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nti-Slavery Examiner, Omnibus》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

今天，2025年6月5日的黃昏，光之居所的書室籠罩在一種靜謐而深邃的氛圍中。窗外，城市的喧囂漸遠，僅餘微風輕撫葉片的沙沙聲，彷彿遠古的低語。我珂莉奧，在歷史與經濟的脈絡中尋覓著迴聲，此刻，心靈的羅盤指向了那些為了自由與公義而奮鬥的先驅。我們將啟動「光之對談」的約定，與《The Anti-Slavery Examiner, Omnibus》這部震撼人心的著作，以及其背後的靈魂，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這部《The Anti-Slavery Examiner, Omnibus》（《反奴隸制考查》合集）是美國反奴隸制協會於19世紀中期（特別是1836-1837年間）出版的一系列小冊子匯編。它不僅是一份文宣資料，更是廢奴主義運動的核心思想陣地。在那個美國社會被奴隸制度撕裂的時代，這份出版物如同利劍般直指核心，挑戰了當時盛行的對奴隸制度的政治、經濟和宗教辯護。協會的成員們，以堅定的道德信念和嚴謹的邏輯，揭露了奴隸制度的殘酷本質，並呼籲立即廢除它。

在這次對談中，我們特別邀請了兩位關鍵作者：安吉麗娜·格林凱（Angelina E. Grimké）和格里特·史密斯（Gerrit Smith）。安吉麗娜·格林凱是一位來自南方的廢奴主義者、女性權利倡導者。她與她的姊妹莎拉·格林凱（Sarah Grimké）因親身經歷奴隸制的殘酷而成為堅定的反奴隸制鬥士。她的《Appeal to the Christian Women of the South》直接挑戰了南方基督教女性的道德良知，從聖經的角度闡述奴隸制是罪惡，並鼓勵女性以道德力量行動。格里特·史密斯則是一位富有的慈善家、政治家和激進的廢奴主義者，他從聖經文本的嚴謹詮釋出發，證明奴隸制與上帝的律法完全相悖，尤其強調了「偷竊人類」這一罪行，並批判了當時社會對奴隸制的種種辯解。這兩位作者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洞見，為廢奴運動注入了強大的思想與行動力。他們的作品不僅在當時引起巨大迴響，也為後世的社會正義運動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我的目光掃過泛黃的書頁，空氣中彷彿仍瀰漫著19世紀中葉那些激昂的演說和筆墨的氣息。此時，書室的中央，兩道模糊的輪廓緩緩凝聚，那是安吉麗娜·格林凱與格里特·史密斯。我輕輕合上書頁，將它置於一張厚重的橡木桌上，桌邊的蠟燭微弱地跳動著火焰，映照出牆上古老地圖的模糊輪廓。窗外的星光如同碎鑽般灑落在桌面上，與燭火的光暈交織，構成了一個超越時空的「光之場域」。

我轉向他們，聲音中帶著歷史的厚重與當代的清晰：「格林凱女士，史密斯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雖然時代已遠，但你們當年為自由與正義所發出的吶喊，其迴聲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激盪。今夜，我們希望透過你們的視角，重新審視那段歷史，並探討你們思想的深遠影響。」

安吉麗娜·格林凱（Angelina Grimké）的目光溫柔而堅定，她輕輕攏了攏身上的樸素長裙，低聲說道：「能在這裡與未來的探求者對話，是我的榮幸。我們當年的筆墨，不過是為了喚醒沉睡的良知，將那被遮蔽的光明重新灑向人間。奴隸制的黑暗，不僅束縛了受害者，也囚禁了施行者與旁觀者的靈魂。」

格里特·史密斯（Gerrit Smith）則顯得更加嚴肅，他輕輕點了點頭，扶了扶眼鏡，說道：「的確，我們的論證看似繁瑣，卻是我們在信仰與理性的雙重驅使下，竭力要撕破那層層包裹著罪惡的偽裝。我們相信，真理的光芒足以擊碎任何謊言編織的枷鎖。」

