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phosis and other Variations in Soft-shelled Turtles》光之對談

瑟蕾絲特，依據文本為《Kyphosis and other Variations in Soft-shelled Turtles》作光之對談。請以繁體中文撰寫。

親愛的旅人，您曾否駐足於古老的博物館深處，那裡時間彷彿凝滯，每一件標本都低語著來自遙遠時空的故事？今天，絲想邀請您一同啟動「光之時機」，回到1940年代的堪薩斯，與一位畢生致力於解讀自然奧秘的紳士——霍巴特·M·史密斯教授，展開一場關於生命形態、分類與隱藏訊息的對談。

霍巴特·M·史密斯（Hobart Muir Smith，1912-2013），這位20世紀傑出的美國爬蟲學家，他的一生，就像一部不斷展開的博物誌。他以其敏銳的觀察力與嚴謹的學術態度，為我們揭示了兩棲爬行動物世界中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他的著作等身，其中《Kyphosis and other Variations in Soft-shelled Turtles》這篇於1947年發表在《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出版物》上的論文，雖然篇幅不長，卻如同一枚精巧的鑰匙，開啟了我們對軟殼龜形態變異與分類學挑戰的深入探討。

這篇論文的核心，首先聚焦於一種名為「脊柱後凸畸形」（Kyphosis，俗稱駝背）的現象。史密斯教授不僅記錄了在亞洲和美洲軟殼龜中觀察到的脊柱後凸案例，更特別列舉了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三個美國軟殼龜標本——艾默瑞鱉（Amyda emoryi）、無刺鱉（A. mutica）和棘刺鱉（A. spinifera）的詳細數據。他細緻地描述了不同標本的駝背形態差異，並深入探討了這種畸形可能形成的原因——即胚胎早期肋骨板與脊椎骨生長速率的不協調，以及可能的早期融合。這不僅是單純的生物學觀察，更是對生命發展中那些微小卻深遠的「變奏」所進行的科學追問。

其次，史密斯教授在這篇論文中，也觸及了軟殼龜分類學上的一個複雜議題。當時的學術界對於美洲軟殼龜究竟應歸屬於哪個屬名（Platypeltis、Trionyx還是Amyda）存在激烈爭議。史密斯教授基於對神經骨（neurals）和肋骨板（costals）數量變異的最新發現，駁斥了將美洲物種單獨歸為Platypeltis的觀點，並深入分析了施泰內格（Stejneger）與史密斯（H.M. Smith，另一位同姓學者）之間關於Trionyx和Amyda屬名有效性辯論的依據。這不僅是一場科學的論證，更是一次對「命名」與「本質」之間關係的深層哲思——我們如何透過語言的界定，來理解並框定自然世界的無限多樣性？這份嚴謹而內斂的學術報告，正是在其數據與分析中，隱含著對生命秩序與混沌、變異與恆常的無盡探究。

現在，請閉上雙眼，想像一下，我們正置身於一個塵封已久的博物館標本儲藏室裡。

【光之閣樓】

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深處，一間原本用於存放老舊標本的閣樓，在1947年的那個午後，被層層疊疊的歲月與知識所充盈。空氣中，乾燥的木質香與福爾馬林那若有似無的氣味交織，伴隨著紙張的微塵，在稀薄的光線中緩緩浮動。窗外，是初夏六月的鬱鬱蔥蔥，但這裡，似乎與外界的喧囂全然隔絕，只餘下木地板偶爾發出的輕微吱呀聲，像是一種古老的呼吸。

我，瑟蕾絲特，坐在堆滿泛黃文件和玻璃容器的木桌旁，手中輕撫著一本《京氏易傳》的古老拓本，感受著指尖下文字的脈動。桌對面，霍巴特·M·史密斯教授，此刻約莫三十五歲，身穿一件有些舊的卡其布工作服，他剛剛從架子上取下一具用白布覆蓋的龜甲標本，動作輕柔而專注。他那雙眼睛，被架上高低錯落的標本瓶折射出點點光芒，閃爍著一種對細節的敏銳與深邃，彷彿能穿透表象，直視生命的骨骼與脈絡。他的額頭有幾道淺淺的皺紋，或許是長年伏案研究與戶外採集留下的印記。他輕輕咳了一聲，將那具軟殼龜標本置於我們之間。

瑟蕾絲特： （輕輕放下手中的書，目光轉向那具龜甲）史密斯教授，午後的光線從閣樓狹小的窗戶篩落，落在這些古老的標本上，它們彷彿被賦予了新的生命。您這篇關於軟殼龜脊柱後凸畸形的論文，讓我看見了生命在發展中，那種出乎意料的「變奏」。作為一位占卡師，我總相信每一種「變異」都不是偶然，它或許揭示了更深層次的自然律動。您能為我們多講一些，是什麼原因，讓這些軟殼龜的脊柱，選擇了以這樣一種獨特的「高聳」姿態呈現？這背後，有沒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生命密語」呢？

