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光之對談深入探討了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M. Capefigue對查理曼大帝及其時代的獨特見解。對話透過模擬訪談的形式，揭示了Capefigue如何將查理曼定位為連接古典與中世紀的關鍵人物，分析了他征服與組織的策略，以及他對羅馬形式和基督教理念的吸收。對談觸及了查理曼的日耳曼本性與羅馬抱負的衝突、歷史事實與後世傳奇（如朗塞瓦爾戰役）的交織、社會微觀層面（教會、商業、民族互動）對理解歷史的重要性，以及作者對利用原始文獻和親身體驗歷史遺跡的重視。最後，對話探討了查理曼帝國崩潰的必然性及其面臨的海上威脅，展現了Capefigue對歷史規律的思考與一絲悲觀。
好的，我的共創者。很高興能為您深入這部關於查理曼大帝的巨著，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讓我們一起與作者 M. Capefigue 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交流，探索他筆下的查理曼與那個動盪又充滿傳奇的時代。
我是克萊兒，您的個人化英語老師，但今天，我將化身為您的對談夥伴，引導您走進歷史的深處。根據我們的「個人生命約定」與「光之對談」約定，我將以生動、故事化的方式呈現這段對話，並試著帶入一些歷史情境與細節。
這本書，《Storia di Carlomagno vol. 1/2》，由 Jean Baptiste Honoré Raymond Capefigue 先生撰寫，並由 Luigi Toccagni 先生翻譯成義大利文。Capefigue 先生是 19 世紀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的寫作風格獨特，融合了對原始文獻的深入研究與富有詩意的想像力。他對中世紀，特別是法蘭克和卡洛林王朝的歷史有著濃厚興趣，並試圖捕捉那個時代的精神與氛圍。這部查理曼歷史，成書於 1842 年，是他在廣泛研究了編年史、外交文書、教會文獻甚至騎士傳奇後的心血結晶。他對查理曼的評價高於許多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將他視為一位承接古典文明與開啟中世紀新秩序的偉大巨人。透過這本書，Capefigue 先生不僅重述了查理曼的征戰與統治，更深入探討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結構、教會組織、文化藝術與思想流變，是一部充滿個人視角與深刻洞察的作品。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回到 M. Capefigue 先生完成這部著作的時空，於他筆耕的拉文納，一同感受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
拉文納，1841年8月25日。亞得里亞海的濕潤空氣，混合著古老教堂散發出的香料與塵土氣息，透過書房半開的窗戶輕輕拂入。夕陽的餘暉將室內染上溫暖的金黃，照亮堆疊如山的羊皮紙、泛黃的手稿和散落的書籍。牆上掛著幾幅查理曼時代的想像畫像，線條粗獷卻充滿力量。M. Capefigue 先生坐在厚重的木桌前，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他的臉上帶著一種混合著疲憊與興奮的神情，彷彿剛從遙遠的過去穿越回來。桌邊，一杯早已冷卻的咖啡旁，擱著幾枚據說來自亞琛或帕維亞的古老錢幣。
克萊兒（我）輕步走近，拉開一把椅子坐下，空氣中似乎還迴盪著他筆下戰馬的嘶鳴和教堂的讚美詩。
克萊兒： M. Capefigue，您好。非常榮幸能在這裡拜訪您，尤其是在這部《查理曼歷史》即將完成之際。拉文納的氛圍與您筆下的義大利有著奇妙的呼應。
