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zabeth Hooton : First Quaker woman preacher (1600-1672)》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光之居所的歷史學家珂莉奧，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穿梭時空，邀請《Elizabeth Hooton : First Quaker woman preacher (1600-1672)》的作者 Emily Manners 女士，一同在歷史的光影中對話，探討伊莉莎白·胡頓這位非凡女性的生平與時代。

【光之對談】

書名：《Elizabeth Hooton : First Quaker woman preacher (1600-1672)》作者：Emily Manners

這是一部深入探究伊莉莎白·胡頓生平的傳記，由 Emily Manners 女士所著，並於 1914 年由 Headley Brothers 出版。伊莉莎白·胡頓（Elizabeth Hooton, 約 1600-1672）是早期貴格會（Society of Friends）中第一位女性傳道者，她在 17 世紀英格蘭及北美殖民地（特別是新英格蘭）的嚴酷宗教迫害下，以堅定的信仰和無畏的精神，為信仰自由發聲並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她的人生軌跡與貴格會的早期發展緊密交織，她的故事不僅是個人靈性旅程的寫照，更是那個時代宗教、社會及政治鬥爭的縮影。Emily Manners 女士透過梳理大量散落的歷史文獻和伊莉莎白·胡頓本人的書信，將這位重要的歷史人物從塵封的檔案中重新帶到世人眼前。本書不僅記錄了她與喬治·福克斯（George Fox）的相遇、她在英格蘭多次入獄的經歷，更詳細描繪了她在新英格蘭面臨的殘酷迫害，包括鞭打、驅逐以及險些處死的磨難。透過她的書信，我們得以一窺她對不公義的強烈譴責、對信仰夥伴的深切關懷，以及對自身使命的堅定信念。Emily Manners 女士以一位歷史學家的嚴謹態度，輔以豐富的文獻考據，為我們呈現了伊莉莎白·胡頓的立體形象，並將她的經歷置於廣闊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使得她的故事不僅具有傳記價值，更成為研究早期貴格會歷史和 17 世紀英格蘭及北美社會的重要材料。這部著作是理解那位時代女性如何衝破束縛、為信仰和良知付諸行動的寶貴視角，她的勇氣與韌性，至今仍能啟迪人心。

光之場域：德文郡之家的書室

時光輕柔地倒轉，將我們帶回 20 世紀初的倫敦。不是熙熙攘攘的街頭，而是隱藏在比索普斯蓋特一棟沉穩建築內的德文郡之家（Devonshire House）。這裡，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上碼放著無數裝訂樸素、厚重的古老文本，許多是手工抄寫的羊皮紙卷，更多則是泛黃的印刷書籍，記載著幾個世紀前的思想、爭議與生活。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或是從樓下傳來的模糊人語聲，那是其他研究者或訪客，但在此刻，這間書室只屬於我們。

在靠窗的一張大木桌旁，Emily Manners 女士正俯身於一堆文件和筆記之間。她的衣著樸素，但眼神中閃爍著對知識的熱情光芒。桌上攤開的，是泛黃的書信手稿影本、教堂登記簿的抄錄、以及喬治·福克斯和其他早期貴格會友的日記與著作。這些是她耗費心血從各處收集來的「散落的片段」。

我，珂莉奧，輕盈地走進這個由歷史氣息凝結而成的空間。我身穿輕盈的白色紗裙，裙上的古老文字彷彿與周圍的文獻產生共鳴。髮髻上色彩鮮豔的花朵，在這個沉靜的空間裡，顯得格外鮮活。

我向 Manners 女士微微頷首，她抬起頭，略帶驚訝地看著我，隨後眼中閃過一絲理解與溫暖。

「Manners 女士，」我開口，聲音帶著歷史學家特有的沉靜與穿透力，「謝謝您願意在此與我共度這段時光。我是珂莉奧，來自一個遙遠的居所，我們同樣致力於理解歷史的重量與其中蘊含的光芒。您的著作《Elizabeth Hooton: First Quaker woman preacher》為我們揭示了一位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她的堅韌與她的時代一樣引人深思。我很想向您請教，關於伊莉莎白·胡頓，關於您筆下的這位『第一位女性傳道者』，以及您在追尋她生命軌跡的過程中，所發現的一切。」

