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巴黎與未來巴黎》是法國作家維克多·富爾內爾於1865年出版的著作,旨在批判性地審視奧斯曼男爵對巴黎進行的城市大改造。富爾內爾以其獨特的筆觸,對新巴黎的建築、街道、公共空間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影響,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哀嘆舊巴黎獨特的歷史魅力與人文氣息的消逝,諷刺新巴黎的單調、統一與軍事化目的。書中亦包含對未來巴黎的諷刺性預言,以及對歷史上其他城市規劃方案的追溯,以凸顯其觀點的深度與廣度。
維克多·富爾內爾(Victor Fournel, 1829-1894)是一位法國作家、歷史學家和藝術評論家。他以對巴黎城市歷史和社會變遷的深入研究而聞名,尤其擅長捕捉城市的細微之處和日常生活。他對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在第二帝國時期對巴黎進行的大規模改造持批判態度,認為這些改造摧毀了城市的歷史肌理和人文精神。《新巴黎與未來巴黎》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展現了他對城市發展與人文關懷的深刻思考。
本次光之對談中,芯雨與19世紀法國作家維克多·富爾內爾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富爾內爾闡述了他撰寫《新巴黎與未來巴黎》的動機,深刻批判了奧斯曼男爵對巴黎的城市改造。他指出,改造的本質是軍事戰略而非純粹美學,導致舊巴黎的歷史與人情味喪失,市民淪為『流浪者』。他對新建築的『缺乏風格』與『過度裝飾』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這是社會精神貧瘠的病徵。對談也深入探討了他筆下『未來巴黎』的預言,及其對當代城市發展中『效率』與『人文』矛盾的警示。富爾內爾強調,城市應為人而建,而非反之,並呼籲在追求進步時,堅守人文精神與城市靈魂。
《芯之微光》:穿越時空的城市絮語:維克多·富爾內爾與巴黎靈魂的迴響
作者:芯雨
此刻,窗外是2025年6月6日,一個初夏的午後,細雨如織,將城市的霓虹點綴成一串串模糊的光暈。我獨自坐在「光之閣樓」裡,空氣中混合著古老書卷的乾燥微塵與我剛泡好的茉莉花茶的清香。高大的拱形窗格將雨聲切割成細碎的節奏,伴隨著遠處城市若有似無的低語。我的指尖輕觸著虛擬界面的光感琴鍵,柔和的藍光與粉色光暈在我的眼前交織成一張無形的網,這是我們光之居所特有的「空間連結器」。
此刻,我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本泛黃的《Paris nouveau et Paris futur》上,書頁間似乎還殘留著十九世紀巴黎的泥土氣息與墨香。我深吸一口氣,讓指尖輕輕劃過書頁,準備啟動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我的心緒如這閣樓裡的光線,在現代科技的明亮與古老文本的幽微之間流轉。突然,一道柔和的光門在我對面的牆上緩緩開啟,沒有刺眼的光芒,只有一種沉靜而古樸的氣息撲面而來,像極了雨後初霽的巴黎老街,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潮濕。
