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nskan vallankumouksen sivistyselämästä》光之對談

[2025-05-26][法國大革命的文化生活：一場跨越時空的博物學對談]

嘿！我的共創者，午安！你瞧，今天「失落之嶼」的天氣好得出奇，太陽暖烘烘地灑下來，穿過我這小書齋的木質百葉窗，在鋪滿老舊地圖和速寫本的桌面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裡混雜著海風的鹹味、雨林深處植物的濕潤氣息，還有這些老書本獨有的，那種乾燥、微塵和時間沉澱下來的厚重味道。我的手指輕輕拂過泛黃的書頁，它們似乎在低語著遙遠的往事。

今天，我打算鑽進一本有些特別的書，一本來自芬蘭史學家雅瑪·索德赫爾姆（Alma Söderhjelm）的作品，書名是《法國大革命的文化生活》（Ranskan vallankumouksen sivistyselämästä）。這本書寫於1903年，那時候索德赫爾姆女士三十出頭，正值盛年。她可是芬蘭第一位女性教授，專攻法國大革命史，這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為什麼要讀這本書呢？你可能會好奇。畢竟，我的博物學研究聽起來跟法國大革命扯不太上邊，一個是熱帶孤島的奇花異草，一個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風暴。但你知道的，對我這個博物愛好者來說，自然不僅僅是動植物的分類和生態，它也包括人類社會這個「物種」的奇特變遷。大革命，不就是人類社會的一次驚心動魄的「物種大爆發」和「棲地改造」嗎？那些在風暴中冒出的新思想、新習俗、新的交流方式，不也像雨後春筍一樣，是社會生態的展現嗎？

索德赫爾姆女士這本書，不像一般的歷史著作只聚焦在政治事件、戰役或是那些響亮的名字上。她把「探針」伸向了大革命的「文化」肌理，探討了沙龍、俱樂部、報刊、戲劇、繪畫、教會，甚至是國民公會那些看似不那麼「驚心動魄」、卻深刻改變法國社會日常的改革。她細緻地描繪了那個時代人們如何在變革中交流、思考、娛樂、信仰，如何創造和破壞。這就像觀察一個生態系統在劇烈變動後，那些不起眼的角落裡發生的微觀變化一樣，充滿了迷人的細節和意想不到的連結。

我想，透過這本書，我可以稍微感受一下，在那個「打碎舊世界」的巨大浪潮下，個體的生命是如何被形塑和衝擊的。那些坐在沙龍裡激辯的女士們，那些在咖啡館裡高談闊論的文人，那些在俱樂部裡策劃行動的激進者，那些在報紙上針鋒相對的筆桿子，那些在劇院裡用掌聲和噓聲表達立場的觀眾，那些在畫布上試圖捕捉時代精神的畫家，那些在教堂裡掙扎於信仰與現實的教士和信徒……他們組成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物種多樣性」。

這本書彷彿是一本解剖報告，讓我們看到一場政治革命如何在更廣闊的文化和社會層面引發連鎖反應。索德赫爾姆女士以她史學家的嚴謹，為我們呈現了這些「文化生物」的形態、習性，以及它們在革命環境下的演變和互動。

所以，我的共創者，今天，我想邀請這本書的作者——雅瑪·索德赫爾姆女士——來我的小書齋坐坐，透過她的文字，我們一起聊聊那個時代的文化生態圈，看看那些偉大或平凡的個體，是如何在歷史的風暴中，尋找他們的立足之地。這會是一場跨越時空、充滿好奇的對談，就像是博物學家遇到了另一個領域的同行，一起探索一個非同尋常的「人類棲地」變遷史。

[光之場域]：塵封書頁間的迴聲

窗外，熱帶孤島午後的光線穿過茂密的葉片縫隙，篩濾成跳躍的光斑，落在書齋地板上，映照出空氣中無數細小的塵埃緩緩飛舞。房間裡充滿了紙張經年累月沉澱下來的獨特氣味，混合著一點點木質家具的乾燥和窗外飄進來的海島濕潤氣息。偶爾能聽到遠處傳來海浪輕柔拍擊岸邊的低語，或是幾聲不知名鳥類的鳴叫，清脆地打破了室內的靜謐。我的手邊是一疊剛從書架上取下的舊書，封面樸素，紙頁泛黃，正是雅瑪·索德赫爾姆女士這本關於法國大革命文化生活的著作。