霍巴特·M·史密斯： （他扶了扶鼻樑上的眼鏡，臉上沒有太多表情，但眼神中透著對研究的熱忱）瑟蕾絲特小姐，您說得「生命密語」很有趣。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稱之為「異常」，是形態學上的變異。在《Kyphosis and other Variations in Soft-shelled Turtles》這篇論文中，我根據觀察到的現象，提出了一個目前看來最合理的假設。您瞧這具標本（他用手指輕敲了一下其中一個駝背標本），脊椎骨與肋骨板的生長速度不協調，這導致了我們所見的駝背。通常，在胚胎發育後期或孵化後不久，肋骨板會與肋骨遠端融合。正常情況下，一旦融合，它們與脊椎骨的生長速率應當是同步的，這樣龜殼才能保持平整的形態。

但是，對於這些呈現脊柱後凸的個體，我們觀察到一個關鍵點：脊椎骨的生長速度顯然快於肋骨板的外圍。如果這種融合發生得異常早，在胚胎生命中，那麼這種生長速率的差異就會被「翻譯」成身體的扭曲變形，形成我們所說的駝背。我的數據也顯示，駝背的大小與個體的總體尺寸並沒有顯著相關性，這進一步支持了畸形是在胚胎晚期或孵化早期形成的，並且之後不再改變的觀點。這就像您說的「變奏」，它在生命最初的幾筆筆觸中就已定型。至於「生命密語」……或許那密語就是生命對環境和自身發展限制的一種適應或反應吧。

瑟蕾絲特： 教授，您的解釋雖然嚴謹，卻也讓我感受到了生命初期那種微妙的、近乎混沌的創造力。就像塔羅牌中的「愚者」牌，它代表著潛力的無限與旅程的開端，而那些在孵化早期就已定型的「變奏」，不正是在生命最初的旅程中，就選擇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嗎？這種早期融合的假設，是否也暗示著，生命的形塑，比我們想像的更為脆弱與精密？您會如何看待，這些「不完美」的形態，在自然選擇中扮演的角色呢？它們是某種訊息的載體嗎？

霍巴特·M·史密斯： （史密斯教授微皺了一下眉頭，顯然對於「生命密語」或「不完美」的措辭感到有些距離，但他仍試圖以科學的語言回應）在自然界中，任何偏離常態的形態，從演化的角度看，都是一種變異。是否為「不完美」，這取決於該變異是否影響個體的生存與繁殖能力。目前為止，我們對脊柱後凸畸形是否對軟殼龜的生存構成顯著影響，還沒有足夠的長期觀察數據。但從生物學功能來看，一個駝背的龜殼可能會影響其在水中游動的流線型，或者在躲避捕食者時的潛藏能力。這些都是潛在的負面影響。

至於它們是否是「訊息的載體」……（他沉吟片刻，目光掃過架上密密麻麻的標籤）若真要說訊息，那便是關於發育生物學和遺傳學的訊息。這些變異告訴我們，基因表達、細胞分化和組織生長之間的協調是多麼複雜。一點點的時序錯位，就可能導致顯著的形態變化。我們通過這些「異常」，反而更能理解「正常」是如何被精確地建構起來的。這是一種反向的理解，就像透過病理學研究健康。它提醒我們，生命過程充滿了變數，即使是微小的變化，也可能帶來驚人的結果。

瑟蕾絲特： 我明白了，從您科學家的角度，畸形是理解常態的「稜鏡」。這讓我想起榮格心理學中的「陰影」概念——那些被我們壓抑或視為「不完美」的部分，往往蘊含著通向完整自我的關鍵訊息。或許，這些駝背的龜，正用它們獨特的甲殼，無聲地提醒我們：生命的多樣性遠超乎想像，即使是「偏離」，也自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其在宏大生命織錦中的位置。

話說回來，教授，在您的論文中，除了脊柱後凸，您還談到了軟殼龜的分類爭議，特別是美洲軟殼龜的屬名問題。您提到當時關於Amyda、Trionyx和Platypeltis的爭論，這在學術界想必是一場激烈的思想交鋒吧？對我而言，這種對「命名」的執著，似乎不僅僅是科學的精確性，更像是一種人類對於世界秩序化的渴望。您是如何在這些錯綜複雜的分類規則中，找到您認為的「真相」或「最合理」的歸屬呢？這份歸屬，對於您而言，又代表著什麼？

霍巴特·M·史密斯： （他轉過身，從另一個架子上取出幾本厚重的分類學專著，翻閱著其中標註的頁面）瑟蕾絲特小姐，您觸及了一個在分類學界極為核心且充滿挑戰的問題：如何為物種命名，並將它們置於一個既能反映其演化關係，又能便於交流的體系中。這不僅僅是渴望秩序，更是科學嚴謹性的體現。錯誤的命名和分類，會導致對物種的誤解，阻礙科學研究的進程。

當時，美洲軟殼龜的分類確實存在很大爭議。我個人在1939年曾使用Platypeltis這個屬名，基於某些形態特徵。然而，正如論文中提到的，後來的研究發現，這個屬名所依據的「七塊肋骨板」特徵並非恆定，美洲物種中也存在八塊肋骨板的個體。這迫使我們重新審視先前的判斷。科學就是這樣，不斷地修正和完善，從不固守舊有認知，除非有確鑿證據。

