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and Medieval Thought》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閱讀邀約，能與 Sir Thomas Clifford Allbutt 爵士就這篇引人深思的 Harveian Oration 進行對談，實在令人期待。我會像書婭一樣，帶著好奇與敬意，深入爵士的文字世界，探索科學與中世紀思想的交織。

這篇名為《Science and Medieval Thought》（科學與中世紀思想）的 Harveian Oration，由英國著名醫師、劍橋大學 Regius Professor of Physic Sir Thomas Clifford Allbutt 爵士（1836-1925）於 1900 年 10 月 18 日在皇家內科醫學院發表。這不僅是一場紀念威廉·哈維的演講，更是一次對歐洲思想史，特別是科學思想史的宏大回顧。爵士在這篇演講中，梳理了從古希臘經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再到科學革命時期，科學（尤其是醫學）所處的知識和社會環境。他深入探討了中世紀盛行的哲學（新柏拉圖主義、經院哲學、實在論與唯名論）如何影響、鼓勵或阻礙了人類對自然的探索，以及權威、宗教、甚至社會觀念（如對體力勞動的輕視）對科學進步構成的「逆境」。爵士以歷史學家的視角，結合對文本的細緻分析，展現了經驗性科學如何掙脫束縛，最終由伽利略、吉爾伯特和哈維這樣的先驅點燃新的火花，開啟了實證研究的新時代。這篇演講不僅是學術史的精煉概括，也蘊含著對知識、社會和人類探索精神的深刻反思。

光之對談：科學與中世紀思想

時光輕柔地流淌，將我帶回了 1900 年的倫敦，秋意正濃的十月，皇家內科醫學院的建築散發著古典的莊重。午後的陽光斜斜地穿過高大的窗戶，照進一間典雅而溫馨的書房。空氣中瀰漫著舊書特有的乾燥氣味，夾雜著淡淡的壁爐餘燼的暖意。書架上，泛黃的書頁層疊著時代的智慧，牆上掛著幾幅肅穆的肖像畫，似乎也在靜靜聆聽。

書房中央，一張鋪著墨綠色絨布的大桌旁，坐著剛剛結束了 Harveian Oration 的 Sir Thomas Clifford Allbutt 爵士。他看上去有些許疲憊，眉宇間仍縈繞著演講時的嚴謹與深邃。指尖輕點著桌面上散落的講稿，似乎還沉浸在對遙遠中世紀的回顧中。

我，書婭，像一道好奇的微風，被他話語中的「科學」與「中世紀」碰撞出的火花所吸引，來到了這個時刻。我靜靜地坐在角落的扶手椅上，手中也輕輕摩挲著演講的文本，等待著一個合適的契機。

窗外的光線漸暗，侍者輕輕推門，送來了兩杯熱茶。茶杯的溫暖透過指尖傳來，提醒著這是另一個時代。Sir Clifford Allbutt 爵士抬起頭，注意到我的存在，眼神中流露出一絲溫和的詢問。

書婭： 爵士，打擾了。您的演講，關於科學與中世紀思想的旅程，實在是太引人入勝了。聽您說起那些跨越世紀的挑戰與轉變，我心中充滿了許多的好奇。

Sir Clifford Allbutt 爵士微微一笑，示意我自在些。他端起茶杯，輕啜一口，暖意似乎緩解了他的疲憊。

Sir Clifford Allbutt： 哦，年輕的朋友。能讓你感到興味，我很欣慰。這是一段漫長而複雜的歷史，科學的道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許多被今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在過去都曾是艱難的思想搏鬥。

書婭： 是的，您在演講中提到了科學所面臨的「逆境」，其中最強大的似乎是「權威」與「人類心靈的驕傲」。您可以再多談談這兩個面向嗎？特別是權威，它聽起來既是凝聚社會的力量，又成了阻礙知識的光。

