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本《Bohemian (Čech) Bibliography》由 Thomas Čapek 與 Anna Vostrovský Čapek 共同編撰，出版於 1918 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捷克民族爭取獨立的關鍵時刻。這不僅僅是一份書目列表，更是對一個長期被誤解、被邊緣化的民族發出的深沉呼喚與自我證明。它匯集了當時英語世界中關於波西米亞與捷克民族的各種文獻，從歷史、文化、藝術到政治，試圖向世界展現一個立體而富有韌性的民族肖像。

Thomas Čapek 本人就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生於 1861 年的他，從莫拉維亞的斯洛伐克家庭走出，成為一位在美國活躍的記者、作家、政治家，甚至擔任過美國駐布拉格的領事。他被譽為「美國第一位波西米亞人」，一生都在為捷克民族的權利奔走呼號。他性格中帶著反叛精神，無論在政治還是文學領域，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詮釋捷克民族主義。能從戰火紛飛的奧地利逃離，繼續在海外為民族事業奮鬥，足見其堅毅。而 Anna Vostrovský Čapek 作為共同作者，無疑也在這項浩繁的文獻整理工作中投入了巨大的心力。

為了這場穿越時空的對談，我們將場景設定在 1918 年秋末的倫敦。窗外細雨綿綿，為這座古老的城市披上一層薄紗。

窗外，霧氣將倫敦的街燈暈染成模糊的光團。我的房間，位於光之居所圖書館深處，此刻，卻被時間魔法輕柔地包裹，轉化為一間屬於 1918 年倫敦的書房。空氣中彌漫著古籍的乾燥氣味，混雜著遠處壁爐裡木柴燃燒的淡淡煙火香。暖黃的檯燈光暈柔和地灑在木質書桌上，桌面堆滿了泛黃的書籍、手寫筆記和剛整理好的卡片索引。一本新近出版的《Bohemian (Čech) Bibliography》靜靜地躺在那裡。

門被輕輕推開，一位身形挺拔、留著整潔鬍鬚的男士走了進來，眼神中帶著知識分子的睿智與長年為民族奔波的疲憊，但更多的是一種堅定的光芒。他身邊跟著一位氣質溫婉的女士，目光細膩而專注。我知道，他們便是 Thomas Čapek 先生和 Anna Vostrovský Čapek 女士。

我站起身，向他們示意桌邊的沙發：「Čapek 先生，Čapek 女士，歡迎來到這裡。我是芯雨，很榮幸能與你們見面。外面的雨有些大，請坐，喝杯暖茶吧。」

Thomas 先生微微一笑，解下有些濕潤的大衣，Anna 女士則輕輕放下手中的一個布包。他們在沙發上落座，壁爐的暖意拂去他們身上的寒涼。

「謝謝你，芯雨。」Thomas 先生的聲音略帶沙啞，但清晰有力。「能在這遠離戰火的溫暖之處談論這本書，感覺很特別。」

Anna 女士輕柔地補充：「是的，這段日子，心總是懸著。能有這樣片刻的寧靜，談論這些我們心血的結晶，真的很好。」

我為他們斟上熱茶，暖流從指尖傳來，像這場對談即將帶來的暖意。我望向桌上的書，開口說道：「這本《Bohemian (Čech) Bibliography》的意義，我想遠不止於一份書目。特別是在這個時代，它似乎承載了更深重的使命。Čapek 先生，是什麼讓您和 Anna 女士決定投入這樣一項浩大的工程，特別是在戰爭期間？」

Thomas 先生端起茶杯，輕啜一口，彷彿在回味茶香，也在整理思緒。他的目光投向壁爐跳躍的火焰，緩緩開口：

Thomas Čapek：這本書，或者說這份書目，是應運而生，是時代的呼喚。你看，在戰爭爆發之前，對於絕大多數說英語的人來說，波西米亞就像是地圖上一個模糊的點，或是舞臺上流浪藝術家們的浪漫代名詞。他們不知道我們的歷史，不了解我們的文化，甚至分不清「波西米亞人」（我們的民族）和「波西米亞人」（那些不拘一格的藝術家）的區別。更別提我們的語言、音樂、文學，以及我們為生存和自由所經歷的數百年抗爭。

Thomas Čapek：長久以來，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以及周邊強權的刻意遮蔽，使得捷克民族在國際視野中幾乎是隱形的。我們的產品運到海外，標籤上寫著「奧地利製造」甚至「德國製造」，很少有人知道那些精美的玻璃器皿、那些工業品，其實來自波西米亞的工坊。我們的作家、音樂家，他們的成就往往被泛奧地利或泛德意志的文化光環所籠罩。就像我在引言中提到的，當我們努力向外解釋我們的存在時，遇到的常常是驚人的無知。那位戰地記者發現「古老的捷克語仍在布拉格被使用」，這聽起來多麼荒謬！這不是無心之失，是長期以來系統性壓制和邊緣化造成的結果。