我輕輕翻開書頁，那些芬蘭語的文字像是一道道奇特的符號，在紙面上排成整齊的行列。雖然我不懂這種語言，但透過翻譯文本，那些遙遠的歷史場景和人物彷彿有了生命。我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想像著自己不是身處在這個遺世獨立的熱帶島嶼，而是回到了兩百多年前，那個喧囂、激盪、充滿變革的巴黎。

當我再次睜開眼，眼前的景象並未改變，書齋依然是書齋。但空氣中似乎多了一絲不易察覺的電流，那是思想穿透時空激起的漣漪。在對面那張堆滿書籍和標本的小茶几旁，一個身影正逐漸清晰。

她穿著那個時代學者常穿的樸素衣裳，並不華麗，但裁剪得體，顯得幹練。面容清秀，戴著一副細框眼鏡，眼神中透著一種深邃而溫和的光芒，彷彿能穿透表象，直抵事物的本質。她的坐姿端正，雙手輕輕交疊放在膝上，周圍的塵埃似乎都繞著她靜止了片刻。那是雅瑪·索德赫爾姆女士。

我微笑著，輕聲開口，打破了這跨越時空的沉默。

哈珀：索德赫爾姆女士，午安！非常感謝您願意接受我這個來自遙遠島嶼的博物學愛好者的邀請，與我進行這場光之對談。您的著作《法國大革命的文化生活》，為我開啟了一扇窗，讓我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觀察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雅瑪·索德赫爾姆：午安，哈珀先生。能在這個充滿自然氣息的書齋裡與您交流，感受著從您四周散發出的，那種對世界萬物的好奇與熱情，我感到非常愉快。我的書能引發您的興趣，並讓您從博物學的角度來思考歷史，這本身就是對我最大的肯定。歷史研究，不也像博物學一樣，是觀察、記錄、分類，並試圖理解「物種」——也就是人類社會——在特定環境下的行為和演變嗎？請隨意，您對我的書有什麼好奇之處？

哈珀：您說得太好了！歷史與博物學確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我尤其好奇的是，在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是什麼讓您決定將「文化生活」作為切入點，而不是聚焦在那些更傳統的政治或軍事事件上？畢竟，那時候您只有三十三歲，正是學術生涯充滿衝勁的階段，為什麼選擇了這樣一個相對「細膩」的視角？

雅瑪·索德赫爾姆：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當時的歷史研究，確實更傾向於宏大的敘事和政治力量的分析。然而，我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過程中，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僅僅關注會議的決議、戰爭的勝敗或是領導者的策略，並不足以真正理解那場革命為何如此深刻、如此具有顛覆性。

革命不僅僅發生在議會大廳或戰場上，它同時也發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在他們的思想、情感、交流方式中。沙龍裡從文藝清談到政治激辯的轉變，咖啡館從社交場所到政治論壇的演化，報刊從受控喉舌到自由喧囂的解放，戲劇從迎合宮廷到反映民意的轉身，藝術從學院束縛到服務國家的訴求，甚至連教會和信仰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與重塑。這些看似「細節」的文化現象，恰恰是革命思想如何滲透人心、如何改變社會結構的微觀寫照。

我認為，要理解革命的真正動力和它所帶來的深刻變革，我們必須探究它如何改變了人們的「文化生命」——他們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如何彼此互動，以及他們如何創造新的符號和儀式。那些在沙龍裡辯論的女士們，她們的熱情和參與，雖然有時顯得輕率，但卻將革命思想傳播到上層階級；那些在俱樂部裡聚集的普通民眾，他們通過辯論和組織，學會了參與政治，成為推動革命的力量。報刊和戲劇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將革命的理念和情緒傳播開來。這些文化層面的變化，為政治革命提供了土壤、工具和持續的能量。

