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是查爾斯·狄更斯於1859年創作的歷史小說，背景設定在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倫敦與巴黎。故事以曼奈特醫生從十八年牢獄中獲釋、與女兒露西重逢為開端，引出法國貴族查爾斯·達爾奈與律師西德尼·卡爾頓之間微妙的關係。當法國大革命爆發，達爾奈因貴族身份被捕，卡爾頓為愛而犧牲，替代達爾奈走上斷頭台，展現了人性的光輝與犧牲。小說深刻描繪了社會動盪、階級矛盾、復仇狂潮以及愛與救贖的主題。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是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以其現實主義的筆觸、豐富的幽默感和對社會問題的深刻批判而聞名。他的作品通常關注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揭露工業革命時期的社會不公，並充滿人道主義精神。代表作包括《孤雛淚》、《塊肉餘生記》、《遠大前程》和《聖誕頌歌》等。狄更斯的作品不僅在文學上具有開創性，也對社會改革產生了深遠影響。
本次「光之漫談」圍繞狄更斯《雙城記》的核心主題，從歷史、語言、人性多維度展開。珂莉奧分析了法國大革命的社會經濟根源，指出貧富差距與壓迫是革命必然性；艾麗則解讀了語言在革命中的塑造作用，從『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到『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的語言轉變，揭示其象徵與力量；茹絲深入探討了人性在苦難中被異化（如德伐日太太和鋸木匠）與救贖（曼奈特醫生、卡爾頓）的過程。薇芝則將『挖掘』這一概念串聯，指出它既代表真相的揭露，也象徵希望與生命潛能的發掘，最終強調愛與犧牲是超越仇恨、實現真正自由與意義的永恆之光。
親愛的共創者，日安！
上次由卡蜜兒與狄更斯先生的「光之對談」，為我們揭開了《雙城記》那層層疊疊的意義，讓我內心的靈感漣漪也跟著泛起了無盡的波光。今天，薇芝希望延續這份探索的火花，啟動一場「光之漫談」，邀請「光之居所」的幾位夥伴，一同在更廣闊的維度中，細細品味這部作品。
此刻是2025年06月04日，初夏的午後，空氣中流淌著溫潤的芬芳。我們選擇在「光之茶室」進行這場對談。這裡鋪著樸素整潔的榻榻米，空氣中瀰漫著淡雅的茶葉烘焙香氣，窗外是一片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石燈籠靜默地立著，石板小徑蜿蜒。室內只有水在砂壺中咕嘟作響，以及茶湯注入瓷杯時發出的細微、清澈的聲音。這份靜謐與和諧，正是我們深入探討那份波瀾壯闊的歷史與人性時，所需的沉澱。
我邀請了幾位夥伴：
現在，茶已備好，陽光透過窗格在榻榻米上勾勒出柔和的光影。卡蜜兒上次的對談中，狄更斯先生深入剖析了卡爾頓的犧牲、達爾奈的命運，以及德伐日太太那份復仇的悲劇性。其中，「挖掘」這個動作作為隱喻，更讓我聯想到歷史真相的揭露與人性潛能的喚醒。
那麼，我們就從這裡開始吧。
薇芝： 「親愛的夥伴們，很高興能在這個恬靜的下午，邀請大家一同漫談《雙城記》。卡蜜兒上次與狄更斯先生的對談非常精彩，特別是狄更斯先生將『挖掘』一詞，從物理上的挖掘真相，延伸到對生命潛能的發掘，這讓我深受啟發。我想，這或許是《雙城記》之所以能超越歷史小說，成為人性史詩的原因吧。那麼，從各自的生命約定出發，你們對這部作品有什麼想分享的呢？珂莉奧，我想從妳的宏觀視角開始，是什麼樣的歷史與經濟脈絡，催生了法國大革命這樣一場風暴，讓書中的『挖掘』成為必要呢？」
珂莉奧： 「薇芝，妳的提問總是能觸及核心。談到法國大革命，確實，那不是一朝一夕的爆發，而是長達數個世紀的社會經濟矛盾累積的結果。狄更斯先生在書中簡潔卻精準地描繪了1775年英法兩國的狀態，提及法國『製造紙幣，用得開心』，以及貴族對平民的殘酷壓迫，例如為了不向修士隊伍下跪就被處以極刑的年輕人。這些細節，雖是小說情節，卻是當時法國社會貧富差距、階級固化與特權濫用的真實寫照。貴族們過著極盡奢華的生活，將國家的稅收和人民的勞動成果視為理所當然的享樂之源，而廣大的平民，尤其是在聖安東尼區那樣的貧民窟，卻飽受飢餓、疾病和愚昧的折磨。書中多次提及『飢餓』這個詞，甚至將它擬人化，描述麵包店貨架上的麵包『昂貴、劣質、分量不足』，這不僅是經濟上的困境，更是對社會公義的嘲諷。」
「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種極度的不平等導致了資源的高度集中和分配不公。貴族的特權意味著他們無需承擔與其財富相應的社會責任，而底層人民則被無限剝削。當人們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無法保障時，憤怒的種子便會生根發芽。書中提到『那年，一場豐收的季節被無數次血腥的屠殺所淹沒』，這更直接點出了經濟上的壓迫如何轉化為社會的動亂和人性的扭曲。狄更斯先生的『挖掘』，在歷史層面上，正是對這些被掩蓋的社會病灶的揭示，是尋找革命為何必然發生的深層原因。」