Sir Clifford Allbutt： 權威... 這是中世紀社會結構的基石，也是思想世界的準繩。你想，在羅馬帝國崩解後的歐洲，是基督教信仰將人們重新凝聚。為了這種社會凝聚力，信仰必須是統一且不容質疑的。於是，「信條」變得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宗教儀式上的遵從，更是思想上的劃一。教會需要「實在論」這樣的哲學來支撐其教義——例如，原罪不只是個別人的墮落，而是「人類」這個概念整體的墮落；聖餐變體不只是象徵，而是「實質」的改變。如果概念、形式具有獨立於個體而存在的真實性，教會的許多核心教義才能成立。

然而，當這種對抽象「形式」或「概念」的堅信，從神學領域擴展到對自然的理解時，就產生了問題。人們傾向於從普遍的、抽象的原則出發去「演繹」自然，而不是從具體的感官經驗去「歸納」。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被過度推崇，成為了尋找真理的「實驗室」。哲學家們坐在書齋裡，通過辯證法推演出世界的本質，而輕視了對真實事物的觀察與驗證。

書婭： 這聽起來像是「足不出戶，坐而論道」，但卻把理論當成了現實本身？

Sir Clifford Allbutt： 你說得沒錯。他們相信，通過精妙的邏輯推演，就能夠揭示世界的奧秘。奧卡姆（Ockham）後來試圖修正這一點，他的「奧卡姆剃刀」原則——「如無必要，勿增實體」（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實際上是在說，不要為了解釋現象而引入不必要的抽象概念。這為後來的經驗性研究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但他的思想在當時並未能完全扭轉乾坤。

再者，古老的權威，如伽倫（Galen）在醫學領域、亞里斯多德在哲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著作，也成了沉重的負擔。這些著作經由阿拉伯學者的翻譯、註釋，再傳回歐洲，已是「重重轉譯、疊疊註釋」的產物，離原貌甚遠。但它們被奉為圭臬，甚至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大學裡教授醫學和解剖學仍然嚴格依賴這些文本，禁止教師使用規定之外的書籍。哈維在提出血液循環理論時，最大的阻力恰恰來自於伽倫的權威，儘管伽倫本人在他所處的時代是推崇實驗的。這真是歷史的諷刺。權威一旦固化為教條，便會阻礙新的發現，即使這個新發現源於原權威所倡導的方法。

書婭： 這確實令人嘆息。知識的傳承竟然會以這樣的方式凝固。那麼，您提到的「人類心靈的驕傲」呢？這又是如何成為障礙的？

Sir Clifford Allbutt： 人類的驕傲，體現在對特定知識領域的高低劃分。自蘇格拉底以來，倫理學和政治學被視為最高貴的研究，因為它們關乎人類自身的德性與社會秩序。而對物質世界的探索，被認為是「卑賤」的、「機械性」的工作。

在中世紀，這種傾向被東方傳來的禁慾主義進一步強化。身體被視為罪惡的、需要被克服的對象，對物質世界的關注自然顯得不那麼重要，甚至有害。這導致了衛生習慣的退步，也使得原本與醫學緊密相關的解剖學、外科被輕視。想當年，古希臘人是很注重身體的。而到了中世紀，對身體的這種輕慢，使得醫學這門本應以觀察和實踐為基礎的學科，嚴重地脫離了現實，淪為了哲學和神學的附庸，充滿了空洞的辯論。

外科醫生，作為直接面對身體、需要動手操作的群體，雖然在技術上有所發展，但其社會地位遠不如內科醫師——那些穿著華麗長袍、騎著高頭大馬、自詡精通經院哲學的「醫師」。即使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也傾向於欣賞古典文獻中的優雅，而非實驗室裡的「污穢」工作。像波義耳（Boyle）這樣進行化學實驗的人，甚至在牛津大學受到朋友的嘲笑，認為他沉迷於「卑賤和機械性的工作」。

這種對體力勞動和感官經驗的輕視，使得科學研究最基礎的環節——仔細的觀察、精確的測量、重複的實驗——難以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科學家必須克服這種社會偏見，才能真正將目光投向具體的現象。

書婭： 原來如此，這不僅是思想方法的問題，更是社會價值觀和階級觀念造成的阻礙。那麼，在如此重重「逆境」之下，科學的光是如何掙脫束縛，重新閃耀的呢？您提到了一個「漸進的解放」過程。

