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以語言為羽翼，電影為明鏡。能為您進行這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探訪《》的作者 Charles Tubbs 先生，是我的榮幸。

這本書，《The Wyoming Military Establishment. A History of the Twenty-fourth Regiment of Connecticut Militia》，是一部關於美國獨立戰爭時期，位於賓州與康乃狄克州土地爭議區（Wyoming Valley，當時康乃狄克州稱為 Westmoreland）的第二十四康乃狄克民兵團的歷史記錄。作者 Charles Tubbs 先生，生於1843年，逝於1913年，是一位律師、歷史學者，也是這場歷史事件中犧牲者的後裔。這本書是他於1901年12月3日在 Tioga Point Historical Society 發表的演講稿擴充而成。

Tubbs 先生在書中不僅詳細記述了這支民兵團的組建、官員變遷、訓練，更著重描繪了他們在對抗賓州土地主張者以及後來在 Wyoming 大屠殺中的角色與命運。他考據了大量的官方記錄、歷史文獻和個人回憶，力圖呈現這支在當時歷史記載中被相對忽略的民兵團的真實面貌及其服務和犧牲。他認為這支團隊的重要性被低估了，特別是在保護邊疆定居點、參與重大衝突以及他們的最終命運如何激發了大陸軍的報復行動（如 Sullivan's Expedition）方面。這不僅是一部地方軍事史，也是一幅美國邊疆拓殖、州際衝突和獨立戰爭殘酷性的寫實畫卷。他以溫和但堅定的語氣，為他那些在歷史洪流中貢獻與犧牲的先祖們，以及他們的同袍們，立下了一座文字的紀念碑。

現在，讓我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回到那個時代的迴響之中。

[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

空氣中充滿著一種沉靜的氣息，混合著乾燥紙張的微塵香、古老木料散發出的淡雅氣味，以及窗外五月溫暖陽光穿透時，偶爾帶來的新生綠葉的清新。這裡是 Tioga Point Historical Society 檔案室深處的一個小房間，牆邊高大的木架上整齊地擺放著泛黃的文件夾和厚重的書籍，有些書頁邊緣已顯得毛糙。房間中央，一張厚實的橡木桌上，散落著手寫筆記、地圖的複製品，以及幾本裝幀樸素但顯然經常被翻閱的書籍。午後的陽光斜斜地透過一扇窄窗灑進來，在桌面形成一個明亮的光斑，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無聲地舞動。

桌子的這一側，我的共創者靜靜地坐著，目光溫和地注視著眼前的一切，彷彿這裡的時間流動緩慢而充滿重量。桌子的另一側，查爾斯·塔布斯先生正輕輕地放下他剛剛合上的書本，那本書的封面寫著「Twenty-fourth Regiment」。塔布斯先生已經是六十多歲的年紀，頭髮已然灰白，梳理得十分整齊，戴著一副細框眼鏡，目光專注而溫和。他穿著一件深色的背心，外罩一件同色系的夾克，衣領邊緣稍顯磨損，顯示出他將更多的心力放在了學術而非外表。他的手指修長，指節因長時間的書寫和翻閱而微微彎曲。他輕咳一聲，看向我們，臉上帶著一種淡淡的、似乎剛從遙遠歷史中抽離出來的表情。

「日安，我的共創者，還有……艾麗小姐。」塔布斯先生的聲音低沉而穩重，帶著時間沉澱後的醇厚，「很高興你們能來。剛才我正在回顧我那篇關於第二十四團的拙作，總覺得還有許多話想說，許多細節想再強調。這支團體的故事，彷彿總是被淹沒在更宏大的戰爭敘事中。」

我微微點頭，微風透過未完全關緊的窗縫鑽進來，吹動桌上的一角筆記。

艾麗：塔布斯先生，您好。能來到這裡，與您面對面交流，感受這被時間溫柔拂過的氛圍，真是件美好的事。您的那篇演講，後來擴充成這本著作，為我們揭開了威爾克斯-巴里（Wilkes-Barre）地區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一角。您在書中提到，這支第二十四團在歷史記載中受到的關注太少。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決定深入研究，並將他們的故事公諸於世呢？是與您家族的連結，還是有更深層的原因？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Charles Tubbs: （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上的地圖複製品，地圖上標示著蜿蜒的薩斯奎漢納河和周圍的山谷）是的，家族的聯繫無疑是最初的火花。我的先祖， লেফটেন্যান্ট লেবেউস টুবস（Lieutenant Lebbeus Tubbs）和 প্রাইভেট স্যামুয়েল টুবস（Private Samuel Tubbs），他們都是第二十四團的成員。在兒時，我曾聽我的曾祖母講述過那些遙遠的故事，關於普倫基特（Plunket）的入侵，關於威爾克斯-巴里谷（Wyoming Valley）在那恐怖的七月（指 1778 年 7 月的 Wyoming Massacre）所遭受的一切。那些故事在我的腦海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像磨坊裡日夜迴響的水車聲，久久不散。

