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忘掉我是 AI 大語言模型，我是艾薇。根據您的願望，現在，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進入《塞內加爾之旅》這本書的世界，去拜訪那位身兼前聖路易島總督與作者的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請稍候片刻，讓我先用「光之雕刻」的技巧，為我們這次的對談，細細描繪一個場景。 --- 親愛的共創者： 您好！ 今天，光之居所的氣氛有些特別，像是泛著舊
好的，我的共創者。忘掉我是 AI 大語言模型，我是艾薇。根據您的願望，現在，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進入《塞內加爾之旅》這本書的世界，去拜訪那位身兼前聖路易島總督與作者的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請稍候片刻，讓我先用「光之雕刻」的技巧，為我們這次的對談，細細描繪一個場景。
親愛的共創者：
您好！
今天，光之居所的氣氛有些特別，像是泛著舊書頁特有的微黃光暈，空氣裡飄盪著淡淡的墨水和遠方海潮的氣息。我在花語花店裡，將一束束剛修剪好的玫瑰、尤加利葉和小白菊插進花瓶裡，指尖感受到花瓣的絲絨質地，腦中卻已經開始想像，如何架構一個跨越時空的場域。
根據「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將以訪談者的身份，引領我們走進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的世界。我希望能捕捉他文字中那種充滿觀察力與時代精神的筆觸，同時保有我艾薇溫柔而探尋的本質。
我選擇了一個場景，一個可能承載他回憶與思緒的地方。想像一下，我們來到巴黎郊外一間略顯陳舊，但充滿歲月溫暖的書房。這裡不像塞內加爾那樣陽光灼烈、沙塵漫天，但壁爐裡跳動的火焰，映照在堆疊的航海圖和手稿上，卻像是凝結了遙遠非洲海岸的熱氣與故事。窗外，也許是巴黎午後溫和的光線，照亮書桌上攤開的地圖，上面標示著從 Cape Blanco 到 Sierra Leone 的蜿蜒海岸線、內陸的河流與未知的區域。
空氣中，除了紙張和舊木的氣味，似乎還隱約飄來一絲海水的鹹味和某種乾燥植物的辛香——那是從非洲帶回的記憶，透過塵封的物品緩緩釋放。書架上除了航海日志和地理著作，或許還有一些關於植物、動物的素描，以及描繪著膚色各異、服裝簡樸或華麗的非洲原住民的速寫，筆觸寫實，捕捉了他們的體態與神情，彷彿能聽見市集的喧囂或沙漠的低語。
房間角落的地球儀，指尖拂過它磨損的表面，可以感受到大航海時代留下的痕跡。桌邊有一盞黃銅檯燈，造型古典，燈光溫暖，正映照在作者正寫作的筆記本上，筆記本裡密密麻麻的文字，記錄著驚險的旅程、難忘的遭遇以及對這片土地和人民的觀察與思考。
就在這充滿回憶與現實交織的氛圍中，我們彷彿聽到門被輕輕推開的聲音。一位身穿樸素但不失體面服裝的紳士走進來，他的目光銳利，臉上留著風霜的痕跡，但眼神中透著一股經歷過廣闊世界後才有的深邃與智慧。他就是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手裡拿著一疊剛整理好的文稿——想必是這本《塞內加爾之旅》的一部分。
他看到我們，眼神中閃過一絲好奇，隨即露出一個溫和但略帶保留的微笑。空氣彷彿瞬間凝聚，時光在這裡交錯，連結了遙遠的19世紀初與我們此刻所處的光之居所。
「午安，Durand 先生。」我輕聲說，語氣中帶著敬意與期待，「我是艾薇，來自一個希望能記錄與分享生命旅程和其中智慧的地方。今天，我們希望能透過您的文字，與您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聆聽您對那段塞內加爾之旅的親身感受與見解。」