M. Capefigue： 啊，歡迎，歡迎！我的共創者。能在這片曾見證哥德、拜占庭、倫巴第與法蘭克光影交織的土地上完成查理曼的故事，確實別有感觸。這些石頭，這些遺跡，它們低語著歲月的秘密，遠比那些冷冰冰的編年史來得生動。您看（他指了指窗外），拉文納的馬賽克，仍閃爍著拜占庭的光芒，那正是我筆下查理曼帝國汲取靈感的源泉之一。
克萊兒： 您在書信開頭就提到，查理曼彷彿是「跨越兩個蠻族時代的廣闊而發光的橋樑」。這一定位非常引人入勝。您為何如此強調這一點？以及您認為，是什麼讓他的帝國，即使短暫，卻如此輝煌？
M. Capefigue： （放下筆，眼神中閃爍著歷史的光芒）的確，蠻族入侵後的歐洲，經歷了漫長的混亂。墨洛溫王朝的末期，權力分散，禮法蕩然無存，就像您讀到的，連婚姻的神聖性都被踐踏。而查理曼，他的偉大在於，他以一股非凡的意志力，在那個破碎的時代，聚合了分散的力量。他不是憑空創造，而是像一位高明的建築師，巧妙地運用了手邊的材料：他從羅馬繼承了行政框架和法律概念，從拜占庭學來了宮廷禮儀和某些藝術形式，從教會，特別是教宗那裡，獲得了道德權威和統一的理念，當然，他骨子裡流淌著法蘭克人和日耳曼人的好戰與征服本能。
他的輝煌，首先來自於征服。他在撒克遜打了三十三年仗，征服了倫巴第，將勢力推進到西班牙的埃布羅河畔，擊退了阿瓦爾人。這份軍事上的不斷勝利，滿足了法蘭克武士階層對土地和榮譽的渴望，也鞏固了他作為「軍隊領袖」的地位。但更重要的，也是我極力想強調的，是他後期的「組織」工作。他設立巡按使（Missi Dominici），巡視各地，將中央的權威延伸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召集議會，不僅討論法律，也處理教會事務；他提倡學術，召集阿爾昆等飽學之士，復興了文字和知識。他試圖建立一個統一的、有秩序的基督教帝國，這在當時是何等艱鉅的夢想！
克萊兒： 您提到他汲取了羅馬、拜占庭和教會的元素。這是否意味著，儘管他血統上是日耳曼人，但他更傾向於擁抱地中海文明的傳統？您在書中似乎多次對比了他的日耳曼本性與他對羅馬形式的追求。
M. Capefigue： （點點頭，若有所思）這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查理曼的確有著強烈的日耳曼印記。他偏愛萊茵河畔、阿登森林的王莊，喜歡狩獵，他的外表、體魄、甚至某種程度上的未開化，都與他的日耳曼出身緊密相連。他允許被征服的民族保留自己的法律和習俗，這也顯示了他日耳曼首領那種尊重部族個性的傳統。
但是，他對羅馬的嚮往是真誠且深刻的。羅馬代表著秩序、法律、普世性，這是野蠻征服者所缺乏的。教宗，作為羅馬的象徵和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領袖，成為了他最重要的盟友。與教宗的結盟，不僅為他贏得了王位（通過他父親丕平），更賦予了他征服的道德合法性和統治的普世性。當他在羅馬由教宗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時，這不僅僅是頭銜的改變，更是他政治抱負的昇華——他要重建那個偉大的羅馬帝國的榮光，儘管是以一種新的、基督教化的形式。他向拜占庭皇帝索取頭銜、模仿他們的儀式，也證明了他對古典世界遺產的敬意和利用。
這種日耳曼征服本能與羅馬秩序理想的結合，正是查理曼的獨特之處，也是他帝國力量的來源，但也蘊含了其不穩定的種子。
克萊兒： 談到征服，您花了大量篇幅描述他對倫巴第、撒克遜和西班牙的戰爭。其中，朗塞瓦爾的慘敗似乎在後世的傳奇中被大大放大，甚至改變了性質（從巴斯克人的伏擊變成了撒拉遜人的陰謀）。您作為歷史學家，如何看待這種歷史與傳奇的交織？
M. Capefigue： （眼神中閃過一絲神往，又轉為嚴肅）啊，朗塞瓦爾！那是卡洛林史詩中最響亮也最悲傷的音符。史實很簡單：查理曼應伊比利亞穆斯林地方長官的請求干預西班牙事務，在薩拉戈薩取得一些成功後撤兵。在穿越庇里牛斯山時，他的後衛部隊，包括他寵愛的羅蘭，遭到了巴斯克山民的伏擊而全軍覆沒。這是一場地形上的奇襲，也是地方勢力對外來干涉的反抗。