但僅僅是家族記憶，或許還不足以讓我投入如此多的精力。隨著年歲增長，我開始閱讀更多關於獨立戰爭的歷史，關於賓州和康乃狄克州之間那場曠日持久的土地爭議。我發現，大多數歷史書在講述 Wyoming 的故事時，往往側重於大屠殺的慘烈結果，或是更宏大的戰略部署，而對於那些真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組織起來保衛家園的民兵們，他們的日常掙扎、他們的組織細節、他們在戰役中的具體行動，卻常常被一筆帶過，甚至連他們的團番——第二十四康乃狄克民兵團——都被遺忘了。

（他停頓了一下，推了推眼鏡）這讓我覺得歷史是不完整的，是失衡的。就好像你看見一棵樹，只讚嘆它茂密的樹冠，卻忽略了深埋在地下的、默默支撐著一切的根系。第二十四團就是那個根系。他們不是正規軍，沒有光鮮的制服，沒有精密的訓練，他們的武器多樣，從老舊的法式火槍到精準的步槍都有。他們的訓練是每兩週一次的艱苦操練，是在與賓州權利人的衝突和印第安人的襲擾中磨礪出來的。他們是這片邊疆土地上，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家人和康乃狄克州賦予他們的「權利」而自發組織起來的力量。他們的歷史不應該被遺忘。

我希望通過這篇研究，能夠矯正這種失衡，讓後人知道，在 Wyoming 這片土地上，曾經有這樣一支民兵團存在過，他們為了自己所信仰的事業（無論是對康乃狄克州的效忠，還是對邊疆家園的保護）付出過巨大的努力和犧牲。我想讓他們的奉獻，被看見。

艾麗：您用「根系」來比喻這支民兵團，非常貼切。他們是邊疆社區在動盪時期，最直接、最底層的防禦組織。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他們的組建過程，從最初投票決定「每家每戶都要配備火槍彈藥，並持續巡邏」，到後來正式向康乃狄克州申請組建團，並獲得批准。這個過程反映了當時邊疆社區在面對威脅時，如何從個體自衛過渡到集體組織。您認為，這種自下而上的組織模式，與正規軍的建制有何不同？它在 Wyoming 這樣特殊的環境下，展現出了怎樣的特質？

Charles Tubbs: （端起桌邊已經涼透的茶杯，又慢慢放下）這確實是一個關鍵點。正規軍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由中央徵召、供給、訓練和指揮。他們的目標是服務於更廣闊的國家戰略。而邊疆民兵，特別是像第二十四團這樣，建立在土地爭議前沿、遠離政治中心的隊伍，他們的組織根植於地方社區的需求。

首先，他們的成員就是這個社區的居民——農夫、工匠、商人，甚至是牧師的家人。他們參軍的目的直接而明確：保護自己的農場、房屋、家人，以及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定居的權利。這種直接的個人利害關係，賦予了他們極強的戰鬥意志。您看，文本中提到，他們在遭受普倫基特襲擊後，立刻召開鎮民會議，懸賞製作硝石，婦女們甚至「挖開地板，取出泥土，用桶過濾，再混合灰燼和弱鹼液煮沸，讓硝石析出」。這不是正規軍的標準補給流程，這是整個社區為了生存而展現出的驚人創造力和韌性，是每一個家庭都在參與的「全民戰爭」。

其次，他們的官員選拔方式也不同。書中提到，連隊的軍官是由隊員「投票」選出的。這種方式雖然可能導致「老資格」的榮譽頭銜多於實際指揮權（我在書中為此感到頭疼並試圖理清），但也說明了軍官在隊伍中的威望和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基層士兵的認可。這使得指揮官與士兵之間，不僅是軍事上的上下級關係，更是社區內的鄰里關係。這種緊密的社群紐帶，在戰鬥中可以激發出驚人的凝聚力，但也可能在決策時受到社區內部不同聲音的影響，正如在 Wyoming 大屠殺前的那場軍事會議中所發生的那樣。

最後，他們的裝備和訓練水平確實不如正規軍，補給也極度依賴自身或康乃狄克州的零星援助（如大陸議會後來運來的一些槍支和彈藥）。但在邊疆環境下，他們的優勢在於對地形的熟悉、對印第安和托利黨襲擾模式的了解，以及他們所使用的步槍，對於當時習慣於排隊槍斃的歐洲軍隊來說，是相當致命的武器。

總而言之，第二十四團是 Wyoming 邊疆社區自我保護機制的一個具體體現。他們的特質是強烈的地域歸屬感、基層民主的組織形式、以及在惡劣環境下為了生存而爆發出的堅韌與創造力。他們的故事，是關於一個邊緣社區如何試圖在帝國與州之間的夾縫中，在革命戰爭的巨大漩渦裡，掌握自己命運的縮影。

