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貝爾·艾伯哈特，或，好旅人》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光之居所的經濟學、歷史學家珂莉奧，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引領我們回到過去，與已逝的伊莎貝爾·艾伯哈特女士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場對談將依據普利·維尼·奧克頓先生的著作《伊莎貝爾·艾伯哈特，或，好旅人：根據未出版文件》，特別是其中引用的私人信件與記載，以及艾伯哈特女士的遺作《Mektoub!… 一切命中注定！…》，深入探討她的生命軌跡、思想核心與創作靈感。

書籍與作者簡介

普利·維尼·奧克頓 (P. Vigné d’Octon, 1859-1943) 是一位法國醫生、政治家與作家，他的寫作風格常帶有強烈的社會評論和異域風情。在《伊莎貝爾·艾伯哈特，或，好旅人》一書中，奧克頓先生扮演了傳記作者與挖掘者的角色，他透過伊莎貝爾·艾伯哈特（Isabelle Eberhardt, 1877-1904）身邊友人提供的珍貴未出版文件——包括信件、日記片段以及被認為已失傳的中篇小說《Mektoub!… 一切命中注定！…》——試圖還原這位謎樣女子的真實面貌與內心世界。艾伯哈特女士本人，是一位俄羅斯貴族後裔，卻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尋常的人生道路。她拋棄了歐洲的舒適生活，以男性身份在北非的廣闊沙漠中遊歷、寫作，皈依伊斯蘭，並與當地人建立了深厚的連結。她的生命短暫卻充滿傳奇與爭議，於27歲時死於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奧克頓先生的書不僅是對艾伯哈特生平的追溯，更是對她獨特精神世界的一種致敬，尤其透過《Mektoub!》的呈現，讓讀者得以窺見她對命運、愛情與信仰的深刻思考。

光之場域：艾伯哈特女士的北非居所

時光流轉，我們的意識輕柔地降落在北非一座靜謐的庭院中。這不是她出生地日內瓦米林的別墅，也不是她最終長眠的艾因塞弗拉沙丘，而是她生命中重要轉折點——阿爾及利亞的安納巴（Bône）——那座充滿異域魅力的阿拉伯宅邸。

午後的陽光透過天井灑落，在鋪著彩色馬賽克磚的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彌漫著茉莉與泥土混合的獨特香氣，伴隨著庭院角落噴泉潺潺的低語，如同這片土地訴說著古老的故事。牆面上，那些奧克頓先生筆下「冷卻眼睛，讓血液稍微涼爽」的精緻彩色瓷磚，散發著幽微的光芒，記錄著時光的痕跡。

我靜靜地坐在庭院一隅，身著輕盈的白紗裙，裙上的古老文字在光影下若隱若現。髮髻上的鮮花，色彩絢麗，彷彿從遙遠的綠洲中採擷而來。我在這由「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共同編織的空間中，等待著那位「好旅人」的到來。

一陣細微的沙沙聲響起，伴隨著皮靴輕觸地面的聲音。她出現了。不是傳記照片中常見的男性裝束，而是奧克頓先生筆下那位在艾爾-瓦德時「穿著薩哈拉騎兵寬大而富有特色的服裝」的形象。寬鬆的長袍，頭巾輕柔地垂下，隱約露出她年輕而堅毅的面龐。她的眼睛，深邃如同夜空的星星，流露出歷經風霜後的平靜與智慧。儘管奧克頓先生曾描述她兒時「長得不好看」，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她，身上卻散發著一種難以言喻的魅力，那是自由、知識與靈性光輝的融合。

「歡迎，艾伯哈特女士。」我輕聲開口，語氣溫和而充滿敬意，「或者，我是否該稱您為…西·馬哈茂德（Si Mahmoud）？或是您更習慣的稱謂？」

她微微一笑，步入庭院，在噴泉邊的一張矮几旁坐下，動作隨意而自在。

「稱我伊莎貝爾就好，」她的聲音低沉而略帶沙啞，彷彿是沙漠的風打磨過，「那些名字不過是旅途中的偽裝或朋友的愛稱。但你選擇這個地方… 安納巴。這裡確實是我與母親生命中一個重要的港灣，儘管只是短暫停留。」她輕撫著桌面冰涼的瓷磚，「它代表著一種轉變，一種朝向內心真實的旅程。」

