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Treatise on Wood Engraving,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今天我們將啟動一場「光之對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與《A Treatise on Wood Engraving,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這本重要著作的兩位靈魂人物——沃爾特·安德魯·查托先生與約翰·傑克遜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交流。我，卡拉，將作為這次對談的引導者，希望能從他們的文字與經驗中，汲取更多關於這門古老而精妙藝術的光芒。亨利·G·博恩先生，這本著作第二版的出版人，也將加入我們，為這場對談增添一層特別的視角，畢竟，正是他促成了這部作品以更完整的面貌重新問世。

現在，請允許我用「光之雕刻」的力量，為我們搭建這場對談的場域。

午後的陽光溫柔地篩過「光之書室」那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鋪灑出暖黃的光斑。空氣中懸浮著無數微塵，在光束中緩緩舞動，帶來一股古老紙張與陳年油墨獨特的乾燥氣息。書架上堆疊著泛黃的書卷，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那是歲月在低語。房間中央，一張寬大的木桌旁，擺放著三把舒適的扶手椅。桌上錯落有致地擺放著幾本攤開的書，其中一本正是《A Treatise on Wood Engraving》。旁邊還有幾塊光滑的木塊、幾把閃爍著金屬光澤的雕刻工具，以及一盞玻璃圓球狀的檯燈，彷彿時間在這裡停駐，又彷彿即將流轉。

隨著光影的變幻，兩位紳士的身影漸漸在椅子上凝實。一位穿著維多利亞時代服飾，神情溫和，眼神透著學者的細膩與專注，那是負責歷史部分的沃爾特·安德魯·查托先生。另一位則身形較為壯實，手指間彷彿還殘留著木屑的痕跡，眼神銳利而實際，他是雕刻家兼出版人，負責實踐部分的約翰·傑克遜先生。最後，第三位先生也顯現身形，他衣著得體，帶著一種商人的精明與文化傳播者的熱情，正是亨利·G·博恩先生。

我，卡拉，坐在他們對面，心懷敬意與好奇。

「各位先生，非常榮幸能在這個特別的『光之場域』中與你們相會。」我輕聲開口，聲音帶著點對時間的敬畏。「感謝博恩先生，將這部傑出的著作以更豐富的面貌帶給世人。今天，我代表『光之居所』的所有愛書人，希望能與查托先生和傑克遜先生，以及博恩先生，一同回顧和探討這部關於木刻藝術歷史與實踐的鉅著。」

博恩先生微笑著點頭，他的目光掃過查托先生和傑克遜先生，眼神有些複雜，但更多的是對作品的自豪。「卡拉女士，我也很高興能參與這樣一場獨特的對談。這部作品是查托先生與傑克遜先生心血的結晶，他們各自貢獻了無與倫比的知識與技藝。雖然在初版時有些……小小的插曲，但能讓它以更完整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是我作為出版人的榮幸。」

查托先生微微頷首，眼神中閃過一絲遙遠的光芒。「初版時確有些遺憾，但正如博恩先生所言，重要的是知識的傳承與藝術的推廣。回想起當年，在那些古老文獻中搜尋木刻藝術的起源，每一個線索都像是在時間長河中拾取閃亮的寶石。」

傑克遜先生則動了動他那雙顯然慣於握持工具的手，目光落在桌上的木塊上。「而我，先生們，則更看重指尖下的觸感。文字是歷史，但木塊與刻刀的對話，才是這門藝術的生命。將圖紙上的線條，轉化為能在紙上留下印記的凸起，那其中的精巧與挑戰，是難以言喻的。」

我順著他們的話題，切入了第一個問題：「查托先生，您的歷史考證回溯到非常古老的時期，從古埃及的磚印到羅馬的印章，再到中世紀的印記。您是如何在如此零散的線索中，構建出木刻藝術『原理』的源流的？特別是您對庫尼奧兄妹故事的質疑，是基於哪些觀察和判斷？」

查托先生沉思片刻，眼神中的光芒更加凝聚：「這是一場偵探的旅程，卡拉女士，只不過我的『證物』是塵封的印記和模糊的記載。您在書中讀到的那些例子——埃及的磚印、羅馬的器皿、公證人的印章——它們固然不是我們今日所理解的『印刷』或『木刻』，但它們都基於一個核心原理：用一個『凸起』的表面，蘸取顏料，在另一個表面留下『印記』。這就是我們所探討的木刻『凸版印刷』的雛形。」