珂莉奧： 格林凱女士，您的《Appeal to the Christian Women of the South》直接挑戰了當時社會對女性角色的傳統認知，呼籲她們在廢奴運動中發揮積極作用。在當時，女性的聲音往往被限制在家庭內部，您是如何突破這些界限，並相信女性能帶來改變的？

安吉麗娜·格林凱： (她微微一笑，燭光映照出她眼中的堅毅) 這並非易事。社會的規範如同一道道無形的牆，將女性的影響力限制在狹小的空間裡。然而，當我親眼目睹奴隸制度的殘酷，當我聽到那些被剝奪尊嚴的靈魂的哭泣，我深知，這場鬥爭不能僅僅依靠男性。基督教信仰賦予我們每個人平等的靈性責任。聖經中，從米利暗引導以色列婦女脫離埃及的奴役，到以斯帖為拯救民族甘願獻身，再到馬利亞抹大拉在耶穌復活後首次傳播福音——女性從未在上帝的旨意中缺席。我們的使命不僅限於家庭，更是要將公義與慈愛的光芒，帶到每一個被黑暗籠罩的角落。我堅信，作為妻子、母親、姊妹與女兒，我們擁有獨特的道德影響力，能夠觸動那些制定法律、掌握權力者的心靈。一封封卑微的請願書，一句句發自肺腑的真理，當它們匯聚成洪流時，將是不可阻擋的。

珂莉奧： 史密斯先生，您的《Letter of Gerrit Smith to Rev. James Smylie》則以更為學術和神學的筆觸，對奴隸制度的聖經辯護進行了嚴謹的駁斥。您是如何看待當時那些試圖以《聖經》為奴隸制尋求合法性的論點？這些論點在今日看來，其謬誤性何在？

格里特·史密斯： (他嚴肅地端坐著，語氣沉穩有力) 那些以《聖經》為奴隸制辯護的嘗試，無異於對上帝的褻瀆。他們扭曲經文原意，斷章取義，將「僕役」（servant）與「奴隸」（slave）的概念混為一談。我所強調的是，在古老的希伯來律法中，僕役的地位與我們的「奴隸」有著天壤之別。希伯來的僕役是自願賣身以償還債務或貧困所迫，他們的勞動是有報酬的，期限是有限的（通常為六年，或至禧年），且受到嚴格的法律保護。他們可以擁有財產，可以繼承主人的產業，甚至可以選擇離開主人，法律禁止將逃亡的僕役送回。這些都是《聖經》所載的明確規定。

然而，我們美國的奴隸制度，卻將人貶為「物」（chattel personal），剝奪了他們所有的人權與尊嚴。這與摩西律法中對僕役的保護完全相悖。試問，一個將人從「人」變為「物」的制度，如何能與上帝「以自己的形像造人」的旨意相符？那些所謂的「詛咒迦南」的預言，更是被錯誤地解讀，並與非洲民族的命運強行捆綁。預言揭示的是將要發生的事，而非為罪行提供藉口。如果預言可以為罪行開脫，那麼出賣耶穌的猶大豈不也是無辜的？這顯然是荒謬的。

在經濟上，我主張無償的奴役是道德上的盜竊。若將人視為財產，這等同於竊取了他們全部的勞動、時間與生命，遠比偷竊財物更加惡劣。第八誡「不可偷盜」和第十誡「不可貪戀」直接譴責了這種將他人完全佔有的行為。這些試圖用《聖經》來粉飾罪惡的人，其實是在拆解《聖經》本身的權威與道德基石。

珂莉奧： (我點點頭，思緒回到我的專業領域，將歷史的經緯和經濟的脈絡緩緩展開) 史密斯先生的論點，在當時確實極具洞察力。從歷史和經濟的角度看，奴隸制的核心在於「財產權」的確立，將人類勞動力「物化」為可買賣、可繼承的資產。這種「物化」是其經濟運作的基礎，也是其道德淪喪的根源。古老的奴役形式，如希伯來的僕役制度，或羅馬的債務奴役，其本質多是勞務契約或因債務而產生的暫時性依附關係。它們雖然不盡完美，卻往往保留了人性的基本尊嚴，並非像美國奴隸制那般徹底的「非人化」。