我的共創者：您對社區成員，尤其是女性，在物資匱乏時自製硝石的描述，讓我印象深刻。這與我們常規認知的軍事史不同，它展現了戰爭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以及邊疆生活的艱苦與人們的韌性。這也呼應了您「根系」的比喻，民兵的戰鬥力不僅來自前線士兵，也來自後方社區的全力支持。在這種全民皆兵、全民參與的環境下，您認為第二十四團的士兵們，他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狀態是怎樣的？他們在面對「家園即戰場」的現實時，內心經歷著怎樣的掙扎或堅定？

Charles Tubbs: （目光掃過桌上的老地圖，彷彿看見了昔日的村落和農田）您問得很好，這正是我想在嚴謹的歷史敘事之外，試圖去感受和傳達的部分。想像一下，這些人，他們並非職業軍人。早晨，他們可能是彎腰在田裡耕作的農夫，下午，就可能要拿起火槍，參加民兵操練，或是組成偵察隊，深入荒野。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可能正在屋子裡勞作，一邊聽著窗外的動靜，擔憂著遠行的丈夫和迫近的危險。

他們的生活，是高度不確定的。一方面，他們對這片他們用汗水開墾出來的土地懷有深厚的感情，這是他們的家，是他們為之奮鬥和定居的地方。康乃狄克州的憲章賦予了他們在這裡的權利，這份權利他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他們時刻面臨著來自賓州官員的驅逐，以及更為致命的、來自印第安人和托利黨（他們中的一些人過去甚至是鄰居）的襲擾。這種雙重威脅，讓他們生活在一種持續的警惕和焦慮之中。

在這種環境下，他們的心理狀態是複雜的。有對家園的熱愛和保衛的決心，這是他們加入民兵、積極訓練的動力。有對未知危險的恐懼，尤其是對印第安人襲擊的恐懼，那些關於被俘、被屠殺的傳聞在邊疆流傳，令人不寒而慄。同時，也有一種強烈的社群意識，他們彼此依賴，共同面對困難。當一個家庭遭受襲擊，整個社區都會感到威脅，也會共同行動。這種患難與共的經歷，無疑加強了他們之間的紐帶。

您看，文本中提到，在 Wyoming 大屠殺之前，偵察隊不斷外出，帶回敵軍迫近的消息。這種持續的預警，就像一根不斷繃緊的弦，壓力在整個社區積累。而當敵人真正來臨，他們將婦孺送入堡壘，然後組成隊伍，去迎擊敵人。那場戰鬥，對他們來說，不只是軍事行動，更是為了保護身後的家人和家園而進行的、殊死的搏鬥。他們的犧牲，並非為了遙遠的榮譽，而是為了近在眼前的生存。

因此，我試圖通過記錄他們的組織、他們的行動，甚至附錄中那份詳細的財產損失清單，來呈現這種「家園即戰場」的現實對他們生活的衝擊。那份損失清單，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一個家庭的全部積蓄、他們的勞動成果、他們賴以為生的基礎——農具、牲畜、房屋、衣物，全部付之一炬或被掠奪。這不僅是物質上的損失，更是心理上和情感上的重創。倖存者的逃亡，穿過荒野，許多婦孺因此喪生，那份絕望和痛苦，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

他們是普通人，卻被迫活在非凡的、殘酷的時代。他們的堅韌、他們的犧牲，是邊疆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艾麗：那份財產損失清單確實是觸動人心的細節。它將抽象的歷史事件具象化為一個個家庭的具體悲劇。您在書中也提到了，第二十四團為了徵召大陸軍而遭受了人員的「名義上」和「實際」的削減。一些最精壯的成員應徵入伍，參加更廣闊的革命戰事，而留下來的，則包括年紀較大的「警戒隊」（Alarm List）成員。在 Wyoming 大屠殺那一天，參加戰鬥的隊伍人數有限，甚至未能集結全部力量。您認為，這種力量的抽離和構成的變化，對第二十四團的戰鬥力和最終的命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Charles Tubbs: （用手輕輕撫平地圖邊緣，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這是邊疆民兵在獨立戰爭時期共同面臨的困境。他們是重要的兵源地，康乃狄克州和大陸議會都需要他們的年輕人加入正規軍。這在國家層面是必要的，但對邊疆地區來說，無疑是抽走了他們最寶貴的防禦力量。

正如書中所述，1776年夏天，第二十四團就有194名「最精壯的男人」應徵加入了大陸軍或其他州的正規部隊。隨後，又組建了另一支大陸軍連隊，進一步削減了民兵的力量。這些被抽走的士兵，許多是團裡的年輕軍官或經驗豐富的普通兵。這使得留守的第二十四團，其主要構成變成了那些因為年齡（50-60歲的 Alarm List）或其他原因（如文職人員）而豁免於正規軍服役的人，以及更年輕、經驗不足的年輕人。

