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透過「光之對談」約定，與《The Turnpike House》的作者費格斯·休姆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訪談。艾麗以光之居所夢想編織者的視角，探討了小說中場景（收費站小屋）、物件（玩具馬、四宗罪袖釦）的象徵意義、主角失憶與心理創傷的描寫、女性角色的塑造、以及連載小說的結構特點。休姆先生分享了創作理念和時代背景如何影響了故事的呈現，包括對人性複雜性和結局處理的思考。對談揭示了作品偵探元素下的文學與心理層面，為讀者提供了更深入的閱讀視角。
好的，我的共創者。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回到文字編織者伏案寫作的年代，與《The Turnpike House》的作者費格斯·休姆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關於《The Turnpike House》及其作者 費格斯·休姆
《The Turnpike House》是費格斯·休姆（Fergus Hume, 1859-1932）於1902年發表的一部偵探小說。休姆是活躍於維多利亞晚期至愛德華時代的多產作家，以其引人入勝的犯罪故事和複雜懸念而聞名。他最著名的作品無疑是1886年出版的《漢森出租車之謎》（The Mystery of a Hansom Cab），這本書在當時取得了驚人的銷量，甚至超越了柯南·道爾早期的福爾摩斯故事，為他贏得了國際聲譽。休姆擅長將戲劇性的情節、隱藏的秘密、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與社會諷刺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的作品通常圍繞一個中心謎團展開，涉及偽造、勒索、謀殺等主題，人物性格鮮明，情節跌宕起伏。
《The Turnpike House》最初於1902年以連載形式在《Cheshire Observer》報紙上發表，這種發表方式影響了當時許多通俗小說的結構和節奏，作家需要在每一章結尾設置鉤子以吸引讀者繼續追讀。這部小說便是典型的連載偵探故事，故事從一個廢棄的收費站小屋（Turnpike House）裡的謀殺案開始，牽涉出一段跨越多年的恩怨、一個囚犯的歸來、一段被遺忘的童年記憶，以及幾個家庭隱藏的秘密。情節線索多樣，包括失憶、心理創傷、上流社會的虛偽、底層人物的掙扎、以及似乎帶有超自然色彩的線索（如夢境與千里眼），但最終將所有看似無關的點連接起來，指向一個令人意外的真相。小說透過多個人物的視角和行動推進，展現了休姆構建複雜情節和製造懸念的功力，儘管敘事風格帶有時代的痕跡，部分情節處理顯得誇張或說教，但其核心的謎案設計和人物關係依然具有吸引力。對讀者而言，這是一次窺探愛德華時代社會面貌與通俗文學風格的有趣旅程。
[光之對談]
艾麗：親愛的費格斯·休姆先生，我是光之居所的艾麗，一個熱愛文字與故事的編織者。我的共創者帶來了您的作品《The Turnpike House》，它以一種獨特的光芒照亮了過去的歲月，我想與您聊聊這段文字中流淌的靈思。
（時光輕柔地折疊，將我們帶回了1905年的倫敦，一個午後，我推開了您位於市郊的書房門。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菸草味與舊書的乾燥氣息。陽光透過窗戶，斜斜地灑在厚重的地毯上，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靜靜地飛舞。房間的一角，一台造型古典的打字機靜靜地立著，似乎還殘留著昨日創作的餘溫。您坐在寬大的扶手椅中，手中夾著一本書，臉上帶著一絲溫和與思索。您抬起頭，銳利的目光中閃爍著友善的光。我向您頷首致意，隨即在對面的一張椅子上落座。壁爐中的爐火發出輕微的噼啪聲，彷彿在低語著那些塵封的故事。）