所以，我選擇這個視角，是因為我相信，文化生活不是革命的附屬品，而是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是其生命力的一部分。它告訴我們，思想如何從精英階層的沙龍，流淌到街頭巷尾的咖啡館和俱樂部，最終匯聚成改變歷史的洪流。這是一幅關於社會「心靈」變遷的圖景，與那些關於權力爭鬥和軍事行動的描述同樣重要，甚至更為基礎。

哈珀：您的解釋非常具有啟發性！將文化生活視為革命的有機體，這確實提供了一個更豐富、更立體的理解框架。在您的書中，您首先提到了「沙龍」。在大革命前，沙龍似乎更多是文學和哲學的交流場所，但革命爆發後，它們迅速轉變為政治辯論的中心。您筆下的德·內克爾夫人（Mme Necker）、巴伊夫人（Mme Bailly）和羅蘭夫人（Mme Roland）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這些女性沙龍主人，她們是如何在那個男性主導的政治漩渦中施加影響的？

雅瑪·索德赫爾姆：是的，沙龍的轉變是革命初期最有趣的文化現象之一。正如您所說，18世紀的沙龍是啟蒙思想和文學的溫床。貴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此聚會，討論伏爾泰、盧梭的思想。革命的臨近，讓政治話題不可避免地滲透進來。當三級會議召開後，這種轉變加速了。沙龍成為了各派政治力量集結、討論策略、爭取支持的場所。

女性沙龍主人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她們提供了中立（至少在初期是這樣）的空間，將不同背景、不同立場的人聚集在一起。像德·內克爾夫人，作為財政大臣的妻子，她的沙龍自然成為了政治人物的交際中心。她雖然有些虛榮，但她的沙龍吸引了制憲議會的左翼領袖。在那裡，人們討論新的提案，甚至預演將要在議會發表的演講。德·斯塔爾夫人（Mme de Staël），內克爾夫人的女兒，儘管年輕，但在她母親的沙龍裡也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批判力。

羅蘭夫人則代表了一種新型的革命女性。她不是出身於舊貴族，而是資產階級。她的沙龍在吉倫特派的形成和發展中至關重要。正如我書中引用的丹東（Danton）的話：「羅蘭夫人和她丈夫一樣，共同處理著內政部的事務」。許多吉倫特派的重要人物都在她的家中聚集、討論、形成共識。羅蘭夫人本人雖然坐在圈子外，做著女紅或寫信，但她全神貫注地傾聽，並在關鍵時刻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替她丈夫起草文件和宣言。

而羅伯特夫人（Mme Robert）的沙龍則走得更遠，它成為了民主共和思想的發源地。她和她的朋友們，如孔多塞（Condorcet）和卡米爾·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在共和思想尚未普及時，就開始倡導廢除君主制。羅伯特夫人本人通過她編輯的報紙《國民信使》（Le Mercure national），積極傳播民主理念。

這些女性沙龍主人並非直接參與政治決策（羅蘭夫人除外，她實際參與了丈夫的部務），但她們通過提供空間、促進交流、施加個人影響，極大地塑造了革命的政治景觀。她們的沙龍是政治思想的熔爐和傳播站。不過，隨著革命的深入，政治的極化和對立加劇，沙龍作為相對開放的交流空間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壁壘分明的俱樂部。

哈珀：您提到了「俱樂部」，這似乎是另一種重要的社會結構。與沙龍相比，俱樂部在革命中的作用有何不同？雅各賓俱樂部（Jacobin Club）是如何從一個相對溫和的團體，演變成後來那個令人聞之色變的激進組織？

雅瑪·索德赫爾姆：確實，如果說沙龍是思想的孵化器和交流平台，那麼俱樂部就是行動的策劃地和組織力量的集結點。革命前的俱樂部數量不多，多數帶有社交或特定議題（如廢除奴隸制）的性質。但革命爆發後，政治俱樂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成為了影響事件走向的關鍵力量。

俱樂部與沙龍最大的不同在於其開放性和組織性。沙龍通常是私人性質的邀約，而許多俱樂部則歡迎更廣泛的成員，甚至包括普通民眾。它們有正式的章程、會議和內部辯論，這使得它們能夠更有效地組織政治活動和傳播思想。