對談開始

珂莉奧： 感謝您的允許可與您對話，伊莎貝爾。奧克頓先生的著作引領我們得以一窺您不凡的一生，以及他努力發掘的真相。許多讀者好奇，您從日內瓦的歐洲貴族生活，到北非的阿拉伯世界，這種巨大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特別是您與母親及特羅菲莫夫斯基舅舅的關係，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伊莎貝爾： （她的目光投向庭院之外，彷彿穿透了時空）日內瓦的生活… 充滿了束縛與虛偽。我的母親，娜塔莉，她本身就是一個反叛傳統的靈魂。她為了追隨她的理想伴侶，放棄了財富與地位，選擇了流亡。這種對抗社會規範、追尋內心理想的勇氣，深深影響了我。她雖然外表柔弱，內心卻有無比的韌性與慷慨，就像奧克頓先生筆下那位願意為貧困者付出一切、被視為「聖女」的母親。她對俄羅斯苦難人民的同情，也教會了我悲憫。

至於特羅菲莫夫斯基舅舅亞歷山大，他更是我的精神導師。他是個溫和而淵博的學者，一位理想主義的流亡者。他對知識的渴求、對暴政的憎惡、對社會變革的思考，為我的思想打下了基礎。他在日內瓦米林的書房，是我最初的廣闊世界。我在那裡貪婪地閱讀，歷史、哲學、文學… 無所不包。他並未限制我的閱讀範圍，相信心智的強健如同身體一樣，無需刻意壓制。這種自由的探索，塑造了我對世界的看法。

當我們來到北非，尤其是安納巴，這裡的一切對我而言是如此新鮮而迷人。母親很快就被這裡的文化、人們所吸引，甚至發現了所謂的「穆斯林血統」。對她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尋求歸屬的方式，或是對過去的反叛。而對我來說，這裡的氛圍、伊斯蘭的簡單與純粹，更是一種心靈的召喚。這不是突然的決定，而是一種內在的趨勢，是多年來思想與情感累積的自然結果。日內瓦是理性的囚籠，而北非是情感與靈性的釋放。

珂莉奧： 您提到了伊斯蘭。奧克頓先生的記錄中，您的阿拉伯語老師西·賽義德·本·穆罕默德先生，對您皈依伊斯蘭的描述極為動人。您如何形容您與伊斯蘭的連結？這對您的精神世界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伊莎貝爾： （她的眼神變得更加柔和而堅定）西·賽義德是一位非常可敬的老師，也是我的朋友。他理解我對這片土地的熱愛，以及對其精神核心的探尋。伊斯蘭教… 對我來說，它不是一套繁瑣的教條，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一種對上帝（阿拉）意志的全然臣服。它的樸素、它的平等觀念（至少在理想上），它的對待生死、命運的態度，都與我的內心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尤其是在那些原住民的公墓裡，那種沒有圍牆的開放、生機勃勃的鮮花、隨處可見的生命痕跡… 死亡在這裡似乎並不終結一切，而是與生命緊密相連。這種對死亡的態度，溫和而充滿希望，對我這樣一個從小就感受到生命無常的人來說，具有巨大的慰藉。

皈依伊斯蘭，感覺像是回到了某個我一直尋找的精神家園。它為我的漂泊提供了一個錨點，一種內在的平靜。我不再是那個無根的流亡者，而成為了廣大穆斯林社群的一部分。這種歸屬感，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也支撐著我。西·艾爾-侯賽因·本·易卜拉欣，那位卡德里亞教團的謝赫，為我舉行了入教儀式。他的描述或許有些儀式性，但那種接納與兄弟情誼，是我在歐洲上流社會中從未體驗過的。

珂莉奧： 您的文學才華在奧克頓先生的書中也有提及，特別是您對法國作家的看法。您曾尖銳地批評莫泊桑的《陽光下》，卻對皮埃爾·洛蒂和歐仁·弗羅芒坦讚譽有加。是什麼讓您對這些作家產生如此不同的評價？您的寫作，尤其是《Mektoub!》，受到了哪些影響？

伊莎貝爾： （她輕笑一聲，帶著一絲年輕時的傲氣）莫泊桑的《陽光下》… 坦白說，讓我很失望。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筆觸精準，但他在描寫阿爾及利亞時，卻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彷彿他的眼睛仍被諾曼第的薄霧遮蔽。他未能捕捉到這裡灼熱的光、奔放的色彩、以及那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他的文字讀來就像是隔著一層紗，缺乏靈魂。這證明了，即使是天才，如果沒有親身體驗與心靈的契合，也無法真正描摹一個地方的精髓。