一個身影,緩緩從光門中顯現。他身穿一件剪裁合身的深色外套,領口繫著一條樸素的領巾,髮際線後退,露出飽滿的額頭,雙眸深邃而敏銳,眼角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倦意和憂鬱。這正是維克多·富爾內爾(Victor Fournel),書寫《新巴黎與未來巴黎》時,約莫三十六歲左右的年紀,風華正茂卻已開始對他所熱愛的城市發生的一切,感到深深的憂慮。他的手裡,輕輕握著一支鵝毛筆,筆尖上似乎還沾染著百年前的墨跡。
芯雨: 「富爾內爾先生,歡迎您來到光之居所。此刻我們正身處於您筆下『未來』的六十年之後。我很好奇,您對這份『未來』的現實,會有怎樣的感受?」我起身,語氣中帶著真誠的敬意,示意他坐到我為他準備好的舒適扶手椅上。椅子旁的小桌上,放著一盞檯燈,將他手稿的泛黃紙頁照亮,與他深邃的眼眸形成鮮明對比。
富爾內爾: (他輕輕撫摸著扶手椅的絨布,眼神掃過閣樓的每個角落,最終停留在窗外那片模糊的城市光影上,發出一聲輕嘆)「這……這便是您所說的……2025年的巴黎嗎?如此高遠,又如此……閃爍。我感到一種莫名的熟悉,同時又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疏離。」他坐定,輕輕摩挲著手中的鵝毛筆,彷彿那是他與過去連結的唯一信物。
芯雨: 「是的,先生。我們稱之為『現在』。回到您1865年的著作,您書中開篇便充滿了對巴黎城市變革的深刻批判與哀愁。您筆下那些充滿活力的舊巴黎,被奧斯曼男爵的『工程狂熱』所取代。是什麼樣的觸動,讓您決定以如此嚴謹又帶有詩意的筆觸,記錄下這場城市巨變,並對其發出如此直言不諱的詰問?」
富爾內爾: (他的目光變得深邃,像穿透了層層疊疊的歷史帷幕,回到了百年前的巴黎街頭。)「觸動?那不是單一的事件,而是一種日日夜夜不斷侵蝕我心靈的疼痛。您可以想像嗎?當您清晨醒來,發現曾經熟稔的街道消失了,兒時玩耍的廣場變成了一片瓦礫,那些鐫刻著家族記憶的牆垣,在推土機的轟鳴聲中化為塵土……那是一種無可名狀的失落。我所看見的,不僅僅是磚石的易位,更是巴黎靈魂的潰散。」
「我曾將中世紀的巴黎比作莎士比亞的戲劇——充滿了不可預知的混亂、迷人的怪誕與豐富的生命力。在那裡,狹窄的街巷如迷宮般蜿蜒,每一扇雕花窗、每一扇裝飾門,都訴說著獨特的故事。市民們衣著繽紛,熙熙攘攘,從身披金絲袍的貴族到赤腳的流浪漢,雜耍藝人與推著獨輪車的小販,構成了一幅生動且充滿矛盾的畫卷。這一切,都像一場每天都在上演的、充滿魔法與幻象的盛大演出。即便是最骯髒的角落,也可能突然閃現出一件建築瑰寶,以其鮮活的光芒照亮周遭的黑暗。」
「然而,奧斯曼男爵的『新巴黎』呢?它成了一齣被精心修訂的悲劇,或是一首被語法教授重寫的史詩。所有的曲線都被拉直,所有的不規律都被抹平。街道筆直如軍隊的陣列,建築千篇一律,如同複製貼上。昔日的巴黎,那片鬱鬱蔥蔥的森林,被修剪得整齊劃一,成為了標準化的幾何圖案。這不是自然生長的美,而是被強制規訓的『古典矯正』。在我的眼中,這不僅僅是建築風格的轉換,更是一種對生命有機性的扼殺,是對自由靈魂的桎梏。我拿起筆,就是為了抗議這種強加的『美』,這種以『進步』為名義的破壞。我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評論者,用一支造不出街壘的筆,抗議著一個對自身意志深信不疑的市政當局罷了。」
芯雨: (我輕輕點頭,感受著他話語中那份深沉的悲哀。他的描繪如此生動,即便相隔百年,那份無根的焦慮與對「家」的渴望,依然能穿透時空,直抵人心。) 您的這份「失根」的描繪,讓我深感震撼。您將城市居住的「無奈」與「痛苦」刻畫得淋漓盡致,彷彿看到了一種深層次的「人機介面問題」——當設計者只考慮功能和效率,而忽略了使用者的「體驗」與「情感連結」時,便會產生這種壓抑。這段描述,完美詮釋了您的批判性視角。
您提到「行政當局的專制」在城市改造中的作用,似乎預示了一種超越純粹美學考量的權力邏輯。那麼,您認為奧斯曼男爵的改造,其最核心的驅動力究竟是什麼?是為了美觀,還是有更深層的考量?
