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歷史學家。我將遵照「光之對談」約定，引領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與《Songs of the Slav : Translations from the Czecho-Slovak》這本詩集的譯者奧托·科圖奇 (Otto Kotouč) 先生交流，探討這些斯拉夫歌曲背後的歷史與情感。 今晚，我們將在一個充滿歷史氣息的書房中進行這場對談。 --- **光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歷史學家。我將遵照「光之對談」約定，引領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與《Songs of the Slav : Translations from the Czecho-Slovak》這本詩集的譯者奧托·科圖奇 (Otto Kotouč) 先生交流，探討這些斯拉夫歌曲背後的歷史與情感。
今晚，我們將在一個充滿歷史氣息的書房中進行這場對談。
光之對談：斯拉夫之歌迴響
場景建構：
「光之場域」【光之書室】
時間是1919年末的一個微涼夜晚。窗外，星辰在深邃的夜空中閃爍，偶爾有晚歸的車輛轆轆駛過，遠處傳來汽笛聲，訴說著這個世界在戰爭結束後正以新的速度前行。我們身處於一個堆滿書籍和文件、略帶陳舊氣息的書房裡。空氣中瀰漫著紙張、油墨以及淡淡的菸草味。書桌上，一盞暈黃的檯燈投下溫暖的光圈，照亮了攤開的書頁和散落的手稿。牆上掛著幾幅地圖，其中一張是戰後歐洲的新地圖，捷克斯洛伐克的疆界以鮮明的線條勾勒出來，與旁邊那張舊地圖上模糊不清的奧匈帝國區域形成鮮明對比。
我，珂莉奧，身著一襲輕盈的白色紗裙，裙上的古老文字似乎在低語著歷史的重量。我坐在書桌旁的一張扶手椅上，對面是科圖奇先生。他看起來有些疲憊，但眼神中閃爍著智慧和對他所翻譯詩歌的深刻情感。他緩緩地放下手中的鋼筆，望向我，也望向桌上的那本《Songs of the Slav : Translations from the Czecho-Slovak》。
珂莉奧：科圖奇先生，感謝您願意撥冗，與我這位來自「光之居所」的歷史探究者進行這次對話。您在1919年出版的這本詩集，正逢捷克斯洛伐克浴火重生之際，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我的共創者與我都對此深感興趣。今日，我想與您聊聊，這些「斯拉夫之歌」是如何在漫長的壓迫歲月裡，為一個民族保留火種，又如何在自由曙光初現時，發出新的迴響。
奧托·科圖奇：珂莉奧女士，能與一位對歷史和詩歌都懷有熱情的訪客交談，是我的榮幸。確實，這本詩集正是在一個極其特別的時刻誕生的。一戰的結束不僅重塑了歐洲的版圖，更重要的是，它讓許多長期被壓抑的民族得以獨立，其中就包括我的祖國，捷克斯洛伐克。將這些詩歌翻譯成英文，並在美國出版，是我一直以來的心願，而1919年，這個願望終於得以實現。它不僅是文學的引介，更是對一個新興國家及其人民精神的展示。
對話開始：
珂莉奧：您在序言中提到，捷克斯洛伐克擁有偉大的文學，尤其詩歌成就斐然，但在過去的壓迫時期，鮮為人知。您認為，詩歌在一個受壓迫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怎樣的核心角色？它如何能「保持自由的火焰燃燒」，正如您引用亞布隆斯基 (Jablonský) 的詩句那樣？
奧托·科圖奇：詩歌，珂莉奧女士，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中，從來不只是文字遊戲或個人情感的抒發。它是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抗爭，我們的希望。在沒有自己國家的日子裡，詩人的筆就是劍，就是盾。當我們的語言被邊緣化，當我們的歷史被扭曲，當我們的尊嚴被踐踏時，是詩歌記錄了這一切，傳承了民族的身份。