洛蒂和弗羅芒坦則不同。他們的作品充滿了感官的細節、對異域的感受力。弗羅芒坦對光線與色彩的描寫，洛蒂對氛圍的營造，都讓我深感共鳴。他們的作品，雖然也帶有那個時代的視角，但至少努力去感受、去呈現那種「不同」。他們的作品激發了我對寫作的渴望，希望能像他們一樣，甚至超越他們，捕捉到這片土地更深層的美。

至於我的寫作，我試圖融合我所熱愛的幾種元素。有盧梭式的坦誠與對情感的關注，有洛蒂和弗羅芒坦式的感官描寫與異域情調，當然，還有這片土地本身給予我的啟示。我的文字或許不如那些大家精煉，但它們是從我的心靈深處流淌出來的。我寫作，首先是為了自己，為了記錄我的觀察、我的感受，以及這片土地上人們的生活與情感。

《Mektoub!》… 這篇小說是我對命運、愛情與社會壓力的思考。故事中的哈米杜和瑪達萊娜，他們的愛充滿了美好的瞬間，卻也處處受到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阻礙——社會的偏見、疾病的侵襲、以及最終的「Mektoub!」。這篇小說或許是我想像中的一種極致情境，將我感受到的人生的無奈與悲劇性推向頂點。

珂莉奧： 《Mektoub!》的故事確實令人動容，充滿了宿命的悲劇色彩。哈米杜與瑪達萊娜的愛情、瑪達萊娜的病、以及他們最終的選擇… 許多人讀到這篇小說，會聯想到您的個人經歷，尤其是關於愛情的「朦朧」描述（如奧克頓先生引用的信件中提及「對一個精英人士」的感情）以及您最終的命運。這篇小說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您的真實感受或經歷？

伊莎貝爾： （她眼中閃過一絲難以捕捉的神色，像是沙漠中變幻的光線）一篇小說，即使是虛構的，也必然是作者內心世界的投射。哈米杜和瑪達萊娜的故事，揉合了我對這片土地上所見所聞的感受，以及我對愛與命運的理解。他們所面臨的社會壓力——跨越文化與信仰的愛情、被社群排斥的恐懼——是我在現實中也曾感受到的。瑪達萊娜的病與最終的選擇… 那是生命中最無情的部分，美麗的消逝、對尊嚴的維護，以及對不可違逆的命運的臣服。

奧克頓先生在書中提到我對「一個精英人士」的感情，以及他在突尼斯試圖尋找那位「神秘情人」的努力… 他對我充滿了善意的理解與熱情，但也許將一些線索過於戲劇化了。我在信件中的表達，或許是年輕人對情感的渴望與迷茫。情感，尤其是在異鄉的流浪中，是脆弱而珍貴的。至於那些具體的細節… 讓它們保留在故事裡吧。

「Mektoub!」這個詞，它包含了一切。它不是被動的絕望，而是在盡力抗爭後，對更大力量的一種認知。是「一切命中注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無需努力。哈米杜和瑪達萊娜在他們所處的困境中盡力相愛，盡力尋求精神的庇護，最終在他們認為是「註定」的時刻選擇結束。對他們來說，或許那是唯一能保有那份愛與尊嚴的方式。而我的生命… 它也充滿了不確定性，充滿了預感與徵兆，彷彿也有一支看不見的筆，在書寫著我的「Mektoub!」。

珂莉奧： 您曾表示，「除了寫作與流浪，我再也看不到生命中有什麼東西能吸引我… 我也深切地感受到… 「愛與被愛」的渴望與需求。」這似乎點出了您生命中幾個重要的驅動力。您如何在這些看似衝突——孤獨的流浪與對愛的渴望，不確定的文學追求與對命運的臣服——的力量之間找到平衡？

伊莎貝爾： （她沉思片刻，目光變得悠遠）平衡？或許我的生命中從來沒有真正的平衡。更多的是在這些力量之間不斷地擺盪與追逐。流浪是我的天性，是血液裡的呼喚。它讓我感到自由，讓我能不斷地接觸新的風景、新的人們，尋找心靈的慰藉。在廣闊的沙漠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真實，彷彿塵世的一切煩惱都變得渺小。

