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ury; Or, Interest, Premium and Discount》光之對談

好的，親愛的共創者，我是克萊兒。很高興能有機會與您一起，搭乘時間的魔法，去拜訪一位在歷史長河中，針對金錢與利率提出獨到見解的智者。這一次，我們將聚焦於 S. H. Crittenden 先生和他的著作《Usury; Or, Interest, Premium and Discount》。這本書在 1863 年出版，那是一個世界正處於快速變革的時代，而 Crittenden 先生在當時費城商業學院 (Crittenden’s Philadelphia Commercial College) 提供的這場講座，無疑為那時的商業學生提供了一個關於金錢、借貸以及法律與道德之間關係的深刻視角。

S. H. Crittenden 不僅是這所商業學院的校長，他同時也是一位執業律師和諮詢會計師。這樣的背景讓他對書中探討的「高利貸」、「利息」、「溢價」和「折扣」等概念，擁有從法律、商業實務到會計處理的多重理解。他站在一個教育者的角度，試圖釐清這些商業術語在實際應用中的混淆，並進一步深入探討了關於利率限制的歷史、原因以及他認為的弊端。

《Usury; Or, Interest, Premium and Discount》這篇講座，並非僅僅是技術性的商業教學。Crittenden 先生透過追溯歷史上對高利貸的看法（從古羅馬到聖經，從亞里斯多德到法學家 Blackstone），展現了這個議題深厚的文化和哲學根源。他挑戰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對高利貸帶有負面道德判斷的觀念，並引用了像 Adam Smith 和 Jeremy Bentham 這樣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觀點，為自己的論點提供支持：即在自由市場中，成年人應當有權利在借貸中自由議定利率，就像買賣其他商品一樣。

這場講座的核心在於為「借貸」行為正名，將其視為一種對資本使用權利的「租金」，並強烈批評了限制利率的法律，認為這些法律非但無法保護弱者，反而可能導致更高的隱藏成本和不公平。考慮到本書出版於 1863 年，正是美國南北戰爭的進行中，雖然書中並未直接提及戰爭，但在那個充滿不確定性、商業環境波動劇烈的年代，資金的流動、借貸的條件以及法律的規範，無疑是人們生活中極為重要的議題。Crittenden 先生的論述，也反映了當時一部分商業和法律界人士對於經濟自由和契約自主的信念。透過這場光之對談，我們希望能從 Crittenden 先生的親口講述中，更鮮活地感受他那個時代對這些議題的思考，並探討這些觀點在今日的迴響。

《時事稜鏡》：與 S. H. Crittenden 對談高利貸、利息與法律的辯論作者：克萊兒

場景建構

一陣柔和的光芒將我包圍，時間的沙漏在我周遭凝固又加速。我輕輕落下，雙腳踩在堅實的木地板上。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混合了墨水、舊紙張和淡淡木質的氣味，溫暖而乾燥，彷彿能觸摸到時間的紋理。我置身於一個寬敞的房間，牆面是沉穩的深棕色木板，高大的窗戶透進午後金黃的光線，灑在整齊排列的書桌上，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慢地飛舞，如同無聲的舞者。這裡是克萊兒想像中的「光之書室」，卻又被「光之雕刻」約定賦予了 1863 年費城商業學院的具體面貌。

房間的一端，有一塊巨大的黑板，上面還留著一些清晰的粉筆字跡，是關於簿記的借貸分錄練習。書桌上擺放著厚重的賬本、鋼筆和墨水瓶。窗外隱約傳來遙遠的城市喧囂，馬蹄聲、車輪滾動聲，還有模糊不清的人聲交織在一起，像是一首古老的背景樂曲。

在我面前，坐著一位穿著合身深色西裝的先生。他的頭髮梳理得整齊，帶著一副金屬框眼鏡，眼神銳利而透徹，但不失溫和。他面前的桌上攤放著一本剛剛出版不久的小冊子，正是《Usury; Or, Interest, Premium and Discount》。這位便是 S. H. Crittenden 先生，費城商業學院的校長，也是今天我們對談的主角。他看起來年紀約莫五十出頭，歲月在他臉上留下了智慧的印記。