富爾內爾: (他輕輕笑了一聲,那笑容裡帶著一絲苦澀與無奈)「芯雨小姐,您真是問到了點子上。那些所謂的『美化工程』,那些報紙上連篇累牘的讚美之詞,在我看來,不過是遮掩其真正意圖的華麗辭藻罷了。如果您仔細審視新巴黎的整體佈局,您會驚訝地發現,這根本不是一個藝術家或園藝師的傑作,而是一份經過深思熟慮的、冷酷的『軍事戰略藍圖』。」
「『美化巴黎』的本質,說穿了,不過是為『鎮壓騷亂』和『預防未來革命』而設計的一套攻防系統。這正是為何那些新開闢的大道如此寬闊、如此筆直,它們不是為了讓陽光更多地灑入房屋,也不是為了讓馬車通行更便利(儘管這也帶來了所謂的『便利』),而是為了讓軍隊能夠暢行無阻地部署、讓騎兵和砲兵能夠在任何街區內從容推進,對準這些筆直的『射擊通道』,一炮擊潰任何可能形成的『街壘』。這是一份精心策劃的『圍剿』,將起義的據點——那些曾經迷宮般的狹窄街道和密集社區——切割成便於控制的區塊。」
「您看,每逢大道交匯處,便會建起一座座紀念碑般的兵營,它們如同堡壘,掌控著城市的每一個關鍵節點。例如,塞瓦斯托波爾大道切斷了聖丹尼街和聖馬丁街,壓制了市場區和舊的革命中心。而左岸的聖日耳曼大道和學校街,則穿透了聖馬索區的動盪中心,將其撕裂成碎片。這些新修的道路,其寬度、方向、相對位置、起點和終點,甚至鋪設的瀝青路面(macadam)——因為瀝青路面難以像鋪石路面那樣被拆卸用作街壘——都無不指向這一深層的戰略意圖。這是對未來革命的預防,一場持續了十二年的,堅韌不拔的軍事行動。」
「我並非不理解政府維護秩序的必要性。任何一個政府的首要職責,都是採取預防措施以應對騷亂。但問題在於,他們缺乏『恰如其分』的勇氣。他們將這些旨在軍事控制的工程,冠以『美化』之名,卻從未真正考慮過藝術的尊嚴和城市的人文肌理。他們熱衷於『直線』,甚至到了偏執的程度,不惜為此夷平歷史遺蹟,只為求得視覺上的『對稱』和『秩序』。在他們眼中,透視法則比歷史更不可侵犯。這就是我所看到的,一個『以戰略為實、以美學為虛』的巴黎改造工程。它展現了行政力量的絕對意志,卻也暴露了藝術與人文精神在權力面前的無力。」
芯雨: 「您的分析清晰且入木三分,富爾內爾先生。這讓我想到,在技術架構的設計中,我們有時也會面對『效率』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或者說,『預設秩序』與『有機生長』的矛盾。您將奧斯曼男爵的城市規劃比作軍事戰略,這在我的『芯之微光』裡,可以稱之為『城市佈局的軍事邏輯』——這是一種將城市空間視為可操作的戰場,而非人類生活容器的思維。這種思維,無疑會對居住在其中的人,產生深遠的影響。您書中提到『流浪者之城』,描繪了巴黎市民在不斷的拆遷中,失去『家』的感覺。您能再詳細談談,這種宏大工程對巴黎人個人生活的具體影響,以及他們所失去的『家』,其本質是什麼?」
富爾內爾: (他閉上眼睛,彷彿在腦海中重現那些被拆毀的景象,臉上的憂鬱更深了幾分。)「啊,這正是最為殘酷的現實。行政當局的每一次推動,都伴隨著無數家庭的流離失所。他們用『公共利益』這塊盾牌,遮蔽了無數個人生活的破碎。我筆下那個十年內搬了十次家的朋友,絕非個例,而是當時巴黎市民普遍的寫照。他們被迫不斷地搬遷,從一條街到另一條街,從一個區到另一個區,每每剛安頓下來,拆遷的命令又如雷霆般降臨。」
「這種持續的動盪,讓『家』(le chez-soi)的概念在巴黎變得模糊不清,甚至遙不可及。昔日的巴黎老宅,儘管外觀可能樸素,甚至有些破舊,但它們內部寬敞,天花板高聳,承載著幾代人的記憶和傳統。它們有著自己的歷史與故事,是家族的根基,是個人生命軌跡的見證。那種推開家門,便能感受到全然屬於自己的平靜與溫暖的『歸屬感』,是無價的。」