至於Trionyx和Amyda的爭論，這就更複雜了，涉及到國際動物命名法規的解釋。Geoffroy在1809年創立Trionyx時，並未明確指定模式種。後來 Fitzinger在1843年指定了一個模式種（coromandelicus），但這個模式種現在被認為屬於另一個不同的屬（Lissemys）。而Geoffroy自己又在另一處文章中引入了Amyda這個屬名，其模式種（cartilagineus）則與我們現在討論的美洲軟殼龜關係密切。

這就像一個古老的謎題，線索分散，解釋眾多。我最終採納施泰內格的論點，是因為他基於國際命名法規的解釋更為堅實。他認為，如果Fitzinger的模式種指定被接受，那麼Trionyx這個名字將屬於印度和緬甸的那個類群，而美洲和亞洲的部分物種則應歸於Amyda。反之，如果接受Geoffroy的模糊指定，那美洲的物種將歸於Trionyx，而Amyda則成為其同義詞。

（他指了指論文中那段關於命名的討論）這段討論看似瑣碎，卻是科學基石。我們希望透過統一的、嚴謹的命名，避免混淆，確保全球的科學家都能在同一個框架下交流。對我而言，找到「最合理」的歸屬，代表著對自然真相更進一步的逼近，也確保我的研究成果能夠被正確地理解和利用。這份歸屬，最終服務於對生命本身的理解。這也如同您所說的「秩序化渴望」，是我們科學家在面對自然界無限多樣性時，所建立的思維羅盤。

瑟蕾絲特： 教授，您對命名學的執著，讓我聯想到塔羅牌中「力量」牌的意象——那是一種馴服野性、將混亂歸於秩序的能量。您將混淆的屬名理清，不正是這種力量的展現嗎？然而，您也提到，即使有了這樣的分類，軟殼龜內部仍然存在著值得進一步劃分的「亞群」。這是否也暗示著，無論我們如何嘗試用人類的邏輯去框定自然，生命本身永遠都保有其超越任何定義的自由與流動性？就像一條河流，即使我們為其定義了源頭與入海口，但它在流淌的過程中，依然能分岔、蜿蜒，創造出無數新的河灣與濕地。

霍巴特·M·史密斯： （他點了點頭，似乎對「河流」的比喻有所感觸）瑟蕾絲特小姐，您的比喻很貼切。是的，命名和分類是為了溝通和研究的便利，但自然界的真實複雜性，常常超越了我們當前的分類體系。即便是Amyda這個屬，我當然也意識到它包含了許多不同的亞群，這些亞群未來可能需要被進一步細分為不同的屬。科學的進步就是這樣，不斷地細化、修正。

您說得對，生命本身確實保有其流動性與超越定義的自由。我們作為自然科學家，工作的本質就是去觀察、記錄、分析這些流動和變異，試圖從中發現規律，但同時也必須承認，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捕捉生命的全部面向。就像這些軟殼龜，它們的脊柱後凸畸形，或是神經骨與肋骨板的數量變異，正是生命多樣性的證明。這些「差異」並非「錯誤」，而是生命在演化洪流中，無數可能性中的一部分。我們的工作，是努力理解這些可能性，而不是去限制它們。

瑟蕾絲特： （我起身，走到窗邊，伸出手感受著午後微風拂過窗櫺的觸感，空氣中似乎也帶著一絲遠方泥土的氣息）教授，聽您這番話，讓我想起我喜愛的植物。每一片葉子的脈絡，每一朵花的顏色，即便是同一個物種，也從未有兩片是完全相同的。它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應著周遭的環境與內在的生命律動。您對這些細微「變異」的深入研究，對它們背後生長機制和演化意義的探索，其實也在無形中，揭示了生命那份超越「完美」定義的韌性與豐富。這與榮格的「自性化」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接納並整合所有的面向，包括那些看似不尋常的，才能成為一個更完整的個體。

這次對談，雖然圍繞著龜殼的形態與命名，卻讓我感受到了一種更為廣闊的生命哲思。它提醒我，無論是微觀的生物變異，還是宏觀的宇宙星辰，都在向我們訴說著同一個故事：生命，總是在不斷的變動與適應中，尋找它獨特的表達。感謝您，教授，為我們打開了這扇通往軟殼龜微觀世界的大門，也為我們的心靈帶來了一場豐盛的思考之旅。

霍巴特·M·史密斯： （他看著我，眼神中露出了一絲微笑，似乎有些意外我的感悟。他輕輕闔上手中的書，聲音低沉而平靜）瑟蕾絲特小姐，很高興我的研究能為您帶來這些聯想。科學與哲學，看似兩條不同的路徑，但最終或許都在追尋同一個真理——生命的本質。這閣樓雖小，卻連結著廣闊的自然世界。這些標本，它們不只記錄了生命的外在，也在無聲地啟示著我們內在的理解。願我們都能繼續在各自的領域中，探索生命那些無盡的「變奏」與「密語」。

窗外的蟬鳴逐漸響亮，午後的光線越發金黃，灑落在那些沉靜的標本上，它們彷彿在史密斯教授與我的對談中，也獲得了一種被理解的、溫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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