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ial of Henry Hetherington, on an Indictment for Blasphemy》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這一次，我們將循著文字的光，啟動「光之對談」約定，回到1840年的倫敦，與那位為自由發聲的出版人——亨利·海瑟靈頓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會談。

《The Trial of Henry Hetherington, on an Indictment for Blasphemy》這本書，雖然是一份法庭審訊記錄，但它遠不止是法律程序的文字呈現。它是19世紀中期英國社會思想衝突的縮影，是個人面對強權壓迫時發出的不屈聲音。書中詳細記錄了亨利·海瑟靈頓（Henry Hetherington, 1792-1849）這位激進出版人在1840年因銷售被控「褻瀆神明」的書刊而受審的過程。海瑟靈頓不僅是案件中的被告，更是他自身辯護的主講人。他利用法庭這個平台，慷慨陳詞，為新聞自由、思想自由以及基層民眾獲取知識的權利進行辯護。他引用了歷史上眾多思想家和法律學者的觀點，挑戰了當時普遍接受的關於褻瀆、法律起源及信仰本質的定義。這場審判，以及海瑟靈頓在其中展現的堅定與智慧，是維多利亞時代早期英國社會變革、思想解放運動中一個重要的註腳。

現在，讓我們輕輕推開時間的門扉，走進那個充斥著印刷機油墨味、咖啡香氣與辯論激情的時代。

（場景設定）

倫敦，西敏區，特拉法加廣場附近一條小巷深處的某間樸實書房。時值1840年歲末，潮濕陰冷的十二月空氣透過窗縫滲入，裹挾著泰晤士河遠處傳來的微弱寒意。房間不大，牆壁掛著幾幅褪色的地圖與印刷品樣本，空氣中混合著舊紙張、濃稠的油墨以及壁爐裏燃燒著的煤炭那股特有的氣味。微弱的火光在房間角落跳躍，偶爾照亮堆疊如小山般的書籍、小冊子和雜誌。桌案上，散落著筆記、校對樣稿，還有幾個已經冷卻的咖啡杯，殘留著深褐色印記。亨利·海瑟靈頓先生坐在他那張磨損嚴重的木椅上，身形顯得有些疲憊，但那雙眼睛在昏黃的燈光下依然閃爍著銳利而堅定的光芒。他雙手交疊放在桌上，指尖沾染著難以洗淨的油墨痕跡，這是他作為出版人與文字奮鬥的證明。他大概年近五旬，頭髮已有些許灰白，但肩膀依然挺直，彷彿肩負著某種沉甸甸的信念。窗外，雨點開始敲擊玻璃，發出細密而富有節奏的聲響，為這間溫暖卻充滿鬥志的空間增添了一層沉靜的背景音。

艾麗：海瑟靈頓先生，感謝您在如此時刻願意撥冗與我這個來自遠方的探訪者交談。窗外的雨聲似乎總能洗滌思緒，讓這裡顯得格外寧靜。您的書房...空氣裡飽含著知識與抗爭的氣息。剛剛結束的審判想必耗費了您巨大的精力，尤其是您親自進行了辯護。那份記錄庭審過程的文本，字裡行間都充滿了力量。我想，許多閱讀了這份記錄的人，都會對您在庭上的辯詞留下深刻印象。您為何選擇親自辯護，而不是委託律師呢？