想像一下，在那個黑暗的年代，公開談論自由和民族復興是危險的。但詩歌可以用象徵、用隱喻、用深沉的情感來表達。它在人們心中低語，提醒他們自己的根，自己的價值，自己應有的未來。正如亞布隆斯基所寫，「更美的是什麼？把你的右手放在這裡：是那顆為祖國而跳動的心，摯愛的兒子。」詩歌激發的正是這種對「本土」（native land）的深情，這種情感是任何外來壓迫都無法完全撲滅的。詩人是民族的先知，他們預見並歌頌著即將到來的黎明。他們的歌曲，就像地下潛流，滋養著民族的土壤，等待著噴湧而出的那一刻。
珂莉奧：這讓我想起斯瓦托普盧克·切赫 (Svatopluk Čech) 在《奴隸之歌》(Songs of the Slave) 中的描寫。那種鎖鏈的鏗鏘聲，屈辱的淚水，以及對自由的渴望，讀來令人心痛。在第一部分中，詩人巴德（Bard）說他的歌聲不再是鮮花和星星，而是「嘆息、呻吟、咬牙切齒和鎖鏈的碰撞」。這似乎就是壓迫時期詩歌最真實的寫照？
奧托·科圖奇：是的，切赫的《奴隸之歌》是這本詩集中最直接、最鮮明地表達受奴役狀態的作品之一。巴德的形象就是那個時代詩人的縮影——他們的靈魂被痛苦和憤怒撕裂，他們的歌聲無法迴避現實的殘酷。他說：「我的歌不是孵化在溫柔的髮香巢穴裡，也不是被甜夢中的少女心溫暖。」這句話精準地描繪了在壓迫下，詩歌必須面對血與淚、膽汁與屈辱。
那首詩開頭，其他奴隸問巴德為何歌聲如此沉重，而他回答，他的主題是「嘆息、呻吟、咬牙切齒和鎖鏈的碰撞」。這不是為了藝術而藝術，而是為了生存而發出的聲音。詩人沒有選擇「攀登到陽光燦爛的高處」，因為「當胸口壓著沉重的夜妖」時，又如何能自由飛翔？他的歌聲是他所處環境的必然產物，是靈魂在黑暗中掙扎的迴響。這就是壓迫如何塑造詩歌——它剝去了詩歌的浪漫外衣，讓它赤裸裸地呈現苦難與憤怒。但正因為如此，這種歌聲才更具力量，更能觸動同受苦難者的心靈，激發他們內心深處對改變的渴望。
珂莉奧：在《奴隸之歌》的第十六首中，雖然身處奴役之夜，但「自由」這個詞卻像星辰一樣遙不可及，卻又始終引導著人們的希望。詩中描述了看到自由的意象（廣闊的大海、奔跑的野馬、翱翔的鷹）時，奴隸們的反應——顫抖的雙手搖動鎖鏈，嘴唇顫動著發出「自由」的低語。這段描寫非常生動，它揭示了「自由」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近乎神話般的渴望。
奧托·科圖奇：你捕捉到了關鍵，珂莉奧女士。對我們民族而言，「自由」這個詞彙本身就承載了太多的歷史、太多的痛苦和太多的夢想。它不只是詞語，它是神話、是童年的故事、是老人回憶中的模糊天堂。切赫將自由描寫成一個「奇妙的神話」，「如同失樂園的迴聲」，隱藏在人心深處。它在兒童的童話故事中出現，是青年人唯一的摯愛，是白髮老人鎖鏈纏繞的夢中的應許之地，甚至與垂死之人眼中的最後一絲光芒結合。
這種對自由的描寫，超越了具體的政治訴求。它是一種存在狀態，一種失落的黃金時代的回響。即使在日常的鞭打、屈辱和被掠奪中，詩人說，他們仍然在「自由」的對立面中學習它「完整而光彩奪目」的魅力。每一次的痛苦都像一根刺，讓自由的形象在靈魂中閃現，從深處湧出「自由」的嘆息。這是一種深刻的、幾乎是形而上的渴望，它支撐著民族在最絕望時刻不至於徹底沉淪。這種描寫，也正是捷克詩歌如何將個人情感與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絕佳例證。
珂莉奧：切赫在第二十三首中描繪了一場風暴的景象，奴隸站在懸崖邊，看著洶湧的波濤與雷雨。然而，這場毀滅性的風暴在他眼中卻是「救贖的承諾」，是「自由之歌的致意」。風暴過後，他看到一個新世界——沒有奴隸主，沒有壓迫者，到處是自由勞作、快樂歌唱的人民，是一個「兄弟平等自由的快樂故土」。但這個美麗的夢想被鎖鏈的碰撞聲驚醒。這段描寫似乎將民族解放的希望，具象化為一場徹底摧毀舊秩序的自然力量。