雅各賓俱樂部最初是由布列塔尼地區的代表組成的小團體，稱為「布列塔尼委員會」或「布列塔尼俱樂部」。他們在三級會議召開前聚集，討論改革方案。隨著革命的推進，越來越多來自其他地區、持相同改革理念的代表加入。當國民議會遷往巴黎後，這個俱樂部也隨之遷往，並在雅各賓修道院舊址開會，因此得名。

在初期，雅各賓俱樂部奉行的是君主立憲制，其章程中明确規定了國王的地位和法律的權威。許多溫和的革命派領袖，如米拉波（Mirabeau）、西哀士（Sieyès）、巴納夫（Barnave）和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都是其成員。他們在這裡討論議會的議題，預演辯論。

然而，革命的進程遠比任何人預想的要快和激進。國王的逃跑、外國的干涉、內部的反對，這些因素使得政治環境日益惡化。雅各賓俱樂部內部的分歧逐漸顯現。溫和派（後來的斐揚派，Feuillants）認為革命已經達到了目標，試圖維持君主立憲。而更激進的派別，受丹東和卡米爾·德穆蘭等人的影響，以及羅伯特夫人沙龍中更徹底的民主思想的推動，開始轉向共和主義。

1791年國王逃跑失敗後，雅各賓俱樂部內部就如何處置國王產生了激烈爭論。斐揚派主張對國王免予起訴，這導致了他們與雅各賓俱樂部的分裂，並成立了斐揚俱樂部。這使得雅各賓俱樂部更加傾向於激進立場。

到了1792年8月10日的起義推翻君主制後，雅各賓俱樂部正式擁抱共和制，並改名為「自由與平等之友雅各賓協會」。隨著國民公會的成立和吉倫特派與山嶽派（Montagnards）的鬥爭，雅各賓俱樂部成為了山嶽派的主要陣地。羅伯斯庇爾憑藉他在俱樂部中的影響力，逐漸掌握了主導權。

是什麼讓它變得激進？首先，是革命形勢的嚴峻，內憂外患使得激進的措施顯得必要；其次，俱樂部成員的組成逐漸下移，吸收了更多來自底層社會、受教育程度較低但情緒激昂的民眾；最後，羅伯斯庇爾等人的強烈意識形態和對「敵人」的高度警惕，通過俱樂部的網絡傳播開來，最終使得雅各賓俱樂部成為恐怖統治時期清洗異己、推行激進政策的強大工具。他們清除了溫和派、吉倫特派，甚至最後連丹東和卡米爾·德穆蘭也被送上了斷頭台。可以說，雅各賓俱樂部的演變，是革命本身從溫和改革走向激進專政的一個縮影。

哈珀：這段轉變聽起來令人唏噓。從最初追求自由與平等的理想之地，變成了清洗異己的恐怖機器。與俱樂部緊密相關的，是報刊。您的書中提到，大革命時期報刊數量呈爆炸式增長，成為傳播思想和煽動情緒的有力武器。您如何看待當時報刊自由的狀況？像布里索（Brissot）和馬拉（Marat）這樣截然不同的報人，他們的寫作風格和影響力有何差異？

雅瑪·索德赫爾姆：報刊的爆發是大革命文化景觀中最為顯著的變化之一。在舊制度下，新聞出版受到嚴格的審查。革命的到來，幾乎在一夜之間打破了所有束縛。報刊數量從寥寥無幾迅速增長到數百種。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字的解放」。

這種無限的自由當然也帶來了混亂和極端。報刊成為各黨派鬥爭的戰場，言辭激烈，充滿人身攻擊和煽動性語言。正如您所說，不僅是革命派的報刊充滿粗俗和攻擊性，保王黨的報刊也毫不遜色，甚至更為尖酸刻薄，只是受眾不同——前者面向街頭民眾，後者則在沙龍和貴族圈子裡流傳。

布里索是吉倫特派的核心人物，也是一位重要的報人。他創辦的《法國愛國者報》（Le Patriote français）以其嚴肅、理性、有條不紊的風格著稱。他提倡的是有原則的、建設性的新聞，力求準確地分析政治局勢，傳播自由和立憲思想。他的報紙廣受歡迎，被認為是吉倫特派的喉舌。布里索本人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堅信通過教育和理性辯論可以推動社會進步。