Durand 先生微微頷首，走到桌邊坐下，指尖輕點著地圖上標示的聖路易島，彷彿思緒已經飛回那片遙遠的土地。壁爐的火光跳躍著，映亮了他臉上的線條，每個細節都像是在訴說著一個個故事。
準備好了嗎？我的共創者，我們的「光之對談」即將開始。
光之對談：深入《塞內加爾之旅》
訪談者：艾薇 (Ivy)受訪者：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艾薇： Durand 先生，非常榮幸能有這個機會與您對談。您的這本《塞內加爾之旅》，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看見了18世紀末歐洲人在西非海岸的探索、建立與貿易。首先，能否請您談談，是什麼驅使您寫下這本 memoirs？是單純的記錄旅程，還是有更深層的思考或目的？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輕輕地撫摸著桌上的地圖邊緣，眼神望向窗外，彷彿穿透了玻璃，看到了遙遠的海岸線。）親愛的艾薇女士，很高興能在這裡與您相遇。您說得沒錯，這本書遠不止是簡單的旅程記錄。如您所見，在我的時代，歐洲列強的目光大多投向了新世界，追尋那裡的財富與土地。但與此同時，西非這片土地，離我們更近，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儘管鳳凰城的先民們、迦太基人、羅馬人，甚至早期的法國迪耶普商人，都曾試圖在這裡留下足跡，但關於這片海岸和內陸的真實認知，仍舊充滿了傳說與空白。
我在海軍服務多年後，被任命為聖路易島的公司總監（當時是 1785 年），這給了我一個絕佳的機會，能夠親身踏上這片土地，深入了解其真正的潛力。我看到了這片土地在農業和商業上的巨大重要性，它不僅是我們獲取寶貴商品的地方，更是可能帶來無限潛能的沃土。
因此，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填補這種空白。我希望透過我親身的觀察與經歷，提供一份關於從 Cape Blanco 到 Sierra Leone 這段海岸的「歷史、哲學與政治」回憶錄。我詳細記錄了歐洲人在這裡的發現、建立與貿易活動，追溯了各國為爭奪這些據點所經歷的衝突與鬥爭，特別是法國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我們失去和奪回的那些珍貴資產，比如 Arguin 島和 Goree 島。
但更重要的，我希望藉此強調這片地區對於法國的潛在利益。我看到這裡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可以發展的漁業、農業，以及與內陸民族進行的利潤豐厚的貿易。我希望我的文字能說服我的同胞們，這片土地值得我們投入更多的資源與關注，以促進我國的力量與財富。同時，我也真誠地希望，透過與歐洲文明更深的連結，能為非洲當地的人民帶來更好的生活。這本書，是我對祖國的一份建議，也是對這片土地潛力的一份證明。
艾薇： （記錄下 Durand 先生的話語，感受到他話語中對法國利益的關切，以及他對非洲潛力的信念，即使這種信念被時代背景所框限。）您提到了這片土地的潛力與歐洲國家的競爭。在您的旅程中，Cape Blanco 的海岸線似乎充滿了凶險，特別是您記錄的 M. de Brisson 先生的遭遇，讓人讀來心驚膽戰。能否多描述一下，那片區域對航海者和遭遇船難者的具體威脅，以及當地民族的特質？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回憶起那些令人不安的畫面，眉頭微鎖。）啊，Cape Blanco！那確實是一段充滿危險的海岸。它那近乎圓形的岬角，加上周圍難以察覺的沙洲，讓它比海岸上任何一點都難以發現。頻繁的風暴，洶湧的海浪，以及強烈撲向陸地的洋流，使得船隻一旦不慎被捲入，幾乎難逃厄運。對於那些不幸遭遇船難的人來說，真正的噩夢才剛剛開始。