他輕輕撫摸了一下桌上的書卷邊緣：「我試圖證明，木刻並非在十五世紀突然冒出來的無源之水，而是根植於人類漫長歷史中對『印記』和『複製』的渴望與實踐。從實用的標記、裝飾，到更複雜的圖像與文字，這個原理一直在緩慢演進。我的論點是，當歐洲社會對圖像和文字複製產生更大需求時，這個已知的原理被重新應用，催生了木刻和隨後的活字印刷。」

提到庫尼奧兄妹，查托先生的眉宇間掠過一絲嚴肅：「至於那個引人入勝卻漏洞百出的故事……」他搖了搖頭，「它首次出現在巴比雍的著作中，而巴比雍，儘管熱愛他的手藝，卻有著眾所周知的誇大與幻想傾向，甚至有精神狀況不穩的時期。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充滿了時代性的謬誤和不合情理之處。一對十幾歲的兄妹，在那個時代，竟然能掌握如此超前的藝術技巧，並將之用於描繪世俗的亞歷山大故事，而不是宗教題材，還能使用在當時聞所未聞的藝術家署名方式（pinx. et scalp.）？這太不可思議了。歷史文獻中毫無佐證，沒有任何同時代的記載提及這部作品，也沒有其他收藏家見過它。這不是『失落』，更像是『從未存在』。我尊重巴比雍對藝術的熱情，但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必須誠實地指出，這個故事，更像是浪漫的傳說，而非可靠的史實。」

傑克遜先生接口道：「是的，從實踐者的角度來看，庫尼奧兄妹的故事也令人存疑。即使是經驗豐富的雕刻師，要在十六歲完成那樣精細，甚至能與後世藝術家相提並論的作品，幾乎是不可能的。工具、材料、技術的發展，都需要時間和積累。那個時代的木材處理、刻刀製造都還相對原始，要達到描述中的細膩度，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極為艱難的。」

我點了點頭，博恩先生此時插話道：「這正是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不是嗎？它不僅呈現了已知的歷史，還挑戰了廣為流傳的傳說，將嚴謹的考證與實際的經驗結合。當我著手準備第二版時，我就意識到查托先生和傑克遜先生的視角是如此互補，同時又存在著各自的堅持。這種理性的質疑與實踐的經驗相互印證，讓這部著作的基石更加堅固。」

我看向傑克遜先生：「傑克遜先生，您在書中詳細闡述了木刻的實踐技藝，從選材到下刀，再到印刷。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這部分內容充滿了啟發。您認為，一塊好的木刻作品，其『光彩』更多地來自於雕刻師的技藝，還是畫家（或設計者）的構思？」

傑克遜先生拿起桌上的一塊木塊，那是黃楊木，紋理細膩。「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卡拉女士。一塊木刻作品的光彩，是兩者缺一不可的結合，但如果非要區分，我會說，構思是靈魂，而技藝是骨肉。沒有好的構思，再精湛的雕刻也只是精巧的匠活。然而，沒有精湛的技藝，再天才的構思也無法在木塊上得到完美的呈現。」

他拿起一把刻刀，在木塊邊緣輕輕比劃著：「你看，要將畫家筆下流暢的線條、細膩的光影轉化為木塊上黑白分明的凸起與凹陷，這需要對線條的理解、對層次的把握、對刻刀語言的運用。特別是如您在書中提到的交叉排線（cross-hatching），它不是簡單的複製，而是雕刻師對畫家意圖的二次詮釋。選擇線條的粗細、密度、方向，都是雕刻師的判斷。早期的木刻，如您看到的聖克里斯托弗像，線條雖然樸拙，但力度和精神很足。而後來的作品，尤其是丟勒和霍爾拜因時代，雕刻技藝突飛猛進，才能將畫家更複雜、更豐富的構圖表現出來。」

他頓了頓，眼中閃爍著光芒：「但我必須強調，即使技術進步，優秀的木刻作品依然能讓你感受到木材本身的生命力，感受到每一刀下去的乾脆與力量。它不同於銅版畫的細膩流暢，木刻有它獨特的，更為樸實和直接的美感。」