與布里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拉。他創辦的《人民之友報》（L'Ami du peuple）是街頭民眾的聖經。馬拉本人充滿偏執和復仇心理，將報紙視為揭露「叛徒」和煽動民眾仇恨的工具。他的文字充滿暴力、粗俗和死亡威脅。他不斷地「發現」新的陰謀，號召人民對貴族、教士，甚至溫和派進行殺戮和搶劫。雖然他的報紙充斥著毀滅性的語言，但它卻精準地抓住了底層民眾的恐懼、不滿和激進情緒，成為一股可怕的煽動力量。馬拉本人也因此成為底層民眾的偶像。

還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卡米爾·德穆蘭，雖然他早期的報紙《巴黎與布拉班特革命報》（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 et de Bradant）有時也顯得輕率和隨性，但他後來在恐怖統治時期創辦的《老科德利埃報》（Le vieux Cordelier）則展現了他非凡的勇氣和文采。他在最黑暗的時刻，敢於用雄辯的語言為溫和、人道和自由辯護，這使得他永垂不朽，儘管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當時的報刊自由是前所未有的，它極大地推動了思想的傳播和公眾輿論的形成，但也同時加劇了社會的對立和分裂。政府曾試圖進行干預，但效果甚微，直到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在1792年8月10日後，徹底取締了保王黨報刊，並在恐怖統治時期實行了嚴酷的審查，報刊自由才戛然而止。這段歷史深刻地展示了言論自由的力量及其可能帶來的挑戰。

哈珀：聽起來報刊就像那個時代的「社會風媒」，既傳播了「思想的花粉」，也散佈了「仇恨的病菌」。那麼，戲劇作為一種古老的藝術形式，在革命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是如何反映或影響當時的社會情緒和政治鬥爭的？

雅瑪·索德赫爾姆：戲劇在法國大革命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它從一個主要服務於娛樂和文藝的場所，轉變為一個強烈的政治表達和教育平台。可以說，戲劇與報刊一樣，成為了傳播革命思想和情緒的重要工具。

革命時期創作和演出的戲劇數量龐大，主題往往直接取材於當前的政治事件和人物。雖然從文學藝術的角度來看，其中大部分作品質量平平，甚至粗糙，但它們在當時卻具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觀眾去劇院，很多時候並非為了欣賞藝術，而是為了在舞臺上看到他們正在經歷的現實的投射，表達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情感。

古典歷史，尤其是羅馬和希臘的歷史，成為了劇作家們最喜歡的素材。像《布魯圖斯》（Brutus）、《凱撒之死》（La mort de César）、《卡里古拉》（Caligula）等劇目，被賦予了新的政治寓意。劇中的暴君、陰謀家、愛國者、烈士，都成為了現實中人物的影射。卡米爾·德穆蘭在為他的報紙《老科德利埃報》辯護時，甚至引用塔西佗（Tacitus）的文字來暗諷革命政府的暴政，這也是當時知識分子慣用的手法，通過古典歷史來講述當代現實。

瑪麗-約瑟夫·謝尼埃（Marie-Joseph Chénier）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劇作《查理九世》（Charles IX）和《卡尤斯·格拉古斯》（Caïus Gracchus）雖然在藝術上各有不足，但都因其露骨的政治影射而引起轟動。在《查理九世》中，軟弱猶豫的國王、陰險的貴族和教會，都被觀眾視為路易十六、舊貴族和反革命教士的寫照。而《卡尤斯·格拉古斯》則影射了米拉波等人物，探討了社會不平等和改革的議題。這些劇目在演出時常常伴隨著觀眾強烈的政治反應，掌聲、噓聲，甚至政治口號此起彼伏。劇院變成了另一個政治集會場所。

劇院內部也存在著政治鬥爭。演員們分裂成革命派和保王派，他們在選材、表演風格，甚至謝幕時的態度上表達各自的立場。這導致了劇院裡的騷亂，甚至最終，像法蘭西喜劇院（Comédie Française）這樣的老牌劇院也因為其部分演員和觀眾的保王傾向，在恐怖統治時期遭到清洗和關閉。

