有羅馬巴西利卡的影子，但整體風格卻顯得粗糙而樸實。而那些高而狹窄的塔樓（參閱原書圖 224-229），很明顯是模仿意大利的鐘樓（campanile），但形式卻很原始。」

他停頓了一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持續了近五個世紀，但建築風格的變化似乎很緩慢，不像後來的哥德時期那樣迅速演進。這或許是因為社會不穩定，藝術發展缺乏持續的動力。直到諾曼征服的到來，才徹底改變了一切。」

「諾曼人的建築，您在書中稱為一種『新的組合方式』（novum genus compositionis）。」我說。「它似乎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系統性。」

「確實如此。」爵士的語氣變得更加有力。「諾曼人將他們在法國發展成熟的羅曼式建築帶到了英格蘭。這是一種強健而有活力的風格，與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樸的風格截然不同。在他們到達之前，英格蘭的建築規模相對較小，技術也較為原始。諾曼人一來，便開始建造龐大而堅固的教堂、修道院和城堡。」

他起身走到一張大圖紙前，那是一張諾曼時期大教堂的平面圖。「您看，像溫徹斯特（參閱原書圖 256-258）、伊利（參閱原書圖 259-263）、達勒姆（參閱原書圖 269-272）這些教堂，規模宏偉得令人驚嘆，遠超過之前的盎格魯-撒克遜建築。它們有明確的中殿、側廊、耳堂、中心塔樓，以及通常的後殿。這種佈局宏大而有條理。」

「您在書中詳細分析了諾曼建築的原則，特別是拱券和支撐結構的處理。」我跟上前，目光落在圖紙上。「您認為，諾曼風格的優勢在於它對羅曼式拱券系統的完善，以及將建築元素分級處理的方式？」

「正是！」爵士的語氣充滿熱忱。「諾曼建築最核心的原則之一，就是拱券的『分層』（sub-ordination of arches）。與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單的牆體開口不同，諾曼的拱券通常有多個層次，一層比一層向內退進（參閱原書圖 232, 233）。這不僅增加了視覺上的深度和豐富性，也使得支撐拱券的柱子或壁柱也能被相應地分級處理，從而產生了集束柱（clustered pier）的雛形。」

他指著圖紙上的柱子剖面圖：「您看，原本簡單的方形或圓形支撐，現在變成了更複雜的組合形式（參閱原書圖 234-240）。這可以是簡單的壁柱分級，也可以是將每一級拱券的支撐轉化為更小的圓柱（colonnette）或半圓柱（demi-shaft），它們圍繞著核心的支撐體排列。這種處理方式極富邏輯性，而且為裝飾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從樸素的斜角（chamfer）到後期的複雜雕刻，都能應用在這些分級的結構上。」

「這似乎是一種從結構需求自然演變而來的裝飾原則。」我觀察著那些圖示。「不像古典建築那樣將裝飾疊加在結構之上，而是從結構本身生長出來？」

「非常準確的比喻。」斯科特爵士讚許地說。「諾曼建築的魅力就在於此——裝飾是結構的裝飾（decoration of construction）。每一個建築元素都因其結構功能而被賦予形式，然後再在其形式上進行裝飾。門窗、拱廊、甚至牆體的轉角和條帶，都遵循著這個原則。牆角的長短石塊砌法，雖然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就已出現，但在諾曼時期結合壁柱條帶，成為了一種有力的裝飾手法。」

他話鋒一轉，走向另一張圖紙，這次是關於拱頂（vaulting）的。「如果說拱券是牆體開口的解決方案，那麼拱頂就是覆蓋空間的解決方案。從最初簡單的筒形拱頂（barrel vault）和圓頂（dome），到它們的交叉（groined vault），都存在著結構上的挑戰。」

他解釋了交叉拱頂的基本原理，以及在覆蓋非方形空間（如後殿側廊或橢圓形空間）時遇到的困難，以及如何通過提升拱腳或調整拱券形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參閱原書圖 322-329）。「諾曼時期的建築師們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完善了拱頂技術。特別是肋拱（ribbed vaulting）的引入，為拱頂提供了框架，使得填充的石塊可以更輕薄，也讓整個結構更加穩定。最初，肋拱可能是為了加強結構而生，但很快，它們本身也成為了重要的裝飾元素。」

「我在書中讀到，您認為肋拱的應用是拱頂藝術的『大憲章』（Magna Charta），而尖券（Pointed arch）是另一個。」我說。「尖券如何改變了拱頂的可能性？」

「尖券的引入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斯科特爵士的語氣中帶著對這項創新的敬佩。「圓拱的高度受其跨度的限制，這在追求高聳的建築中成為一個瓶頸。尖券則不同，它可以在保持相同跨度的情況下擁有不同的高度（參閱原書圖 342, 343）。這解決了圓拱在建造高大建築和處理不規則空間時的固有難題。尖券的彈性使得拱頂設計更加自由，可以更輕鬆地覆蓋各種形狀和尺寸的空間，並且減少了側向推力，對結構更加有利。」

「而且，尖券與肋拱結合後，似乎開啟了更複雜的拱頂模式，比如您提到的『六分拱頂』（sexpartite vaulting）或是中間肋（intermediate ribs）、疊加肋（liernes）等。」