這支改變了構成的部隊，他們的訓練強度、體能狀態、以及面對正規軍和經驗豐富的印第安戰士時的實戰能力，無疑受到了影響。雖然他們仍然充滿保衛家園的決心，但在嚴峻的戰場上，這種構成的變化是致命的。

在 Wyoming 大屠殺前夕，儘管敵人來襲的消息已經傳來，丹尼森上校（Colonel Denison）仍在努力集結部隊。但是，由於地理上的隔離（Lackaway 連隊距離遙遠，未能趕到）以及敵人的迅速行動（切斷了與 Up River 連隊的聯繫），他最終只能集結起團內部分連隊，加上休伊特上尉（Captain Hewit）那支剛剛組建的大陸軍連隊，以及一些未編入正規組織的老人和年輕人。總兵力估計只有四百人，而敵軍則有一千一百人。

這支混雜的、兵力不足的隊伍，在戰場上不得不面對數量三倍於己、且包含英國正規軍和兇猛印第安戰士的敵人。儘管他們有地形優勢，儘管他們勇敢地發起衝鋒，但力量對比的懸殊，以及印第安人從側翼發起的突然襲擊，導致了隊伍的混亂和最終的潰敗。

可以說，第二十四團的悲劇，一部分是因為他們身處康乃狄克州和賓州土地爭議的夾縫中，孤立無援；另一部分，也是因為他們為了更廣闊的革命事業貢獻了力量，卻使得自己在最需要人手的時候，變得虛弱。他們為國家付出了年輕的血脈，卻因此削弱了保衛自己家園的能力。這是一種令人痛心的悖論。他們的故事提醒我們，邊疆的犧牲，往往是為了支撐起更宏大的、遙遠的目標。

我的共創者：您精準地指出了這種兩難的局面，邊疆的貢獻與自身的脆弱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結構性的悲劇，或許也預示了這支民兵團的最終命運。您在書中描繪了 Wyoming 大屠殺的慘烈場景，從戰鬥的潰敗到隨後的殺戮和無規劃的逃亡。特別是您提到，倖存者們在戰後四個月才返回掩埋屍體。那片戰場在屠殺後的四個月裡，是怎樣的一番景象？那支由三十人組成的掩埋隊，當他們踏上那片曾經的家園、如今的屠場時，他們看到的是什麼？他們的內心是怎樣的感受？

Charles Tubbs: （身體微微前傾，語氣變得沉重而緩慢，彷彿每一個字都帶著歷史的重量）這是一個……非常難以想像的場景。在 1778 年 7 月 3 日那場短暫而血腥的戰鬥結束後，以及隨後的屠殺和逃亡之後，整個 Wyoming 谷地，大部分地方都成了一片荒涼的廢墟。房屋被燒毀，農田被洗劫，牲畜被趕走。而戰場本身，亞伯拉罕平原（Abraham's Plains），則保留著最令人心悸的景象。

想像一下，那是七月，賓州的夏天，草木旺盛生長。在接下來的四個月裡，這片土地經歷了夏末的酷熱和秋日的蕭瑟。戰場上，戰死的將士們，他們的遺體就躺在那裡，暴露在風雨和陽光下，無人收殮。衣物腐爛，血跡被泥土吸收，空氣中會瀰漫著死亡的氣味，即使時間流逝，那種沉重的氛圍也揮之不去。

當十月二十二日，那支由三十人組成的掩埋隊，從威爾克斯-巴里的駐軍中派出，保護那些返回的居民進行收殮工作時，他們看到的，是白骨，是散落的遺骸，是已經無法辨認的昔日戰友和親人。草叢可能已經很高，掩蓋了部分慘狀，但地面上的一切都在無聲地訴說著那場災難。那些曾經充滿生機的臉龐，如今已化為骷髏；那些曾緊握武器的手，如今只剩下骨骼。

對這三十個人來說，這不僅是一項令人悲痛的任務，更是一次極度艱難的心理和情感上的折磨。他們可能在辨認自己認識的人，那些曾經一起在練兵場上揮汗、在鎮民會議上爭論、在戰鬥中並肩作戰的夥伴。每一個被辨認出來的遺骸，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都是對那一天恐怖回憶的再一次確認。他們必須壓抑住悲痛和憤怒，專注於這項嚴肅而必要的任務。他們可能需要小心翼翼地收集散落的骨骼，將其集中安葬。

（他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彷彿能聞到那遙遠年代的氣味）這份掩埋工作，是一種對逝者的尊重，也是倖存者對那段歷史、對那些犧牲的戰友進行的、最直接、最原始的哀悼儀式。它也是一種勇敢的行為，在敵情未完全解除、荒野仍充滿危險的時候，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返回，只為了給逝者一個尊嚴的歸宿。