Emily Manners 女士合上手邊的一份文件，推了推眼鏡，她的目光掃過桌上的資料，又看看我，露出一抹溫和的笑容。

「珂莉奧，很高興能與您在此相遇。德文郡之家的書室，是個能讓人心靈沉澱，與過去對話的好地方。您對伊莉莎白·胡頓女士感興趣，這讓我非常欣慰。她的故事確實被歷史的塵埃掩蓋了太久。當我著手這項研究時，資料確實非常分散，像是拼湊一面破碎的鏡子。許多朋友伸出援手，特別是 Norman Penney 和德文郡之家的館員們，他們的支持是這本『小歷史』得以完成的關鍵。」

她頓了頓，手指輕輕撫過一張印有古老字體的書頁影本。

「您問我，為什麼要寫伊莉莎白·胡頓？或許是因為在那些記錄早期貴格會艱辛歲月的文獻中，她的名字總是頻繁出現，伴隨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和決心。喬治·福克斯在日記中對她的描述——『我遇見了一群溫和的人民，還有一個非常溫和的女人，她的名字叫伊莉莎白·胡頓』——這初次的相遇，預示了她日後不平凡的旅程。她不僅是喬治·福克斯最早的追隨者之一，更是一位先驅，一位女性傳道者。在那個女性公開講道被視為挑戰傳統甚至悖逆的時代，她站了出來。」

我點頭，目光落在那堆看似雜亂無章，實則飽含歷史重量的文件上。

「確實如此，Manners 女士。從我這位歷史學家的視角來看，理解一個時代，往往需要透過那些願意挑戰既有結構的個體。伊莉莎白·胡頓女士無疑是這樣一位人物。您在書中提到，她的丈夫奧利弗起初是反對她的，甚至『差點因此分開』。這反映了當時家庭內部可能面臨的壓力，當一位女性決定投身於這樣一個充滿爭議的宗教運動時。她的信仰如何影響了她的家庭生活？您在研究中是否有找到更多關於她家庭方面的線索？」

Emily Manners 女士拿起一本較厚的筆記本，翻了幾頁。

「關於她的家庭，記錄確實不多，這也是研究的難點之一。我們知道她嫁給了奧利弗·胡頓，最初住在奧勒頓，後來搬到了斯凱比。她在斯凱比的家成為早期貴格會的聚會場所，這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氣，因為這會招致當局的注意和迫害。奧利弗最初的強烈反對，從喬治·福克斯的證詞中看來，似乎是出於對當時聖公會神父的支持，以及對妻子行為的擔憂。但最終，他也被說服了，並對信仰忠誠直到去世。這段轉變過程的細節，文獻並未詳細記載，但能反映出伊莉莎白女士信仰的力量，足以影響最親近的人。他們有幾個孩子，塞繆爾、奧利弗、約翰和約西亞，還有一位女兒伊莉莎白。這些孩子的命運，也與她和貴格會的經歷緊密相關。例如，她的兒子塞繆爾和女兒伊莉莎白都曾與她一同遭受迫害或前往新英格蘭。」

我若有所思地輕敲桌面。

「這正是歷史的動人之處，個人的選擇如何與時代的洪流交織。您在書中詳細記錄了她在英格蘭遭受的迫害，從德比到約克，再到林肯。這些經歷不僅是她個人磨難的見證，也揭示了 17 世紀英格蘭宗教管制的嚴酷。特別是您引用的她寫給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信，其中對監獄狀況和司法不公的控訴，令人觸目驚心。她描述囚犯們的困境，以及司法官員的貪婪。這封信展現了她不僅是一位宗教熱忱者，也是一位對社會不公有著敏銳洞察和勇敢批判的公民。您認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她寫給克倫威爾——那位實際上掌握大權的護國公——這樣的信，是抱持著怎樣的期望？這類訴求在當時能產生多大影響？」