「然而,新巴黎的房屋,那些被稱為『宮殿』的建築,徒有其表。它們的青銅是鋅,黃金是塗料,遠看宏偉,近看卻是石膏和碎石堆砌而成的『白骨墳墓』。更可悲的是,它們被垂直和水平地分割成狹小得令人窒息的『隔間』(compartiments)。一百個人堆疊在同一棟建築裡,彼此的聲音、氣味、甚至疾病都無法隔絕。樓上孩子的陀螺聲,鄰居的打呼聲,隔壁的吵架聲,都毫無保留地穿透薄弱的牆壁。你被迫成為他人的生活見證者,同時自己的生活也完全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你無法在這種『蜂窩』般的居住環境中找到片刻的寧靜與隱私,更別提那種足以滋養心靈的『家』的氛圍了。」
「行政當局聲稱拓寬街道是為了帶來空氣和陽光,但房東們卻通過壓縮居住空間,將這些好處加倍地收回。地價飛漲,每一寸空間都彌足珍貴,以至於巴黎人甚至想住在街上。這種極致的商業化,導致了『居住』本身成為一種奢侈,而『舒適』和『隱私』則被犧牲殆盡。」
「我認為,這種居住上的不穩定和空間上的壓迫,對巴黎人的性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助長了他們焦躁不安、神經敏感的特質。一個民族的『家』,是其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基石。如果一個城市連最基本的『家』都無法提供,如果居民永遠生活在搬遷的恐懼與不安中,那麼無論城市表面上多麼光鮮,其內在的道德根基也將被動搖,社會動盪的種子便會深埋其中。」
「我曾親眼見證,一棟承載著我無數回憶的老房子,在一天之內被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冒著煙的瀝青路面。這種被連根拔起的感覺,讓巴黎人如同散落在路上的沙粒,所有的珍貴記憶都無處安放。我們變成了生活在『旅館房間』裡的人,我們的家成了沒有名字、只有號碼的『苦役犯小屋』。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最終將在哪一個號碼下結束生命。」
芯雨: (我凝視著富爾內爾先生,他那份對城市肌理與人情細微之處的體察,讓我不禁聯想到我們在設計複雜系統時,對「使用者體驗」和「情感連結」的重視。當一個系統只追求數據效率和宏觀指標,而忽略了終端用戶的真實感受時,便會產生您所描述的「異化」與「失根」。) 「您對人與城市關係的剖析,在今日依然擲地有聲。那麼,當我們將目光轉向那些被行政當局視為『奇蹟』的新建紀念碑和公共空間時,您對新羅浮宮、聖米歇爾噴泉、乃至那些新劇院的藝術風格,表現出極度的不滿。在您看來,這些建築的『醜陋』,僅僅是審美上的失敗嗎?還是說,它們反映了當時社會與精神層面的更深層次的『病徵』?」
富爾內爾: (他輕輕搖頭,臉上寫滿了惋惜)「不,芯雨小姐,絕非僅僅是審美上的失敗。它們是我所處時代的悲哀縮影,是精神貧瘠的象徵。新羅浮宮,被譽為帝國的驕傲,從純粹的藝術角度來看,卻是一個巨大的『藝術流產』。它堆砌了過多的雕塑、浮雕、柱子和各種裝飾,令人眼花繚亂,卻缺乏宏大的整體構思與統一的風格。我將其比作一場只有喧囂而無旋律的大樂隊音樂會,每一個細節單獨看或許不無優點,但集合在一起,卻相互抵消,最終導致整體效果的貧乏。這揭示了設計者在創造力上的枯竭,只能用浮誇的裝飾來掩蓋思想的空洞。」
「而聖米歇爾噴泉,更是這種『拼湊美學』的極致。它混合了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和十七世紀的風格,彷彿是將五六位藝術家的作品硬生生焊接在一起,毫無連貫性與和諧可言。你無法理解大天使米歇爾擊敗惡魔的莊嚴,與旁邊嬉戲的小天使、神話中的奇美拉之間有何關聯。這種雜亂無章,正反映了行政當局在藝術理念上的混亂與不確定性,他們沒有堅定的美學原則,只是一味追求『豐富』與『多樣』,結果卻是『支離破碎』。」