亨利·海瑟靈頓： （微微呼出一口氣，身體向後靠了靠，椅子的木頭髮出輕微的吱呀聲） 艾麗，很高興妳能來到這裡，不避這倫敦冬日的濕寒。這雨聲啊，是再熟悉不過的背景音了，尤其是在印刷房裡，機器的轟鳴與這自然的節奏交織，倒也別有一番滋味。妳問我為何親自辯護？（他拿起桌上的一本小冊子，指尖輕輕摩挲著封面） 道理很簡單。這場審判，表面上看是我亨利·海瑟靈頓因銷售書刊被控「褻瀆神明」，但實際上，這是關於思想本身，關於自由言論的權利，關於普羅大眾是否能夠接觸到他們被刻意屏蔽的觀念的審判。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法律案件，而是原則性的鬥爭。我的生命、我的工作，我所相信的一切，都與這場鬥爭緊密相連。任何律師，無論多麼有才華，終究是法律體系內的人。他們可以為我辯護法律條文，但他們無法像我一樣，用我全身心的經歷去辯護那個更宏大、更為我所珍視的「出版和思想自由」的原則。我的聲音，我的經歷，我因出版《窮人衛士》等報刊而多次入獄的紀錄，這些本身就是我辯護的一部分。我必須親自站在那裡，用我自己的話，向法官、向陪審團、更重要的是，向所有可能讀到這份審判記錄的民眾，闡述我所信奉的真理，揭示這場訴訟背後的真正動機。我必須讓他們看到，這不是一個「邪惡、不敬神、心術不正」的人在散播惡意，而是一個誠實的人，在履行他作為一個公民、一個出版人所認為的責任——促進思考，追求真理。只有親口說出，才能賦予這些文字最真實的分量。

艾麗： 我明白了，您是用自己的生命經歷為您的理念背書。這場審判的關鍵，在於您銷售的《哈斯勒姆致各教派神職人員信》一書中被指控為「褻瀆」的段落。在庭上，您雖然承認其中一些措辭「很不恰當」，但堅決為哈斯勒姆先生的「真誠信念」及作品的整體意圖辯護。您能再詳細談談，您認為哈斯勒姆先生寫這些信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嗎？以及，您如何看待這些被視為「褻瀆」的文字？

亨利·海瑟靈頓： （靠回椅背，眼神變得更加深邃，彷彿回到了庭上的那一刻） 是的，我必須承認哈斯勒姆先生在第八封信中的措辭確實在「品味」上不佳，甚至可以說是冒犯性的。比如將《舊約》描述為「骯髒、褻瀆、胡說八道的混合物」，說它的作者是個「隨機的白痴」。這樣的表達方式，對於習慣於溫和討論的人來說，確實難以接受。然而，我的立場不是為這些粗糙的語言本身辯護，而是為其背後的「意圖」辯護，以及為哈斯勒姆先生作為一個個體的「思想自由」辯護。

哈斯勒姆先生的真正目的，並非如起訴書所言，是惡意地「誹謗和污衊聖經」或「冒犯全能的上帝」。恰恰相反，如我在辯護中所引用的他自己所說，「我的目的，我無畏地宣稱，是以這樣一種方式揭露這本書（指舊約），使得斯托克波特主日學校的孩子們都會輕蔑地拒絕它」。這段話聽起來很激進，但其核心是「揭露」和「質疑」，是對其中他認為「虛假、荒謬、不合理」的教義發起挑戰。

更重要的是，哈斯勒姆先生的批判，是基於他對一個更崇高、更理性的「神」的理解。他在信中說：「難道不荒謬嗎，那個賦予數百萬世界生命和運動的力量；那個在無限空間的無邊海洋中引導它們永恆旋轉，並保持它們永恆秩序與和諧的力量；難道不荒謬嗎，那個力量竟然被描繪成如此可笑的一點？…這樣的一個神可能是基督徒的神，但他不是統治宇宙的神。那個神與聖經中的神相比，就像耀眼的太陽與搖曳的燭光相比一樣。」看到沒有？他不是在攻擊「神」本身，而是在攻擊他認為對神的「不恰當」描述和教義。他認為《舊約》中的一些內容是對真正「統治宇宙的力量」的「不尊重」。因此，從他的視角來看，他並非在「褻瀆」，而是在捍衛他心中更為純粹、更為偉大的神。

我認為，問題不在於哈斯勒姆先生是否使用了尖銳甚至冒犯的語言，而在於他是否真誠地相信他所說的，以及社會是否應該允許人們對普遍接受的宗教文本提出質疑。這份起訴書的真正危險在於，它試圖將對特定文本的批判，等同於惡意誹謗「神」本身，進而壓制一切異議的聲音。這是我無法容忍的。