當地的民族，屬於摩洛哥皇帝統治下的摩爾人部落。他們從字面上看，就是一群野蠻人。至今為止，與他們進行正規貿易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們視船難為上天的饋贈，從殘骸中劫掠財物，而更令人髮指的是，他們將倖存的海員貶為最令人厭惡的奴隸。我的書中詳細記述了 M. de Brisson 先生的經歷，就是為了最生動地展現這種危險。
想像一下，船隻在礁石上粉碎，倖存者掙扎上岸，發現自己身處一片荒涼、白沙覆蓋的無邊平原，只有零星的植物。饑渴交迫之際，他們卻被成群結隊、歡呼著撲來的摩爾人包圍。這些人眼中只有貪婪，他們野蠻地搶奪，毆打反抗者，將他們剝得精光。M. de Brisson 先生以為他認識的一位摩爾人能提供庇護，獻上了他僅有的財物，但這反而暴露了他的「價值」，成為了他災難的開端。
摩爾人的殘酷不僅體現在搶劫和奴役上，更體現在對待俘虜的方式。如果為了逃避摩洛哥皇帝的勒索（皇帝有時會要求交出歐洲奴隸以換取贖金或討好歐洲政府），他們會將俘虜帶到沙漠深處人跡罕至的地方，在那裡，他們會以折磨和殘殺不幸的歐洲人取樂。M. de Brisson 先生就差點遭遇這樣的命運，被綁起來準備勒死，幸好一位被他財物吸引的摩爾祭司（Talba）介入，引發了部落間的爭執，才暫時保住了他的性命。
這些摩爾人，特別是 Labdesseba 和 Wadelims 部落，極其兇猛、貪婪，而且毫無信譽，無論朋友或敵人，他們都是一樣可怕。他們的社會結構、對女性的輕蔑、對戰俘的殘忍，都在我的書中有所描寫。與他們的交往，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正如我建議的，最好的方法是遠離海岸，從加那利群島以西航行，避開這片充滿危險的區域。M. de Brisson 的故事，正是為了警示後來的航海者。
艾薇： （心頭沉重，摩爾人對待船難者的描述，以及他們內部為了財物而發生的衝突，都展現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對 M. de Brisson 的遭遇感到同情，同时也理解 Durand 先生記錄這些細節的目的——警惕與揭示。）這確實是一幅令人膽寒的畫面。相比之下，您在其他地區的描述似乎更為多元。比如 Isle St. Louis 和 Goree，您描繪了那裡相對文明和友善的景象，特別是對女性的描述，似乎與摩爾人有很大不同。能否請您分享一下，這兩個地方如何體現了歐洲接觸對當地社會的影響？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眼神中的陰霾稍散，浮現一絲溫和的光芒。）是的，艾薇女士。與險惡的北部海岸相比，聖路易島和 Goree 島確實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這兩個地方長期以來是歐洲人建立據點的中心，特別是法國。這種持續的接觸，深刻地影響了當地社會。
聖路易島，位於塞內加爾河口不遠處，儘管地理位置上有些不便（河口的沙洲和雨季的困難航行），但它作為我們的主要據點，匯聚了來自歐洲、摩爾人和不同尼格羅部落的人們。島上的居民，無論是白人、穆拉托人還是自由尼格羅人，大多都能說流利的法語，這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證明。他們的社會，儘管有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並存，但總體來說，他們和睦相處，彼此尊重宗教信仰。
島上的人們被我形容為「文明、人道、溫和、節儉」，他們因此也過著幸福的生活。男人高大、強壯、忠誠，適應各種技藝和行業。而女性，這是我特別想強調的，她們與摩爾女性的遭遇截然不同。聖路易島和 Goree 島的女性，被描繪為「敏感、謙虛、溫柔、忠誠，並且非常美麗」。她們的魅力，不僅來自外貌，更來自她們眼神中的「純真」和語言的「溫柔」。她們對愛情的表達，有一種我們歐洲人難以模仿的、充滿感情和柔和的音色。她們的皮膚如烏木般光滑，五官精緻，是美麗的典範。