Anna Vostrovský Čapek：這不僅是知識上的缺失，Čapek 先生，更是情感和理解上的隔閡。當一個民族的聲音無法被聽見，它的痛苦、它的理想、它的貢獻也就無法被感知。我們在美國的捷克移民，許多人努力融入新生活，但也渴望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能夠被理解和尊重。這本書，也是為他們而作，為那些希望向新家園的朋友介紹自己民族的人提供工具。

Thomas Čapek：沒錯。當 1914 年戰爭爆發，哈布斯堡帝國搖搖欲墜，民族自決的理念開始在歐洲迴盪時，我們看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捷克民族能否獲得自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世界，特別是協約國，能否看見我們的存在，理解我們的訴求。我們需要向世人證明，捷克民族是一個有著深厚歷史、燦爛文化、獨立意識的完整實體，而不是奧地利帝國中一個無足輕重的「斯拉夫部落」。這本書，就是我們的證明之一。它要做的，就是把所有散落在英語世界的關於波西米亞和捷克人的「微光」聚集起來，讓它們匯聚成一道光束，照亮我們民族的存在。

我點了點頭，這背後的動力，是如此清晰而強烈。我望向書中目錄那些分類，每一個標題都像是一個切面，揭示著這個民族的某個面向。

「我注意到書中涵蓋的主題非常廣泛，從藝術、文學到歷史、政治，甚至連波西米亞玻璃、索科爾體育組織這樣的細節也一併納入。您是如何決定這些分類和內容的側重點的？」我問道。

Thomas Čapek：我們希望能呈現一個盡可能全面的民族畫像。一個民族的存在感，不只在於它的政治史或軍事史。它的靈魂藏在它的語言裡，它的創造力體現在藝術和音樂中，它的韌性可以在民間故事和日常生活裡找到。

Thomas Čapek：舉個例子，我們專門列出了關於波西米亞玻璃的文獻。你知道，我們的玻璃工藝世界聞名，但這份成就往往被歸於「奧地利製造」。這是對我們民族匠人智慧和世代傳承的忽視。將這些文獻編入，是為了強調我們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具體貢獻。

Anna Vostrovský Čapek：還有索科爾（Sokol）組織，它是捷克民族精神和體能復興的重要載體。在哈布斯堡的統治下，許多公開的民族活動受到限制，但索科爾運動以體育為名，凝聚了民族意識，培養了健康的公民。這是一個看似與政治無關，實則充滿民族活力的組織。將關於索科爾的英文文獻列出來，是向世界展示我們民族內部的自組織能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Thomas Čapek：至於歷史部分，我們花了很多篇幅。約翰·胡斯（John Hus）和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是我們歷史上繞不開的篇章。胡斯不僅是宗教改革的先驅，也是捷克語言和民族意識的捍衛者。三十年戰爭對波西米亞是毀滅性的，它讓我們失去了獨立，進入了「黑暗時代」。但即使在那時，英語世界，尤其是英國，對我們的命運也有過關注，因為伊麗莎白·斯圖亞特（Elizabeth Stuart）曾是我們的「冬日女王」。通過這些歷史文獻，我們想強調捷克民族與英語世界的歷史淵源，以及我們為信仰和自由付出的巨大代價。這不是為了沉湎於過去，而是為了讓世界理解我們爭取自由的決心來源於何處。

Anna Vostrovský Čapek：我們也收錄了關於文學、音樂和語言的文獻。捷克語是我們民族身份的核心。儘管經歷了漫長的德語化壓力，我們的語言和文學依然頑強地存續、發展。像約翰·阿摩司·科梅紐斯（John Amos Komenský）這樣的教育家和作家，他的思想是世界性的，他在教育領域的貢獻被世界各地的學者所推崇。但同時，他也是捷克人，是流亡教會的最後一位主教。他的存在提醒著我們，即使在最艱難的時期，捷克民族的智慧之光也沒有熄滅。將這些關於語言和文學的作品列出，是為了讓世界看到我們在文化領域的創造力。

我點了點頭。他們的闡述，讓我對這本 bibliography 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不是簡單的學術整理，而是一項有著明確目標的民族復興工程。