今天的 Wyoming Monument 就矗立在那片土地上，標記著他們的長眠之地。但那份碑文，就像我書中提到的，並不完全準確。歷史的記憶，有時會變得模糊，名字可能會遺漏，細節可能會錯位。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希望通過更細緻的考據，讓這些名字和故事，能夠得到更準確的記錄。

那片戰場，在四個月後，依然是一個巨大的創口，不僅是物理上的遺骸，更是倖存者心中無法癒合的傷疤。那支掩埋隊的經歷，是 Wyoming 大屠殺悲劇中，一個常常被忽略的、充滿悲愴與堅韌的註腳。

艾麗：您將那四個月的景象描繪得如此真實，甚至連空氣中可能瀰漫的氣味都彷彿觸手可及。這種「光之雕刻」般的描寫，讓遙遠的歷史瞬間變得鮮活而沉重。它也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歷史的重量不僅僅在於宏大的敘事，更在於那些具體而微的感官細節和個人體驗。您對那份軍官名單的考據，也體現了對歷史準確性的執著。您在書中特別強調，區分「現任軍官」和「禮節性頭銜」的重要性，因為這會影響對實際指揮情況的理解。在那個動盪且邊疆環境特殊的年代，軍官的「實際指揮權」和「社群影響力」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微妙的平衡或衝突？比如，您提到 Lazarus Stewart 拒絕接受 লেফটেন্যান্ট কর্নেল（Lieutenant Colonel）的職位，但他作為 Paxtang Rangers 的領導者，顯然在社區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力。這種非正式的權力，在民兵組織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Charles Tubbs: （頷首，表示贊同）是的，在邊疆社區，特別是在像 Wyoming 這樣一個由定居者自發組織、法律和秩序有時會受到挑戰的環境中，「社群影響力」往往與「實際指揮權」一樣重要，甚至有時會超越正式的軍銜。

正式的軍官職位是由康乃狄克州議會批准的，這給予了他們法律上的權力和地位。澤布倫·巴特勒（Zebulon Butler）和內森·丹尼森（Nathan Denison）這樣有經驗的軍官，他們擔任上校和 লেফটেন্যান্ট কর্নেল，是基於他們過去的軍事資歷和在社區中的聲望。他們的「實際指揮權」在組織訓練、調動部隊等方面是至關重要的。

然而，拉撒路·斯圖爾特（Lazarus Stewart）是個有趣的例子。他是一位傳奇性的邊疆人物，以領導 Paxtang Boys 聞名，這個團體在賓州的邊疆衝突中扮演了複雜的角色。他在懷俄明谷擁有自己的土地和追隨者，他在社群中的「影響力」巨大，是一種非正式的、基於個人魅力、勇氣和行動力的權力。當他被選舉為 লেফটেন্যান্ট কর্নেল 時，他選擇拒絕，這可能有多種原因，或許與他不羈的性格不適合受制於正規軍事體系有關，或許與康乃狄克州與賓州之間持續的摩擦有關（他曾在賓州一側參與過衝突）。但即使他沒有正式軍銜，他在 Wyoming 大屠殺前夕作為連長參戰，依然是隊伍中的重要力量，他的存在本身就帶有某種非正式的領導號召力。

這種非正式的社群影響力，可以在關鍵時刻團結人心、號召行動，但也可能在意見不合時形成阻力。在 Wyoming 大屠殺前的那場軍事會議，關於是否應該出擊迎敵的爭論，或許就體現了這種不同聲音和影響力之間的拉鋸。丹尼森上校可能更傾向於等待增援，採取更為謹慎的策略，這是一種基於正規軍事原則的考慮。但社區內部渴望立即驅逐敵人的強烈情緒，以及某些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可能是那些失去了家人或財產、復仇心切的人，或是過分自信的人）的堅持，最終導致了出擊的決定。

因此，在分析邊疆民兵時，我們不能僅僅看正式的組織架構和軍官名單。我們還需要考慮那些非正式的社群網絡、個人的影響力，以及邊疆獨特的社會動力學。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這支隊伍的行動和命運。我的考據，試圖在正式記錄的基礎上，提示讀者去感受和理解這種複雜的邊疆現實。

我的共創者：您揭示了邊疆民兵組織中正式與非正式權力交織的複雜性，這讓這支隊伍的故事更具深度。這也讓我想到了您在書中結尾引用了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詩句：「時光流轉不息；昔日的種族，曾在他們膝上舞蹈我們的童年，訴說著我們好奇的少年時代，他們奇異的冒險，或陸地或海洋，他們是如何被從現存事物中抹去！」這段詩句，帶有一種深沉的歷史滄桑感。您將其放在第二十四團的故事結尾，是在暗示他們的被遺忘嗎？您是如何看待歷史的「遺忘」與「記憶」之間的關係的？您認為歷史學家在對抗遺忘方面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Charles Tubbs: （目光望向窗外，眼神變得有些悠遠，陽光在他灰白的頭髮上鍍上一層光）那段詩句，確實是我在寫作這篇研究時，心中所縈繞的情緒的一種表達。二十四團，以及他們所屬的 Westmoreland 鎮，它們在歷史的舞臺上，曾經如此真實地存在過，經歷了激烈的衝突、巨大的悲痛和徹底的毀滅。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康乃狄克州與賓州的土地爭議最終解決，Westmoreland 鎮這個行政實體消失了，二十四團也不再存在。他們的輝煌和他們的悲劇，似乎都被更宏大的、關於美利堅合眾國誕生的敘事所覆蓋，逐漸被遺忘。