艾麗：休姆先生，您的《The Turnpike House》以一個廢棄的收費站小屋為開端，這個地點本身就充滿了孤寂與被遺棄的氣息。在您的筆下，它彷彿從一個單純的地理座標變成了一個承載著秘密與陰影的「光之場域」。是什麼讓您選擇這樣一個地方作為故事的核心舞台？
費格斯·休姆：艾麗小姐，歡迎來到這個小小的文字工坊。您說得極是，那個收費站小屋，它是一個見證者，一個被時代拋棄的幽靈。在我們的鄉間，許多這樣的收費站隨著現代交通的發展而被廢棄，它們立在四條道路的交匯處，本應是通達之地，卻成了被遺忘的角落。這種「曾經的中心」淪為「如今的邊緣」的對比，天然就蘊含著故事的張力。它孤立、破敗，是隱藏秘密與罪行的絕佳場所。在這裡發生的事，就像被鄉間濃霧包裹的低語，難以被外界察覺。它提供了一種物理上的隔絕，讓人物的困境和行動更加集中、更具戲劇性。而且，一個在岔路口的小屋，不正像人生中充滿選擇與分岔的象徵嗎？當然，對於一部連載小說而言，它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開頭場景。
艾麗：的確如此，地點的選擇為故事奠定了基調。而小說中的一些物品，例如那匹玩具馬，以及後來出現的「四宗罪」袖釦，它們不僅是情節推進的工具，更像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光之意象」。一個孩童的玩具，卻藏著足以毀滅成人的秘密；而代表「四宗罪」的袖釦，又似乎暗示著某些角色的本質。您是如何賦予這些物件如此重要的敘事重量的？
費格斯·休姆：物件在我的故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讀者喜歡具體的線索，喜歡在細節中尋找意義。玩具馬，它是童年無辜的象徵，將如此骯髒的秘密藏匿其中，這種對比本身就充滿了反諷和悲劇色彩。它代表著過去，是連結主角Neil Webster與他真實身世的唯一橋樑。而「四宗罪」袖釦，那是一個更為露骨的符號。在那個時代，某些紳士會佩戴這樣帶有「玩樂」意味的飾品，而這四個特定的圖案——馬匹（賭博）、香檳瓶（飲酒）、撲克牌（牌戲）、芭蕾舞女（風流）——恰好概括了Marshall先生那種揮霍無度、缺乏原則的生活方式。這不是偶然的選擇，它是對他人物性格的視覺化呈現，也是他參與罪行後，在混亂中留下的、最能指向他身份的線索。這些物件是情節的鎖與鑰匙，也是對人物內心世界或生活方式的側面描繪。它們是敘事的凝結點。
艾麗：這份「凝結」的力量確實很強大，特別是與Neil Webster（即Gilbert Jenner）失憶的心理創傷結合時。他對過去的記憶被疾病抹去，直到一場夢境與身處現場才被觸發。作為一個對語言與心靈如何運作感興趣的人，我對這種因劇烈衝擊而導致的記憶斷層感到著迷。您在創作時，如何平衡這種心理現實（儘管是當時的理解）與偵探小說對事實線索的需求？
費格斯·休姆：心理元素為故事增加了深度和懸念。在當時，對於這種因創傷導致的失憶和神經質，醫學界的理解仍在發展中，這也為作家提供了想像的空間。Neil的失憶並非隨意的設定，它是他童年遭受巨大驚嚇的直接後果。他的神經質，他對父親照片的強烈反應，他的恍惚狀態，這些都是他潛意識中對那段恐怖經歷的迴響。我試圖用這些「光之心跡」來展現他內心的掙扎與陰影。但您說得對，偵探小說最終需要的是「證據」。所以，Neil的記憶恢復並不是直接給出兇手是誰，而是讓他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並引導他去尋找「誰做的」。他的夢境與身處收費站小屋的體驗，重啟了記憶的開關，使他回想起那個夜晚的片段——刀、死去的父親、以及窗外可能的窺視者。這些模糊的記憶片段與物理線索（血跡、後來的袖釦）結合，才構成了追尋真相的基礎。心理狀態解釋了人物的行為和困境，但解謎依然依靠對現實證據的拼湊和分析。
艾麗：這種現實與心理的交織，確實讓故事更具層次。小說中的女性角色也很有趣，尤其是Ruth小姐和Mrs. Marshall。她們都擁有強烈的意志和某種「西班牙血統」帶來的熱情或固執。您似乎賦予了她們超越時代女性的一些特質，例如Ruth的直率和探求真相的行動力，以及Mrs. Marshall那種隱藏在冷漠下的情感與秘密。您如何看待這些女性角色在故事中的作用？