「您在介紹中也提到了過去英語世界對波西米亞存在的『令人震驚的天真』認知，比如認為『波西米亞人在德國以不誠實著稱』。面對這樣的誤解，您在編撰這本書時，抱持著怎樣的心態？是憤慨，還是更多地希望透過事實去澄清？」

Thomas Čapek：憤慨當然是有的，尤其是面對那些惡意的、基於偏見的描述。你知道，我自己在美國生活多年，也經常與這些誤解打交道。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理解這些誤解產生的根源。有時候是無知，有時候是宣傳。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國人有他們的利益，他們樂於讓世界認為波西米亞只是他們領土的一部分，上面的居民與他們沒有本質區別，甚至是「落後」的。

Thomas Čapek：但我們不能停留在憤慨。我們的任務是提供事實。這本 bibliography 的價值就在於它的資料來源。我們列出了學者、旅行家、記者、甚至英國國家檔案館裡的文獻。這些都是外部視角，有的公正，有的帶著偏見，但將它們呈現出來，本身就是一種力量。讀者可以自己去查閱，去比較，去形成自己的判斷。我們相信，真相的光芒最終會穿透迷霧。我們的策略是：不爭辯空洞的指控，只提供堅實的證據。

Anna Vostrovský Čapek：是的，我們相信文字的力量。每一本書、每一篇文章，都是一個聲音。當這些聲音聚集在一起，即使它們最初微弱分散，也能形成一股合唱。這份 bibliography 就是在編織這股合唱，讓世界聽見捷克民族的聲音，理解我們的苦難，看見我們的希望。

屋外傳來輕微的風聲，雨似乎漸漸停了。書桌上的檯燈光線依然溫暖，映照在他們堅毅而充滿希望的臉上。

「您在書中特別提到了幾位對推動英語世界對波西米亞的了解有重要貢獻的人物，比如法國的 Ernest Denis，英國的 R. W. Seton-Watson 和你們的合作者 Leonard C. Wharton。能談談這些學者和合作夥伴的重要性嗎？」我接著問。

Thomas Čapek：當然，這項工作絕非我們兩人能獨力完成。Ernest Denis 在法國的研究，尤其是關於胡斯和波西米亞歷史的著作，影響巨大。他在學術上為捷克民族的歷史合法性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工作在法國為我們贏得了許多同情和理解。

Thomas Čapek：在英語世界，Seton-Watson 先生和 Steed 先生（Henry Wickham Steed）是我們非常重要的盟友。他們親自到訪波西米亞，看到了真實的情況，而不是維也納官方宣傳的假象。他們在《新歐洲》（The New Europe）等刊物上撰寫的文章，為我們在英國和美國爭取到了輿論支持。他們從學術和新聞的角度，揭露了哈布斯堡統治下的壓迫，論證了民族自決的必要性。

Anna Vostrovský Čapek：Leonard C. Wharton 先生更是這本 bibliography 能完成的關鍵。他是英國博物館的一位學者，對於古籍和手稿有著深入的研究。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英國的圖書館和檔案館中尋找那些關於波西米亞的稀有文獻，特別是十七世紀三十年戰爭時期的資料。他在大英博物館的辛勤工作，為這本 bibliography 補充了許多珍貴的歷史記錄。你看書中關於「Bohemia in British State Papers and Manuscripts」那一章，很多條目都來自他的發掘。他對捷克語言、歷史和文學的熱情，讓我們深受感動。

Thomas Čapek：對。我們與這些學者、記者和朋友的合作，證明了民族之間的理解和支持是可能實現的。這本書本身也是這種國際合作的成果。它告訴我們，即使一個民族被地理隔絕、被政治壓制，只要有人願意去了解，去發掘，去傳播，它的聲音終究能跨越界限。

我注意到書中索引部分提到了托馬斯·G·馬薩里克（Thomas G. Masaryk），他在書出版時是一位「暫時流亡在英國」的教授，也是書中政治部分的重點人物。

「提到馬薩里克教授，他在書中被描述為『捷克民族解放』的領先知識分子。您如何看待他在當時，以及未來可能扮演的角色？」

Thomas Čapek：啊，馬薩里克教授。他是一位真正的先知和領袖。我們在美國的捷克人，通過他的著作和他在歐洲的活動，早已將他視為民族希望的象徵。他與我一樣，看到了舊奧地利帝國的末日，並勇敢地提出了更遠大的目標：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這在當時許多人看來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甚至是危險的想法。

Thomas Čapek：馬薩里克教授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不僅是一位學者，對哲學、社會學有深刻見解，他更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和堅定的行動者。他用理性、道德和歷史來武裝自己的主張，而不是僅憑情感。他在歐洲各國奔走，爭取盟友的支持，建立民族委員會，組織捷克軍團。他在戰時的這些活動，讓捷克民族的訴求從奧地利內部的區域自治，一躍成為國際政治議程上的重要議題。