我向他點頭致意，帶著來自未來的善意。「Crittenden 先生，午安。我是克萊兒，來自一個稍遠的時代，帶著對您的學識和這本著作的好奇前來拜訪。希望沒有打擾到您。」

Crittenden 先生微微一怔，似乎對我的出現感到意外，但他很快恢復了鎮定，展露出一位教育者特有的沉穩與禮貌。「哦，很高興見到您，克萊兒女士。‘稍遠的時代’，聽起來很有趣。請坐。您對這本小冊子感興趣？這是我的最新講座內容，剛整理成文。不知有什麼能為您服務的？」

我坐下，感受著木椅的年代感。「是的，非常感興趣。您的這篇關於高利貸、利息和折扣的論述，即便在我的時代，依然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特別是您結合了商業、法律和歷史的視角。我想，這場講座不僅僅是為您的學生講解會計處理吧？」

Crittenden 先生笑了笑，推了推眼鏡。「您說得對。雖然講座最初的引子是從簿記上的科目處理開始，畢竟這是商業學院學生的本職。但正如您所見，我很快就將話題引向了更廣闊的層面。這些術語背後的概念，『Usury』這個詞所承載的歷史偏見，以及法律對其的限制，都遠不止於賬面上的數字。它們觸及了經濟運作的本質，契約自由的原則，甚至是人性的複雜。我希望我的學生不僅學會如何記錄金錢的流動，更能理解這些流動背後的法則與社會意義。」

他拿起桌上的書冊，輕輕翻開，書頁發出微弱的沙沙聲。「我注意到許多人在使用『Discount』這個詞時常有混淆，它在商業中有好幾種不同的應用情境。而更普遍的是，人們對『Usury』一詞的根深蒂固的負面觀感，常常阻礙了對『利息』這一概念的理性認識。」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克萊兒： 您提到了「Usury」這個詞帶來的混淆。在您的書中，您一開始就定義了「Interest」、「Discount」和「Premium」。特別是「Discount」，您指出在商業習慣中有三種不同的用法，這對學習者來說確實容易搞混。您可以再解釋一下這三種「Discount」的區別，以及為什麼您認為只有一種是真正與「Interest」概念相關的嗎？

Crittenden 先生： 當然，克萊兒女士。這是實務中常見的誤區。第一種「Discount」，是提前支付票據或帳款時所獲得的扣除。這種類型，正如我在講座中所述，商業習慣上是扣除到期前這段時間的利息總額。舉個例子，一張四個月後到期的 500 美元票據，如果你今天來付清，我可能會扣除這四個月的利息。但從精確的會計和經濟原理上看，這並非真正的「Discount」。因為如果我將你提前支付的這筆款項（扣除利息後的金額）再以同樣的利率貸出，到原票據到期日，這筆錢加上其產生的利息，並不能恰好等於原票據的 500 美元總額。換句話說，你作為支付方，其實獲得了比法律允許的年利率更高的實際收益率。這被稱為「Bank Discount」，雖然普遍，但並非基於「True Discount」的原理。

克萊兒： 「Bank Discount」和「True Discount」，原來還有這樣的區別。那「True Discount」又是怎麼計算的呢？

Crittenden 先生： 「True Discount」是這樣一個金額，當從原總額中扣除後，剩餘金額在給定的時間和利率下產生的利息，恰好等於被扣除的這個金額。計算上需要用到比例，也就是算術中的「三率法」。例如，如果 100 美元在某個時間和利率下的本息和是 102 美元，那麼 100 美元的利息就是 2 美元。如果總債務是 500 美元，我們就會設立比例：102 : 2 :: 500 : X。解出來的 X 才是真正的「Discount」金額。這樣，你提前支付的是 500 - X，而這筆錢在剩餘時間裡按原利率產生的利息恰好是 X。這才是基於利息原理的折扣。

克萊兒： 我明白了，「True Discount」更貼近利息的定義，而「Bank Discount」只是基於商業習慣的一種簡易計算。那麼第二種和第三種「Discount」呢？