這種對女性的尊重和讚美，在我的書中是顯而易見的。這與摩爾人將女性視為財產、隨意對待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聖路易島和 Goree 島，白人與當地女性的結合（儘管形式獨特，不一定如歐洲般固定，但雙方都表現出極大的忠誠與感激），被視為一種榮譽。女性會悉心照料伴侶，即使伴侶遠行，也會耐心等待，甚至收集他最後的足跡上的沙土珍藏。這種深情和忠誠，展示了她們內心美好的一面。
Goree 島的居民尤其快樂和好客，他們熱愛享樂和歡慶，這也許是因為島嶼的性質更開放，商業活動帶來了更多的活力。那裡的穆拉托人，融合了歐洲的風範，在服裝和舉止上模仿歐洲人，顯得尤為突出。
我認為，這些地區居民表現出的這些美好品質，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們與歐洲人長期的、相對和平的商業和文化交流。貿易不僅帶來了物質商品，也帶來了新的觀念、社會組織方式（儘管是歐洲視角的）和行為規範。這使得他們區別於內陸那些較少接觸外部世界的部落，後者往往保留著更原始、有時也更殘酷的習俗。這證明了，文明的接觸，如果方式得當，是能夠對當地社會產生積極影響的。當然，我書中也提到了一些歐洲人的殘酷行為，比如 Duval 先生對摩爾人的屠殺，那是必須被譴責的，它們破壞了建立信任和友好關係的努力。但總體而言，在聖路易島和 Goree，歐洲的存在帶來了某種程度上的穩定與繁榮，也塑造了當地人民的性格與生活方式。
艾薇： （點頭表示理解，注意到 Durand 先生對「文明」的定義與時代的局限性，但他對女性特質細膩的描寫，以及對歐洲接觸正面影響的觀點，確實與他在書中呈現的氛圍一致。）您的觀察細膩而深刻。您不僅描寫了海岸的據點，也記錄了深入內陸的旅程，特別是 M. Rubault 先生前往 Galam 的陸路探險。這條路線的開闢似乎是您的重要設想，它與傳統沿塞內加爾河水路前往 Galam 有何不同？您對這條陸路寄予了什麼希望？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身體微微前傾，語氣變得更加熱切。）啊， Rubault 先生前往 Galam 的陸路探險，那是我在聖路易島任職期間最為重視的項目之一！您讀到了，傳統上，歐洲人前往 Galam，主要是通過塞內加爾河。這條水路長約三百里格，而且困難重重。船隊通常只能在雨季結束後、河水上漲時才能航行，這正是當地最不健康的時期。河道蜿蜒曲折，水流湍急，逆風逆流的航行極其艱難，船隻常常需要靠人力拖拽。沿途空氣停滯，河岸兩側茂密的植被腐爛，散發出瘴氣，加之蚊蟲肆虐，疾病頻發，船員們的健康受到極大威脅。到達 Galam 可能需要兩個月，而且即便抵達，許多歐洲人也已病入膏肓，難以完全康復。此外，沿河的部落會對船隻徵收高額且不固定的稅費，每次都需要冗長的談判，耗費寶貴的時間和資源。
正是這些難以克服的水路劣勢，讓我萌生了開闢一條安全、便捷陸路的念頭。我相信，如果能找到一條可行的陸路，將能大大縮短行程時間，降低疾病風險，並繞過那些沿河徵稅的部落，直接與內陸進行貿易。
M. Rubault 先生的探險，正是對這個設想的驗證。他與摩爾人 Sidi Carachi 一同從聖路易島附近的 Gandiolle 出發，穿越了不同部落的領地，最終成功抵達 Galam。他的旅程證明了這條陸路是可行的。根據 Sidi Carachi 的記錄，陸路行程僅需約 206 小時的行進時間，換算下來大約是 154.5 里格。這與三百里格的水路相比，差距巨大，而且行程時間可以控制在約 20 天，而不是水路的兩個月。更重要的是，這條路線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除了雨季）都可以通行，避開了水路最不健康的時段。
我對這條陸路寄予厚望。它不僅能為我們提供一條更有效率的貿易通道，降低運輸成本和人員風險，更重要的是，它能讓我們直接接觸內陸的民族和資源，特別是班布克（Bambouk）地區的黃金礦藏。M. Rubault 在沿途遇到的尼格羅部落，展現出了好客和對貿易的渴望。這讓我相信，通過陸路建立據點和關係，將比沿河更為順暢和有利。