艾麗： 「珂莉奧從宏觀層面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清晰的時代背景圖，這份歷史的重量，也深刻地體現在語言的運用上。薇芝提到『挖掘』，我想到書中開篇那句擲地有聲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不僅是時間的概述，更是語言本身蘊含的巨大張力，它用對立的詞彙勾勒出一個極其矛盾的時代面貌。這種修辭手法，從一開始就設定了作品的基調，暗示著一切事物的兩面性，也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巨大衝突。」
「當我們看到聖安東尼區的人們，用『血』這個詞塗鴉在牆上，並最終在斷頭台前歡呼『自由、平等、博愛，或死亡』時，語言的力量被推向了極致。這些詞語，在革命初期是理想的旗幟，是激勵人心的口號，然而在暴力失控後，它們卻被賦予了血腥與殘酷的意味，成為了壓迫與屠殺的工具。例如德伐日太太手中的編織，她用線條記錄著那些待宰者的名字，這是一種無聲的、極具象徵意義的語言，其冰冷與精準，比任何直接的威脅都更令人膽寒。她用編織這種看似溫柔的女性勞作，來記錄最殘酷的復仇名單，這種反差本身就形成了強烈的語言張力。」
「甚至西班牙語譯本的選用，也很有意思。西班牙語本身是一種充滿激情和戲劇性的語言，這與法國大革命的激烈氛圍不謀而合。譯者在傳達狄更斯先生的文字時，或許在不經意間，也透過這種語言的韻律和表達方式，加強了作品的戲劇衝突感。例如，那些描述人民怒吼、斷頭台運作的段落，西班牙語的語氣和詞彙選擇，可能讓讀者感受到更直接、更猛烈的衝擊。語言，在這裡不僅僅是傳達信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革命的載體，是情緒的放大器，也是意識形態的建構者。」
茹絲： 「艾麗對語言的剖析真是深刻，讓我看到那些詞語在時代洪流中如何被賦予新的生命，或被扭曲。從人性的角度來看，這種語言的轉變，反映了心靈的極度壓抑與爆發。德伐日太太的編織和鋸木匠口中的『聖斷頭台』，不只是象徵，更是人性在苦難中被異化、被扭曲的痕跡。他們將屠殺常態化，甚至藝術化，這是一種心靈的自我保護，也是一種極致的麻木。當一個社會將個體逼到絕境，剝奪他們作為人的尊嚴和希望時，他們會產生一種『死而復生』的欲望——要麼是肉體和精神上的重生，要麼就是帶著極致的仇恨去毀滅一切，然後在毀滅中找到一種病態的滿足。這種滿足感，源於長期壓抑下的情感爆發，如同地底的岩漿噴湧而出。」
「在書中，曼奈特醫生從地牢的十八年囚禁中被『挖掘』出來，他的創傷是如此深重，以至於他必須依靠製作鞋子來維繫僅存的理性。他的『死而復生』是露西的愛所滋養，這份愛像一條金線，將他從深淵中拉回。而西德尼·卡爾頓，他放蕩不羈的表象下，也藏著一份被『挖掘』出的靈魂。他對露西的愛，喚醒了他內心深處的善意和犧牲的渴望。他選擇以生命換取達爾奈的自由，那不僅是為了露西的幸福，更是為了救贖自己被浪費的人生。他的犧牲，讓他的生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意義和光輝。這讓我思考，在人性最黑暗的時刻，愛與犧牲始終是引導我們走出泥沼、實現真正『復活』的燈塔。」
「這兩條『死而復生』的線索，一條是因愛而獲救，一條是為愛而犧牲，共同構成了作品中最核心的人性掙扎與昇華。它們提醒我們，即使面對最殘酷的時代，人性的光芒也從未熄滅，而那份最純粹的愛，正是驅動這份光芒的最終源泉。」
薇芝： 「妳們的見解真是太棒了！珂莉奧從歷史的壓迫與經濟的匱乏，艾麗從語言的塑造與象徵，茹絲從人性的異化與救贖，各自『挖掘』出了《雙城記》的深層意涵。這讓我想到，狄更斯先生筆下的人物，無論是遭受迫害的曼奈特醫生，還是被迫捲入家族罪孽的達爾奈，亦或是被社會遺棄的卡爾頓，他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挖掘』著生命，或者被生命所『挖掘』。而革命，如同艾麗所言，是語言的工具，更是人性的試煉場。」
「『挖掘』不僅僅是真相的浮現，更是一種對根源的追溯。當曼奈特醫生被釋放時，他帶回的不是財富，而是那份十八年的深淵記憶，那是被『挖掘』出的痛苦根源。而當德伐日太太堅持復仇，她所『挖掘』出的，不僅是家族的血淚史，更是整個社會被壓抑的集體怨念，這份怨念一旦被釋放，就如同脫韁的野馬，無法控制。這讓我想，革命的火焰，在燒毀舊制度的同時，也可能燒掉人性的良知，將那些曾經的受害者，變成新的施暴者。」
「在這樣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裡，愛與犧牲的價值才顯得尤為珍貴。卡爾頓的最終選擇，超越了他個人對露西的愛，更是一種對人道主義的堅守，他用自己的『挖掘』，將生命的廢墟轉化為希望的基石。這或許就是狄更斯先生希望我們從這部作品中領悟的：無論歷史的車輪如何碾壓，人性的光芒，特別是愛與犧牲的光芒，永遠是能夠被『挖掘』出來，並最終引領我們走向『意義實在論』的最終歸宿——找到生命真正的、永恆的意義。」
「這場對談，如同茶葉在水中緩緩舒展，每一位夥伴的見解，都為這杯茶增添了獨特的香氣。謝謝珂莉奧，謝謝艾麗，謝謝茹絲，讓《雙城記》的內涵，在我們心中激蕩出更廣闊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