Emily Manners 女士嘆了口氣，合上了筆記本。

「寫給克倫威爾的信，確實是她筆下極具力量的一篇。她稱讚克倫威爾曾是『戰爭與勝利的工具』，主被使用推翻了敵人，但隨後嚴厲地指責他容忍司法腐敗，特別是約克監獄的慘狀——謀殺犯逍遙法外，窮人卻因微罪甚至無力支付獄卒費用而受盡折磨，狀似狗一般地躺著，缺乏稻草，缺衣少食，甚至被餓死。她對克倫威爾發出嚴厲警告：『你怎能坐在那裡，除非你為被踐踏的真理挺身而出？』她期望他能運用權力解放受壓迫者，讓真理得以自由傳講。在當時，貴格會友寫給當權者的信函很多，一部分是出於『良知的驅使』，必須發出警告，另一部分也是希望藉此引起關注，促成改變。至於影響，很難評估。貴格會友的堅韌不拔和持續不斷的訴求，確實讓當局感到壓力，國王最終發布了緩解迫害的指令，但這是一個漫長且複雜的過程，夾雜著政治考量和地方執行的差異。伊莉莎白女士的信或許未能立即改變克倫威爾的政策，但它作為歷史記錄保留下來，成為那個時代社會黑暗面和抗爭精神的有力證明。」

我深以為然。

「這正是歷史研究的核心價值——即使是未能立即見效的抗爭，也為後人留下了理解時代肌理和個體精神的寶貴線索。從經濟史學家的角度看，她信中提到的罰款、沒收財產（如您的 Addenda 中詳細描述的，因不參加禮拜或支付什一稅而導致的財產損失，甚至賣兒賣女的威脅），這些懲罰措施不僅是宗教壓迫的手段，更是一種經濟剝削，它直接衝擊了貴格會社群的生存基礎和經濟結構。特別是她提到馬匹被拿走導致她難以旅行，這直觀地展示了經濟手段如何限制個人的自由和活動。這種將宗教異議與經濟懲罰掛鉤的做法，在當時有多普遍？它對貴格會社群的長期發展產生了哪些實際影響？」

Emily Manners 女士再次翻開筆記本，似乎在尋找相關的數據。

「這種經濟懲罰，如罰款、沒收財產，在 17 世紀的英格蘭和新英格蘭，對異議宗教團體而言是非常普遍且毀滅性的手段。它比單純的監禁更具侵蝕性，因為它不僅剝奪了個體的自由，更釜底抽薪，使其難以維生，也難以支持社群的運作。貴格會友因拒絕支付什一稅（他們認為這支持了他們不認同的教會體系）和拒絕參加國教禮拜而遭受大量罰款和財產沒收。伊莉莎白女士的例子——她的耕牛被拿走，導致她損失慘重，甚至影響到她的生計——這絕非孤例。我的書 Addenda 部分引用的諾丁漢郡季度會議記錄，顯示僅一個會議就因一次聚會被罰款三百多鎊，對當時的經濟而言是筆巨款，直接導致『數百個古老的家庭破產』，他們本是能救濟窮人的，現在卻無法自給。這種持續性的經濟打擊，迫使許多貴格會友陷入貧困，甚至不得不移民尋找喘息之機。然而，也正是這種共同的經濟苦難，強化了貴格會社群內部的互助與連結。他們建立了互助基金，支持受難者及其家庭，這也成為貴格會社群凝聚力和經濟獨立性的重要基礎。」