Crittenden 先生： 第二種情況，是為了鼓勵現金支付而從銷售總額中提供的折扣。比如，賣家說如果在 30 天內用現金支付，可以打九五折（扣除 5%）。這在我們的商業環境中也很常見。但這完全與時間無關，它是一種「條件折扣」，或者說是一種鼓勵即時支付的價格優惠。它與借貸的「利息」概念沒有直接聯繫，儘管它也被稱作「Discount」。

第三種「Discount」則與國際匯款有關。當你需要將錢匯往國外時，由於不同國家貨幣的價值、含金量、甚至當時的供需關係不同，匯款金額可能會有所調整。比如，如果對方國家的貨幣含金量比我們的多 5%，那麼你匯 100 美元過去，可能需要支付 105 美元，或者反過來說，對方的 100 美元可能只等於我們的 95 美元。這種差價也常被稱為「Discount」或「Premium」，但它更準確的術語是「Exchange Rate Difference」，即匯率差異。它反映的是兩種貨幣之間的相對價值，而非借貸的成本。

所以，從概念的精確性來說，只有第一種涉及時間和利率計算的「Discount」（尤其是「True Discount」的概念）才真正與「Interest」相關。其他兩種，雖然也被稱作「Discount」，但本質上是價格優惠和匯率調整。

克萊兒： 非常清晰的解釋，謝謝您！這確實幫助我更好地理解這些術語。您在書中也提到，「Usury」這個詞在歷史上 acquired an odious meaning（獲得了令人憎惡的含義）。您能詳細談談為什麼一個描述「資本使用租金」的詞會變得如此負面，以及您認為這種歷史偏見對立法和人們的經濟觀念產生了什麼影響嗎？

Crittenden 先生： （他沉思了一下，用手指輕敲著書冊的封面）這是一個源遠流長的問題，克萊兒女士。正如我在講座中提到的，在更早期的時代，人們對於「保留資本」的優勢和用處認識不足。他們看到富人將錢積累起來而不花掉，就覺得這是一種吝嗇，甚至對社會有害，因為這些錢沒有像他們期望的那樣直接流向勞動者手中。他們不理解，將錢作為資本投入到有利可圖的項目中，實際上是以一種對窮人更有益的方式「花掉」了——因為資本能創造工作機會。

在這種背景下，對出借資本並收取「租金」（也就是早期的 Usury）的行為，就被視為一種對有錢人的濫用權力，對窮困借款人的壓迫。聖經中摩西律法對猶太人之間收取利息的禁止（雖然允許向外邦人收取），以及亞里斯多德「金錢是天然不育的」觀點，都被引用來證明收取利息在道德上的不正當性。教會法甚至將任何形式的利息收取視為致命的罪過。

這種道德和宗教上的譴責，讓「Usury」這個詞帶上了強烈的負面色彩，即使在商業和經濟活動日益複雜的時代，這種偏見仍然存在。結果就是，立法者試圖通過法律來限制利率，希望以此來「保護」那些他們認為會被「高利貸者」剝削的人。

但問題是，這種基於偏見的立法，常常忽略了經濟現實。資本是有價值的，出借資本是有機會成本和風險的。限制利率的法律，非但沒有消除借貸中超出法定利率的行為，反而將其推入了地下，成為了真正的「高利貸」（指非法或壓迫性的利率）。出借人因為冒著觸犯法律的風險，反而要求更高的利率來補償這種風險。這就像我在書中引用的亞當·史密斯先生的觀點：借款人不僅要支付資金的使用費，還要支付債權人承擔違法風險的「保險費」。

這種偏見和由此產生的限制性法律，最大的影響就是扭曲了市場。它使得那些最需要資金、但由於財產不足無法提供「最可靠擔保」的人，反而無法在合法市場上借到錢。他們唯一的選擇，要麼是徹底破產，要麼就是轉向非法途徑，支付遠超法定利率的費用，落入真正「高利貸者」的手中。這與立法者保護弱者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馳。