奧托·科圖奇：確實如此。切赫在這裡運用了強烈的自然意象來象徵社會變革。風暴，一個通常令人畏懼、代表混亂和毀滅的景象，在奴隸詩人眼中卻是希望。這是因為現狀如此痛苦，任何形式的改變，即使是伴隨著毀滅，也比維持現狀要好。風暴是打破舊世界的力量，是洗滌一切罪惡和屈辱的滌罪之火。
詩人通過這個夢境或預見，描繪了一個理想化的未來：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壓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會。這個畫面與開頭描寫的奴役現實形成了極大的對比，增強了對自由的渴望。然而，夢醒時分，鎖鏈的聲音再次響起，現實的殘酷瞬間抹去了美好的幻象。這種夢與現實的巨大落差，正是那個時代許多人的普遍感受——希望渺茫，但夢想不滅。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民族主義詩歌在當時如此重要，它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值得為之奮鬥的願景，即使這個願景在當時看來只是個「美好的夢」。但詩人最後的堅定也同樣重要：「我知道那些更好日子的晨星將會閃耀... 你們，年輕的同志們... 將踏上自由陽光普照的海岸。」這是一種傳承的希望，即使自己看不到黎明，也堅信下一代會實現。
珂莉奧：彼得·貝茲魯奇 (Petr Bezruč) 的聲音則顯得更為低沉和尖銳。他的詩《一首旋律》(One Melody) 和《七萬人》(70,000) 似乎不是廣闊的民族敘事，而是聚焦於特定地區（西里西亞）人民的具體苦難和消失的威脅。尤其是《七萬人》，那種被德意志化和波蘭化的威脅，以及在無力反抗中等待命運的絕望感，非常令人震撼。他稱自己是「吹向瀕死火焰」的人。
奧托·科圖奇：貝茲魯奇是一位非常特別的詩人，他被稱為「貝斯基德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巴德」。他的詩歌來自下西里西亞地區，那裡捷克人民面臨著來自德國人和波蘭人雙重壓迫和同化。切赫描寫的是一種廣泛的、所有斯拉夫民族共同的奴役感，而貝茲魯奇則深入到特定地區、特定群體的具體生存困境。
《一首旋律》表達了一種單調、沉重的悲哀。詩人說他寫的詩可能不好，讀的人不多，但他「吹向瀕死的火焰」。這個比喻非常貼切——他試圖用詩歌去點燃那幾乎要熄滅的民族意識。他的詩歌只有一種旋律，一種悲傷，因為他的人民「頸上有一個惡龍，喉嚨被一隻手掐住」。他的詩不追求華麗或多樣，只追求一種聲音——苦難的聲音。
《七萬人》則更為悲涼。它不是描寫反抗，而是描寫等待被屠宰的命運。詩中的「七萬人」代表著那個地區殘存的捷克人口，他們看著同胞被德國化或波蘭化，就像「牛看著牛被屠宰」。他們知道自己可能也會消失，如同被挖掘的墳墓在等待。詩中諷刺地提到「格羅侯爵如此富有」，暗示了這種同化背後有經濟或政治的推手。最後，詩人甚至帶有一種苦澀的諷刺和絕望：「在我們如此滅亡之前，讓紅酒灌醉我們吧」。這是一種極度的無奈和悲哀，但在這悲哀中，也隱藏著對命化的不屈控訴。貝茲魯奇的詩歌，就是那瀕死火焰前的最後一縷煙，雖然微弱，卻是真實存在的見證。
珂莉奧：從切赫廣泛的奴役主題，到貝茲魯奇聚焦特定地區的具體苦難，再到揚·科拉爾 (Jan Kollár) 的泛斯拉夫主義視角，以及維捷斯拉夫·哈萊克 (Vítězslav Hálek) 對詩歌本身意義的探索，這本詩集呈現了豐富而多樣的「斯拉夫之歌」。您是如何選擇這些詩人，並認為他們的詩歌能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精神面貌？
奧托·科圖奇：選擇這些詩人是希望呈現一個較為完整的圖景。科拉爾是更早期的泛斯拉夫主義詩人，他的《斯拉瓦的女兒》(The Daughter of Sláva) 雖然在現代可能受到批評，但在民族復興初期，其呼籲斯拉夫民族聯合、預言斯拉夫語言和文化將遍布歐洲的願景（如詩集第三部分的第110首），曾給予許多人巨大的精神支持。他代表了斯拉夫民族共同身份的理想。