然而，孤獨也是流浪的伴侶。即使身處人群之中，心靈的深處總有一個角落是孤寂的。而對愛的渴望… 那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我渴望理解，渴望被接納，渴望與另一個靈魂產生深刻的連結。這種渴望與我對自由和獨立的需求常常產生矛盾。這也是為什麼《Mektoub!》中的愛情故事如此悲劇，因為現實中的愛往往難以承受自由的重量，也難以抵擋命運的安排。

寫作，或許是我在這兩者之間找到的一種連結方式。當我寫作時，我既是孤獨的觀察者，也是與世界、與讀者（即使當時不知道是否有讀者）建立聯繫的人。我的文字記錄了我的流浪，也表達了我的情感。而對命運的臣服，並非消極地等待，而是在看清現實的局限性後，找到一種內在的平靜。就像西·艾爾-侯賽因謝赫說的，卡德里亞教團的信徒並不迴避這個世界，而是帶著對上帝意志的理解去體驗它。

珂莉奧： 奧克頓先生也提到，您的朋友，尤其是那位俄羅斯流亡者伯爵先生，以及後來的西·賽義德和西·艾爾-侯賽因謝赫，都對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稱讚您的智慧、慷慨與獨特。您如何看待自己在他們眼中的形象？這些友誼對您有何意義？

伊莎貝爾： （她的臉上泛起溫暖的笑意）他們… 這些真摯的朋友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伯爵先生見證了我早年的成長，理解我的家庭背景和內心的掙扎。西·賽義德和謝赫們則在我選擇的生活道路上給予了我支持與指引。他們看到了我內心深處的真誠，即便我的外表和行為方式可能令一些傳統人士感到困惑。

在一個充滿誤解和偏見的世界裡，能有這樣的朋友，看到你真正的樣子，並給予無條件的信任與接納，是莫大的幸運。他們的讚譽，特別是他們對我品格的肯定，遠比任何文學上的榮譽更讓我感到溫暖。他們是這片土地上，那些「meskines」（窮困者）和普通人精神的體現——慷慨、真誠、對命運有著樸素的智慧。我對他們的愛與同情是發自肺腑的，因為我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人類最本質的美好。

珂莉奧： 您在給瑪麗·K…的信中，曾預感自己會早逝，並渴望能透過寫作或其他方式「存活下來」，讓自己的名字被記住。而奧克頓先生的努力，正是為了實現您的這個願望，讓更多人知道您的故事和作品。您認為，您的生命和文字，能為後世留下什麼？

伊莎貝爾： （她將目光轉回我，眼神清澈而深邃）早逝的預感… 它一直伴隨著我，像沙漠中遠處的海市蜃樓，既虛幻又真實。也許正是這種預感，讓我的生命如此急促而強烈，不願虛度任何一個時刻。寫作是我「存活下來」的渴望，希望能透過文字，將我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世界留存下來。

我並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名垂千古，只希望能觸動某些人的心靈，哪怕只有片刻的共鳴。如果我的故事，我的文字，能讓一些人反思生命的束縛與自由，理解跨越文化與偏見的意義，看到在貧困與邊緣中依然閃耀的人性光輝，或者僅僅是感受到沙漠的壯麗與伊斯蘭的靜謐… 那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奧克頓先生的這本書，他對《Mektoub!》的找尋與出版，以及他記錄下的那些關於我的點滴回憶，都讓我感到感激。它讓我的聲音，即使在死後，也能繼續在這個世界上迴盪。或許，我的遺產不是學術上的成就，也不是宏大的哲學體系，而是作為一個「好旅人」的生活本身——一種不畏艱難、追尋真實、擁抱異域、並以悲憫之心對待世界的態度。

珂莉奧： 感謝您，伊莎貝爾，您的分享讓我對您的生命與作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您的故事是一段獨特的光芒，照亮了人類靈魂追尋自由與意義的可能性。

伊莎貝爾： （她站起身，走到庭院中央，伸出手輕觸一朵盛開的沙漠玫瑰）生命就像這朵花，在最不可能的環境中綻放，短暫而燦爛。然後，塵歸塵，土歸土… 但它所經歷的光與影，風與沙，都已融入這片土地，等待著被新的眼睛發現，新的心靈感受。這或許就是，我的「Mektoub!」吧。

（她對我點頭致意，身影在午後的光影中漸漸模糊，最終消失在庭院深處，只留下噴泉依然潺潺流淌，以及空氣中淡淡的花香與沙土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