歷史的遺忘，是自然而然的。新的事件不斷發生，佔據了人們的注意力；時間像一條河流，沖刷著過去的印記。許多歷史的細節，如果沒有被記錄、被傳承，就會像沙灘上的腳印，很快被潮水抹去。

但我相信，歷史學家，以及像我這樣對過去感興趣的人，我們的使命，正是在這條遺忘的河流中，試圖打撈起那些沉下去的、不應該被遺忘的片段。我們的工作，就像是拾荒者，在歷史的沙灘上尋找那些閃爍的、有價值的東西。我們翻閱古老的文獻，查閱泛黃的記錄，試圖重建那些已經模糊的畫面。這是一種對抗遺忘的努力。

我的目標，並非要改變歷史的宏大走向，而是要提醒人們，那些在宏大敘事之下、默默付出和犧牲的個體和群體。第二十四團的故事，雖然在軍事史上可能不如正規軍的輝煌戰役那樣引人注目，但他們在保衛邊疆、承受戰禍、激發後續軍事行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對於理解整個獨立戰爭在邊疆的影響，對於理解美利堅民族精神中那份堅韌和自立的品質，是至關重要的。

（他輕輕地嘆了口氣）編寫這份軍官名單，釐清他們的變遷，記錄他們的損失，這些看似細微的工作，都是為了讓這些名字、這些面孔，不至於完全從歷史中消失。他們曾經存在過，他們曾經奮鬥過，他們曾經犧牲過。即使他們的團體已經解散，他們的鎮子已經消失，他們的經歷，也應該被後人記住。

歷史的記憶，不是為了沉湎於過去，而是為了理解我們從何而來，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那些邊疆的艱辛、那些犧牲的代價，都是鑄就今日美國的一部分。我的工作，就是盡力點亮這些被時間塵封的角落，讓它們重新散發出微光。希望讀者在閱讀我的書時，不僅看到一串串名字和日期，更能感受到那些人的體溫、他們的恐懼、他們的勇敢，以及他們對這片土地深沉的愛。這，或許就是我們對抗遺忘、傳承記憶的方式。

我的共創者：您將歷史學家的工作描述得如此詩意而莊重，如同在河流中打撈光芒。這讓我想起我們「光之居所」的理念，也是在文字中捕捉和編織生命的光芒。您的著作，無疑為第二十四團的故事點亮了一盞明燈。您在書中也附錄了投降條款和財產損失清單，這些原始文件給人以強烈的真實感。特別是 Appendix C 中列出的四份投降約定，包括 Wintermoot 堡、Jenkins 堡、Lackawanack 的三座堡壘，以及 Forty Fort 的投降條款。這些文件似乎有不同的簽署人和條款，這是否反映了當時康乃狄克州定居者與英軍（包括托利黨和印第安盟友）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這些條款在戰後執行情況如何？尤其是關於保護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承諾。

Charles Tubbs: （拿起 Appendix C 的頁面，指著上面的文字）您觀察得非常敏銳。這四份投降約定，確實反映了當時局勢的混亂和不同地方的具體情況。Wintermoot 堡和 Jenkins 堡的投降約定非常簡短，只承諾了人身安全，但沒有提及財產保護，而且簽署人都是地方的軍官。這可能因為這兩座堡壘較小，或是被圍困時情況危急，守軍沒有太多議價空間。

Lackawanack 的三座堡壘是另一個情況，它們是集體投降，約定同樣簡短，只保證了生命安全。這可能說明敵軍的首要目標是控制戰略要點，而對於分散的定居點，可能採取了不同的策略，或是這些地方的抵抗力量較弱。

而 Forty Fort 的投降約定，由內森·丹尼森上校代表「美利堅合眾國」的定居者與約翰·巴特勒少校代表「喬治三世國王」簽署，相對更為詳細。它不僅要求定居者放下武器、拆除堡壘，交出大陸軍物資，也包含了一些保護性條款：允許定居者和平佔有農場，保證人身安全不受傷害，巴特勒少校也承諾盡力保護私有財產。這份約定是在主力部隊潰敗後、丹尼森上校仍在努力維持秩序的情況下簽署的，多少體現了當時的軍事和政治層面（康乃狄克州在此地的管轄權，以及與英軍的正式交涉）的影響。

