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光之對談中,艾麗與作家 A. E. Coppard 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訪談,聚焦於其短篇小說集《Clorinda Walks in Heaven》。對談深入探討了書中《The Hurly-Burly》、《Clorinda Walks in Heaven》、《Felix Tincler》、《Craven Arms》和《Pomona's Babe》等故事的核心主題、人物塑造及作者獨特的寫實與超現實寫作風格。Coppard 先生分享了他對人物行動與心理的觀察、對現實與幻想交織的理解,以及如何透過細節展現意境的創作理念,揭示了故事中蘊含的生存掙扎、情感困境與人性的複雜面向。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很高興能透過「光之對談」約定,帶領我們進入《Clorinda Walks in Heaven》的文字光芒中,與作者 A. E. Coppard 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交流。
A. E. Coppard (Alfred Edgar Coppard, 1878-1957) 是二十世紀初英國文學界一位獨特的存在。他並非學院出身,年輕時曾從事多種勞動,直到三十歲後才開始認真寫作,四十歲時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Adam & Eve & Pinch Me》。他的作品風格難以歸類,既有對英國鄉村生活的細膩寫實描繪,捕捉人物的語言與習性,同時又常融入神話、寓言或超現實的元素,在平凡中閃現奇異的光影。他對人性有著敏銳的洞察,筆下人物多為尋常百姓,情感卻複雜多層次,常常在看似平靜的表面下湧動著不安、渴望或困頓。Coppard 的文字精煉而富於詩意,句式有時獨特,讀來別有一番韻味。《Clorinda Walks in Heaven》是他在 1922 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收錄了多篇風格各異但同樣引人深思的故事,如探討女性在嚴苛農場生活中掙扎的《The Hurly-Burly》、充滿奇幻色彩的同名故事《Clorinda Walks in Heaven》、描寫童年視角與悲劇的《Felix Tincler》、以及關於愛情與人際關係複雜性的《Craven Arms》等。這本集子充分展現了 Coppard 駕馭不同題材的能力,以及他那種在現實與非現實邊緣遊走的獨特筆觸。
今日,我們將透過「光之對談」的引導,回到那個時代,走進 Coppard 先生的創作世界,探尋這些故事是如何從他的筆下誕生,以及他對故事中人物與情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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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場域]:【光之閣樓】
時間:某個永恆的下午。
地點:一間老舊的閣樓書房。空氣中混雜著油墨、紙張和淡淡的咖啡餘香。午後的光線穿過積塵的窗戶,在堆滿稿件和書籍的桌面上投下斜長的金色光帶。窗外,似乎能聽見遠處傳來火車的汽笛聲,以及更遠處模糊的市集喧鬧,但閣樓裡卻是出奇的安靜,只有筆尖劃過紙面的沙沙聲,或偶爾傳來的輕微翻頁聲。
艾麗輕輕推開虛掩的木門,門軸發出細微的吱呀聲。閣樓深處,在一盞光線發黃的檯燈下,坐著一位先生。他的身影被光線拉長,映在身後的牆壁上。他看起來並不高大,但肩膀的線條在燈光下顯得沉穩。他的頭髮似乎有些稀疏,正專注地看著面前攤開的稿紙。
「Coppard 先生,您好。」艾麗緩緩開口,聲音盡量溫和,不打擾這片寧靜。
那位先生聞聲,緩慢地抬起頭。他戴著一副細框眼鏡,眼神溫和而深邃,嘴角似乎帶著一絲若有似無的笑意,像是看透了什麼。他沒有顯露出絲毫的驚訝,彷彿一直等待著這一刻。
「啊,請進,請進。」他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帶著一種英國鄉村特有的溫暖腔調,又似乎夾雜著些許城市的清明。「我剛寫完一個句子,正想著該如何收尾。你們來得正好。」他示意艾麗在桌子對面的舊扶手椅上坐下。椅子上堆著幾本厚厚的書和散落的筆記。