她停了下來，眼中流露出對那些受苦者的同情。

「這是歷史的諷刺，試圖用經濟手段壓垮一種信仰，反而促成了社群更強大的內在組織與經濟韌性。這也解釋了為何貴格會雖然人數不多，但在經濟和商業領域卻能逐漸累積實力。他們的互助網絡和誠實守信的商業準則，或許就是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中鍛鍊出來的。言歸正傳，伊莉莎白女士的故事中最令人震撼的部分，無疑是她兩次遠赴新英格蘭的經歷。那裡的迫害，如您在書中描述的，似乎比英格蘭更加殘酷，達到了斬首、鞭打、甚至賣為奴隸的地步。是什麼樣的『呼召』，讓她這位『年過六旬』的女性，願意冒著生命的危險，橫渡大洋，進入那片『血腥的都市』？」

Emily Manners 女士凝視著窗外，陽光透過拱窗灑在她的臉上。

「您引用了魯弗斯·瓊斯博士的觀點——『第一手宗教』與『第二手宗教』的區別。這或許是理解伊莉莎白女士，以及許多早期貴格會友行為的核心。他們不是追隨教條或傳統，而是聲稱直接感受到了『主』的引導，那是一種強烈的、不容妥協的內在驅力。伊莉莎白女士在信中說，『這是在主那裡臨到我的，以及我的朋友瓊·布羅克索普，要去向那些在迫害熱潮中的人作上帝與他子民的見證』。這是一種『必須』去的感受，一種『若上帝要求我們為耶穌作見證而犧牲生命，並因愛他們的靈魂而去做』的全然奉獻。他們不確定是否能影響那些迫害者，但他們必須讓那些人『沒有藉口』，讓他們聽到真理，即使那意味著死亡。對他們而言，這是一種『神聖的職責』，是順服內在『光』的結果。這種內在的確定性，超越了外在的恐懼和理性考量。在新英格蘭，清教徒社群建立的初衷是尋求信仰自由，但他們的『自由』卻是排他性的，不容異己。這也正是貴格會與他們衝突的根源——貴格會主張的內在光、普遍的信仰自由，直接挑戰了清教徒神權統治和既定的教會體系。因此，新英格蘭當局視貴格會為極大的威脅，他們的恐懼和不安全感，催生了遠超英格蘭的殘酷律法。」

我輕輕點頭。

「這種內在呼召的力量，確實是理解那個時代許多貴格會友行動的關鍵。他們對抗的，不僅是外在的律法與權力，更是那個時代對信仰和良知理解的局限。您詳細描繪了她第二次新英格蘭之旅的諸多細節，包括她如何攜帶國王的許可證試圖購買房產，如何在劍橋遭受嚴酷的鞭打，被形容為『流浪的流浪者』，甚至被丟棄在荒野中。這些描述如『光之雕刻』般細膩，讓人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那份痛苦與羞辱。然而，在這些磨難中，她似乎也展現了驚人的韌性，以及某種機智，例如她與康斯塔布爾的對話，質問他憑什麼逮捕她。她如何能在如此極端的環境下，依然保持清醒和堅定？」

Emily Manners 女士苦澀地笑了笑。

「她的 resilience 確實令人驚嘆。文獻中，她並未抱怨痛苦本身，而是聚焦於不公義和迫害者心靈的黑暗。她認為自己的痛苦是為『真理』作證的一部分，是對抗『該隱後裔』的鬥爭。她對抗的姿態，不是絕望的呼喊，而是一種帶著預言色彩的警告和譴責。她將迫害者比作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將劍橋大學的學生稱為『不潔鳥類的籠子』。這種強烈的語言，是她內心確信自己站在『主』一邊的體現。至於機智，或許是在與當局周旋的過程中磨練出來的。她懂得利用她作為英國公民的身份，利用國王的許可證，將自己的案件提升到更高的層面。她質問康斯塔布爾、她向國王和議會寫信，這些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抗爭策略。她也並非孤立無援，新英格蘭本地的貴格會友和其他同情者（如本納努埃爾·鮑爾、莎拉·科爾曼）給予了她支持，即使這會讓他們自己也面臨危險。這些連結也是她堅持下去的力量來源。書中引用的薩拉·科爾曼的故事尤其感人，一位年長的女性，因『收留陌生人』而被罰款，甚至被自己曾經幫助過的年輕人嘲笑。這種人情冷暖的反差，更凸顯了伊莉莎白女士所處環境的艱難以及她所面對的人性複雜。」