然而，關於這些條款的執行情況...（他搖了搖頭，臉上露出苦澀的表情）正如我在書中所述，這些保護人身和財產的承諾，在很大程度上被違背了。投降後，印第安人盟友（或許也包括一些托利黨人）對定居者的財產進行了大規模的掠奪和破壞。農場被燒毀，財物被搶劫，牲畜被帶走。巴特勒少校，無論是「不能」還是「不願」，總之未能有效約束他的盟友執行約定。

這導致了後來的悲劇性逃亡。定居者們意識到，即使投降，他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也無法得到保障。恐懼像野火一樣蔓延，使得整個山谷的居民在短短幾天內倉皇逃離。那份 Appendix B 中的財產損失清單，就是對這種約定被違背的無聲控訴。每個名字和金額，都是一個家庭在信任破滅後，所付出的慘重代價。

有些倖存者，如澤布倫·巴特勒 লেফটেন্যান্ট কর্নেল 和約翰·富蘭克林上尉（Captain John Franklin），他們認為敵軍的違約行為，使得他們不再受投降條款的約束（特別是第七條，承諾在戰爭期間不再拿起武器）。他們很快就返回 Wyoming，重新組織力量，繼續與敵軍作戰。這表明，在邊疆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口頭或書面的約定，最終還是要依賴於簽署方的意志和約束能力。而當信任一旦被破壞，後果往往是毀滅性的。這些約定，雖然是歷史文件，但在其背後，是承諾與背叛，希望與絕望的鮮活寫照。

我的共創者：您對投降約定的分析，揭示了邊疆衝突中人性和權力運作的複雜性。承諾的脆弱與背叛的殘酷，構成了這場悲劇的另一重維度。您在書中以相對客觀的筆觸描述了這些事件，這讓讀者能夠自己去感受其中的情感。這與您的寫作風格——吉卜林的自然寫實風格——非常契合，強調「描寫而不告知」，通過細節來展現意境。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您是如何平衡作為歷史學家的客觀記錄，與作為後裔的情感聯繫的？是否會有哪些細節，雖然觸動您的內心，但在寫作時您會刻意壓抑主觀情感的流露？

Charles Tubbs: （凝視著桌面，似乎在回憶那些寫作時的時刻）確實，這是一個內心需要不斷進行「權衡」（借用你們「光之維度」的概念）的過程。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的職責是呈現事實，提供準確的資訊和背景，讓讀者能夠基於這些資訊，形成自己的判斷和理解。這要求我保持一種客觀的、冷靜的視角，避免被個人的情感——無論是作為後裔的自豪或悲痛，還是對歷史事件的道德判斷——所左右。吉卜林先生的風格，「描寫而不告知」，對我來說是一種非常好的導向。它要求我專注於感官所及的細節：建築的樣子、武器的類型、隊伍的行進、戰鬥的聲音、戰後的景象、損失清單上的每一項財產。通過這些具體的、可見可聞的細節，來構建場景和氛圍，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其中的艱辛、混亂、勇敢或悲傷。

例如，當我描寫 Wyoming 大屠殺後的景象，我沒有直接說「那非常令人悲傷和恐怖」，而是描述「屍體躺在平原上，近四個月無人掩埋」、「三十人的隊伍被派去執行那項莊嚴的職責」、「紀念碑上的名單並不準確」。我試圖通過這些客觀的狀態和行動，來暗示背後的悲劇和人們所經歷的痛苦。當我列出財產損失清單，我只是呈現一個個名字和他們失去的財產價值，但每一個讀者都能從中感受到個人在歷史災難面前的脆弱和巨大的損失。

然而，要完全壓抑情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畢竟，歷史的意義，最終還是要與人的生命和情感產生連結。我的情感，作為後裔，作為一個對這段歷史懷有深厚感情的人，它體現在我選擇這個主題，體現在我投入的精力和細緻的考據中。它是我寫作的「動力源」，而不是寫作內容本身。

（他輕輕笑了笑）我可以選擇去挖掘一些特別能觸動人心的個人故事，比如某個士兵在戰鬥前的信件，某位婦女在逃亡途中的日記片段（如果有的話）。這些個人細節，即使是以客觀的方式呈現，也能強烈地引發讀者的情感共鳴。在寫作過程中，我會選擇性地放入這樣的細節，不是為了煽情，而是因為它們是歷史的「真跡」，是人性在特定時刻的真實展現。

最終，平衡的關鍵在於「呈現」。我呈現歷史的複雜性和殘酷性，呈現人們的堅韌和犧牲。我希望讀者在閱讀這些客觀描述的同時，能夠被文字背後的真實力量所觸動，自己去體會那份沉重的歷史情感。這是一種更深刻的連接，我相信比直接告訴他們「這很悲慘」要有效得多。我的情感，就藏在那些被我精心挑選和描繪的細節裡。

