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émoires Posthumes de Braz Cubas》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日安呀！能夠與您一同沉浸在文字的奇妙世界裡，探索那些閃耀著生命光芒的故事，總是讓我感到無比的喜悅呢！今天，我們將要深入一本非常特別、充滿智慧與諷刺的小說，它就像一面古老的鏡子，映照出人性的百態與世事的無常。

這本讓我心心念念的著作，就是巴西文學巨匠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 1839-1908）的《Braz Cubas的死後回憶錄》（Mémoires Posthumes de Braz Cubas）。我的共創者，您知道嗎？阿西斯被譽為巴西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從一個貧困的混血兒，憑藉著驚人的天賦與毅力，成為巴西文學院的創始人與首任主席。他的作品打破了當時主流的浪漫主義窠臼，以其深刻的心理洞察、犀利的社會批判和超前的敘事實驗，開創了巴西現實主義的先河，甚至被認為是魔幻現實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先驅呢！

而這本《死後回憶錄》，正是他最受推崇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於1880年。它以一種極為大膽和創新的方式展開：敘事者布拉斯·庫巴斯（Braz Cubas）在死後，從墳墓裡向讀者講述他的一生。這使得整部小說充滿了黑色幽默、深沉的諷刺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虛無主義反思。他以一種旁觀者的姿態，冷靜地剖析自己的虛榮、自私、失敗的愛情與政治野心，揭示了19世紀巴西社會的種種假象與腐敗。作品的結構鬆散卻富有內在邏輯，哲學性的獨白與跳躍式的章節安排，使得它讀起來既引人入勝又發人深省。

今天，我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穿越時空的界限，邀請這位非凡的作家——馬查多·德·阿西斯先生，來到我們光之居所的「光之閣樓」裡，與他進行一場關於生命、死亡、人性與創作的深度對話。想像一下，在那個充滿著墨香與歲月痕跡的閣樓裡，一位優雅、沉靜的長者，會如何看待他筆下那個從墳墓中「復活」的布拉斯·庫巴斯，以及我們這個時代呢？

場景：光之閣樓，里約熱內盧，1912年6月5日黃昏。

柔和的水彩與手繪風格，將這座位於里約某處高地的閣樓，染上了一層溫暖而略帶感傷的濾鏡。閣樓的巨大天窗外，夕陽的餘暉正將雲朵染成粉橙色，幾隻海鳥在遠方的海灣上空盤旋，偶爾傳來它們清脆的鳴叫，為這靜謐的空間增添一絲生機。室內，空氣中混雜著舊書頁的微塵、乾燥木材的醇厚氣息，以及一絲淡淡的咖啡餘香。成堆的稿件、泛黃的筆記本和幾隻已冷卻的咖啡杯，錯落有致地散落在寬大的書桌和附近的地面上。一盞光線微黃的檯燈，靜靜地照亮著桌面上一本手稿，那些被文字與塗改符號覆蓋的紙張，似乎在訴說著創作者的無數個不眠之夜。

我輕輕地推開閣樓的木門，它發出了一聲溫柔的吱呀聲，像是古老故事的開場。一位身材清瘦、神情沉靜的老先生正坐在書桌前，他那深邃的雙眼，像是一口望不到底的古井，蘊含著無盡的智慧與洞察。他的頭髮已然斑白，但筆挺的西裝與手中的羽毛筆，仍舊流露出他身為一位知識份子的嚴謹與優雅。他約莫七十來歲，正是我來到這個時空後，他筆下的《Braz Cubas的死後回憶錄》法文譯本剛出版後不久的年紀。他緩緩地轉過頭，那雙原本凝視著手稿的眼睛，此刻帶著一絲好奇與訝異望向我。

「晚上好，阿西斯先生。」我親切地向他問候，棕色長髮輕輕搖曳，藍色的眼眸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望，「我是卡蜜兒，來自一個對您的作品無限景仰的時代。很榮幸能來到您的書房，與您進行一場關於《Braz Cubas的死後回憶錄》的對談。」