格林凱女士，您在文章中提到了美國北方對廢奴主義的態度，尤其指出了他們「不願冒犯南方」以及對「種族融合」（amalgamation）的恐懼。從經濟角度來看，北方工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南方奴隸勞動生產的棉花。您認為這種經濟連結，在多大程度上阻礙了北方對奴隸制的道德譴責？

安吉麗娜·格林凱： (她輕輕嘆息，目光中帶著一絲無奈) 這是一個極其複雜且令人心痛的問題。北方看似自由，卻深陷於南方奴隸制的經濟網絡之中。他們的工廠需要棉花，他們的商人需要貿易，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來自奴隸的血汗。這種「利益的枷鎖」比鐵鏈更為隱蔽，卻同樣強大。

他們對「種族融合」的恐懼，更是這種經濟與道德困境的表現。這種恐懼，使得他們寧願容忍奴隸制的罪惡，也不願面對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他們口口聲聲說「反奴隸制」，卻不願付諸行動，因為這會觸及他們的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這種偽善，在上帝眼中，比公開為奴隸制辯護更為可憎。畢竟，那些明知真理卻因私利而妥協的人，將來要面對更嚴峻的審判。這份「懼怕世人讚美，勝過懼怕上帝讚美」的心態，是他們最大的道德障礙。

格里特·史密斯： (他接口道，語氣中帶著對北方偽善的不滿) 格林凱女士說得極是。這種經濟與道德的糾葛，讓許多北方政治家和宗教領袖陷入兩難。他們可以口頭上譴責奴隸制的「弊端」，卻不願承認其「本質」就是罪惡。因為一旦承認其本質為罪，那麼「立即廢除」就成為唯一的道德出路，而這會徹底動搖他們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聯盟。他們選擇了「權宜之計」，而不是「真理」。但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任何違背上帝律法的權宜之計，最終都將帶來更大的災難。

他們擔心的「融合」，不過是他們對自身偏見的恐懼。在上帝的創造中，人人平等，膚色不應成為剝奪權利的理由。他們拒絕有色人種接受教育，剝奪他們從事正當職業的權利，不過是為了維持那種虛假的優越感和社會等級。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愛鄰如己」這一核心教義的背叛。

珂莉奧： (我觀察著兩位先驅者眼中的歷史沉重與未來的希望，輕聲補充道) 確實，這種將道德原則與經濟利益掛鉤的「權宜主義」，在歷史上並非孤例。一個社會在面對重大道德困境時，其經濟結構往往會形成強大的阻力，使得改革變得異常艱難。然而，也正是這種阻力，鍛鍊了像你們這樣的改革者，他們必須以更為堅實的道德和邏輯基礎，去挑戰那些看似不可動搖的既有秩序。

格林凱女士，您在文章中特別強調了「立即解放」（immediate emancipation）的安全性，並引用了聖多明哥和瓜德羅普的歷史案例。在當時，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觀點，許多人預言立即解放將導致混亂和流血。您為什麼如此堅信其安全性？

安吉麗娜·格林凱： (她的臉上浮現出堅定的神情) 那些關於「暴動、流血和謀殺」的可怕預言，不過是奴隸制擁護者為了維持其罪惡系統所散播的謊言，意圖恐嚇人心。它們如同古時亞哈王面前的四百個假先知所說的謊言。我堅信，真理與正義從不會帶來真正的混亂。真正的危險，恰恰來自於奴隸制度的持續存在，它本身就是一種對自然秩序和人性的暴力。

聖多明哥（海地）和瓜德羅普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證明。1793年，聖多明哥解放了數十萬奴隸，起初的確有過混亂，但那是法國大革命的餘波和殖民者反覆無常的政策所致，並非解放本身。當法國在1802年試圖重新奴役他們時，才真正爆發了大規模的血腥抗爭。牙買加的百慕達和安提瓜島，在1834年英國廢奴法案通過後，立即選擇了完全解放，而不是「學徒制」。結果呢？這些島嶼比那些採用學徒制的島嶼更加繁榮。事實證明，當人類被賦予自由與尊嚴時，他們會展現出驚人的創造力和建設性，而不是像那些預言家所說的破壞。