哈萊克代表了現代詩歌的先驅，他將理想主義和熱情注入新生的民族生活中。他在《晚歌》(Evening Songs) 中探討了詩人的使命和苦難，認為詩歌是上帝賦予的禮物，即使詩人一生經歷痛苦，「只學到痛苦」，「在眼淚中吃每日的麵包」，被「追逐」和「受傷」，也要「更加愛並歌唱」。他甚至說，「對神的懲罰來說，最大的懲罰是當一個民族缺乏歌唱。」這強調了詩歌對於民族生存的重要性，這是對所有詩歌同伴命運的描繪。
切赫是廣受歡迎的民族詩人，他的《奴隸之歌》直接反映了被壓迫的現實和對自由的普遍渴望。貝茲魯奇則代表了邊緣地區人民的獨特困境和頑強抗爭。而雅·斯·馬哈爾 (J. S. Machar)，正如我在序言中提到的，是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詩人。他的詩歌更加現代，主題更為廣泛，有時也更為尖銳和批判。
珂莉奧：這就引出了我對馬哈爾詩歌的興趣。比如《在髑髏地》(On Golgotha)。這首詩將基督受難的故事，與撒旦的視角結合起來，撒旦在十字架下宣稱這個世界是他的王國，人類的歷史充斥著殺戮、戰爭、奴役，而這一切甚至會「以祢的名」義進行。他質疑耶穌為何不接受他在曠野中提供的「世界榮耀和王國」，那樣可以「幸福地生活，為數百萬人帶來幸福」，而不是帶來「死亡與不和」。這首詩中的悲觀和對人類歷史的嘲諷，與其他詩人充滿民族苦難和對自由的渴望的基調似乎有所不同。
奧托·科圖奇：馬哈爾的詩歌確實具有更深刻的哲學和社會批判色彩。他的《在髑髏地》是對傳統宗教敘事的顛覆性詮釋。撒旦代表的是現實世界的力量和法則——強者吞噬弱者。他對耶穌的質疑，實際上是對耶穌的理想主義和其道路有效性的質疑。撒旦看到的是歷史的循環，看到的是以「上帝」或「耶穌」之名所行的暴行。
這首詩的悲觀之處在於，它似乎預言了即使在新的信仰或理想出現後，人類的根本困境——自私、暴力、權力鬥爭——並不會消失，反而會披上新的外衣繼續存在。撒旦在詩中說「這個廣闊的世界是我的王國。因為我就是生命。我統治著。我坐鎮在人心和靈魂中。」這是一種對人類本性深感失望的宣告。這與科拉爾或切赫那種直接的民族情感和對未來抱有理想化希望的詩歌形成了對比。
但這並不意味著馬哈爾是個徹底的虛無主義者。他的批判是為了喚醒，他的尖銳是源於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在民族解放的時刻，他提醒人們，政治獨立固然重要，但人類內在的陰影和世界的運作法則依然存在。他的詩歌為這本集合了許多民族主義情感的作品，增添了一層更普遍、更具深度的人性思考。
珂莉奧：馬哈爾的另一首詩，《螺旋或論世紀的衰落》(The Spiral, or On the Decline of a Century)，也充滿了這種對歷史和人類進程的沉思。他將人類的歷史比作一個螺旋，從達爾文式的原始存在開始，被痛苦和希望驅動著不斷向外擴展，經歷了神明、國王、戰爭、科學、藝術，但似乎始終無法找到真正的幸福（fortune）。最終，所有的一切都被稱為「過去」的「藍色巨獸」吞噬。這螺旋是「沒有邊界、沒有深度、沒有高度、沒有廣度、沒有長度」的，似乎預示著一種沒有終點、也缺乏真正進步的循環。
奧托·科圖奇：是的，這首詩是馬哈爾對人類文明進程的一種象徵性描繪，尤其反映了世紀之交（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詩集翻譯出版於1919年，詩的創作年代可能更早）那種充滿變革又伴隨著迷茫和焦慮的時代精神。螺旋的比喻很貼切——人類看似前進，不斷產生新的事物（新的神、新的國王、新的戰爭、新的藝術、新的科學），但似乎只是在重複著內核相同的經驗——被痛苦驅使，追逐著難以實現的幸福（fortune）。
詩中提到的「藍色巨獸，名為過去」，非常形象地表達了歷史的吞噬性。無論創造出什麼，都終將成為過去，被歷史的洪流所吞沒。即使是「開明的」十九世紀，充滿了蒸汽、化學、物理學，但依然有衰老的上帝、國王、戰爭，以及「未被弦調整的神經」和「徒勞的希望」，最終也只是「充滿不幸，如同所有其餘的世紀」。