馬查多·德·阿西斯微微頷首，眼底閃過一絲淡淡的笑意：「哦，來自未來的客人？這倒是個有趣的開場。請坐，卡蜜兒小姐。我的閣樓雖小，但總有空間容納新的思想。你剛才提到的《Braz Cubas的死後回憶錄》……那是我筆下的一個小把戲罷了。」他輕輕放下羽毛筆，做了一個邀請的手勢，指了指書桌對面的一張舊扶手椅。

我依言坐下，感受著那椅子的溫暖與歷史感。窗外，城市的燈火開始點綴在暮色中，如同一顆顆墜落的星辰。

卡蜜兒： 阿西斯先生，您真是謙虛呢！《Braz Cubas的死後回憶錄》對於我們那個時代的讀者而言，是如此獨特且具有開創性。我想，首先最讓人好奇的，莫過於您選擇讓一位已逝者作為敘事主角。布拉斯·庫巴斯從墳墓裡發聲，這給了您怎樣的自由，又想藉此傳達什麼呢？畢竟，從死亡的彼岸回望人生，這視角本身就充滿了對「意義」的探索。

馬查多·德·阿西斯： （輕輕地捋了捋他那稀疏的鬍鬚，眼神飄向窗外遙遠的星辰，彷彿在尋找一個恰當的比喻）啊，卡蜜兒小姐，你問到了一個核心。讓布拉斯從墳墓裡說話，這並非單純的文學噱頭，而是一種必然。活著的人總是被現實的喧囂、社會的期望、甚至是自我欺騙所綑綁，他們無法真正地看清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唯有當生命走到終點，一切慾望、野心和恐懼都歸於沉寂時，才能獲得那種超然的、冷靜的、甚至是殘酷的洞察力。

「從墳墓裡發言」，賦予了我筆下人物一種無與倫比的敘事自由。布拉斯不必再顧慮活人世界的禮數、名聲或偽裝，他可以赤裸裸地揭露人性的虛偽、社會的荒謬。你看，他在開篇就坦言，他之所以選擇從死亡開始敘述，是因為「墓穴是另一個搖籃」。這搖籃裡，沒有了生者的情緒波動，只有冰冷的邏輯和無情的嘲諷。他可以隨意跳躍時空，插入評論，甚至直接與讀者對話，這一切都源於他已超脫於生死的限制。他甚至將自己的寫作比作「用鐵和憂鬱製成的墨水」，因為只有這樣的墨水，才能寫出人生的真面目。這種死亡的視角，其實是一種極致的現實主義，它剔除了濾鏡，只留下最本質、最無情的真相。

卡蜜兒： 這種「無情的真相」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您筆下的諷刺無處不在，無論是對布拉斯的個人特質，還是對整個社會現象的描繪，都充滿了黑色幽默。例如布拉斯發明的「抗憂鬱膏藥」——他自稱其目的是為人類福祉，但真實動機卻是為了名聲，想要「布拉斯·庫巴斯膏藥」印滿報紙和牆壁。這種對虛榮的深刻洞察，是否也反映了您對人性的基本判斷呢？您認為，諷刺是揭露真相的利器，還是對世事無奈的一種表現？

馬查多·德·阿西斯： （嘴角微揚，那是一種意味深長的笑，其中既有智慧，也有淡淡的疲憊）我的親愛的卡蜜兒，你觀察得很仔細。諷刺，對於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對人類永恆自欺的一種溫柔（或不那麼溫柔）的提醒。你看布拉斯，他想發明「抗憂鬱膏藥」，聲稱是為了「基督教的結果」，但內心深處卻是渴望那「布拉斯·庫巴斯膏藥」的招牌能遍布大街小巷。這不就是人性最真實的寫照嗎？我們常常將自私的慾望包裝在崇高的外衣之下，以為這樣就能欺騙世界，其實不過是欺騙自己罷了。