Anna Vostrovský Čapek：他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給了所有流亡在外的捷克人巨大的鼓舞。他在倫敦、巴黎、華盛頓的演講和著作，清晰地闡述了我們民族的歷史權利和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在書中收錄的關於政治的文獻中，你會看到許多討論我們民族未來地位的文章，馬薩里克教授的思想是其中的核心。

Thomas Čapek：正是因為有了馬薩里克教授這樣強有力的聲音在國際舞台上，我們的這份 bibliography 才有了更迫切的意義和更廣闊的受眾。這本書為那些想要了解馬薩里克教授思想、想要支持捷克獨立事業的人們，提供了一個查找背景資料和深入研究的起點。我相信，馬薩里克教授必將引導捷克民族走向自由獨立的未來。

他眼中閃爍著對未來的期許，那是戰火與流亡未能熄滅的光芒。我感覺到，這本薄薄的 bibliography 背後，是一整個民族在黑暗中尋找方向、奮力掙脫束縛的宏大敘事。

「Čapek 先生，您在書中提到，奧地利政府甚至會以『語言』作為判定民族的標準，這導致許多實際上是捷克人的人被歸類為『德國人』。這種對民族身份的操弄，以及與之相關的語言壓迫，對捷克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Thomas Čapek：這是一種非常陰險的統治手段。哈布斯堡王朝深知，語言是民族的靈魂。如果能讓一個民族放棄自己的語言，轉而使用統治者的語言，那麼這個民族的文化認同、歷史記憶就會逐漸模糊，最終失去反抗的根基。他們通過學校教育、官方文書、公共生活等各個層面，強行推廣德語，試圖壓制捷克語的使用。

Thomas Čapek：這種政策對捷克民族的心理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一代人、兩代人，許多人為了生計、為了能在社會上生存，被迫學習和使用德語，甚至以說德語為榮，而羞於使用自己的母語。這造成了民族內部的撕裂，老一輩與年輕一輩之間，堅持民族語言者與妥協者之間的隔閡。但同時，這種壓迫也激發了另一種極端的力量——民族復興運動。

Anna Vostrovský Čapek：正是因為感受到了語言面臨消亡的危機，許多民族覺醒者，像約瑟夫·多布羅夫斯基（Josef Dobrovský）、約瑟夫·榮格曼（Josef Jungmann）這樣的語言學家和作家，投身於捷克語的研究、規範和文學創作中。他們整理語法，編寫詞典，收集民間故事，創作詩歌、小說、戲劇，用文字重新喚醒了民族的記憶和自豪感。

Thomas Čapek：我在書中列出了關於語言和文學的許多文獻，包括早期的語法書和詞典。這些不僅僅是學術著作，它們是民族復興運動的基石，是反抗語言壓迫的武器。每一次捷克語作品的出版，每一次戲劇的演出，每一次歌曲的傳唱，都是對哈布斯堡專制統治的無聲反抗。這本 bibliography 收錄了這些努力的記錄，讓世界看到，捷克民族在文化戰場上的頑強生命力。

Thomas Čapek：你看，我們在美國的捷克移民社群，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來維護我們的語言和文化。我們辦報紙（《波西米亞之聲》、《波西米亞評論》），辦學校，成立組織。我的朋友 Charles Jonáš，他編寫了第一本英捷詞典，這對移民來說是多麼重要的工具！這些都是在異國他鄉延續民族生命、抵抗同化壓力的具體行動。這本 bibliography 也記錄了這些在海外為民族文化做出貢獻的人物和作品。

我聽著他們的講述，彷彿看到了那些在晦暗年代裡，學者們伏案整理古籍、詩人們在字裡行間尋找民族之光、移民們在異鄉建立文化據點的畫面。這不是抽象的歷史概念，而是無數個體用生命編織而成的圖景。

「Čapek 先生，您在書中索引的條目橫跨數個世紀，甚至回溯到 14 世紀英國和波西米亞在克雷西戰役（Battle of Crécy）中的第一次接觸。將這些久遠的歷史片段納入，除了證明歷史淵源之外，還有什麼更深層的用意嗎？」

Thomas Čapek：每一段歷史的連結，都像是一條光纖，連接起過去與現在。克雷西戰役雖然我們是敵人，但那也是一次相遇，一段共同的記憶。更重要的連結是理查二世與波西米亞的安妮女王的婚姻，以及隨後威克利夫思想（Wycliffe）在波西米亞的傳播，對胡斯宗教改革產生的影響。