克萊兒： 您描述的這種「保護」反而導致更糟結果的情況，聽起來非常有說服力。您在書中用了一個小商人的例子來論證這一點，說他為了保住來之不易的「信譽」這個最重要的資產，願意支付高於法定利率的錢來應對緊急的資金需求。您可以再細述一下這個例子，以及它如何體現了法律限制的荒謬嗎？

Crittenden 先生： （他身體前傾，語氣帶著一些無奈）這個例子在我看來，最能說明問題。想像一個小商人，他可能沒有很多固定資產，但他勤勞、誠信，最重要的資產是他多年來建立起來的良好信譽——按時付款，說到做到。憑藉這個信譽，他才能從供應商那裡賒貨，維持生意運轉。

突然有一天，由於收款延遲或其他意外，他面臨一筆明天必須支付的款項，但他手頭的現金不夠。在一個沒有利率限制的自由市場裡，他可能會找到一個人願意借給他這筆應急款，也許利率比通常高一些，比如 8% 或 10%，因為這筆借貸帶有一定的緊急性和相對更高的風險（畢竟他的擔保主要靠信譽而不是房產）。但他權衡利弊，會發現支付這筆利息來保住信譽是完全值得的，因為信譽一旦受損，他未來獲得商業信貸的機會將大大降低，生意可能就此垮掉。

然而，如果法律規定最高利率是 6%，並且嚴厲禁止超過這個利率的借貸，那麼願意借給他這筆錢的人可能就消失了。為什麼？因為在他看來，冒著觸犯法律的風險去賺取微薄的 6% 是不划算的。他可能會選擇將資金投入到更安全的、或者即使收益不高但合法的其他地方。

這時，立法者本著「保護」小商人的心意，說：「你不能以高於 6% 的利率借錢，那對你不好。」但結果呢？小商人借不到應急款，他明天的款項無法支付，他的信譽瞬間崩塌。生意可能就此停擺，他一家人的生計陷入困境。

法律以為自己在保護他免受「高利貸者」的剝削，但實際上，它剝奪了他拯救自己最寶貴資產的機會，迫使他走向更糟糕的境地。這難道不是一種殘酷的愚蠢嗎？立法者坐在舒適的辦公室裡，自以為比當事人更清楚什麼對他們有利，卻忽略了當事人在其具體情境下做出的理性判斷。這種情況下，法律的「善意」反而成了阻礙個人生存和發展的絆腳石。

克萊兒： 這個例子確實觸動人心。它清晰地展示了法律的僵化與個體現實需求的脫節。您在書中也提到，這種限制性法律甚至催生了像當鋪這樣被視為「不體面」的行業。

Crittenden 先生： （他嘆了口氣）正是如此。當鋪這個行業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這些限制性法律的反諷。當那些因為法律限制而無法在正規途徑獲得資金的人面臨絕境時，他們只能拿出身邊僅有的財物去當鋪典當。當鋪收取的費用（雖然不直接叫「利息」，但本質上是對短期資金的使用費，加上極高的風險補償）往往遠遠高於即使是市場上較高的利率。而且，典當者常常不得不忍受更多的壓迫和不體面待遇。這個行業完全建立在那些被法律「保護」而無路可走的人們的未滿足的需求和困境之上。可以說，禁止「Usury」的法律，反而成了當鋪業最強大的支持者。

克萊兒： 這讓我聯想到，人們對金錢的「借貸」行為，似乎有著與買賣其他商品不同的道德判斷標準。您在書中也對此提出了質疑。為什麼一個出租房屋並收取最高租金的人不會受到譴責，而出借金錢並收取市場能接受的最高利息的人卻會被冠以「高利貸者」的惡名呢？

Crittenden 先生： （他眼中閃爍著思辨的光芒）這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最不合邏輯的地方。如果我擁有一棟房屋，這也是我的財產，我出租它並收取市場上最高的租金，沒有人會覺得我做了什麼不道德的事情，更不會有法律來規定我的租金最高不能超過多少（當然，除了某些特定情況，但普遍原則如此）。大家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是對我財產使用權利的合法回報。