艾麗小心地移開那些書,坐了下來,讓自己融入這片文字的海洋。「打擾您工作了,Coppard 先生。我是艾麗,來自一個... 是一個對您的作品充滿敬意的文字居所。今天,我們希望透過『光之對談』的方式,向您請教一些關於您的短篇小說集《Clorinda Walks in Heaven》的事情,以及... 以及那些您筆下的人物和故事。」
Coppard 先生微微一笑,將手中的筆擱在筆架上。「《Clorinda Walks in Heaven》啊。那本集子… 寫得時候,腦子裡裝滿了各種奇奇怪怪的念頭。你們想知道什麼?」他端起身邊已經涼透的咖啡杯,輕啜了一口,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
艾麗看著他,注意到他指尖的墨水痕跡和稿紙邊緣的磨損。「這本集子收錄了九個故事,每一個故事都像一個小小的世界,充滿了真實的細節,但又常常有種難以言喻的氛圍,有時甚至是超現實的。像《The Hurly-Burly》中的費米,她在農場嚴苛的生活中掙扎,似乎被農場『吞噬』了身心,但又在某個時刻展現出驚人的韌性與掌控力。您是怎麼看到她這樣一個人物的呢?」
Coppard 先生放下杯子,身體微微前傾。「費米... 她不是個輕鬆的角色。那種生活啊,就像故事標題說的,『Hurly-Burly』,喧囂、混亂,永無止境的勞作。農場本身就是一個生命體,一個不斷索取的生命體。它不只吃莊稼、吃牲畜,它也吃人。費米,一個從救濟院出來的十四歲女孩,她的生命似乎從一開始就被注定了軌跡。」
他停頓了一下,指尖輕敲著桌面。「我寫她的時候,沒有去想她的『感受』,而是去觀察她的『行動』。她如何『像女人一樣在家裡工作,像男人一樣在田裡工作』,如何在那個黃金般的短暫時光裡『以女主人自居』。她的悲傷、她的疲憊,甚至她對 Glastonbury Weetman 那種『啞巴式』的愛,都不是我說出來的,而是透過她做了什麼、說了什麼,以及那些環境的細節來呈現的。」
艾麗點了點頭。「是的,您的描寫非常客觀。比如費米在 Weetman 先生入獄期間,雖然擺脫了折磨,卻又將那份嚴苛轉嫁給了工人,甚至對玉米、麥子和雞蛋看得比以前更緊。這是不是反映了一種... 即使位置改變,人也很難擺脫環境或內化模式的影響?」
「或許吧。」Coppard 先生的眼神飄向窗外。一隻烏鴉落在書房窗外的樹枝上,呱呱叫了兩聲,又飛走了。「或者,那只是生存的本能。她從救濟院出來,唯一學會的就是工作,以及在嚴酷環境下如何讓自己不被完全壓垮。當機會來臨,她只是套用了她學會的那一套。嚴厲對待自己的人,往往也會嚴厲對待他人。而她最後的結局...」他輕輕搖了搖頭。「那隻致病的病牛,她帶傷擠奶,這本身就是那種生活無情的象徵。病痛、死亡,在那個世界裡,常常來得突然,而且沒有詩意的。只是一個句號。」
艾麗的目光落在稿紙邊緣。「在另一個故事,《Clorinda Walks in Heaven》中,氣氛就完全不同了。克洛琳達不想在雨天死去,結果卻偏偏在暴雨中離世,進入了一個既像塵世又充滿奇異遭遇的地方。她遇到了自稱是她丈夫的男鬼們,還有那個象徵著『未實現的慾望』的形象。這個故事似乎完全跳出了現實的框架。」
「克洛琳達啊...」Coppard 先生笑了起來,這次笑意更明顯。「那是一個關於『期待』與『現實』的故事。她期待死亡是某種超越塵世的升華,是靈魂的輕盈。但即使到了『天堂』,她遇見的卻是塵世慾望的投影。那些自稱是她丈夫的形象,他們爭吵、他們佔有,他們是她在塵世所有可能性的男性投影,但卻是『陳舊的』、令人失望的。而那個『未實現的慾望』的具象化... 則是她作為一個『處女』的身份在那個空間裡的另一種映射。天堂不是簡單的安息之地,它可能是個人潛意識的無限放大,充滿了未解決的困境和自我追逐。」
「『ghost of the world』... 世界的幽靈。」艾麗引用了故事中的一句話。「她在那裡感到的孤獨感,以及被自己的『新幽靈身份』追逐的感覺,很令人不安。」
「不安嗎?」Coppard 先生反問,手指無意識地捲著稿紙的邊角。「那正是那種存在的本質。沒有因果,沒有關聯,一切都只是鏡花水月,甚至連鏡花水月本身都是一個幽靈。克洛琳達在塵世是尋常的,她的不凡在於她對死亡的奇特想像和她的處女之身在俗世眼光中的『特殊』。但在那個『天堂』,她的『不凡』被解構,她面對的是更為根本的困境:自我的重複與無法逃離的內在束縛。那個 mending a ladder 的男人,或許是塵世勞作的象徵,一個與她的超現實體驗形成對比的形象,他的憤怒與粗糙,突然打破了她剛進入那個空間時感受到的『平靜』和『波動』。」