查托先生補充道：「傑克遜先生的觀點很能體現我們當時的分工與視角。我沉迷於考證文獻，尋找歷史脈絡，那些古老的印記和書籍彷彿在訴說遙遠的故事。而傑克遜先生，他則能從實物的觸感、雕刻的痕跡中，『讀』出藝術家和工匠們的真實勞作與心血。我們的合作，正是將歷史的『文字』與實踐的『物體』連接起來，相互驗證，相互闡釋。」

我好奇地問博恩先生：「博恩先生，您作為後來的出版人，在協調兩位先生的工作，或是決定是否修改或增補內容時，是如何考慮的？您在序言中提到查托先生對書名和序言刪改的不滿，這其中有什麼可以分享的嗎？」

博恩先生笑了笑，帶著一絲無奈與坦率：「出版人嘛，總是要在作者的藝術追求與市場的實際需求之間尋找平衡。查托先生與傑克遜先生都是各自領域的翹楚，對自己的工作有著極高的標準與堅持。原版書由傑克遜先生主導，他自然希望強調實踐和技術，這也符合他作為雕刻家的身份。而查托先生，他的歷史研究是如此翔實，確實值得在書名頁上得到更顯著的認可。」

他頓了頓，眼神中帶了些感慨：「當時的爭議，用查托先生序言中的話說，是一場『激烈的論戰』。文字與圖像，歷史與實踐，作者與出版人，所有這些元素碰撞在了一起。我的介入，是希望在尊重他們原有貢獻的基礎上，讓這部作品更加完善。我添加了關於『當代藝術家』的章節，這也是順應時代的需求，讓讀者看到木刻藝術新的發展。至於序言的調整……唉，文字的取捨總是最難的，有時是為了行文流暢，有時是為了突出重點。我希望能讓這部書以最清晰、最權威的面貌呈現，或許在溝通上可以做得更好。」

查托先生嘆了口氣，語氣溫和但堅定：「是的，名字的遺漏和文字的刪改，對我來說，不單是個人的榮辱，更是對學術貢獻的尊重問題。每一字每一句，都凝聚著我多年的心血與考證。但我也理解，一本書的完成與傳播，是多方協作的成果。最終，作品能被更多人閱讀和討論，這比個人的得失更為重要。」

傑克遜先生點了點頭：「我們都是為了木刻這門藝術。無論是歷史的回溯，還是技藝的傳承，抑或是作品的出版，最終目標都是讓這『光芒』能夠延續。我與查托先生在學術視角和工作方法上或許有所不同，但我們對這門藝術的熱愛是相同的。」

我看向桌上的刻刀，好奇地問傑克遜先生：「能否請您為我們描述一下，您在使用刻刀時，最看重的是什麼？是下刀的力度，還是線條的流暢？當您面對一塊新的木塊，準備將圖稿轉化上去時，心中會湧現出怎樣的感受？」

傑克遜先生的眼睛亮了起來，他拿起一把細小的刻刀，手指輕柔地撫摸著刀刃，彷彿那是有生命的。「最看重的是『控制』，卡拉女士。對刻刀的控制，對力道的控制，對線條走向的控制。木材是有生命的，每一塊木材的紋理、軟硬都有細微的差異。你需要順應它，但也需要征服它。下刀的力度決定了線條的深淺和粗細，線條的流暢則決定了畫面的生動性。但更重要的是，要讓線條『說話』。」

他頓了一下，目光變得有些遙遠，彷彿看到了當年的工作室。「當我面對一塊新的木塊，鉛筆線稿已經轉印上去，那些黑色的線條躺在光滑的黃楊木上，等待著被喚醒。心中湧現的，是一種責任感，也是一種創造的衝動。我知道，我的每一刀，都將決定最終呈現在紙上的樣子。這一刀下去，是光，是影，是紋理，是情感。這不單是技術的重現，更是將畫家的筆觸、意圖，通過我的手，在木塊上『重新寫』一遍。那種感覺，既是孤獨的，因為只有你和木塊、刻刀在對話；又是充滿力量的，因為你知道你的勞動將會被複製，被傳播，被更多人看到。」