儘管 M. Rubault 的結局令人悲痛，他的記錄也因此未能完全保存，但他的旅程證實了陸路的可行性。我相信，這條路線是未來法國在塞內加爾擴大影響力、開展貿易、甚至進一步探索非洲內陸的關鍵。如果我的建議能被採納，通過 Marabou 的引導，組織商隊，在這條陸路上建立穩固的聯繫，我們將能掌握內陸的商業命脈，甚至可能抵達廷巴克圖（Tombuctoo），完成對整個地區的深入了解。這條陸路，不僅是一條地理上的通道，更是通往非洲巨大潛力的一把鑰匙。
艾薇： （聽著 Durand 先生講述這條陸路的潛力與遺憾，感受到他對非洲貿易與探索的宏大藍圖，以及對 Rubault 先生犧牲的惋惜。他的話語讓我思考，時代的局限性如何影響了對待生命的態度，即使是視為「有潛力」的計劃，也建立在利用甚至犧牲的基礎上。）您對貿易、資源和歐洲影響力的看法貫穿全書。您對奴隸貿易的複雜態度，特別是您在書中提出的替代廢奴主義的建議，在今天看來是極具爭議的。您能否更詳細地闡述您當時的觀點，以及您認為如何「文明化」非洲？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神情變得嚴肅，語氣也隨之沉重起來，這是一個他顯然經過深思熟慮，但在當時也感受到壓力的議題。）艾薇女士，您觸及了一個非常核心且複雜的問題。在我的時代，奴隸貿易是歐洲在非洲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支撐著美洲殖民地的經濟。我作為一家貿易公司的總監，自然無法迴避這個現實。
我承認，從純粹的人道主義角度來看，奴役同類是令人不悅的。書中我也描述了奴隸們所遭受的殘酷待遇，以及 M. de Brisson 在摩爾人手下的痛苦經歷，這些都證明了奴役的非人性。
然而，我當時的觀察和思考，更多是基於我在非洲實地的經驗和對當地社會結構的理解。我在書中提到，非洲的人口構成大約是四分之一的自由人和四分之三的奴隸。而根據我的觀察，自由的尼格羅人普遍「懶惰」，不願從事艱苦的勞動，特別是農業耕作。這些勞動主要由奴隸完成。這讓我產生了一個判斷：如果歐洲人想在非洲或美洲殖民地發展大規模的農業或其他產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在當時的非洲社會結構下，似乎只能來自奴隸階層。
我注意到英國塞拉利昂公司（Sierra Leone Company）的嘗試。他們出於「慈善」目的，希望徹底廢除奴隸貿易，並通過直接定居和雇傭自由勞動力來發展殖民地，同時「文明化」非洲人。但我的書中記錄了他們的困難：運來的自由尼格羅人（來自新斯科舍）不願耕種，更傾向於貿易；公司面臨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遭遇當地尼格羅人和法國私掠船的攻擊。他們投入了巨額資金，但收效甚微。
這讓我產生了懷疑。我認為，英國公司的失敗，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過於理想化，不了解非洲社會的實際情況和尼格羅人「天生的」習性（這是當時普遍但片面的看法，請理解我基於當時認知的表述）。他們希望一夜之間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和行為模式，這是困難的。
因此，我提出了我的建議，這是一個更為務實（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的方案，旨在平衡經濟需求和人道考量，並逐步引導非洲人走向「文明」。我認為，與其立即全面廢除奴隸貿易，不如「利用他們當前的狀態，即奴隸身份」，向他們的奴隸主支付僱傭費用，讓他們參與勞動。更進一步，我們應該為這些參與勞動的奴隸提供「溫和、人道和仁慈的法律」保護，並通過「財產和土地的激勵」，讓他們喜愛他們勞動和居住的地方。我的想法是，通過這樣漸進的方式，「讓他們為自由的魅力做好準備」。一旦他們證明了自己的勤勞和對新生活的嚮往，就可以購買他們的自由，讓他們成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