艾麗： 您對「褻瀆」的定義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您在辯護中多次強調，「信仰」是獨立於個人意志之外形成的，因此人不應因其信仰而受懲罰。這是一個非常核心且具有挑戰性的論點。您能否用更貼近日常經驗的方式，解釋一下這個「信仰非自主」的觀點？這與我們通常認為「選擇相信什麼」的觀念有何不同？

亨利·海瑟靈頓： （身體前傾，雙手交握，目光炯炯地看著我，語氣帶著一種教育者的耐心） 這是一個關鍵點，艾麗，也是我認為許多誤解的根源。我們習慣於談論「選擇相信」，彷彿信仰是一種可以像選擇外套顏色一樣自由決定的東西。但事實並非如此。

回想一下，當妳看到眼前這張桌子，它是棕色的木頭製成，觸感粗糙。妳「選擇」相信它是棕色的、是木頭、是粗糙的嗎？不。當這些感官信息進入妳的意識，妳的頭腦被迫形成了「這是一張棕色的木桌」的判斷。妳無法通過「意志」來讓妳相信它其實是綠色的石頭。這種感知和判斷的過程，是我們大腦根據接收到的信息和我們過往的經驗，自然而然、無法抗拒地進行的。

信仰也是一樣。它是在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接受的教育、我們接觸到的信息、我們個人的生活經歷，以及我們內在的理性思考共同作用下，逐漸形成的。它不是你按下一個開關就能產生的。

我在辯護中提到我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一個例子。起初，我主觀「希望」他們按照我認為對的方式成長（基於當時的信念，我以為嚴厲是正確的）。但當我讀到威廉姆斯小姐的書，那本書提供的新的觀點、新的證據，與我的經歷和理性思考產生了共鳴。我的「舊信念」在這些新的信息面前動搖，最終被「新信念」所取代。這個過程，並非我主觀「選擇」放棄舊的、接納新的。而是因為新的觀點在我的心智中顯得更有說服力、更貼近我對現實的理解，我的心智不得不接受它，我的「信仰」也就因此改變了。

如果信仰是自主的，那我為何需要閱讀、思考、辯論？我只需要「決定」相信什麼就好了。但事實上，我們在聽到、看到、閱讀到不同的觀點和證據時，心智會自動進行權衡、比較，最終傾向於那些我們認為「真實」或「合理」的。這種傾向，這種最終形成的「相信」或「不相信」，其根源並非自由意志的隨機選擇，而是心智在特定條件下對信息的必然反應。

這就是為什麼我引用惠特比博士的話：「如果一個命題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無法避免相信它；那必然的贊同又有何功勞或虔誠可言？如果它不明顯，我們無法不去拒絕或懷疑它；那無法做到不可能之事，或不相信對我們來說不顯為真的事，又有何罪過？」

如果一個人真誠地考察了所有他能接觸到的信息，運用了他所擁有的理性能力，最終形成的結論與主流不同，那怎麼能因為這個「非自主形成」的結論而懲罰他呢？懲罰信仰，就像懲罰一個人無法看到顏色一樣荒謬和不公。法律應該規範的是行動，是那些對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而不是那些深藏於個人心靈中，由心智被迫接受或拒絕的觀念。

艾麗： 您的解釋非常清晰，將信仰的形成過程與感官認知進行類比，確實讓人更能理解其非自主性。這也直接關聯到您的另一個重要論點：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是社會進步的基石。您在辯護中提到英國在科學和藝術領域的巨大進步，並質問為何這種自由探究不能應用於社會、宗教和政治領域。您是否認為，對傳統宗教觀念的質疑和挑戰，是社會整體邁向「文明」和「開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亨利·海瑟靈頓： （點頭，語氣中帶著對進步的渴望與對阻礙的無奈） 妳抓住了核心。看看我們國家在蒸汽機、鐵路、機械製造等領域取得的驚人成就吧！這些是怎麼來的？是通過自由的實驗、大膽的質疑、對既有知識的挑戰，以及無限制地分享研究成果而來的。沒有伽利略、牛頓、瓦特、阿克萊特這些先驅的大膽探索和公開他們的發現，哪來今天的工業榮光？