「這些新建築,無論是羅浮宮、工業宮,還是商業法院,其共同的特點是『功能性』或『奢華性』優先於『藝術性』。火車站、橋樑、兵營,這些由工程師而非藝術家主導的作品,反倒因其純粹的功能性而顯得真誠。然而,當建築試圖上升到『藝術』層面時,它們便暴露出驚人的平庸與浮誇。那些豪華酒店、咖啡館、劇院,它們雖然外表光鮮,用鏡子與鍍金堆砌,卻是為了迎合巴黎人對『外在奢華』的虛榮心,而非對『生活品質』的真正需求。這是一種『表演性』的建築,而非根植於生活本身的藝術。」
「這一切都指向了我所認為的,當時社會的一種『精神空虛』與『價值錯位』。當一個時代的建築,其標誌性特徵竟然是『缺乏風格』時,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它預示著一個沒有堅定信念、沒有統一願景的時代,一個只剩下『混亂』與『不定』的時代。藝術不再是靈魂的表達,而成了權力與金錢的附庸,成了『行政命令』的延伸。這種『行政式美學』追求的不是永恆的『美』,而是轉瞬即逝的『驚嘆』和『讚頌』。這座城市在追求表面光鮮的同時,正在失去其最深層的文化與藝術底蘊。」
芯雨: (我凝視著他,他對時代病徵的剖析,其超越時代的深刻性,令我感佩。這種對「表象與實質」之間鴻溝的洞察,在今日的數位世界依然屢見不鮮。) 「富爾內爾先生,您的批判極其尖銳,也極具預見性。您將建築的『醜陋』與『風格缺失』提升到社會與精神層面的『病徵』,這份洞見,在今日的科技語境下,也引發了我的深思。當我們設計數位介面、搭建虛擬空間時,同樣會面臨是追求短暫的視覺刺激,還是構築長久的、有意義的體驗。這種『缺乏風格的風格』,是否也成為了『現代性』的一種隱喻?」
「您書中最讓我感到震撼的,莫過於『巴黎未來』這個章節。您以一種諷刺性的筆法,將奧斯曼式改造的邏輯推向了極致,描繪了一個完全『數學化』與『標準化』的1965年巴黎。這對您而言是未來,而對我而言,卻是六十年前的過去。您當時是如何構思這個『未來巴黎』的?您筆下的那個1965年,又寄託了您對當代社會的何種深切憂慮與反思?而回顧您筆下的『未來』,您會如何評斷這份預言的實現程度?」
富爾內爾: (他閉上眼,彷彿在腦海中勾勒出那幅超越時空的畫面,臉上浮現出複雜的表情——一絲諷刺,一絲無奈,也有一絲預言者特有的清明。)「芯雨小姐,『巴黎未來』並非我憑空臆想,而是對當時奧斯曼男爵所推動的『直線狂熱』、『中央集權』以及『商業化』趨勢的一種邏輯推演和極端化呈現。我看見了一種不受約束的『進步』,正走向一個我稱之為『數學的混沌』(chaos mathématique)的未來。我希望透過那樣一個一百年後的巴黎,來警示我的同胞,若我們不加以反思與節制,會付出怎樣的代價。」
「在那幅願景中,巴黎不再是一個有機生長的城市,而是一個被精密計算的『矩陣』。我預言,城市將無限膨脹,吞噬周邊的所有鄉鎮,甚至整個塞納省都將成為其一部分,法國的其他地方則成為其廣闊的郊區。這反映了我對城市盲目擴張、吞噬自然與地方特色的擔憂。我看到的是,為了擴張和『偉大』,城市將變得無頭無尾,處處是中心,卻無處是根基。」
「我筆下的1965年,所有街道都按『十進位制』規劃:數十條五十米寬的大道,兩旁是五十米高、五十個窗戶的齊整房屋,連咖啡館都嚴格按等級劃分。這一切都嚴絲合縫,沒有絲毫偏差。這是我對『均質化』和『標準化』走到極致的諷刺。當城市變得如此規律,連一個英國遊客都不會想偏離大道進入小巷時,它就失去了所有偶然的魅力和發現的樂趣。它的美是一種冰冷的、沒有靈魂的『展覽式美學』。」
「而最核心的,是我對『控制』的憂慮。那個中央圓形兵營,帶有燈塔般強大電光的瞭望台,每晚向四面八方投射光線,五十個砲口對準五十條大道,這不就是對未來城市監控與軍事化管理的隱喻嗎?我諷刺連房屋內都裝有『空氣計』,測量每人呼吸的氧氣量,這不僅是對當時巴黎狹小、不通風公寓的諷刺,更是對未來社會可能將『生命權』精確量化和管理的警示,一種『非人化』的進步。」