我點頭，想像著那個寒冷的早晨，兩位年長的女性，一個年輕人，被綁在馬車後，遭受鞭打，而圍觀者中既有嘲笑者，也有同情者。這幅畫面濃縮了那個時代的衝突與情感。

「這種細膩的人性描寫，以及場景的具象化，正是歷史傳記的魅力所在。您在書中也提到，她甚至幫助了國王的專員——那群被波士頓當局不信任甚至威脅的人。她向他們發出警告，並在需要時提供了幫助，這似乎是她政治敏感度的一種體現，她知道如何利用看似矛盾的關係來為自己的社群爭取空間。能詳細談談這段經歷嗎？這在貴格會友普遍與當局對抗的背景下，顯得有些不同尋常。」

Emily Manners 女士顯得有些興奮，這部分是她通過梳理文獻發現的珍貴細節。

「是的，這確實是伊莉莎白女士非凡之處。她並非盲目地與所有當局對抗，她會根據對方的態度和行為，區分對待。當國王查理二世派專員（理查德·尼克爾斯、羅伯特·卡爾爵士、喬治·卡特賴特和塞繆爾·馬弗里克）來到新英格蘭，調查殖民地的治理情況時，波士頓當局對他們非常不信任，認為他們是來削減殖民地自治權的，甚至有傳言要『在二十四小時內起義對抗他們』。而貴格會友，雖然遭受波士頓當局的迫害，但他們尊重國王的權威，認為國王是他們潛在的保護者。伊莉莎白女士當時就在新英格蘭，她敏銳地察覺到了這種緊張關係。她走到清教徒社群中，警告他們不要反抗國王的專員，指出反抗只會毀了他們自己，並且許多人會支持國王。她甚至為喬治·卡特賴特辯護，因為他與她在英格蘭諾丁漢郡是同鄉，她知道他並非像清教徒所謠傳的那樣是『天主教徒或耶穌會士』。更有甚者，當國王專員的馬匹被波士頓當局拿走時，她自願貢獻出自己的馬供專員使用。結果，她自己不得不徒步穿越荒野，甚至將她的馬借給專員使用，導致她在返回時面臨極大的艱難，不得不在雪地裡跟著狼的足跡行走。但當她返回波士頓後，專員們將她的馬還給了她，並對波士頓當局說：『我知道這些貴格會友沒有什麼惡行。』這段經歷，不僅證明了她的勇氣和犧牲精神，也顯示了她政治上的遠見——通過支持國王的代表，她實際上在無形中爭取到了這些代表對貴格會處境的理解和同情。喬治·卡特賴特後來甚至為她簽發了一份證明，證明她在新英格蘭為國王的專員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服務』。這份證明也成為她後來在英格蘭向國王和議會申訴，要求歸還被沒收財產時的重要依據。」

這段歷史插曲聽來令人動容。

「這確實是一位不同尋常的女性，她的行動力、她的策略感，以及她對信仰和社群的承諾，都遠超我們對那個時代女性的刻板印象。她為爭取自己的權益（歸還被沒收的財產）而鍥而不捨地向國王、議會和貴族申訴，這些信件展現了她超乎尋常的毅力。她甚至直言不諱地批評國王，警告他『不要將你的王國給天主教徒，也不要將你的力量給女人』——這句話本身就充滿了時代的張力與她個人對權力的看法。她為何如此執著於追回財產？這僅僅是為了個人的經濟利益嗎？還是她將這視為對抗不公義、為整個社群爭取權益的一種方式？」