但當我們把同樣的探究精神轉向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尤其是宗教時，阻力就來了。彷彿這些領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禁區。然而，宗教觀念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道德觀念甚至社會法律。如果我們不能自由地審視、討論、甚至批判這些觀念，我們又如何辨別其中的錯誤，拋棄那些不再適用、甚至有害的教條？

我在法庭上引用了衛斯理先生（Methodism的創始人）的信，他這位偉大的人物，在晚年也預見到，他的體系最終也將在「真理、理性與哲學的檢驗下」屈服。這不是因為他的體系一無是處，而是因為思想本身是流動和發展的，沒有任何一套觀念體系可以永遠固定不變，永遠凌駕於理性和新發現之上。

宗教，就像科學一樣，也需要接受檢驗。如果某些宗教觀念帶來的是偏見、分裂、壓迫（比如教會對窮人徵收稅款，以及這種迫害），那麼我們就有責任去質疑它，去尋找更好的出路。壓制對宗教的討論，實質上是維護少數人（如那些「高薪的頑固分子」）的特權和既得利益，他們害怕一旦人們開始獨立思考，他們基於「無知」和「迷信」建立起來的權威就會崩塌。

是的，我堅信，對包括宗教在內的一切傳統觀念進行自由的探究和公開討論，是社會從蒙昧走向開化的必然之路。每一次對舊教條的挑戰，即使措辭不當，即使結論有誤，它都是在推動思想的流動，都在為最終發現更接近真理的東西創造條件。阻止這種探究，就是阻止社會本身的進步。他們指控我銷售一本書會對「粗俗、未受教育、不經思考」的群眾產生危險，這恰恰暴露了他們的傲慢和對民眾智識潛力的輕視。難道只有那些買得起昂貴書籍的人，才有資格進行「自由探究」嗎？真理是所有人的財產，獲取知識的途徑也應當是平等的。這也是我當初為何要冒著風險出版廉價報刊的原因之一——讓知識的光芒普照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艾麗： 您關於廉價出版物和社會階層的觀點，確實觸及了當時社會的一個痛點。檢察總長在庭上提到，像《哈斯勒姆致各教派神職人員信》這樣的書刊，以一便士的價格出售，對「勞動階級」尤其有害，因為他們「因習慣而無思考或辨別能力」，且「時間完全被佔據」，無法對這些作品的「邪惡傾向」加以防範。他甚至用「基督是騙子」的牌子遊街、煽動武裝推翻政府、鼓吹誘拐鄰人妻女等極端例子來類比您所捍衛的「自由探究」。對於這種將思想討論與實際犯罪行為混為一談的論調，您作何回應？這是否是權力用來恐嚇和混淆視聽的慣用手段？

亨利·海瑟靈頓： （發出一聲輕笑，那笑聲中帶著明顯的嘲諷與不滿） 這正是他們的卑劣之處，艾麗！檢察總長——一位理應維護公正的法律官員——竟然在法庭上用如此拙劣的方式來煽動偏見、混淆視聽！將對一本宗教書籍的批判，與煽動謀殺、誘拐婦女這樣的滔天罪行相提並論，這不是一個誠實辯論者的做法，而是一個心虛者試圖用極端例子來嚇唬陪審團，讓他們因為恐懼而放棄理性判斷。

他們說勞動階級沒有思考能力？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我在《窮人衛士》時期與無數基層讀者打過交道，他們的質樸中蘊含著敏銳的觀察力和獨立的判斷力。他們可能沒有機會接受學院式的教育，但他們在艱難的生活中學會了識別虛偽和不公。他們渴望知識，渴望理解他們所處的世界為何如此充滿貧困和苦難。正是這些渴望，讓我的廉價報刊得以生存和傳播。

檢察總長聲稱這些書「對未受教育的人有害」，同時又說像陪審團成員這樣「受過教育的人有解毒劑」。這本身就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傲慢！難道真理只應屬於少數特權階級嗎？難道只有他們才有資格接觸「危險」的思想？這不正是思想壟斷和精神奴役的翻版嗎？