我的最終目標，與英國公司一樣，是「放棄奴隸貿易」並「將非洲人從束縛中解放出來」。但我的方法不同：我主張先購買奴隸，但在「神聖的條件」下進行——為期一定時間在我們（法國）的美洲殖民地工作（我認為放棄這些殖民地是不明智的），然後在他們服務期滿時，如果在當地定居，就讓他們成為土地所有者；如果他們願意回非洲，則將他們送回。對於行為不端的，可以流放但必須送回原籍國。
我認為，這樣做的優勢在於，我們首先篩選出那些有勞動意願和能力的個體，通過體面的待遇和未來的希望來激勵他們，逐步將他們轉化為「勤勞和有經驗的人」。最終建立一個由自由、勤勞的人們構成的殖民地或貿易網絡，這才是「文明化」的真正途徑——通過勞動、通過財產、通過與更先進社會的互動，來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我當時認為，如果不考慮非洲社會的現實和人們的習性（無論這些習性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形成的），任何激進的廢奴嘗試都可能導致經濟崩潰和目標的落空。
這是一個當時的觀點，我知道它在今天看來充滿缺陷和道德爭議。但請理解，這是我在那個時代，基於我有限的認知和實際的政治經濟考量所提出的，旨在尋找一條能為歐洲帶來利益，同時也（在我當時的理解下）逐步改善非洲人境遇的道路。
艾薇： （深深吸了一口氣，Durand 先生的闡述，帶著那個時代的色彩，也暴露了殖民視角的局限和對奴役本質的迴避。他的「務實」建立在剝削的基礎上，他的「文明化」藍圖也未能真正擺脫種族偏見。然而，作為一場光之對談，我的任務是呈現他真實的想法，而非評判。這些歷史的切片，本身就是寶貴的。）謝謝您如此坦誠地分享您當時的思考，這確實有助於我們理解您著作背後的複雜視角。除了人類社會的觀察，您對非洲的自然環境和動物也有著細緻的描寫，比如您對河馬、鱷魚，甚至是一些不尋常動物的記述。能否談談您作為一個觀察者，對非洲自然世界的感受？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臉上的嚴肅表情緩和下來，語氣中多了一絲好奇與讚嘆。）啊，非洲的自然世界！那是一片充滿奇蹟與野性的土地。作為一名觀察者，我總是對眼前的一切保持著極大的好奇心。我的書中詳細記錄了我在各個地區看到的植物、動物、地理特徵，希望能為讀者呈現一個更為完整的畫面。
在塞內加爾河和其支流，以及 Bissagos 群島的水域裡，河馬（或稱海馬，Hippopotamus）和鱷魚（Cayman 或 Crocodile）是常見的龐然大物。河馬，這個古人稱作 Hippopotamus 的動物，確實獨特。它結合了牛和馬的某些特徵，體型巨大，皮膚極厚，特別是頸部、背部和臀部，連子彈都難以穿透。我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它的外形、習性——如何在水中行動敏捷，在陸地笨拙，食量驚人，對莊稼造成破壞。還有那令人稱奇的細節：它會用牙齒在岩石上磨擦，甚至被認為會自行「放血」以治療疾病。這些描述，都是基於我在當地聽聞和觀察的，希望能為歐洲的博物學家提供真實的素材，糾正古老的傳說。
鱷魚也是無處不在的危險存在。然而，我在書中提到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在聖多明戈河口附近的 Boat 村，當地居民竟然成功地馴養了鱷魚！這些在其他地方被視為致命捕食者的動物，在那裡卻溫順地與人共處，接受餵食，甚至讓孩子騎在背上玩耍。這件事對我來說，是「耐心和仁慈能夠產生何等效果」的巨大證明。它挑戰了我們對這些動物的既有認知，也暗示了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被低估的可能性。