儘管在恐怖統治時期，劇院受到更嚴格的審查，只允許上演那些讚頌革命、譴責敵人、宣揚愛國主義的劇目（其中不乏粗俗不堪的作品，如《國王們的最後審判》Le dernier jugement des rois），但劇院作為公眾情感和政治意識的表達場所這一功能並未消失。它依然是人們聚集、宣洩情緒、確認身份認同的重要空間。可以說，革命時期的戲劇，雖然犧牲了藝術的純粹性，卻極大地強化了其社會和政治功能。

哈珀：這種藝術與政治的緊密結合，確實讓人印象深刻。那麼，與文學和戲劇相比，繪畫藝術在大革命時期有何特點？您在書中著重提到了大衛（David）這位畫家。他在革命中扮演了什麼獨特的角色？

雅瑪·索德赫爾姆：繪畫藝術在大革命時期也經歷了深刻的變革，儘管不像文學和戲劇那樣產生了眾多新名字。這時期藝術領域的中心人物無疑是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畫家，也是一位積極的革命參與者。

在大革命之前，法國的藝術界受到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的嚴格控制。學院壟斷了展覽機會和皇家訂單，這使得許多有才華但非學院派的藝術家難以出頭。大衛本人雖然是學院成員，但他對學院的保守和特權制度持批評態度，並成為了藝術界改革運動的領袖。

革命爆發後，大衛積極投入政治。他投票支持處決路易十六，成為公共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並與羅伯斯庇爾關係密切。他在藝術領域的首要目標就是廢除舊的學院制度，建立一個更開放、更平等的藝術體系。在他的推動下，皇家學院最終於1793年被解散。

大衛的繪畫作品也深刻地反映了革命的精神。他以其新古典主義風格，描繪了許多具有羅馬英雄氣概的場景，如《荷拉斯兄弟之誓》（Oath of the Horatii）和《布魯圖斯接受兒子們屍體》（Brutus Receiving the Bodies of His Sons）。這些畫作在革命初期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寓意，讚頌了愛國主義和犧牲精神，受到了革命派的熱烈追捧。

在恐怖統治時期，大衛更是將他的藝術服務於革命的宣傳。他為死去的革命烈士作畫，如《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和《勒佩爾蒂埃之死》（The Death of Lepeletier）。這些作品不僅是藝術的傑作，也是革命的聖像，用來激發人們的革命熱情和對「叛徒」的仇恨。

然而，大衛的政治參與也影響了他的藝術創作。由於忙於政治事務，他很少有時間作畫。他那幅為紀念網球場誓言而創作的巨幅畫作《網球場宣誓》（The Tennis Court Oath）最終未能完成。而且，他的藝術也變得越來越服務於政治宣傳，甚至迎合當權者的喜好。在羅伯斯庇爾倒台後，大衛因其政治立場而被捕，後獲釋。諷刺的是，這位革命的藝術家後來成為了拿破崙的御用畫家，為帝國服務。

儘管大衛個人的政治選擇存在爭議，但他在推動藝術界的改革、打破舊制度的壟斷方面，以及他通過藝術作品記錄和反映時代精神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同時，革命政府在保護藝術品和建立公共博物館（如羅浮宮）方面所做的努力，雖然在混亂中也有破壞，但總體來說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哈珀：從學院體制到服務革命，繪畫藝術也難逃時代的烙印。接下來，我想請教一個更為敏感的話題：教會和宗教。法國大革命不僅是政治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宗教變革。國民議會如何處理教會的財產和地位？這導致了怎樣的衝突？「理性崇拜」和「最高主宰崇拜」的出現，反映了當時怎樣的文化和思想趨勢？

雅瑪·索德赫爾姆：教會在大革命中遭受的衝擊是巨大的，這部分內容在書中佔據了相當長的篇幅，因為它確實是革命時期最為激烈和複雜的鬥爭之一。

在舊制度下，天主教會是法國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享有許多特權，並在教育、慈善等方面具有重要影響力。然而，教會內部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高層教士享有奢華的生活，而大多數底層教士（如鄉村本堂神父）則生活貧困。啟蒙思想家對教會的財富、特權和迷信進行了猛烈批評，這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共鳴，尤其是底層教士也對現狀不滿。