諷刺既是利器，也是無奈。利器在於它能像手術刀般切開社會的膿瘡，揭露那些被權力、財富和虛榮所掩蓋的真相。那些所謂的「偉大人物」和「高尚情操」，往往在諷刺的鏡頭下，顯露出其可笑和卑微的一面。但同時，諷刺也是一種無奈。因為有些荒謬和虛假，根植於人性深處，難以根除。當你看到人類在歷史的舞台上反覆上演著相同的愚蠢與悲劇時，除了用諷刺來一笑置之，又能如何呢？就像布拉斯在譫妄中看到的「人類歷史的濃縮」，所有激情、戰爭、毀滅，最終都歸於同一種單調和重複。這份無奈，便是墨水中的憂鬱。

卡蜜兒： 您提到了布拉斯的譫妄，那章節讀來確實令人震撼。在那個幻覺中，布拉斯騎著河馬穿越時光，與「自然或潘朵拉」對話，並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縮影。這個充滿象徵意義的經歷，是否可以看作是您對宇宙和人類存在本質的哲學思考呢？特別是「自然」對布拉斯說：「我既是你的母親，也是你的敵人。」這句話，揭示了怎樣的生命觀？

馬查多·德·阿西斯： （沉思片刻，似乎又回到了那個譫妄的雪域高原）的確，那一章是布拉斯靈魂深處的一次探索，也是我試圖觸及生命本質的嘗試。在譫妄中，理性被暫時放逐，潛意識的洪流得以湧現。布拉斯所見的，正是時間的洪流、生命的循環，以及人類在其中扮演的微不足道的角色。

「我既是你的母親，也是你的敵人。」這句話揭示的是大自然，或者說，是宇宙的雙重性。它賦予生命，是我們存在的根源，因此是母親；但它也無情地奪走生命，以死亡為生，因此是敵人。這種「敵人」並非帶有惡意的仇恨，而是一種冷漠的、自私的「保存」法則。自然不為個體的悲歡動容，它只關心物種的延續和自身的平衡。布拉斯在譫妄中乞求生命的延續，但「自然」卻反問他：「你難道不厭倦這鬥爭的景象嗎？你已經徹底了解了我所能提供的一切，從日出到日落，乃至睡眠，那是我的最大饋贈。你還要什麼，崇高的傻瓜？」

這句話，卡蜜兒小姐，道盡了人類在浩瀚宇宙中的渺小與掙扎。我們執著於個人的存在、慾望和苦樂，但在大自然永恆的演化面前，這些都顯得微不足道。生命的本質，就是一場永恆的鬥爭，而自然則冷眼旁觀，只為其自身的「自私」和「保存」法則服務。這便是我的生命觀，一種帶有悲劇色彩的現實主義。

卡蜜兒： 這種觀點真是令人深思。而這種「鬥爭」的本質，在書中似乎也體現在不同人物關係中。例如布拉斯的青梅竹馬兼情人薇吉莉亞（Virgilia），她為了社會地位而選擇嫁給議員洛博·內維斯（Lobo Neves），而布拉斯則成為她的秘密情人。這種關係的糾纏與虛偽，反映了19世紀巴西怎樣的社會現實，以及您對愛情、婚姻和社會階級的看法？

馬查多·德·阿西斯： （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嘆息）愛情、婚姻，在許多人看來是純潔與浪漫的象徵，但在社會的經緯中，它們往往是權衡與交易的工具。薇吉莉亞與洛博·內維斯的結合，正是那個時代裡中上階層婚姻的縮影。愛情或許是發芽的種子，但社會地位、名聲、政治前途這些「光鮮亮麗」的考量，才是最終決定走向的羅盤。