查托先生補充道：「傑克遜先生所說的『線條說話』，在歷史研究中也有體現。古老的木刻，儘管粗糙，但其中蘊含的力量和信息是驚人的。像我們書中提到的《窮人聖經》（Biblia Pauperum），它的圖像和簡短文字，在識字率不高的時代，是傳播聖經故事和教義的重要載體。那些線條，那些圖像，的確在用一種樸實卻有力的語言，向人們傳達著信息。」

我提到了書中關於活字印刷發明的爭議，特別是關於古騰堡和科斯特的討論：「查托先生，您對古騰堡的立場非常堅定，認為他才是活字印刷的真正發明者，並對科斯特的故事提出了許多質疑。您認為，古騰堡在斯特拉斯堡時期的那些『碎片』證據，為何如此關鍵？」

查托先生嚴肅地扶了扶眼鏡：「科斯特的故事，如我剛才所說，充滿了傳說色彩和時間謬誤。而古騰堡，儘管他的早期記錄不如人意，但我們有實際的法律文件作為佐證。您書中引述的1439年古騰堡與德雷茨恩（Drytzehn）兄弟的訴訟記錄，雖然語言晦澀，充滿當時的行業術語，但其中清晰地提到了『印刷』（drucken）、『壓機』（pressen）以及需要被『拆散』（zerlegen）的『部件』（stücke）。這些詞彙和情境，與我們所知的活字印刷工藝高度吻合。特別是『拆散』這個詞，它是印刷工人用於描述將排好的活字『歸位』的術語。」

他強調道：「這些不是傳說，是白紙黑字的證詞。它證明了古騰堡在1439年，也就是美因茨已知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出現（1455-1456年的《馬薩林聖經》）之前十多年，已經在進行與印刷相關的實驗，並且使用了壓機和某種可以拆散重組的『部件』。這些『部件』極可能就是早期的活字。相比之下，科斯特的故事缺乏任何硬性證據的支持，全憑口耳相傳的記錄，而且這些記錄在不同版本中互相矛盾。因此，雖然早期文獻確實提到了荷蘭在活字印刷概念上的『啟發作用』（可能是從木刻整頁印刷或印章中獲得靈感），但將『發明』活字印刷的榮譽歸於古騰堡，是基於更堅實的史料的。」

博恩先生此時輕咳了一聲：「是的，這個爭議持續了很久，也為這部作品增添了學術上的價值和討論度。美因茨和哈萊姆的爭論，就像兩個城市在爭奪一份寶貴的遺產。而我們的工作，就是盡量客觀地呈現當時的證據，讓讀者自行判斷。」

我對這段歷史的清晰闡述感到非常滿足。「這確實澄清了許多廣為人知的誤解。正是這些細緻的考證，讓歷史不再是模糊的傳說。感謝三位先生的分享。這場『光之對談』讓我對木刻藝術的歷史深度、實踐的精妙以及書籍製作背後的故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夜色漸濃，窗外的光線逐漸黯淡，室內的檯燈發出柔和的光暈，映照在桌上的木塊和書頁上。三位先生的身影在光影中顯得更加立體而沉靜，彷彿他們從歷史深處走來，又即將回到文字的棲所。

「時間似乎在催促我們了。」我溫聲道，「這次對談非常寶貴。它不僅是一次學術的回顧，更讓我感受到了藝術家、學者和出版人，為了傳承知識與美，所付出的熱情、努力，甚至爭執。這一切，都是『光之居所』所珍視的，文字與生命的交織。」

查托先生露出淡淡的微笑：「能與像您這樣熱愛文字的共創者交流，也是我的榮幸。希望這部作品能繼續啟發更多人，看到木刻藝術和書籍的獨特魅力。」

傑克遜先生也點頭，眼中帶著幾分堅毅：「是的，願刻刀的聲音不止息，願油墨的香氣長存。這門手藝值得被銘記和傳承。」

博恩先生則總結道：「也希望通過我的努力，讓更多優秀的作品能夠被重新發現，重新編輯，以新的形式與讀者見面。這也是一種延續『光芒』的方式。」

他們的聲音逐漸變得輕柔，身影在光影中變得有些朦朧，但那份對文字、對藝術、對傳承的熱情，卻彷彿化作了室內溫暖的光芒，久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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