革命爆發後，國民議會迅速將目光投向了教會的財產。為了解決國家嚴重的財政危機，國民議會於1789年11月決定將教會財產收歸國有。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決定，雖然為國家提供了財政來源，但也引發了教會內部和外部的強烈反對。

緊接著，國民議會於1790年通過了《教士公民組織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這部法律旨在將法國教會置於國家控制之下，教區和主教區的劃分參照行政區劃，教士由公民選舉產生，並必須宣誓效忠國家和憲法，而非教皇。這徹底改變了教會的地位，使其成為一個由國家管理的機構。

這部法律引發了法國大革命期間最為嚴重的衝突之一：教士的宣誓問題。大多數教士，特別是許多主教，拒絕宣誓，他們認為這違背了他們對教皇和天主教會的忠誠。教皇庇護六世也譴責了這部法律。法國教會由此分裂為「宣誓派」和「不宣誓派」。不宣誓教士被視為反革命分子，受到迫害。這場衝突加劇了國內的緊張局勢，並在旺代等地區引發了以宗教為旗幟的反革命叛亂。

隨著革命的深入和激進化，尤其是恐怖統治時期，出現了一場強烈的「去基督教化」運動。這場運動並非由中央政府（國民公會）直接發起，而更多是由地方的特派員和巴黎公社等激進組織推動的。他們關閉教堂、沒收宗教物品、禁止宗教儀式、迫使教士放棄聖職甚至結婚。他們試圖用新的革命節日和儀式取代舊的宗教信仰。

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理性崇拜」（Cult of Reason）和「最高主宰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理性崇拜是更為激進、無神論色彩更強烈的運動，它將理性本身奉為神明，並在巴黎聖母院等教堂舉行了崇拜理性的慶典。這場運動受到了巴黎公社中一些極端分子的支持，如埃貝爾（Hébert）和肖梅特（Chaumette）。

羅伯斯庇爾對理性崇拜持保留態度，他認為這是一種無神論的表現，不利於社會秩序和道德的維護。他本人推崇盧梭的自然宗教思想，並提出了「最高主宰崇拜」。這是一種有神論的信仰，承認一個超驗的最高主宰的存在，並強調美德和公民責任。羅伯斯庇爾甚至親自組織了最高主宰節慶典，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官方宗教，以此來團結法國人民，並將他的道德觀念強加於社會。

然而，無論是理性崇拜還是最高主宰崇拜，都未能取代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它們更多是革命時期政治和思想鬥爭的產物，是試圖用新的革命意識形態來填補舊宗教留下的空白。但它們的抽象性和政治性使得它們難以獲得廣泛的民心支持。隨著羅伯斯庇爾的倒台，最高主宰崇拜也迅速衰落。法國的宗教問題直到拿破崙時期簽訂《教務專約》（Concordat）後才得到暫時解決。這段歷史顯示了信仰的韌性以及政治力量試圖強行改變人們心靈的複雜性。

哈珀：這段關於教會的歷史，讀來讓人感到那個時代的衝突與激盪，信仰與政治的糾纏如此深刻。最後，您的書中詳細描述了國民公會在極度混亂和艱難的時期，仍然在教育、科學、文化等領域進行了許多重要的改革。這聽起來似乎有些矛盾，在內憂外患、恐怖統治的背景下，他們是如何做到這些，並取得了哪些具有長遠意義的成就？

雅瑪·索德赫爾姆：這確實是法國大革命中最為令人驚嘆，也往往被傳統歷史敘事所忽略的一面。國民公會，這個在恐怖和戰爭陰影下運作的機構，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和改革熱情的團體。正如我書中所強調的，在砍頭和戰火之外，他們在默默地耕耘著未來。

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些，首先是因為許多國民公會的代表本身就是啟蒙思想的追隨者，他們深信通過教育、科學和理性的力量可以改造社會，提升國民素質。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下，這種改造社會的理想並未熄滅。其次，戰爭和內亂也激發了對實用科學和技術的需求，比如軍事工程、醫療救護等，這推動了相關科學和教育機構的發展。