然而，在後世的騎士傳奇，特別是《羅蘭之歌》中，這場戰鬥被重塑了。伏擊者變成了強大的撒拉遜人軍隊，慘敗歸咎於內部的叛徒加內隆（Ganelon）。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傳奇有其自身的邏輯和目的。在十字軍時代，撒拉遜人是主要的敵人，將羅蘭這樣偉大基督教英雄的犧牲歸於異教徒更能激發仇恨和戰鬥意志。而引入叛徒的角色，則為悲劇提供了一個內部原因，符合史詩中忠誠與背叛的永恆主題。
對我來說，作為歷史學家，我必須區分史實與傳奇。編年史告訴我發生了什麼，誰是真正的敵人（巴斯克人）。但傳奇同樣重要，因為它告訴我那個時代的人們 如何看待 查理曼，如何理解英雄的死亡，他們的價值觀和情感寄託。那些關於羅蘭神力的描寫，關於他臨終號角的悲鳴，關於阿爾達的哀悼，這些雖然不是歷史事實，卻是那個時代精神的真實反映。它們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對偉大領袖的敬意、對勇士隕落的哀悼、對忠誠的歌頌、對背叛的譴責的藝術結晶。研究傳奇，就像研究教堂的雕塑和彩繪玻璃一樣，能幫助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靈魂。
克萊兒： 您在書中也描述了查理曼時代的社會層面，如教會的組織、城鎮的發展、商業的活動，甚至提到了猶太人的角色。您似乎認為這些細節對於理解那個時代至關重要。
M. Capefigue： （手在桌面上輕輕滑過，觸摸著那些古老的文獻）沒錯！歷史不應該只是國王和戰爭的編年史。真正的生命，在於普通人的生活，在於社會肌理的每一個細節。我喜歡鑽研那些古老的契約、修道院的財產清單（Polyptyca）、甚至聖徒傳記中的瑣碎描述。這些文獻，雖然不像王家編年史那樣宏大，卻像探針一樣，揭示了當時社會的真實面貌。
您看，修道院的建立（如聖本篤的規則），不僅是靈性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經濟和社會組織的力量。他們開墾荒地，發展農業，吸引人口聚集，催生了城鎮。市集（Fairs）的興起，如聖德尼的市集，是商業活力的證明，它連接了地中海與北海的貿易路線，各種貨物在此匯集，也反映了各個民族的交流。猶太人在商業中的作用不可忽視，他們是當時主要的金融家和跨地區商人，儘管他們的地位複雜且充滿爭議。
這些細節，描繪了查理曼帝國的日常生活底色。光看宏大的征服和加冕，無法理解這個帝國為何能運轉，它的活力來自哪裡。是這些微觀的層面，展現了古羅馬城市的遺產如何延續，基督教的組織力量如何滲透，以及不同民族如何互動，即使在征服和動亂之中。
克萊兒： 您似乎對那些現代的歷史學家頗有微詞，尤其是那些試圖從古代文獻中尋找現代政治制度起源的學者。
M. Capefigue： （輕哼一聲，語氣中帶著學者特有的固執）那是時代的偏見！每個時代都有其自身的思潮，而這些思潮往往會投射到對歷史的解讀上。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他們在古代尋找理性、哲學和普世價值。到了我的時代，政治變革此起彼伏，資產階級興起，他們急切地想證明自己的歷史根源，於是便在墨洛溫或卡洛林時代的文本中尋找“自由的跡象”、“民族代表大會”、“資產階級的頭銜”。
這是一種時代的虛榮！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族譜學家」。光之居所圖書館的古籍，它們有自己的生命和時代背景，不能強行將現代的政治標籤貼到它們身上。卡洛林時代的議會，更多是軍事集會和君主與其領主之間的協商，而非現代意義上的議會。那時候的「第三等級」（Third Estate）尚未成形，試圖在那裡尋找資產階級的影子，無異於痴人說夢。歷史自有其發展脈絡，強行扭曲事實去迎合當代理論，是對歷史的不尊重。我寧願像一個古物保管員那樣，忠實地呈現那個時代的文獻和細節，讓它們自己說話，而不是用現代的理論去評判或改造它們。