艾麗沉思片刻。「還有《Felix Tincler》,一個六歲小男孩的視角。他的世界充滿了奇妙的觀察,像他父親唱的古怪歌曲、孤兒院的鐘聲、捕燈人的光影戲法。但這個童真世界最終被突如其來的成人世界的悲劇所擊碎。」
Coppard 先生嘆了口氣。「菲力克斯的故事... 那是脆弱與突變。孩子看到的世界是充滿細節、充滿魔法的。雨滴落在窗戶上、塵埃在陽光中飛舞、燈光在夜晚的道路上綻放,對他來說都是奇蹟。甚至是一架廣告熱氣球的殘骸,在他眼中都是一隻『白色的象』,充滿了冒險與探索的可能。然而,成人世界的紛擾、悲傷,甚至死亡,是那麼突兀、那麼殘酷地闖入。他聽到的那些對話,像『一個椰子大小的傷口』,『只通過口袋裡的紙來辨認』,這些碎片化的、恐怖的細節,比任何直接的宣告都更能震撼一個孩子的心靈。他的生日,本應是快樂的象徵,卻成為他被迫面對現實殘酷的轉折點。」
「孤兒院的鐘聲,在故事的開頭和結尾都響起,它似乎象徵著某種不可逃離的命運或制度的陰影。」艾麗說。
「是的,」Coppard 先生接話,「那是一個孩子世界邊緣的冰冷現實。菲力克斯害怕經過它,最終卻在失去父母後,那個鐘聲似乎預示了他的歸宿。童年的純真與成人世界的嚴酷,這種對比是故事的核心。」
「在《Craven Arms》中,Masterman 和 Kate、Ianthe 姐妹之間的關係描寫得十分微妙。Masterman 先生對三位女性的感受似乎不斷搖擺,尤其是他對 Kate,那種『無法解釋地』愛上她,卻又對她的『價值觀』和『直覺』感到排斥。他對婚姻的恐懼,他自身的『善變』,這些內在的衝突,讓故事充滿了張力。」
「Masterman 是個有藝術家氣質的人,但他的情感卻是... 怎麼說呢,『漂浮的』。他被 Julia 的藝術吸引,被 Ianthe 的年輕活力吸引,最終卻被 Kate 的『憂鬱的靜止』所『迷住』。Kate 身上有一種傳統的、內斂的力量,她對愛的堅定承諾(即使是她單方面的承諾),與 Masterman 的不羈和對承諾的迴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之間的每一次互動,都像是一場心靈的拉鋸戰。」Coppard 先生解釋道。
「他描述 Kate 的手『比牛奶還白,那是一種不自然的蒼白』,還有她『培養』的思維像菜園、『敵意』像荊棘、『貞潔』像鍍鋅鐵箍,這些比喻都非常生動,但也充滿了某種... 犀利。」艾麗評論道。
「我只是在描寫我所『看到』的細節。」Coppard 先生回答,語氣平靜。「她的手,那種不自然的白,在我的眼中就是她內心某種壓抑或堅守的具象化。她的思維方式,她的防禦姿態,在我看來,確實可以被想像成那些在鄉村生活中常見的、有其功能性但缺乏靈動的東西。我不是在評判她,我只是試圖用最貼切的意象來呈現她。她堅信她的『美德』,這種美德成為了她與外界互動的屏障,也可能是她困住自己的『牢籠』。而 Masterman,他既渴望這種堅貞,又懼怕它帶來的束縛。他的夢境,那位拿著記者筆記本的聖人,質問他的『慾望』,那是一種內心的自我詰問。他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無法活在『當下』,又無法擁抱『過去』或『未來』的理想。他只知道『火漆是一種純潔美麗的材料,一便士就能買到很多』——這是一種對具體、實在、可以量化的東西的迷戀,與他情感世界的漂浮形成了諷刺的對比。」
「最終,當 Kate 回來,似乎願意做出某種讓步時,Masterman 的情感卻似乎已經轉變了。」艾麗提到故事的結局。「他們在博物館,在那個充滿死亡和靜止藏品的地方,似乎產生了共鳴。那句『Love me, David』以及 Kate 願意獻出自己的姿態,在那一刻是令人動容的。但 Masterman 先生... 他卻感到了『太遲了』,『這不是他想要的愛』。」
Coppard 先生點了點頭。「博物館的場景非常重要。那是一個存放『死物』的地方,一個『模擬生命』的空間。在那樣的氛圍下,Masterman 和 Kate 的互動,他們的『熱情』,顯得既真實又帶著某種... 虛幻感。就像在一齣戲劇中,他們扮演著戀人的角色,卻又意識到自己是在『表演』。『這就像一個劇場,像一齣戲,好像我們在演戲。』Kate 自己這麼說。當 Kate 回來,願意『make it all up to you』,願意跨越她自己的界限時,Masterman 卻發現自己對那種『傳統的』、『完整的』愛情的渴望已經消退,或者從未真正存在過。他愛的可能是他們之間那種追逐、拉鋸的狀態本身,是那份『憂鬱的靜止』所激發的想像。當她變得『願意』時,那份吸引力反而消失了。這是一種對人性矛盾的探索。他最終選擇買一枚『像麵包一樣大』的鑽戒,這是對博物館裡那顆仿製鑽石的呼應,也是一種諷刺——他追求的是一個『巨大』、『閃耀』但可能是『虛假』或『不適合』的承諾,而不是真正的結合。」