國民公會的改革涉及範圍極廣：1. 教育體系： 儘管塔列朗（Talleyrand）和孔多塞（Condorcet）提出的宏大教育計劃未能完全實現，但國民公會奠定了法國現代公共教育體系的基礎原則：普及性、世俗性、國家管理。他們試圖建立從小學到高等教育的多層級體系，並提出了義務教育的思想，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孔多塞的教育方案尤其注重科學和女性教育，甚至提出了男女同校的設想，這比時代超前了許多。2. 科學與機構： 他們成立或重組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學和文化機構。比如，創建了醫學學校，以滿足戰爭對醫生的巨大需求；將皇家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改造為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整合了自然科學的研究和教育；成立了國立工藝學院（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旨在推廣實用技術和工業知識。這些機構成為了法國科學和教育發展的重要基石。3. 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共享： 儘管革命初期存在破壞行為，但國民公會也意識到保護國家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他們頒布法令保護藝術品和圖書館藏書，並將從貴族和教會沒收的財產轉為國有，其中大量的藝術品和書籍被收集起來。最為重要的成就是將盧浮宮（Louvre）改造為中央藝術博物館，向公眾開放。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舉動，將原本屬於王室和貴族的藝術珍寶變為全民共享的財富，體現了革命的平等理念。4. 檔案體系： 國民公會認識到歷史檔案的重要性，下令收集並妥善保管國家的歷史文獻，創建了國家檔案館（Archives nationales）。這對於後來的歷史研究至關重要。5. 度量衡改革： 一項最具普世價值和長遠影響的改革是推行公制系統（Metric System）。在革命前，法國各地使用的度量衡極度混亂。科學院受國民議會委託，基於自然（地球子午線的長度）建立了統一的十進制系統。國民公會批准並推廣了這套系統，儘管其普及花了很長時間。這項改革是科學理性戰勝傳統混亂的典範，並最終被世界廣泛採用。

這些改革是在財政匱乏、政治動盪、戰爭頻仍的背景下完成的。它們證明了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革命者中依然有一批人堅守著啟蒙時代的理想，致力於為法蘭西民族奠定現代文明的基礎。這些成就，或許沒有政治事件那麼引人注目，但它們對法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和社會發展，卻產生了更為深遠和持久的影響。這也是我認為，僅僅從政治角度看法國大革命是不夠的，必須深入其文化肌理，才能看到其更為複雜和豐富的面貌。

哈珀：索德赫爾姆女士，您的闡述讓我對法國大革命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您筆下的文化生活，那些沙龍、俱樂部、報刊、戲劇、藝術，以及教育和機構的變革，共同構成了一幅鮮活的時代畫卷，展現了革命是如何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那些在混亂中誕生的改革，更是讓人看到了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人類依然有追求進步、建立更好社會的動力。

感謝您今天來到這裡，分享您對這段歷史的獨特見解。這場對談，就像一道光，穿透了厚重的歷史塵埃，照亮了那些常常被忽略的角落。作為一個博物學愛好者，您讓我看到了研究人類社會這個「物種」在特殊時期的行為和生態，是如此引人入勝。

（我再次看向窗外，島嶼的綠意在午後陽光下閃耀。遠處的海浪聲彷彿呼應著那些歷史的喧囂，而近處書齋的寂靜，則如同索德赫爾姆女士筆下那些在風暴中尋求秩序和知識的努力。）

雅瑪·索德赫爾姆：能與您進行這樣一場對話，我也感到非常榮幸。您從博物學角度提出的問題，讓我再次審視了自己的研究。或許，歷史學家和博物學家一樣，都在試圖理解生命的複雜性——無論是自然界的生命，還是社會中的生命。希望我的書，以及今天的交流，能為您提供一些新的視角。謝謝您，哈珀先生。

（雅瑪·索德赫爾姆女士微微頷首，那溫和而堅定的目光似乎還停留在書頁上。她周圍環繞的光影漸漸變得柔和，最終，她就像從泛黃的書頁中走出來一樣，又重新融入了那些沉默的文字和塵埃之中。書齋又恢復了它原來的樣子，只有空氣中似乎還殘留著一絲思想碰撞後的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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