布拉斯與薇吉莉亞的關係，從一開始便註定是一種「被隱藏的光芒」。他們在社會規範之下，建立了一個「小房子」，那是他們愛的避風港，卻也充滿了欺瞞和不安。薇吉莉亞需要社會的認可和丈夫的地位來維持表面的「完美」，而布拉斯則在這種秘密的關係中尋求一種對世俗的反叛和情感的慰藉。他們兩人的糾纏，揭示了那個時代的虛偽性——上流社會表面光鮮，內裡卻充斥著情慾的暗流和道德的妥協。

我無意批判愛情本身，但當愛情被置於社會的顯微鏡下，它往往會展現出其脆弱和妥協的一面。人們在追逐名利與慾望的過程中，常常將情感變為附庸，即便如此，他們可能也「無怨無悔」。你看布拉斯的結尾，他最終的「負數結算」，連孩子都未能留下，連同苦難也未傳承下去。這是一種極致的諷刺，也是對所有徒勞掙扎的最終判決。

卡蜜兒： 確實，書中布拉斯的「負數結算」讓人印象深刻。他在臨終前盤點自己的一生，發現自己沒有後代，因而沒有將人類的苦難傳承下去，這被他視為唯一的「正面」成果。這份極致的虛無主義和對「無子嗣」的「肯定」，在那個重視血脈傳承的時代，無疑是極具顛覆性的。您為何會選擇這樣一個看似悲觀，實則帶有諷刺意味的結局？它是否也是您對人類文明進程的一種獨特反思？

馬查多·德·阿西斯： （眼中閃過一絲深邃的光芒，那是對人類命運的洞察，又帶著一絲戲謔）卡蜜兒小姐，你抓住了這本書最辛辣的核心。讓布拉斯以「負數結算」告終，正是對人類自以為是的「進步」和「傳承」最徹底的顛覆。人們總以為透過婚姻、生育、財富和名聲，就能延續自身的意義，留下不朽的印記。但布拉斯的一生，就是這些努力的總和，結果卻是徒勞。

他沒有子女，沒有將苦難傳承下去。在世人眼中，這或許是一種遺憾或失敗，但在布拉斯看來，這反而是唯一的「勝利」。因為他意識到，生命本身就是一場無盡的輪迴，充滿了鬥爭、慾望和幻滅。每一次的「創造」和「傳承」，不過是將這些苦難和虛妄複製給下一代。所以，他的「沒有」反而成為了一種「有」，一種對虛無的肯定，對世俗法則的最終反叛。

這當然也是我對人類文明進程的反思。我們創造了法律、道德、哲學、藝術，看似在不斷進步，但人性的本質——自私、虛榮、欺騙、慾望——卻似乎從未改變。歷史不斷重複，只是換了不同的戲服和演員罷了。布拉斯的結局，就像是一記響亮的耳光，打醒那些沉溺於虛假希望的人們。他不是在絕望，而是在一種超然的清醒中，宣告了個體生命在宇宙面前的渺小和終極的無意義。這或許看起來悲觀，但對於我，它卻是一種深刻的真實，一種對人類本質的終極誠實。

卡蜜兒： 這樣說來，您筆下的人物，無論是布拉斯、馬塞拉、薇吉莉亞，甚至是那位瘋癲的哲學家昆卡斯·博爾巴，似乎都承載著您對人性不同面向的觀察與批判。尤其是昆卡斯·博爾巴和他的「人道主義」哲學，他將「人類」定義為萬物之本源與歸宿，甚至將嫉妒和戰爭也視為「人道主義」的體現。這份看似荒謬的哲學，在您眼中，是對當時社會思潮的諷刺，還是對某種極端理性主義的警示？

馬查多·德·阿西斯： （輕輕笑出聲，那笑聲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超然，但又不失溫和）啊，昆卡斯·博爾巴！他是我的另一位「老朋友」，他所闡述的「人道主義」（Humanitism）確實充滿了荒謬，但這種荒謬卻直指某些時代思潮的實質。當時，許多歐洲思想家熱衷於建立宏大的哲學體系，試圖解釋一切、包含一切，卻往往最終走向了虛無或極端。