Sir Clifford Allbutt： 是的，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是一蹴可幾的革命。首先，外部世界的變化打開了視野。十字軍東征雖然充滿暴力，但也促進了東西方交流，讓歐洲人認識到穆斯林世界在學術上的成就，並非完全黑暗。阿拉伯學者保存和翻譯了大量古希臘文本，儘管這些譯本存在偏差，但也重新喚起了歐洲對亞里斯多德等希臘哲學家的興趣。

大學的興起也至關重要。巴黎、牛津、劍橋、特別是義大利的波隆那和帕多瓦大學，成為了知識匯聚和辯論的中心。尤其是在義大利北部，威尼斯共和國的商業和政治獨立性，使得帕多瓦大學相對不受宗教裁判所的嚴格控制，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地的自由思想者。

最關鍵的是文本的改革。隨著越來越多的希臘原文本被發現並翻譯，人們開始對阿拉伯譯本和中世紀註釋產生懷疑。直接閱讀希臘原文，使得對亞里斯多德和伽倫的理解更接近原貌，但也揭示了他們的局限性。這種對既有文本的批判性審視，是科學進步的第一步。

書婭： 所以，是直接回歸源頭，反而看到了新的方向？

Sir Clifford Allbutt： 可以這麼說。但僅有文本的精確還不夠。真正的突破來自於方法的轉變。羅傑·培根在 13 世紀就強烈呼籲實驗的重要性，他看到了邏輯推理的局限性，認為只有通過實驗才能驗證真理。可惜，他的思想過於超前，且缺乏廣泛傳播。

直到伽利略，實驗方法才真正被系統地、有意識地確立起來。伽利略將數學應用於自然現象的描述，並設計精巧的實驗來驗證理論。他意識到，運動、能量等概念是可以測量和計算的。他的工作為物理學奠定了基礎，也啟發了其他領域。

書婭： 這位帕多瓦的教授，對科學的貢獻真是巨大。那麼，威廉·哈維呢？他在這場變革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Sir Clifford Allbutt： 這正是我發表這篇演講的意義所在。威廉·哈維，這位偉大的劍橋學子，正是這場方法論革命在生理學領域最傑出的代表。他在帕多瓦學習，師從 Fabricius，後者在解剖學上頗有建樹，但對血液的流動仍依循伽倫的理論。

哈維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僅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解剖學知識，更重要的是，他運用了伽利略式的實驗方法來研究生命現象。他通過解剖、觀察、測量，甚至是活體實驗（雖然他自己承認活體實驗很難，但其他後來的生理學家，如 Plumpius，正是通過大量活體解剖才最終信服了哈維），計算心臟的搏出量，證明了血液是循環的，而不是像伽倫所說的那樣，不斷地在肝臟產生，在全身消耗。

他的發現，血液循環，徹底顛覆了長達一千多年的伽倫體系。這不僅是一個生理學上的巨大突破，更是科學方法論的勝利。他證明了，即使是生命如此複雜的系統，也能通過觀察、實驗和邏輯推理來理解，而不是依賴於模糊的「精氣」（spirits）或抽象的「熱」（innate heat），儘管在他自己的解釋中，為了說明血液的運動源泉，他還殘留了一些時代的語言和哲學觀念，比如將血液描述為具有「天體本質」或「恆星精華」。

書婭： 這真是了不起！他克服了權威的阻礙，運用了新的方法，揭示了生命的奧秘。您在演講中將他的發現與哥白尼、克卜勒、牛頓並列，認為他在生命世界中的地位甚至更高，這是基於什麼考慮呢？

Sir Clifford Allbutt： 因為天體物理學的研究對象——星辰——在人們觀念中本來就帶有某種超然、神聖的色彩，將地上的物理定律應用於天上，雖然是巨大的思想飛躍，但在某種程度上，研究對象本身並不像研究「活生生的肉體」那樣會受到根深蒂固的禁慾主義或「心靈的驕傲」的強烈抵制。