「正是如此。」他邊說邊指著圖紙上的不同區域。「六分拱頂通過增加肋來劃分更大的空間。而中間肋和疊加肋，雖然最初不是結構必需的『功能性』肋（functional ribs），但它們豐富了拱頂表面的圖案，使其更具裝飾性。這標誌著拱頂發展進入了下一個階段——從純粹的結構藝術向裝飾藝術的轉變（參閱原書圖 381-388）。在伊利大教堂的聖所（參閱原書圖 209）或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側中殿（參閱原書圖 384）的拱頂中，您可以看到這些附加肋如何形成了複雜而美麗的星形圖案。」

「還有那令人驚嘆的『扇形拱頂』（Fan vaulting），比如格洛斯特修道院的迴廊（參閱原書圖 392）和亨利七世禮拜堂（參閱原書圖 395-399）。那簡直是石頭雕刻的奇蹟。」我由衷地讚歎。

「扇形拱頂是英格蘭獨有的創造，也是哥德晚期拱頂藝術的巔峰。」爵士的臉上難掩自豪。「它不像之前的拱頂那樣由獨立的肋和填充石組成，而是整個拱頂表面被當作一個整體來雕刻，肋和面板都從同一塊石頭中切割出來。這使得肋的排列可以像扇子一樣從柱頭均勻地向外展開，形成優雅而複雜的圖案。亨利七世禮拜堂的拱頂更是將這一技術推向了極致，通過引入懸吊的飾件（pendants）和巧妙的結構隱藏，創造出一種漂浮、輕盈的視覺效果，彷彿脫離了地心引力。」

他靠回椅背，重新坐下。「當然，我在書中也專門用兩章篇幅討論了圓頂（The Dome），儘管它在英國古建築中幾乎不存在。但我認為它作為一種重要的覆蓋形式，尤其是拜占庭式和後來的文藝復興式圓頂，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值得建築師學習。」

「您詳細介紹了從羅馬萬神殿（參閱原書圖 400, 401）到拜占庭聖索菲亞大教堂（參閱原書圖 424, 425）的圓頂發展，特別是您強調了『穹隅圓頂』（pendentive domes）如何將圓頂從圓形或多邊形牆體解放出來，得以覆蓋方形空間。」我回憶著書中精密的圖示和描述。「您甚至提到了它被伊斯蘭建築師廣泛採用，成為清真寺的顯著特徵。」

「圓頂的穹隅技術是結構上的一大飛躍。」斯科特爵士解釋道。「它使得圓頂可以架在四個拱或四根柱子上，而無需連續的牆體。這為建築內部空間的組織帶來了極大的靈活性。聖索菲亞大教堂就是最完美的例子，它創造了一個廣闊無礙的中央空間，通過半圓頂和拱廊向周邊延展，給人以宏偉而神秘的感覺，正如普羅柯比描述的，彷彿懸掛在天堂。」

他沉思片刻。「我在書中提出，為什麼我們不能將圓頂這種雄偉的元素融入我們復興的哥德式建築中呢？雖然它們在傳統上屬於不同的風格體系，但圓頂的空間感和向上升騰的意象，與哥德式建築的精神追求是相符的。佛羅倫薩大教堂的圓頂（參閱原書圖 451），雖然是文藝復興時期建造的，但它實際上是完成哥德式教堂的一個部分，並且使用了尖券結構，這說明圓頂與哥德式並非水火不容。」

「您甚至為自己的設計方案繪製了帶有圓頂的哥德式建築，比如倫敦新法院的中央大廳方案（參閱原書扉頁）和柏林國會大廈中央圓頂方案（參閱原書圖 456）。」我提到書中的插圖。

「是的，那是我嘗試的探索。」爵士的語氣帶著一絲理想主義色彩。「我相信，如果能將圓頂的宏偉空間與哥德式建築的精緻細節和垂直向上感結合，或許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更為豐富的建築形式。當然，這需要藝術家們的巧思，尤其是繪畫和雕塑藝術的融入，圓頂的表面非常適合壁畫和馬賽克。」

他靠回椅背，重新坐下。「我在最後的講座中也談到，建築史的研究在我們這個時代變得尤為重要，因為我們不再像前人那樣擁有一個自然發展、未受外來影響的風格。我們生活在一個風格多元、可以自由選擇的時代。建築史讓我們了解過去的偉大成就，但也可能分散我們的精力。」

「您認為，對於建築學生來說，最重要的建議是什麼呢？」我問道。

「熱愛，首先是熱愛。」斯科特爵士語重心長地說。「如果你的內心深處沒有對建築藝術的真誠熱情，即使學得再多技巧，也無法創作出真正動人的作品。其次，是專注於你選擇的風格，深入研究其最優秀的範例，理解它的精神和細節。如果你選擇哥德式，那麼就去仔心研究我們的教堂、修道院，去繪製它們，去感受它們。不要害怕犯錯，但要從錯誤中學習。」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看向遠處的倫敦天際線，那裡矗立著他所熱愛和研究的建築。「藝術不是閉門造車，它需要不斷的觀察、實踐和反思。我們需要成為真正的藝術家，不僅掌握建築本身，也要了解相關的藝術——雕塑、繪畫、玻璃藝術、金屬工藝等等。這些輔助藝術是建築整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來的建築師們，肩負著更高的使命，要超越前人，將我們所繼承的寶貴遺產發揚光大，並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

窗外的光線漸漸暗淡下來，工作室裡的回聲似乎帶著幾個世紀以來建築師們的低語。斯科特爵士的講座，他的文字，以及今天這場對談，都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中世紀建築的精髓，以及一位偉大建築師對藝術的執著與探索。拱頂下的迴響，仍在心中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