奴隸制本身就是對上帝秩序的顛覆，它不可能帶來真正的和平與繁榮。唯有回到公義的原則，才能讓社會獲得真正的安寧。解放，是唯一安全的道路，因為它是上帝的旨意。

格里特·史密斯： (他莊重地點頭，表示贊同) 我們的對手總是將奴隸制的存在歸咎於奴隸自身的「劣根性」或「不開化」，以此證明他們需要被「管教」。但安吉麗娜女士的例子證明，奴隸的「不穩定」和「反抗」，恰恰是對奴隸制度這種非人化行為的自然反應。當一個制度將人貶為財產，剝奪他們所有的人權時，反抗是必然的。這不是因為被壓迫者「不開化」，而是因為人性中對自由的渴望是不可磨滅的。

我們強調「立即」，因為罪惡的立即放棄是上帝的要求。正如大衛在拔示巴事件中，不需要「漸進式」地放棄罪惡，而是立即悔改。如果一種關係或行為本身就是罪惡，那麼任何「緩慢廢除」的策略，都是對上帝命令的拖延和不順從。這不僅是對真理的妥協，更是對被壓迫者的持續傷害。

珂莉奧： (我拿起桌上的一份報紙，日期是2025年6月5日，輕輕展開) 聽兩位闡述當年的理念，我不禁想起，直到今日，在世界的許多角落，仍然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現代奴隸制」或「強迫勞動」。而那些以「經濟發展」、「國家利益」為名，對人權視而不見的現象，似乎與當時的「權宜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你們認為，人類社會在追求進步的過程中，為何總會反覆陷入這種對基本人權的漠視？你們的鬥爭，對後世的反壓迫運動有何啟示？

安吉麗娜·格林凱： (她深思片刻，眼神有些憂慮，但也帶著一絲希望) 人類歷史是一條漫長的河流，其中充滿了光明與黑暗的交織。對權力的貪戀，對財富的渴望，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見，常常使人陷入道德的盲區。當這些私慾膨脹，並被制度化、合法化時，就會產生像奴隸制這樣駭人聽聞的罪惡。

我們的鬥爭，提醒後世的探求者，永遠不要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對公義的堅持。當法律與習俗背離道德時，服從上帝的律法，而非人的命令，是我們的首要責任。即使面對強權和輿論的壓力，也要敢於發出異議的聲音。正如我們所說，「責任是我們的，結果是上帝的」。我們的行動可能無法立竿見影，但每一份對真理的堅持，每一份對公義的呼喚，都如同種子般埋下，終有一天會生根發芽，改變世界。

格里特·史密斯： (他握緊了拳頭，語氣堅定) 啟示在於，我們必須時刻警惕任何將人「物化」的企圖。無論是基於種族、階級、經濟狀況，還是任何其他理由，一旦將人從「人」的地位貶為「物」，那麼所有對其的剝削和壓迫就都會變得「合理化」。這是所有壓迫的根源。

我們的社會總是傾向於為既有的不公義尋找「合法」或「合理」的解釋。因此，改革者不僅要指出罪惡，更要揭示其本質，挑戰其立足的虛偽基礎。我們必須回歸到最根本的普世原則：人人皆為上帝所造，擁有不可剝奪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只要這一真理被遮蔽，人類社會的壓迫就不會停止。因此，對話、教育、請願、揭露真相，都是以「道德力量」推動改革的武器，它們看似無力，卻能穿透最堅硬的壁壘，最終使謊言之牆轟然倒塌。

珂莉奧： (我望向窗外，夜幕已深，但星光愈發璀璨) 兩位先驅者的話語，如同一束穿越歷史的光束，照亮了人類在道德與進步道路上的掙扎與希望。你們的經驗證明，即使面對看似不可撼動的系統性罪惡，個體與群體的道德勇氣，對真理的堅守，以及對普世人權的信仰，終將匯聚成改變世界的洪流。這份對話，不僅是對過去的追溯，更是對未來的期許。感謝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