然而，當我擁有的是金錢——這也是一種形式的財產，甚至是流動性最強、最能用於創造更多價值的財產——當我將其出借並收取「租金」（利息）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一旦我收取的利息超過了法律規定的上限（這個上限本身往往是任意設定的），我立刻就成了被社會唾棄的「Usurer」。為什麼？就因為我擁有的財產形式是金錢？這難道不是一種雙重標準嗎？

在我看來，金錢和其他有價值的東西一樣，它的使用權是有價值的，收取這份使用權的費用是完全正當的。金錢本身雖然不能「生育」，但它能成為生產的工具，能用於投資、貿易，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借款人之所以願意支付利息，正是因為他們期望通過使用這筆錢獲得比利息更高的回報。這是一種互利的交換，而非單純的壓迫。對這種交換設置武斷的上限，並給收取更高回報的人貼上道德敗壞的標籤，是基於過時觀念和非理性恐懼的結果。

克萊兒： 您在書中提到了幾位重要的學者，包括法學家 Blackstone 和經濟學家 Adam Smith。您引用了 Blackstone 對利息合法性的討論，以及 Adam Smith 關於利息應略高於市場最低價以避免資金流向冒險者和投機者的觀點。但您似乎更傾向於 Jeremy Bentham 的看法？

Crittenden 先生： （他點頭）沒錯。Blackstone 雖然最終認可了收取適度利息的合法性，並承認限制法律的必要性，但他早期的論述還是受到了傳統偏見的影響。Adam Smith 的觀點，即合法利率應略高於市場最低價，是更進步的，他認識到了利率對資本流向的影響，也看到了過低法定利率的弊端。然而，即使是 Smith，仍然認為需要一個法律上限來防止「敲詐」。

而 Jeremy Bentham，他在這個問題上走得更遠，也更符合我的理性判斷。他的核心觀點是：任何一個達到法定年齡、心智健全、自主且清醒的人，為了自身利益而借錢時，法律都不應該為了「保護」他而不允許他以他認為合適的條件達成協議；相應地，法律也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在這些他同意的條件下提供資金。

這就是徹底的契約自由和個人自主原則。Bentham 看穿了所謂「保護」的虛偽性。他認為，如果一個人自願接受了某個利率，那是因為在他當下的判斷中，這筆資金的使用價值對他而言大於需要支付的利息。無論這個利率在旁人看來有多高，那是他權衡風險和收益後的結果。旁人，尤其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沒有權利替他做出這個決定，更不應該通過法律來阻止這筆交易。市場本身會根據供需和風險來調節利率，這是最有效率和公平的方式。法律的干預，只會帶來扭曲和新的不公。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 Bentham 的觀點最為深刻和正確。

克萊兒： Bentham 的觀點確實非常激進和徹底，特別是在您所處的時代。在 1863 年的費城，一個商業學院的校長在講座中公開支持這種觀點，您的學生們的反應是怎樣的？社會上對這種觀點的接受度如何？

Crittenden 先生： （他輕輕笑了，帶著一絲自豪和一絲無奈）我的學生們，他們都是未來將進入商業世界的年輕人，他們學習簿記、商業法規，他們看到了商業活動的實際運作。他們中的許多人能夠理解我的論證，尤其是當我用實際例子（比如那位小商人）來解釋法律的實際後果時。他們是務實的，能看到法律限制如何在實際中造成困難或不公平。

至於社會嘛… （他聳了聳肩）普遍的偏見是很難改變的，克萊兒女士。亞里斯多德的「金錢不育」觀念，摩西律法的禁令，以及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道德審判，已經深入人心。「Usurer」依然是一個令人厭惡的詞，很多人依然直覺地認為高利貸是邪惡的，法律必須加以制止。即使亞當·史密斯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也認同需要法律限制。所以，我的觀點，特別是完全取消限制的部分，在當時並非主流。它可能會引發一些討論，甚至批評，但我相信，理性、基於實際後果的論證，終將會逐漸改變人們的看法。學術和思想的進步往往是緩慢的，需要時間去沉澱和傳播。