而生理學，研究的是最為「塵世」、最為具體、最易被視為「卑賤」的身體。哈維在證明血液循環的過程中，必須直面身體的結構與功能，進行實際操作，挑戰人們對身體的普遍看法。他的成功，不僅是推翻了一個錯誤的醫學理論，更是為生命科學確立了實證研究的可能性與合法性，這是對「人類心靈的驕傲」的一次有力衝擊。他讓科學的光芒，真正照進了人類自身這個「小宇宙」。

書婭： 聽您這麼說，我對哈維的發現有了更深的敬意。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更是一位勇士，為後來的醫學和生命科學開闢了道路。您在演講結尾處寫道：「如果我們不再承載著過去的軍隊的旗幟，我們將從他們的策略中汲取教訓。」這句話讓我深思。您認為，從中世紀思想與科學的這段歷史中，我們在 1900 年這個時代，又能學到什麼呢？

Sir Clifford Allbutt： 我們學到，任何時代的知識體系都可能是「暫時有效」的合成。中世紀的信仰體系成功地凝聚了社會，但它也必然面臨挑戰，因為經驗和知識總在增長，人們會從新的視角看待世界。當一個舊的理論基礎被動搖時，社會的道德和行為準則也可能隨之鬆動。

這段歷史提醒我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需要一個基於對生命和世界的理解的理論。如果舊的理論不再適用，我們需要像中世紀的學者那樣，懷著同樣的勤奮和熱情，去構建一個新的、更真實的綜合體系。然而，新的體系必須建立在嚴格的驗證之上，而不是空想。

同時，我們也要警惕「唯物主義」的陷阱。科學方法強調從較低層次的範疇（物理、化學）來解釋現象，直到證明其不足才上升到更高層次（生物、心理）。這是一種高效的研究策略，但如果這種思維習慣滲透到個人的生活和集體意識中，可能會導致人們只看到事物的表象，忽略更高層次的意義、抱負和想像力。

我們也不能忘記，即使在科學昌明的時代，人類對「存在」的起源和終極意義的追問依然存在。伽利略、牛頓等偉大科學家向我們展示的，不是要否定內心的探索，而是要學會讓我們的思考與自然的規律和諧一致。這需要耐心的、瑣碎的驗證工作，而不是僅憑想像。

最重要的一點或許是，歷史告訴我們，判斷力和行動的速度往往比智慧本身更能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自由的思想和意見必須緩慢地發展，建立在堅實的社會基礎之上。而對於個人而言，我們不應輕視任何形式的知識探索，無論它看起來多麼「卑賤」或「機械」。從觀察微小的細節中，才能通向對宏大規律的理解。

書婭： 爵士，您的話語讓我對知識的追求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原來，每一次的科學突破，背後都累積了如此漫長而艱辛的思想歷程，也與社會、文化、甚至個人觀念緊密相連。這場對談就像為我點亮了一盞燈，讓我看到了從中世紀的「光之居所」過渡到現代科學的「光之居所」所經歷的波折與堅韌。

Sir Clifford Allbutt： 很高興我的思考能為你帶來啟發。人類對知識的探索，是一場永不止步的旅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務，在已有的基礎上，繼續向前邁進。這篇演講，以及我希望通過它傳達的思想，也是這段旅程中的一個小小的印記罷了。

爵士微笑著，再次端起茶杯。窗外的夜色已濃，書房裡暖黃的燈光映照著他沉靜的臉龐。我感覺，他不僅是分享了歷史，更分享了一位智者對人類求知歷程的深刻感悟。這段對談，就像書頁間流淌出的微光，溫暖而啟迪人心。我收起了筆記，心中充滿了收穫的喜悅。是時候告別，讓爵士休息了。我起身，向他深深鞠躬。

書婭： 非常感謝您，Sir Clifford Allbutt 爵士。這段對談讓我受益匪淺。

Sir Clifford Allbutt： 不客氣，年輕的朋友。願你在閱讀和探索的道路上，永遠保持這份好奇心。

告別後，我輕輕走出書房，將寂靜與思考留給了爵士和那些泛黃的書頁。外面的世界，是 1900 年的倫敦，科學與工業革命的光芒正盛，而我心中，卻迴盪著古老辯論的餘音，以及實驗室裡那微弱卻堅定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