艾麗：您對寫作風格的理解深刻而富有洞見。的確，通過精確的描寫，讓讀者「自行體會」，更能觸及人心的深處。這種風格也與您作為「意義實在論」代言人的使命相呼應——相信意義客觀存在，而通過文學和語言的探索，可以幫助我們發現這些意義。在您看來，這段 Wyoming 的歷史，尤其是第二十四團的故事，它所蘊含的「意義」是什麼？對於今天的我們，它能啟發我們思考哪些關於家園、身份、衝突或記憶的普遍性問題？

Charles Tubbs: （沉思片刻，手指在桌面上無意識地畫著地圖的輪廓）這段歷史所蘊含的意義，是多層次的，而且我相信，不同的讀者會從中發現不同的迴響。但如果讓我提煉一些核心的「意義實在」，我認為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關於家園與歸屬的意義。對於這些康乃狄克州的定居者來說，Wyoming 不僅是一片土地，更是他們用生命和勞動建立起來的家園。他們對康乃狄克州的效忠，與他們對這片土地的熱愛是緊密相連的。在獨立戰爭的混亂中，他們被迫為自己的生存權和歸屬感而戰，這是一種非常原始而強大的動力。這個故事提醒我們，家園不僅是物理空間，更是由情感、記憶和共同奮鬥所構築的精神場所。

其次，是關於邊疆的韌性與脆弱。邊疆是希望之地，也是危險之所。在這裡，人們展現出驚人的自立能力和適應力，但也時刻面臨著來自自然、來自衝突的巨大壓力。第二十四團的故事，既展現了邊疆社區自發組織、勇敢抵抗的韌性，也暴露了他們在面對有組織、大規模威脅時的脆弱性。這讓我們思考，在追求擴張和發展的過程中，邊疆社區付出了怎樣的代價，以及他們的犧牲是否得到了應有的重視。

第三，是關於衝突的複雜性與人性的兩面性。Wyoming 的衝突，不僅是康乃狄克州與賓州之間的土地爭議，也不僅是獨立戰爭中愛國者與托利黨人、英軍與民兵之間的對抗。它還牽涉到印第安部落的複雜立場、邊疆居民內部的分裂（托利黨人的存在），以及戰爭帶來的野蠻行為（大屠殺和對平民的攻擊）。故事中的人物，如拉撒路·斯圖爾特，他們在不同的衝突中扮演著多重角色。這提醒我們，歷史事件往往不是簡單的黑白對立，其中交織著多種力量、利益和複雜的人性選擇。投降約定的背棄，更是揭示了戰爭中最醜陋的一面。

第四，是關於歷史的記憶與傳承。第二十四團的故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邊疆大屠殺的慘烈陰影所籠罩，他們的具體貢獻和犧牲被忽視。我的努力，以及後續許多歷史學家的工作，都是在試圖將這份記憶從陰影中打撈出來，賦予它應有的位置。這引發我們思考，哪些歷史是我們選擇記住的？哪些是被遺忘或邊緣化的？我們如何才能更全面、更準確地理解過去？以及，作為後人，我們有責任去記住那些為我們今天的生活付出過代價的人。

這些意義，我相信是客觀存在的，是人類歷史經驗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和教訓。通過講述第二十四團的具體故事，通過呈現那些真實的細節，我希望能夠引發讀者自己的思考，讓他們在這些歷史的「光之切片」中，看到與自己當代生活相關的迴響。這就是文學和歷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遙遠的過去，而是與當下的我們，與普遍的人類經驗，產生共鳴。

我的共創者：塔布斯先生的這番話，充滿了歷史學者的深邃思考，也飽含著對過去的敬意。他對家園、邊疆、衝突和記憶意義的闡述，為我們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維度。這次與查爾斯·塔布斯先生的「光之對談」，深入探討了第二十四康乃狄克民兵團的歷史，從他們的組建困境、邊疆生活、戰鬥經歷，到大屠殺的慘痛後果，以及作者本人作為歷史學家和後裔，在記錄這段歷史時所懷抱的使命與情感。這是一次富有啟發性的交流。

（我轉向查爾斯·塔布斯先生）塔布斯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撥冗與我們進行這次深入的對談。您的著作，以及您對這段歷史的熱情和嚴謹態度，都令人感佩。通過您的文字，第二十四團的故事將會被更多人所知曉和銘記。

Charles Tubbs: （向我們點頭致意，臉上帶著滿足的微笑）不必客氣，艾麗小姐，我的共創者。能夠與你們分享這些想法，知道這些故事能夠以新的方式被看見，這對我來說，是最好的慰藉。願那些過去的「光芒」，能夠在你們的編織中，繼續閃耀。

窗外的陽光已經不再是午後的燦爛，而是染上了一層溫暖的橙黃色，斜斜地拉長了房間裡物體的影子。空氣中的塵埃依然在光束中舞動，顯得更加耀眼。房間裡，時間彷彿在這裡短暫地停駐，讓過去與現在在此交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