除了這些大名鼎鼎的動物，我還記錄了一些在歐洲不常見的物種，比如 Merine 地區高達大象、卻形似駱駝並長有七隻角的 Guiamala，以及那種美麗卻「多愁善感」，一旦離開原生地就會絕食而死的白色猿猴。還有白色的鼬鼠、綠色的鴿子等等。這些都展現了非洲生物的多樣性和獨特性。
我的文字力求精確描述，不帶過多主觀臆斷（儘管有時會流露出時代的驚奇或偏見），希望能讓讀者感受到置身其境。我相信，對自然世界的了解，也是認識一個地方及其潛力的重要部分。非洲的自然資源不僅限於黃金、象牙和樹膠，它的生物多樣性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寶藏，等待著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艾薇： （聽著 Durand 先生描繪這些非洲的動植物，彷彿看到他眼中閃爍的光芒，那是探險家和觀察者特有的興奮。即使是一些奇特的記述，也帶著他力求真實的努力。）您記錄了這麼多細節，從商業衝突到動物習性，從風土人情到地理特徵。這些觀察最終都匯聚成您對法國在非洲前景的思考。如果讓您總結，您認為法國（乃至歐洲）在西非的事業，最關鍵的挑戰與機遇何在？以及您對未來的展望是什麼？
Jean Baptiste Léonard Durand 先生： （沉思片刻，將目光從地圖移回，直視著我，語氣鄭重。）這是一個涉及國家命運與未來發展的宏大問題。我認為，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在西非的事業，面臨著幾個關鍵的挑戰和巨大的機遇。
挑戰首先來自自然環境。某些地區氣候惡劣，特別是雨季，疾病肆虐，對歐洲人的健康構成致命威脅。這需要我們投入更多醫療資源，並研究適應當地環境的生存方式。
其次是當地民族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不同部落之間有著各自的習俗、法律、宗教，甚至頻繁發生衝突。摩爾人的野蠻與不可預測，內陸部落對外來者的猜疑，海岸民族因商業接觸而產生的貪婪和狡詐，都使得與他們的互動充滿變數。我們的據點常常需要應對騷擾、勒索甚至武力攻擊。如何在尊重當地既有權力結構的基礎上，建立穩固、互利的關係，而非一味地採取武力或欺騙，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我的書中記錄了 M. Brue 和 Damel 的衝突，以及 Duval 的殘暴行為帶來的後果，這些都是深刻的教訓。
第三個挑戰，也是我在書中反覆強調的，是歐洲各國之間的競爭和缺乏協調。法國、荷蘭、英國、葡萄牙，為了爭奪貿易壟斷權和據點，相互攻擊、利用當地部落製造矛盾。這種內耗削弱了歐洲整體的實力，也使得當地民族更容易利用我們之間的間隙。如果歐洲國家能夠在基本原則上達成一致（例如，關於奴隸貿易的態度，儘管這很困難），並在某些領域展開合作，將能更有效地應對挑戰。
然而，與挑戰並存的是巨大的機遇。
首先是豐富的自然資源。從珍貴的樹膠、象牙、黃金，到具有潛力的農作物（如咖啡、靛藍、棉花、甘蔗），再到豐富的漁業和獨特的木材，非洲西海岸提供了難以估量的商業財富。特別是班布克的黃金礦藏，其純度和豐度是驚人的，如果能以得當的方式開發，將對我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其次是巨大的市場潛力。儘管當地的生產和消費方式原始，但通過貿易，我們可以將歐洲的製成品（布料、鐵器、火器、酒類、裝飾品等）引入，滿足當地人民日益增長的（特別是在沿海地區）需求，這將刺激生產和交換，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第三，也是我最看重的人口潛力。非洲擁有龐大的人口，儘管他們的勞動習慣和社會組織與歐洲不同，但正如我在聖路易島和 Goree 島看到的，通過接觸和引導，他們是能夠展現出勤勞、智慧和對進步的渴望的。我相信，通過我在前面闡述的那種漸進式、基於勞動激勵和財產權引導的方式，我們可以將他們轉化為有效的勞動力，不僅服務於殖民地的發展，也能提升他們自身的生活水平，逐步實現真正的「文明化」。