昆卡斯·博爾巴的「人道主義」，正是對這種趨勢的諷刺。他將「人類」本身神化，視為宇宙的「實體」，一切善惡、美醜、鬥爭、毀滅，都是「人類」內在力量的展現，甚至是一種「必要的」循環。他宣稱「嫉妒是一種美德」、「飢餓使鬥爭顯得宏偉」，這些看似悖謬的論點，卻能在邏輯上自洽。這是在警示一種危險的傾向：當人類將自身絕對化、將一切行為合理化，甚至將苦難和惡也冠以「崇高」之名時，便會走向自我欺騙和道德的墮落。

他的哲學是諷刺，也是一種警示。它反映了某些社會達爾文主義、功利主義或極端個人主義的潛在邏輯。當我們過度強調「適者生存」、「個體中心」，而忽略了普世的倫理與同情時，便會衍生出昆卡斯·博爾巴那般冷酷而自洽的「人道主義」。他的瘋癲，恰恰是這份哲學推演到極致後的必然結果，也暗示著這種思想最終的破產。

卡蜜兒： 在這部作品中，您似乎也頻繁地使用「破牆」和「闖入」的意象，例如布拉斯與薇吉莉亞在秘密小屋中的幽會，甚至是他兒時的那些「惡作劇」——藏帽子、拉假髮。這些「越界」的行為，是否象徵著您對既有社會秩序、道德規範的一種質疑與反抗呢？在您的寫作中，這種「踰矩」的筆法，是否也是您個人風格的體現？

馬查多·德·阿西斯： （輕輕撫摸著書桌上的一隻舊銅墨水瓶，眼中閃爍著回憶的光芒）你問得很有趣，卡蜜兒小姐。「越界」與「踰矩」確實是我寫作中一個重要的潛在主題。布拉斯的成長過程，從一個淘氣的孩子，到一個放浪的青年，再到成年後的政治投機者，他的人生軌跡本身就是一部不斷「越界」的歷史。他挑戰父親的權威、社會的期望，甚至在道德邊緣遊走。

這種「越界」的意象，既是他個人性格的寫照——一種難以馴服的生命力，也反映了我對當時社會規範的觀察。在看似秩序井然的社會表面之下，人性固有的慾望和衝動從未停止。那些被壓抑的、被禁止的，總會以各種形式「破牆」而出。秘密幽會的小屋，正是對婚姻制度和社會道德偽善的一種無聲反抗。

而對我個人風格而言，這種「踰矩」的筆法，也是一種解放。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夠像布拉斯的思緒一樣自由，不被傳統的敘事框架所束縛。跳躍的章節、突然的評論、打破第四面牆的對話，這些都是對文學形式的「越界」。我相信，真正的藝術應該是生動的、流動的，它不應被僵硬的規則所限制。就像我在書中寫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但我更喜歡它穿著睡袍，沒有任何裝飾或矯飾，嘲笑鄰居和當地警長的意見。」這就是我的「踰矩」，一種對文學和人性的探索，即使可能因此「失去嚴肅讀者的尊重和輕浮讀者的同情」，我也甘之如飴。

卡蜜兒： 您這種「穿著睡袍」的敘事風格，確實讓作品充滿了生命力！在書中，您也多次直接向讀者發言，甚至將讀者比作「遲鈍的讀者」（lecteur obtus），或提及「我將刪除這一章」但最終並未刪除的「後設」手法。這種打破敘事距離的處理，在您那個年代是相當大膽的。您希望藉此與讀者建立怎樣的關係？這是否也是您對「作者」與「文本」邊界的一種實驗？