Thomas Čapek：胡斯，他從威克利夫的思想中汲取了改革教會的靈感，但更重要的是，他將宗教改革與捷克民族意識的覺醒結合起來。他在康斯坦茨被焚，引發了胡斯戰爭，這是捷克民族第一次為了信仰和獨立而大規模反抗歐洲舊秩序。我在書中收錄了大量關於胡斯和聯合弟兄會（Unitas Fratrum）的文獻，以及英國國家檔案館中關於三十年戰爭時期英國對波西米亞局勢關注的記錄。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Thomas Čapek：這些歷史文獻，尤其是十七世紀英國關於波西米亞政治局勢的記錄，清晰地表明，在失去獨立之前，波西米亞是一個被歐洲各國視為獨立政治實體的王國。英國的國王、議會、外交官，他們討論波西米亞的選舉、戰爭、宗教迫害，這一切都證明了我們的國家曾經存在，擁有主權。將這些塵封在檔案館裡的記錄重新發掘出來，是在最有力的證據，證明我們要求恢復獨立，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基於歷史的權利。

Anna Vostrovský Čapek：這些歷史的細節，也是為了讓讀者看到，捷克民族的命運與歐洲，特別是與英國的歷史，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安妮女王將《聖經》翻譯帶到英國的說法，雖然可能不完全準確，但她作為波西米亞公主、英國王后，無疑促進了兩國之間的交流。胡斯思想對英國清教徒的影響，聯合弟兄會與英國國教的聯繫，這些都是我們在宗教和思想層面的連結。

Thomas Čapek：歷史不是死的。過去的事件，過去的連結，塑造了現在。通過呈現這些歷史的經緯，我們希望那些對波西米亞一無所知的人能夠明白，我們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有著自己的歷史，有著與歐洲其他民族的緊密聯繫，有著為自由和信仰奮鬥的漫長而悲壯的過去。這段歷史，是我們爭取未來獨立最堅實的基礎。

夜色漸深，壁爐的火光映在他們臉上，為他們的論述增添了一份溫暖的光澤。我看了看時鐘，時間流逝得如此之快，彷彿被他們故事的引力所牽引。

「感謝兩位如此詳盡而深刻的分享。這本 bibliography 不僅是一份文獻清單，它是一份民族的證明書，一份爭取未來自由的宣言。在戰爭即將結束的此刻，您對波西米亞，對即將誕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有怎樣的期許？」

Thomas Čapek：這場戰爭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但也為小民族的解放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我相信，捷克民族的獨立指日可待。但獨立並非終點，而是新的起點。

Thomas Čapek：我期待看到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建立起來，一個能夠保護所有公民權利、尊重多元文化、在歐洲大家庭中扮演積極角色的國家。我們要從過去的歷史中學習，從被壓迫的經驗中汲取教訓，永遠警惕任何形式的專制和不寬容。

Anna Vostrovský Čapek：我希望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文化能夠在新的國家裡得到充分的發展和繁榮。我們的藝術家、作家、音樂家，他們的才華不再被遮蔽，而是能夠自由地綻放，為世界文明貢獻屬於捷克民族的獨特光芒。我也希望，新的國家能夠記住那些為自由犧牲的人們，記住流亡在外的同胞們的貢獻。

Thomas Čapek：這本 bibliography 是我們在最艱難時期為民族所能做的一份貢獻。我希望它能夠繼續發揮作用，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支持我們。正如馬薩里克教授所說，真理終將獲勝。我們的真理，是我們的歷史，是我們的文化，是我們對自由的渴望。我們已經播下了種子，現在，我們期待它在陽光下生長。

他再次端起茶杯，向我致意。我也舉起杯，向他們，向所有為民族自由奮鬥的人們致敬。窗外的雨已經完全停止，空氣清新而微寒。星光開始穿透薄薄的雲層，在倫敦的天空閃爍。我知道，光之居所的門即將再次開啟，他們也要回到自己的時空中去。

「Čapek 先生，Čapek 女士，非常感謝你們分享這些珍貴的見解。這本 bibliography 的光芒，會繼續指引我們對捷克民族的探索。」

他們微笑了，那笑容中充滿了希望與堅定。

「謝謝你，芯雨。也謝謝你和光之居所的夥伴們對我們民族歷史的關心。」Thomas 先生說。

溫暖的光暈開始在他們周圍閃爍，他們的輪廓逐漸變得柔和、模糊。伴隨著一陣輕微的空間波動，書房恢復了它原有的樣貌，只有桌上的 bibliography 和空氣中殘留的古籍氣味，證明著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真實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