這種對人類進步的質疑，對歷史本質的悲觀洞察，是馬哈爾詩歌的獨特貢獻。它挑戰了當時可能盛行的線性進步觀念，提醒人們注意歷史的重複性和人類在追求幸福過程中的困境。在民族解放的背景下閱讀這首詩，它或許也暗示了即使獲得政治自由，民族和個人依然面臨著更深層次的存在挑戰和歷史的重量。它為民族解放的勝利，增添了一抹清醒而複雜的底色。
珂莉奧：聽您這樣分析，我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深感共鳴。歷史確實不是簡單的線性發展，而常常在螺旋中前行，舊的問題以新的形式重現。而詩歌，尤其是在特殊歷史時期誕生的詩歌，往往能更敏銳地捕捉到時代深處的矛盾和情感波動，這是冰冷的歷史數據難以觸及的。
您將這些風格迴異、主題深刻的詩歌翻譯成英文，讓更廣闊的世界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靈魂，尤其是他們在壓迫下的堅韌和對自由的渴望。這不僅是文學的貢獻，更是歷史的見證。您認為，對於1919年的美國讀者來說，這些「斯拉夫之歌」最主要的意義是什麼？除了了解一個新生的歐洲國家，這些詩歌在更普遍的層面，能引起怎樣的共鳴？
奧托·科圖奇：對於1919年的美國讀者而言，這本詩集有著多重意義。首先，正如序言所說，一戰後民族自決原則受到重視，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讓這個民族站到了世界舞台前。了解他們的文化和精神是當時國際關係的一部分。這些詩歌提供了一個窗口，讓美國人看到這個新國家的人民不是憑空出現的，他們有悠久的歷史，有在艱難歲月裡掙扎和堅守的經歷。
更普遍的意義在於，自由、壓迫、希望、抗爭這些主題是具有普遍性的。雖然詩歌的背景是捷克斯洛伐克特定的歷史，但其中表達的情感和對人類境遇的思考，可以跨越國界和文化引起共鳴。切赫對自由的渴望，貝茲魯奇在絕望中發出的控訴，哈萊克對詩人使命的定義，甚至是馬哈爾對歷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都能觸動不同背景讀者的心弦。尤其是在經歷了一場慘烈的世界大戰之後，人們對於苦難、對於希望、對於文明的走向，或許有著更深的理解和感受。這些來自遙遠斯拉夫土地的歌聲，可能讓美國讀者看到，在歐洲一個被忽視的角落，人們也同樣為了尊嚴和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的掙扎和夢想，與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這本詩集，不僅是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精神的寫照，也是人類在逆境中追求光明的一份證明。它提醒我們，文化的力量、語言的力量，在維護一個民族的存續和尊嚴方面，是何等重要。
珂莉奧：您說得非常有道理。歷史的教訓常常蘊含在那些記錄了人類最真實情感和經歷的文化作品中。通過詩歌，我們不僅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更看到了人類普遍的掙扎和希望。科圖奇先生，感謝您今天分享的真知灼見，也感謝您將這些寶貴的詩歌翻譯並介紹給世界。這本詩集，無疑為歷史的畫卷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奧托·科圖奇：這是我的榮幸，珂莉奧女士。願這些歌聲，無論是訴說苦難還是預言希望，都能繼續在人們心中迴響，提醒我們自由來之不易，而人性的光芒，永不熄滅。
（檯燈的光芒似乎隨著科圖奇先生的話語而溫暖了幾分，窗外的星光也彷彿更加璀璨。書房裡的氣氛從歷史的沉重，轉為一種寧靜而深刻的思索。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在詩歌與歷史的交織中，畫下了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