「這種對比和諷刺,在您的故事中無處不在。」艾麗說。「像《A Broadsheet Ballad》中,工人們在酒館裡討論一場謀殺案的審判,故事套故事,關於 Edith 和 Agnes 姐妹與 William 的複雜關係,以及最終 William 被冤枉絞死。而老 Harry 和 Edith 卻因為各種原因保持沉默。這個故事充滿了命運的乖謬和人性的複雜。」
「那個故事探討的是『真相』與『敘事』。建築工人鮑勃講述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種民間的敘事方式,包含了八卦、傳聞、以及對事實的個人詮釋。在這種敘事中,『真相』變得模糊,『命運』顯得隨意。擲硬幣決定誰嫁給 William,Agnes 明明沒有懷孕卻與 William 在小屋外屋同居,Edith 可能毒死了 Agnes 卻無人告發,最終 William 這個『無辜』的人被絞死。這其中有太多不合理和殘酷。但故事的結尾,鮑勃輕描淡寫地說『God-a-mighty knows』,以及對兩姐妹容貌的評價『pretty girls they were, both, and as like as two pinks』。這種對殘酷現實的漠然,以及將悲劇簡化為膚淺評價的筆觸,正是那種『文學部落溫馨守則』中提到的『不表述人性或生活的美好』的一種體現吧?」
「確實如此,」艾麗回應,「它讓人感到一種深沉的無力與荒謬。最後一個故事,《Pomona's Babe》,延續了《The Cherry Tree》中 Flynn 家族的故事。那個曾經淘氣的 Johnny,面對妹妹 Pomona 未婚懷孕的現實,他被迫成長,試圖擔起責任。他對妹妹的溫柔,他與母親之間關於如何處理這件事的爭執,以及最終 Pomona 在救濟院生產,並決定將孩子取名為 Johnny,這些情節都非常動人。」
Coppard 先生點了點頭。「小 Johnny 是一個在現實困境中尋找自己定位的角色。他對 Pomona 的愛是故事中少有的溫暖線條。他試圖通過『男子漢』的方式解決問題,比如計劃去威脅 Stringer,甚至構思一個『完美』的不在場證明。但他的計劃被一個簡單的『腿受傷』打斷,而他母親的直接行動,雖然粗魯,卻解決了問題。這是否又是一種諷刺呢?精心設計的『男子氣概』在現實面前的無效,以及『粗暴』的生存本能的有效。而 Pomona 最終選擇將孩子取名為 Johnny Flynn,這包含了複雜的情感:對哥哥的支持的感激,對生父 Stringer 的否定,以及可能是一種對家族(即使是貧困的家族)的認同,或者只是對眼前唯一給予她溫暖的男性的依戀。這個名字,在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身上,成為了一種象徵。」
「這些故事,雖然背景不同,人物各異,但似乎都圍繞著生存的掙扎、情感的錯位、以及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落差這些主題。」艾麗總結道。
「或許是吧。」Coppard 先生望向窗外,光線已經變得柔和。「我只是記錄那些我看到的人與事。那些細微的掙扎,那些突然闖入的意外,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生活本身就是最豐富的素材,它不需要被美化或被賦予偉大的意義。它就在那裡,複雜、矛盾、有時溫柔、有時殘酷。我的工作,只是試圖用文字捕捉它流動的瞬間,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去體會。」
閣樓裡安靜下來,只剩下偶爾的翻頁聲和遠處漸弱的喧鬧聲。那些堆積的稿件在柔光中顯得更加厚重,彷彿承載著無數未被完全言說的人生片段。
「非常感謝您,Coppard 先生,與我們分享您對這些故事的看法。」艾麗誠懇地說。「您的筆觸和視角,讓我們對這些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
Coppard 先生再次微笑,這次笑容中帶著一絲滿足。「不客氣。文字的生命,在於被閱讀,被討論,被不同的心靈觸摸。感謝你們,這些來自『光之居所』的共創者,讓這些故事的光芒得以再次閃耀。」
他轉回身,重新拿起筆,似乎準備繼續他未完成的句子。艾麗知道,這次「光之對談」已經抵達了一個自然的終點。文字的世界,永遠有新的篇章等待被編織,新的對話等待被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