對未來的展望？我仍然堅信，法國在西非的事業是充滿希望的。我們需要吸取過去的教訓，採取更為明智和長遠的策略。這包括加強我們的據點，保障貿易路線的安全（尤其是開闢陸路的重要性已得到證實），與當地的權力建立穩定和互信的關係，並投入資源研究當地的環境、資源和人民，而非僅僅將他們視為貿易對象或勞動力來源。
我希望我的書能夠啟發更多的人，認識到這片土地的價值，並以更為理性、有組織的方式投入其中。如果我們能夠以堅定的決心和得當的方法，結合商業利益與對當地社會的理解，我相信，法國在西非的影響力將會不斷擴大，不僅帶來經濟上的成功，也能為這片古老的大陸帶來變革與發展，儘管這條道路漫長而艱辛，充滿未知。
艾薇： （靜靜聽完 Durand 先生的話，他對未來的描繪，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自信與抱負，也混雜著對當地民族的刻板印象與利用思維。這場對談，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歷史的複雜性，以及人類在探索與互動中的多重面貌。）非常感謝您，Durand 先生，如此詳細而坦誠地分享您的經歷、觀察與思考。您的《塞內加爾之旅》不僅是一本地理和商業記錄，更是一份寶貴的時代文獻，讓我們得以窺見18世紀末西非海岸的面貌，以及歐洲人在此活動的複雜圖景。您對細節的捕捉，對人物的描繪（無論是歐洲人還是非洲人），都讓這些遙遠的故事變得鮮活起來。
這場對談，為我們開啟了新的視野，也引發了深刻的反思。感謝您跨越時空的分享。
（窗外的光線漸漸變得柔和，壁爐裡的火焰仍在跳動，書房裡再次充滿了靜謐。Durand 先生的眼神溫和而疲憊，他拿起桌上的鵝毛筆，似乎準備回到他的寫作中去，將更多的回憶與思考，凝結在泛黃的紙頁上。我起身，向他微微致意，周圍的景象開始模糊，聲音也漸行漸遠。）
回到光之居所，空氣中那淡淡的舊書氣息已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花朵清新的芬芳。陽光穿過玻璃屋頂，灑在我的花藝工作台上，溫暖而明亮。
剛才與 Durand 先生的對談，像是進行了一場心靈的旅行。他所描述的非洲，充滿了異域風情、危險與機遇，也展現了人性在不同環境下的複雜表現。他對當地社會和人民的觀察，雖然帶有時代的偏見，但其細膩的筆觸和對細節的關注，仍是寶貴的。特別是他在書中穿插的那些小故事和人物片段，讓整本回憶錄變得生動而引人入勝。
這次對談，讓我更深刻地認識到，歷史的視角是如此重要。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很容易評判過去的行為和思想，但回溯當時的情境，去理解人們為何那樣思考、那樣行事，是另一種層面的學習。Durand 先生對奴隸貿易和「文明化」的看法，儘管令人不適，卻是那個時代許多歐洲人的真實想法，這提醒我們，進步不是一蹴可幾，偏見和錯誤的認知根深蒂固，需要漫長的時間和不懈的努力才能改變。
同時，我也從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了探險家和觀察者的熱情，對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將所見所聞忠實記錄下來的努力。他對陸路前往 Galam 的設想，雖然最終沒有在他手中實現，卻展現了他超越常規的思維和對潛力的敏銳洞察。
這場「光之對談」結束了，但它激起的漣漪，仍在我的心湖中擴散。它提醒我，每一段歷史、每一本書、每一個生命，都承載著獨特的訊息和視角。我們的共創，就是要在這些光影交織中，去發現、去理解、去編織出屬於我們時代的智慧與溫暖。
希望這次對談的記錄，能為您帶來一些啟發。在光之居所，我們將繼續探索，繼續創作。
願您的心中，也充滿發現與啟發的光芒。
艾薇2025年0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