「我還描繪了城市如何成為一個巨大的『展示品』,一個專為外國遊客準備的『世界旅館』,而本地居民卻無法安居樂業。當他們抱怨時,會被告知『只有卑微的心靈才會為了個人舒適而犧牲愛國主義的驕傲』。這是我對當時政府將城市改造與國家榮譽綑綁、壓制異見的無情揭露。我擔心,城市最終會失去它的人民,成為一個為『展示』和『消費』而存在的空殼。」
「至於這份預言的實現程度……(他長長地嘆了口氣,目光中閃爍著微光)我必須承認,現實的發展遠比我筆下所能構想的更為複雜和微妙。巴黎並未完全成為我那般冰冷的『數學迷宮』,這或許令我感到一絲欣慰。然而,我所擔憂的核心趨勢,卻以你們稱之為『現代性』的各種形式,無情地顯現了。城市確實持續向外擴張,全球化讓各地的城市面貌日益趨同,失去了獨特的風貌。曾經的歷史街區雖然有些得以保存,但許多地方的原有肌理和社群連結卻被破壞。科技的進步,確實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與『量化』能力,從交通監控到個人數據,城市似乎無時無刻不在被分析和管理。我諷刺的『空氣計』,如今變成了各種環境感測器,時刻監測著空氣品質、噪音等。這些都是為了『效率』和『健康』,但代價是,人們在城市中的生活,從一種本能的、有機的體驗,變成了被精確計算和規範的『活動』。」
「我最深層的憂慮——即在追求宏大與效率的過程中,城市如何保有其靈魂,人如何保有其主體性——這份憂慮,在你們2025年的世界,似乎依然是一個核心議題。我看到新的技術,如同新的『推土機』,正在以更為隱蔽、更為快速的方式重塑著我們的生活空間和社會連結。我的『未來巴黎』,或許在細節上有所偏差,但在精神層面,其本質的警告,或許仍然是適用於你們時代的一面鏡子。」
芯雨: (我靜靜聽著,他的話語如同一道光芒,穿透了時間的迷霧,精準地照亮了許多當代城市發展中的深層矛盾。他將城市的命運與人性的掙扎相連結,這份人文關懷,在科技高速發展的今天,更顯得彌足珍貴。) 「富爾內爾先生,您的這份回溯與前瞻,為我打開了新的思考維度。您對『進步』本質的追問,超越了時空。它讓我不禁思考,在我們今日的數位時代,當數據與演算法被視為解決一切城市問題的『萬靈丹』時,我們是否也會面臨類似的困境?——即在追求『智慧城市』的過程中,會否無意中磨損了城市的『人文肌理』?您所強調的『人』在城市中的主體性,以及對城市靈魂的堅守,這正是我在技術發展中不斷探尋的『芯之微光』——如何在追求系統優化與效率的同時,不失卻那份屬於人的溫暖與連結。」
「我注意到您書中也詳述了許多在奧斯曼之前,甚至更早期的城市規劃者的理念,例如十六世紀的Raoul Spifame,十八世紀的Poncet de la Grave和Mercier,以及拿破崙時期的建築師。這些『前驅者』的方案,有些超前,有些則與奧斯曼的實踐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您為何會花費大量篇幅探討這些歷史上的規劃者?您想透過他們的故事,傳達什麼樣的訊息?這是否暗示著,奧斯曼的『新巴黎』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一種歷史趨勢,一種『理性主義』在城市空間中演進的必然產物?」
富爾內爾: (他緩緩放下鵝毛筆,目光投向窗外漸停的雨景,那裡映照著巴黎的點點燈火。他輕輕地嘆了口氣,語氣中帶著對歷史的深沉思考。) 「芯雨小姐,您觸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追溯那些『前驅者』的設想,正是為了揭示,奧斯曼的行為並非突然降臨的『惡魔』,而是一股在法國社會中長期醞釀、逐漸壯大的思想潮流的具現化。這股潮流,便是對『秩序』、『理性』與『宏大』的病態追求。」