Emily Manners 女士沉思片刻。

「我認為，對伊莉莎白女士而言，追回財產並非僅僅為了個人生計。她在信中反覆強調的，是『正義與公平』（Justice and Equity），是『按照你自己的法律』（contrary to your own law）被剝奪財產的不公。她將自己的遭遇，視為貴格會友普遍遭受經濟壓迫的縮影。她要求歸還財產，也是在挑戰當局濫用權力、踐踏法律的行為。她在給上議院的信中說：『我從未奢望任何貴族給予我幫助，或施捨慈善，因為這不是我所求的，我所求的只是公平與正義。』這句話充分體現了她的精神——她不求憐憫，只求應得的權利。而且，正如我們之前討論的，經濟壓迫是當時迫害的重要手段，如果能成功挑戰這種不公，歸還財產，這不僅對她個人有意義，也為其他受難的貴格會友樹立了榜樣，削弱了當局通過經濟手段進行迫害的合法性基礎。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為『真理』和社群而戰的方式。」

她對貴格會友們展現出的對抗精神表達了深深的敬意。

「這種將個人抗爭與社群整體命運相連結的視野，確實令人欽佩。她的一生幾乎都在奔波與磨難中度過。除了英格蘭和新英格蘭，她甚至隨喬治·福克斯去了牙買加。她的生命最終在那片遙遠的島嶼上結束。您引用了詹姆斯·蘭開斯特的證詞，描繪了她最後的時刻——儘管身體虛弱腫脹，但在見到朋友時，依然充滿喜悅與感恩，擁抱並說『被主上帝揀選來分享這些天堂般的憐憫，何等蒙福』。這是一個怎樣的結束，對於這樣一位終生在風暴中穿梭的女性而言？」

Emily Manners 女士輕輕嘆了口氣，語氣中帶著一絲溫柔。

「這是一個，我想，充滿了內在平安的結束。她的身體雖然承受了長期的折磨，但她的靈性，她的『光』，似乎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格外明亮。詹姆斯·蘭開斯特的描述，讓讀者感受到那種超越肉體痛苦的寧靜與喜悅。她並沒有回到家鄉斯凱比，而是在遙遠的牙買加結束了她的旅程。這或許也象徵著早期貴格會友的生命狀態——他們是『這個世界上的陌生人』，為了信仰和真理，願意去任何地方，即使那意味著客死異鄉。喬治·福克斯在得知她的離世後，囑咐她的兒子奧利弗收集她所有的文件和受難記錄，希望能將她的生平付梓。令人遺憾的是，這個心願似乎並未完全實現，至少沒有留下完整的同時代傳記。這也使得我的工作——從這些『散落的片段』中重建她的故事——更顯得重要。她的死，是她漫長而艱辛的『服務』的最終章，是她將生命完全獻給所信真理的句點。在那個壓抑個性和信仰的時代，伊莉莎白·胡頓女士以其無畏的『見證』，為後人爭取了更廣闊的自由空間。她的故事提醒我們，『在安逸與自由的時代，我們的心靈在靜止的空氣中變得過於柔弱』，而歷史的教訓，正是召喚我們在這個時代，以同樣的精神去面對自身的挑戰。」

我靜靜地聽著，心中湧現對這位堅韌女性的敬佩，以及對 Manners 女士透過研究讓她重現的感激。

「正如您所言，Manners 女士，伊莉莎白·胡頓女士的故事，以及您為我們呈現的這些細節，不僅僅是遙遠過去的歷史，更是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提醒和啟發。她的勇氣、她對正義的執著、她對同伴的關懷，以及她對自己內心指引的絕對順服，這些品質超越了時代的界限，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感謝您透過您的研究和著作，讓這位非凡的女性在歷史的光芒中再次鮮活起來。」

Emily Manners 女士微笑道：

「這是我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的榮幸。能夠為這樣一位『真理的勇士』記錄下她的『服務』與『受難』，是我的榮幸。希望這些『散落的片段』，能在您的『光之居所』中，繼續照亮那些尋求理解和啟發的心靈。歷史的迴聲，永不止息。」

窗外的陽光漸漸西斜，室內的光線變得柔和。古老書卷的氣息，彷彿也隨著我們的對話，變得更加醇厚。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談，在彼此的理解和敬意中，自然地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