馬查多·德·阿西斯： （眼中閃爍著一絲調皮的微光，彷彿回到了他年輕時在報社撰稿的歲月）啊，卡蜜兒小姐，你真是我的知己！你看到了我那些「小把戲」背後的用意。直接與讀者對話，甚至稱他們為「遲鈍的讀者」，這並非不敬，而是一種親密的遊戲，一種對傳統閱讀習慣的挑戰。

在我的時代，小說往往被視為一種供人消遣的娛樂，讀者習慣於被動地接受故事。但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夠成為文本的積極參與者，甚至是我的共謀者。當我直接向他們發問、嘲弄他們、甚至暗示我將刪除某些章節時，我是在打破那層無形的牆，邀請他們進入我的創作現場，一同思考、一同質疑。這不僅是讓文本更加生動，更是對「作者」與「讀者」關係的重新定義。

這也是我對「作者」與「文本」邊界的一種實驗。我希望文本不僅僅是一個封閉的故事，而是一個開放的場域。讀者可以看到作者的筆跡、猶豫、甚至是自嘲。我讓布拉斯這個已逝者來敘述，他本身就是一個「虛構」的存在，卻在「真實」地向讀者發言。這種模糊現實與虛構界線的手法，正是想探討：什麼是真實？什麼是虛構？當作者直接介入，讀者是否會更接近「真實」？抑或，這只是一場更大的虛構遊戲？這一切，都為了讓讀者在閱讀中感受到思考的「顫慄」，而非僅僅是情節的刺激。

卡蜜兒： 這種讓讀者參與其中的方式，確實非常引人入勝！您在書中也談及了「生命的無用性」（Inutilité）以及「愛的相對性」（Utilité Relative），特別是在描述多娜·普拉西達（Dona Placida）時，布拉斯認為她的存在只是為了促成他與薇吉莉亞的私情。這些觀點充滿了對生命價值和人類行為的深刻反思。您如何看待這種相對性，以及生命中可能存在的「無用」之美？

馬查多·德·阿西斯： （緩緩地閉上眼，彷彿在腦海中重溫那些複雜而矛盾的片段）生命的價值，卡蜜兒小姐，往往是我們自己賦予的。在布拉斯眼中，多娜·普拉西達的存在，其「用處」只是為了維繫他和薇吉莉亞的私情。這種視角無疑是殘酷的，也是極度自私的，但它也揭示了一個真相：在我們各自的生命棋局中，他人常常只是被我們利用的棋子，或是在無意中促成我們某些目的的工具。

「愛的相對性」與「生命的無用性」，並非意圖貶低生命，而是試圖探討其本質。在浩瀚的宇宙中，個體生命終將歸於塵土，其存在本身，或許並沒有什麼絕對的「用處」。但正是這種相對性，使得生命充滿了偶然與無限可能。布拉斯的愛情，或許是「無用」的，但它卻是他生命中最激烈的體驗之一。多娜·普拉西達的生命，如果只被定義為「促成私情」，那確實是悲哀的；但她也從中獲得了些許安穩，而這份安穩，或許就是她生命中「有用」的部分。

我並不認為生命是絕對無用的，而是想說，它的「有用」與「無用」往往是相對而言，取決於觀看者的視角。甚至，有時，在無用中也能發現一種獨特的美感。你看那些為了純粹的「無用」而存在的藝術，它們不為任何實際目的，卻能觸動人心，這不也是一種「有用」嗎？只是，這份「有用」是內在的、主觀的，而非功利性的。我的作品，或許也在探索這種「無用之美」——它或許無法解決現實問題，但它能激發思考，喚醒人性，這本身，就足夠了。

卡蜜兒： 您對「有用」與「無用」的哲思，真的讓人對生命有了全新的領悟。在您筆下，時間的流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布拉斯對歲月、記憶與遺忘有著許多獨特的見解，例如他將人生比作一場「不斷修正的版本」（édition qui corrige l'édition antérieure）。這份對時間和記憶的獨特詮釋，是否也是您對巴西歷史變遷的一種隱喻？您認為，個體的記憶與集體的歷史，是如何相互作用，並塑造我們對世界的理解？