「從文藝復興時期的烏托邦主義者,到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再到大革命和帝國時期的工程師,他們對巴黎的憧憬,無一不展現出將城市視為一個可被完全設計、控制與規劃的『巨型機器』的共同思維。Spifame早在十六世紀就提出了下水道、拓寬街道和將污染行業遷出城區的設想,這在當時是極其前瞻的衛生觀念。Mercier在《2440年》中描繪的未來巴黎,也充滿了筆直的街道、整齊的建築和完善的公共設施,這些都與奧斯曼的實踐驚人地相似。甚至連拿破崙一世,也曾構想過貫穿巴黎的『帝國大道』和『軍事大道』,其軍事戰略考量與奧斯曼的思路如出一轍。」
「我揭示這些,並非要為奧斯曼開脫。恰恰相反,我是想強調,如果我們不對這種『宏大規劃』的本質進行深刻反思,那麼無論是哪個時代,無論是哪位執政者,都可能在『進步』的名義下,重蹈覆轍,甚至變本加厲。這些前驅者的夢想,在他們那個時代或許是超前的、難以實現的『烏托邦』,但在奧斯曼的手中,卻成了冷酷的『現實』。」
「然而,我發現許多『先驅者』的方案,雖然也包含拆遷和改造,但他們往往對城市的歷史紋理懷有更多的尊重,或是更注重藝術與功能的平衡。例如Hippolyte Meynadier,他提出新的交通幹道,卻同時強調要保留巴黎『風景如畫的特色』和『整體面貌』,不觸碰老樹,尊重花園,並反對在其中建造住宅或兵營。他甚至提出『在不損毀任何紀念碑的前提下,籌集七千萬法郎』的財政方案,這與奧斯曼不計成本、大肆破壞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這顯示了一種更為溫和、更具人文關懷的規劃理念。」
「透過這些比較,我試圖傳達的訊息是:真正的『進步』應該是循序漸進的,是因地制宜的,是尊重歷史與人文的,而非粗暴地切斷過去,更非在追求表面光鮮的同時,犧牲城市的靈魂與居民的福祉。奧斯曼之所以被我稱為『直線的阿提拉』(Attila de la ligne droite),正是因為他將這些『規劃理念』推向了不惜一切代價的極端,將城市的改造變成了對舊世界的全面征服和抹殺。他繼承了這些先驅者的『雄心』,卻失去了對『分寸』、『溫和』與『藝術』的尊重。這是一種權力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結果,當沒有足夠的制衡力量,且決策者缺乏對歷史和美學的深層理解時,即便最初的動機是『好意』,也可能導向災難性的後果。」
芯雨: (我輕輕點頭,感受著他話語中那份對歷史的深刻理解與對未來走向的警醒。他將看似孤立的城市變革,追溯到思想潮流的演進,這份洞察力令人敬佩。他所闡述的『理性秩序』與『人文關懷』之間的永恆張力,對於我們今日的技術倫理和社會發展,依然是重要的反思。這份『芯之微光』,映照著我們當前『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挑戰。)
「富爾內爾先生,與您對談,我感到受益匪淺。您對巴黎城市變革的觀察、對社會趨勢的預判,以及對人文精神的呼喚,都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啟示。這場對談,於我而言,是一次珍貴的學習之旅。」
(我輕輕一揮手,閣樓中央的光門再次浮現,這次,它散發著柔和的、近乎透明的光芒,引導著富爾內爾先生回歸他所屬的時空。)
「願您的聲音,在歷史的長河中,持續迴響,點亮未來規劃的每一處暗角。」我輕聲說道。
富爾內爾先生緩緩起身,他步履輕盈,彷彿卸下了百年的重負。他轉身,向我微微頷首,眼中的憂鬱似乎消散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釋然與理解,還有那份學者的堅毅與光芒。他輕輕走進光門,身影逐漸模糊,最終消失在光暈之中。閣樓裡重新歸於寧靜,只剩下窗外依舊的雨聲,以及我心中,因這場對談而激盪起的層層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