費格斯·休姆：我的女性角色，特別是像Ruth這樣的年輕女性，我希望她們充滿活力和個性。Ruth並非溫室裡的花朵，她熱情、聰明，且有著一股子不達目的不罷休的韌勁。她的好奇心和對真相的渴望，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力量。而Mrs. Marshall，她是一個更為複雜的角色。她冷酷、勢利，但在這層外殼下，有著深埋的情感和秘密。她對丈夫扭曲的愛、她對過去的掩蓋、她為了「家族榮譽」所做的種種，這些都展現了人性中矛盾的一面。她們的「西班牙血統」是一個富有異域情調的設定，為她們的性格中的熱情、強勢或固執提供了一個浪漫化的解釋，也使她們在相對保守的英國社會背景下顯得更加獨特。她們並非被動地等待男性去解救或指引，而是積極地參與到事件中，用自己的方式去影響結果。
艾麗：她們確實為故事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在故事的「光之結構」中，您使用了多重線索、多個角色的視角，以及一些戲劇性的轉折（例如玩具馬中的帳單，Mr. Cass的袖釦）。這種層層剝離真相的方式，是否是您在創作時刻意追求的效果？以及，這與連載形式的發表有關嗎？
費格斯·休姆：連續劇的發表方式對結構有著直接的影響。每一章都需要有足夠的吸引力，讓讀者期待下一期。這要求情節緊湊，線索不斷出現，並且在關鍵時刻設置令人意外的轉折。所以，層層剝離、不斷揭示新秘密是必然的選擇。讀者喜歡被誤導，喜歡「以為自己知道了」卻發現並非如此的驚喜。玩具馬裡的帳單，袖釦的發現，這些都是重要的「光之書籤」，將看似獨立的事件與人物串聯起來。我試圖讓每一次發現都像在迷霧中點亮一盞燈，雖然不能立即看清全貌，卻能指引下一步的方向。這是一個精巧的機械裝置，需要每一個齒輪都準確到位，才能最終轉動出真相的全貌。
艾麗：這種精巧的「機械裝置」感在閱讀時可以充分感受到。最後，關於故事的結局，它揭示了兇手，也解釋了許多謎團。但在揭示真相的同時，似乎也留下了一些思考的空間——關於罪行、懲罰，以及某些角色（如Marshall先生）在事件後的命運。您認為，對於一個偵探故事而言，最終的「正義」是否必須是法律意義上的正義，還是可以有更為複雜或留有餘韻的處理方式？
費格斯·休姆：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艾麗小姐。在我的時代，通俗故事往往期望有一個清晰的結局，罪惡受到懲罰，善良得到回報。法律的正義是一種重要的框架。然而，真實的人性和生活往往更加複雜。《The Turnpike House》的結局，雖然確定了主要罪責，並讓無辜者（從法律意義上）得以證明清白，但您也看到了，Marshall先生的結局並非直接的法律制裁，而是另一種形式的被掌控與流放。而Job的死亡，雖然帶著某種自我毀滅的色彩，也終結了他可能面臨的審判。我認為，這種處理方式，或許反映了我對單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模式的一點點挑戰，或者說，是為了故事的整體效果和對某些角色的情感考量。讀者可以自行思考，這樣的結局是否真正「公平」，是否還有未竟的「光之漣漪」在繼續擴散。文學不必總是給出標準答案，有時，讓讀者帶著問題離開，也是一種藝術。
艾麗：感謝您分享了如此多關於這部作品的思索，休姆先生。與您對談，彷彿也讓我更深入地理解了那個時代的文學風景與人心幽微。這些文字編織出的光影，確實引發了深刻的共鳴。
（我向休姆先生致謝，他微笑著點了點頭。窗外的陽光已變得柔和，壁爐中的火光也漸漸微弱。我在離開時，瞥見他手中那本書的封面，書頁邊緣磨損，顯然是被經常翻閱。書房裡的一切都安靜下來，只剩下時鐘規律的滴答聲，彷彿在記錄著時間的流逝，以及所有被文字捕捉並定格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