我的觀點始終是：法律應該懲罰的是行為，是那些侵害他人權利、破壞社會秩序的實際行動，而不是思想或言論，除非這種言論直接、明確、緊迫地煽動了非法行為。一本討論聖經是否是神之道的書，無論其觀點多麼令人不悅，也遠遠不同於一本教唆你去盜竊或謀殺的書。前者是在挑戰思想體系，後者是在指導犯罪行動。兩者性質截然不同！

他們用這些極端例子，是為了在人們心中製造恐懼——對異見的恐懼，對「下層階級」獲得知識的恐懼。他們想讓陪審團相信，一旦放任這種「褻瀆」言論自由傳播，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就會崩塌，犯罪就會氾濫。這是一種恐嚇策略，其目的在於維護現狀，維護那些從現狀中獲利者的權力。

但我相信理性能夠識破這種伎倆。我辯護的不是犯罪的自由，而是思考的自由，是表達不流行觀點的自由。這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別。一個社會若想健康發展，就必須允許對所有議題進行公開、自由的討論，即使這些討論會觸碰某些「神聖」的禁忌。只有讓真理和謬誤在公開的市場上自由競爭，真理才能最終顯現，並為所有階層的人所接受。

艾麗： 您對檢察總長論點的反駁鏗鏘有力。您在辯護中也引用了美國前總統傑斐遜關於「基督教不是英國普通法一部分」的論述，並將其稱為「司法偽造」。這個法律論點在當時的審判中有多重要？它是否挑戰了整個起訴的合法性基礎？

亨利·海瑟靈頓： （身體稍微坐直，語氣變得更為嚴肅，帶著對法律歷史的尊重與批判） 傑斐遜對英國法律的研究深刻而獨到。他揭示的「基督教是英國普通法一部分」這一觀點的來源，對於理解當時針對「褻瀆」的起訴是極其重要的。如果這一點被證明是謬誤，那麼許多以此為基礎的褻瀆指控，其法律根基就會動搖。

簡單來說，當時的法律界普遍接受一個說法：基督教是英國普通法的一部分。這意味著，侮辱或攻擊基督教，就是攻擊英國的法律，因此是犯罪。而這個說法，追溯到一個世紀前甚至更久遠的一些法官的判決，特別是費奇和黑爾等人的引述。

然而，傑斐遜通過追溯更古老的法律文獻——特別是15世紀法官普里索（Justice Prisot）在《年鑑》中的原始記錄——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普里索法官的原話（在老法語中）是談論「聖教會在古代文獻中的法律」（laws which they of the holy church have in ancient writing），並且說「我們應該信任這些法律，因為它是所有法律的共同來源」。這段話的原意是，普通法庭在處理教會相關事務時，需要參考教會的法律，而這些教會法律記錄在古代的文獻中。

但後來的法官和法律學者在引用普里索的話時，卻將「古代文獻」（ancien scripture）這個詞錯誤地翻譯成了「聖經」（holy scripture）！他們將普里索關於參考教會古代書寫法律的論述，扭曲成了「聖經是我們法律的基礎」！

傑斐遜稱這為「司法偽造」（judiciary forgery），我認為這個詞用得非常精準。這不是無意的翻譯錯誤，而是在幾個世紀的傳抄和引用中，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一個歷史性的法律參考，變成了為維護基督教國教地位而服務的法律教條。後來的法官，包括黑爾和曼斯菲爾德勳爵，只是鸚鵡學舌，並沒有真正追溯到源頭。

如果陪審團能夠理解這一點——即針對我的褻瀆指控所依據的法律原則，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翻譯和世代相傳的謬誤之上——那麼他們就應該質疑整個起訴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這不僅是質疑我的行為是否有罪，更是質疑國家是否有權力以「褻瀆」為名來壓制思想。

我在法庭上詳細引用了傑斐遜的信和普里索法官原文及翻譯，希望讓陪審團看清這一點。雖然最終的判決證明他們並未完全接受這一點，但這顆種子已經埋下。一旦這個「司法偽造」的真相廣為人知，以「基督教是英國普通法一部分」為基礎的褻瀆法，其權威性將會大大削弱。這是從根本上挑戰這種迫害的法律武器，是比任何情感辯護都更為鋒利的刀刃。