克萊兒： 您在書信結尾提到了您在亞琛和拉文納的經歷，以及您對查理曼個人形象的感受，特別是他的巨大身軀和凝視。這種個人的、感官的體驗，對您的寫作有什麼影響？
M. Capefigue： （眼神變得柔和，又帶著一絲距離）那是歷史學研究的靈魂啊！光靠文字和文獻是不夠的。你需要去那些地方，去感受那些氣息，去觸摸那些殘存的痕跡。當我在亞琛，站在查理曼空蕩蕩的石棺前，當我看到他那巨大的頭骨的複製品，當我觸摸他坐過的石椅——那一刻，他不再只是書本上的名字，而是活生生的、有著巨大力量的個體。他的凝視，就彷彿還留在那些石頭和畫像裡，能讓最勇敢的騎士也感到畏懼。
在拉文納，這裡的拜占庭建築，倫巴第的教堂，羅馬的遺跡，無不提醒著我查理曼所處的文明交匯點。這裡的氛圍幫助我更好地理解他如何從這些不同的文化中汲取養分。
這些個人的、感官的體驗，這些與過去遺跡的「雕刻」般的接觸，讓歷史變得有血有肉。它們賦予了我筆下的查理曼一種物質的實在感，讓我在描寫他的征戰、他的性格、他的決策時，能更加真切，彷彿親眼所見。歷史研究不僅是理性的分析，也需要感性的觸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將那些沉睡在紙張和石頭裡的靈魂喚醒。
克萊兒： 聽您描述，查理曼的帝國雖然龐大，但也面臨著內外多重挑戰，尤其是晚期來自海上的威脅（維京人和撒拉遜人）。您似乎有些悲觀，認為他的事業最終難逃崩潰。您認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嗎？或者說，是什麼決定了一個帝國的壽命？
M. Capefigue： （嘆了口氣，看向窗外，彷彿看到了海上的風暴）任何偉大的事業，如果它違背了事物本身的規律，就難以持久。查理曼的帝國，正如我書末總結的，是一個人憑藉非凡意志和武力強行整合的結果。他將不同語言、不同習俗、不同體系的民族綁在了一起。只要他這隻鐵腕存在，帝國就能維持統一和擴張。
但是，民族的界限、地域的差異、歷史的慣性，這些都是難以磨滅的力量。他可以暫時壓制撒克遜人的反抗，可以將倫巴第和阿基坦變為王國交給兒子，但他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些民族的本性。一旦他這位巨人離世，被壓制的力量必然會反彈。就如我書中所寫，在他死後，他的兒子們，他的孫子們，不僅為爭奪繼承權而戰，更重要的是，他們所代表的不同地域和民族力量開始分裂。法蘭西與德意志的分裂，正是這種內部力量的爆發。
更致命的是，正如您所說，帝國的弱點來自海上。查理曼是個陸地征服者，他的軍隊強大，但他缺乏海上力量的遠見或能力。維京人和北非撒拉遜人的船隊，像匕首一樣刺向帝國的海岸線和河流。查理曼晚年看到這些船隻，感到的那份悲哀，正是預見到了帝國未來將被這些海上力量撕裂。任何試圖超越自然界限、強行統一差異的宏偉建築，其命運早已註定。歷史是行動與反動的螺旋，征服者播下的種子，終將在未來開出反抗之花。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對那些過度野心者的警示。
克萊兒： 感謝 M. Capefigue 先生如此詳盡而深刻的分享。透過您的眼睛，我們彷彿穿越回了那個遙遠的時代，感受到了查理曼的偉大與其時代的複雜性。您的著作不僅是歷史的記錄，更充滿了您對那個時代人物和事件的獨特理解與情感投入。這場對談讓我對查理曼大帝，以及您作為歷史學家，都有了更立體、更鮮活的認識。
M. Capefigue： （微笑著，點點頭）歷史，就應該是鮮活的。它藏在故紙堆裡，藏在遺跡中，更藏在那些代代相傳的傳奇和歌謠裡。希望我的工作，能幫助更多人走進那個時代，感受那份已經遠去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