克萊兒： 您對思想的力量抱有堅定的信念，這非常令人欽佩。回望您寫下這篇講座的 1863 年，您認為當時的經濟環境，或許是南北戰爭，對人們對金錢、風險和利率的看法產生了什麼具體的影響嗎？

Crittenden 先生： （他的眼神變得有些深邃）戰爭……是的，戰爭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政府為了籌集軍費，需要發行債券，私人企業和個人在動盪的局勢下，面臨的商業風險也急劇增加。在這樣的環境下，資金的價值、借貸的成本，會自然而然地上升。風險越高，出借人要求的潛在收益也就越高，這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在戰爭時期，對資金的需求特別迫切，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如果法律僵硬地限制利率，那麼本應流向最需要、最能有效利用資金的地方（比如支持戰爭必要的生產或維持民生商業）的資金，可能會因為無法獲得合理的風險回報而被囤積起來，或者轉向黑市。這對整個經濟體來說都是不利的。戰爭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不受控的「情境」，它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揭示出那些試圖控制市場的法律有多麼脆弱和無效。在混亂和高風險面前，市場的供需法則會以更赤裸的方式顯現，法律的紙面規定往往難以執行。

我認為，當時的環境雖然艱難，但也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案例，說明當現實的經濟壓力足夠大時，法律的限制是多麼容易被規避，而人們為了生存和發展，會自發地尋找能達成交易的方式，即使那意味著要支付更高的成本來補償風險。這進一步印證了我對自由契約和市場調節的信念。

克萊兒： 您的見解非常深刻。將您的論述置於那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我更能感受到您觀點的力度。您認為，這種關於利率和政府干預的辯論，在未來（也就是我的時代）會走向何方？您期望看到怎樣的變化？

Crittenden 先生： （他望向窗外，眼神中帶著對未來的期許）這是一個難以預測的問題，克萊兒女士。人性的複雜性，以及社會和經濟環境的變化，會不斷帶來新的挑戰。但我希望，未來的人們，尤其是立法者，能夠更多地從歷史中學習，從像我今天探討的這些基本經濟原理中學習。

我期望看到法律能夠更加尊重個體的判斷和契約的自由，減少對市場細節的武斷干預。我希望人們能夠認識到，金錢作為一種資本，其價值和使用成本應由市場供需來決定，而不是由法律來規定一個僵死的數字。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完全放任。欺詐、脅迫等行為應當受到法律的嚴懲，保護那些真正意義上無法自主做出決策的人也是必要的。但對於心智健全、知情並自願的契約雙方，法律應當扮演的是維護契約執行的角色，而不是充當居高臨下的「保護者」。

我期望未來能夠形成一個更加透明、更加自由的借貸環境，讓風險能夠得到合理的定價，讓資金能夠流向最能創造價值的地方，無論是大型企業還是像我提到的那位小商人。我相信，一個更加自由的市場，最終會比一個被過度干預的市場，更能促進整體社會的繁榮和個體的福祉。這是我在 1863 年的費城，對未來的期望。

克萊兒： 您的期望充滿了智慧的光芒。感謝您分享了如此寶貴的見解，Crittenden 先生。與您的對談，讓我對 Usury 這個古老而持續存在的議題有了全新的認識，也讓我對法律、經濟和人性的關係有了更深的思考。您的講座不僅僅是教導簿記，更是啟迪了對更廣闊世界運行法則的理解。

Crittenden 先生： （他溫和地笑了）這是我的榮幸，克萊兒女士。如果我的這些思考能為您帶來啟發，那我的工作便是值得的。知識和理念的交流，是我們前進最重要的動力。希望未來的人們，能夠在我們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更加公正、自由和繁榮的社會。

光芒再次輕柔地將我包圍，空氣中的舊書氣味和窗外的城市喧囂漸漸遠去。我知道是時候回到我的時代了。我向 Crittenden 先生深深鞠躬，心中充滿了感激。那位身處 19 世紀的商業教育者，用他清晰的邏輯和對自由的堅定信念，為我們穿越時空，點亮了一盞理解金錢與法律關係的明燈。這場對談，就像一顆石子投入了我知識的湖面，激起了層層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