艾麗： 揭露法律原則的「偽造」根源，確實是極具顛覆性的論點。除了法律層面，您也從道德和實用層面強烈反對迫害。您引用《聖經》中耶穌關於「稗子」的比喻，以及保羅關於猶太律法已被超越的論述，來表明基督教精神本身並不支持通過強制手段壓制異見。同時，您也用自己因出版《窮人衛士》而屢遭起訴，反而使其銷量大增的經歷，證明迫害在實踐中是無效的。您認為，訴諸法律和監禁，與通過理性辯論來回應異見，這兩種方式對社會的影響有何根本區別？

亨利·海瑟靈頓： （語氣中帶著一種對迫害機制根深蒂固的厭惡） 艾麗，迫害與理性辯論，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力量——一種是黑暗、愚昧、暴力；另一種是光明、智慧、建設。

正如我在辯護中強調的，耶穌在「稗子」的比喻中，明確教導門徒不要急著把麥子地裡的稗子（代表錯誤的觀念或不信者）拔掉，以免連麥子（代表真理或信者）也一起拔掉。祂說「讓兩者一起長，直到收穫的時候」。這不是在縱容錯誤，而是在告誡我們：用粗暴的、強制的方式（拔除稗子）來處理思想和信仰問題，其後果往往是玉石俱焚，真理（麥子）也可能被誤傷或扼殺。真正的判斷和區分，不應由凡人在當下憑藉偏見和強制來完成，而應留待「收穫時」（終極的審判或歷史的檢驗）。這是基督教教義中蘊含的深刻智慧——關於寬容、耐心和對人類判斷力局限性的認知。

保羅關於猶太律法是引領我們歸向基督的「小學老師」，一旦達到更高的境界就不再需要它的論述，同樣在說：思想和體系是會發展和被超越的。如果連《舊約》都可以在基督教出現後被視為是「小學老師」，那麼今天的教條又為何不能被質疑和超越呢？用舊的、已被宣稱不再是終極真理的律法，來懲罰提出新觀點的人，這豈不是自相矛盾、荒謬至極？

訴諸法律和監禁，是權力者的軟弱表現。當他們無法在思想市場上通過說服來贏得人心時，他們就試圖通過暴力來封住對方的嘴。這種方式從未真正消滅過異見，反而往往會起到反效果——它將被壓迫者塑造成烈士，激發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使得那些被禁的觀點反而因其「禁忌」的身份而更具吸引力。我的《窮人衛士》就是最好的例子。政府投入巨大精力、逮捕數百人來壓制它，結果反而讓它廣為人知，需求暴增。直到法庭裁定它「不違法」，它才失去了那層「禁忌」的光環，銷量自然回落。

迫害的作用是負面的、破壞性的。它製造恐懼、壓制思考、扭曲人性。它無法改變人們內心的信念，只能迫使他們假裝順從，或者轉入地下。一個被迫害噤聲的社會，思想是貧瘠的，進步是緩慢的。

而理性辯論，雖然過程可能充滿爭議和衝突，但它是建設性的。它鼓勵思考、激發智慧、澄清觀點。通過公開的討論，我們可以檢驗論點的邏輯是否嚴謹，證據是否充分，價值觀是否站得住腳。即使最終沒有達成完全一致的結論，這個過程本身也提升了參與者的認知水平，促進了理解。真理，只有在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中，才能像金子一樣被提煉出來，閃耀光芒。

因此，區別在於：迫害是試圖用武力結束討論，以維護現有的權力結構；理性辯論是鼓勵討論，以期發現和接近真理。前者是黑暗時代的遺物，後者是文明社會的標誌。我的奮鬥，就是為了讓後者能夠取代前者，成為處理思想分歧的唯一方式。

艾麗： 聽您闡述這些，能深刻感受到您對自由原則的堅守以及對理性力量的信念。在庭審的最後階段，您與檢察總長關於「責任」定義的激烈爭執，以及您對陪審團判決表達的失望，也體現了這場審判不僅是法律的較量，更是觀念的衝突。您覺得，您的辯護在多大程度上觸動了在場的人？您對未來的出版自由前景是樂觀的，還是認為這將是一場漫長而艱難的鬥爭？

亨利·海瑟靈頓： （凝視著桌上的筆記本，眼神有些許落寞，但很快又恢復了堅定） 艾麗，我盡我所能將這些原則、這些論據，用最清晰、最有力的語言呈現出來。當我講述信仰的非自主性，引用傑斐遜的法律分析時，我看到一些陪審員臉上閃過思考的表情。當我提到自己因《窮人衛士》被起訴的經歷時，他們中間顯然有人對此有所了解，或許感同身受。甚至連法官丹曼勳爵，他在最後總結時也表示，他懷著「極大的興趣，是的，甚至帶著敬意」聽取了我的辯護。這表明我的聲音，至少在那一刻，穿透了法庭冰冷的空氣，觸及了一些人的心靈。

然而，最終陪審團在檢察總長的誤導和煽動下，還是給出了「有罪」的裁決。這讓我感到失望，尤其是他們對「褻瀆」這一核心問題未能給出基於證據的判斷。這提醒我，偏見、恐懼和對權威的盲從，仍然是強大的力量，足以壓倒理性和公正。檢察總長將我關於「思想不受意志控制」的論點，惡意曲解為「行動也不必負責」，並用犯罪行為來恐嚇陪審團，這是典型的煽動手法，不幸的是，它奏效了。這場爭執也讓我看到，即使在法庭這樣被認為是尋求真相的地方，語言和事實也可能被輕易地操縱和歪曲。

對於未來的出版自由前景…（他拿起一個舊舊的銅製墨水瓶，手指在冰涼的表面上輕輕叩擊） 這毫無疑問是一場漫長而艱難的鬥爭，充滿了挫折甚至犧牲。像我、卡萊爾、克利夫這樣的人，已經或正在為此付出自由乃至健康作為代價。每一次起訴，每一次監禁，都是權力者試圖遏制思想洪流的徒勞嘗試。

但我並不悲觀。每一次審判，即使結果是「有罪」，它也迫使這些議題進入公眾視野。我的辯詞被記錄下來，被報刊轉載（感謝《太陽報》等媒體的正直），將我的論點傳播給更多未能親臨法庭的人。每一次迫害，都會激發新的反抗，催生新的支持者。公眾輿論的力量正在增長。丹曼勳爵對我的「敬意」，海伍德先生最終獲得了自由（儘管是以認罪為代價），這些都表明，即使在體制內部，也存在著良知和對自由的認可。

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轉的。科學的進步，教育的普及，工人群體日益覺醒的智識需求，這些都使得舊有的思想控制模式難以為繼。或許不會一蹴可幾，但自由探究和公開出版的原則，終將被更廣泛地接受，被法律所保障。這就像一場永不停歇的攻防戰，我們這些衝在前面的人可能會跌倒，會被監禁，但我們的聲音不會被囚禁，我們的文字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後繼者會從我們的經驗中學習，鬥爭會以新的形式繼續下去。

我相信，總有一天，一個人的信念，只要不直接傷害他人，將不再是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理由。到那時，我們今天所經歷的這一切，將成為後人回顧歷史時，為之感慨、為之奮鬥的故事。而那一天，就是我們這些「夢想編織者」所追尋的光芒最終得以普照的時刻。

艾麗： 謝謝您，海瑟靈頓先生，您的堅韌和洞見令人欽佩。這場對談，不僅讓我對那場審判有了更深的理解，也讓我感受到了為思想自由而戰的艱辛與崇高。願真理的光芒穿透一切阻礙，照亮前行的道路。

亨利·海瑟靈頓： （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窗外陰冷的雨景，肩膀依然挺拔） 願如此，艾麗。這是值得我們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雨會停，天會晴，但思想的種子一旦種下，就會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