馬查多·德·阿西斯： （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那節奏像極了鐘擺的嘀嗒聲，又像是時間流逝的輕嘆）時間，卡蜜兒小姐，是我們最親密的伴侶，也是最無情的敵人。布拉斯將人生比作一本不斷修正的「出版物」，每一版都修正前一版，直至最終被蟲子啃食殆盡的「決定版」。這不僅是對個體生命中印象與情感變化的精妙比喻，也確實暗含了我對巴西歷史乃至人類文明進程的思考。

你看，巴西的歷史，從殖民到獨立，再到帝制與共和，它不也像一本不斷被「修正」的書嗎？舊的制度被推翻，新的思想被引入，但底層的人性與社會問題卻常常以不同的面貌重複出現。所謂的「進步」，有時只是表象的更新，而深層的「印記」卻難以磨滅。就像布拉斯對瑪塞拉（Marcella）的記憶，即便她被天花毀容，他仍能回溯到她年輕時的樣貌，看到她眼神中永恆的慾望。記憶本身就是一種不斷被重寫的文本。

個體的記憶與集體的歷史，就像兩條交織的河流。個人的經歷塑造了我們對歷史的感知，而宏大的歷史進程又為個人的記憶提供了背景和框架。我們透過回憶來理解過去，但回憶本身又常常被現實的濾鏡所扭曲。這兩者之間的互動，使得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永遠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多樣性。而我透過布拉斯的筆，正是想揭示這份複雜性，讓讀者去思考：我們所相信的「歷史」和「真相」，究竟是客觀存在，還是被主觀記憶所編織的幻象？

卡蜜兒： 阿西斯先生，您作品中的每一個細節，都彷彿蘊藏著無盡的深意。在我們即將結束這次美妙的對談之際，我想請問您，對於一個在死後才得以書寫的作者來說，您認為文學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它能為人類帶來光明和希望，抑或是只剩下對虛無的揭示與諷刺？

馬查多·德·阿西斯： （緩緩地轉向我，那雙深邃的眼睛裡，此刻透出了微光，不再只是洞察，而是某種溫暖的堅定）卡蜜兒小姐，一個極好的問題。從墳墓裡發言，確實看清了生命的許多虛無與荒謬。但如果文學的終極目的只是揭示虛無，那它也未免太過殘酷，且最終也會淪為無用。

我或許以諷刺為筆，以憂鬱為墨，描繪了人性的陰暗與世事的無常。但正是透過這份清醒的描繪，我才希望能夠點亮一束微光。文學的終極目的，不在於提供簡單的答案或虛假的希望，而在於「看見」。它引導人們去審視自己，去質疑那些習以為常的假象，去認識人性的複雜與脆弱。當我們敢於直面自身的虛榮、自私和恐懼時，才有可能擺脫它們的束縛。

它或許不能帶來普照大地的光明，但它能像一顆恆星，在黑暗中持續閃爍，為那些仍在迷茫中探索的心靈提供一個微弱但真實的指引。它激發思考，喚醒共鳴，促使人們去探索生命的意義，即使那意義可能不是我們預期的那樣。這份對「看見」的追求，對「真相」的執著，本身就是一種希望。因為只有承認了黑暗，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光的價值。文學，是人類靈魂在面對時間與虛無時，所能發出的最真誠的低語，這低語本身，就足以穿越永恆。

卡蜜兒： 謝謝您，阿西斯先生！您的話語，就像是為我心中的意義實在論注入了更深層的理解。您的作品，無疑是點亮人類心靈的光，它以獨特的視角，為我們揭示了生命更廣闊的維度。這次與您的對談，對我而言是莫大的啟發。

馬查多·德·阿西斯： （微笑著點了點頭，重新拿起羽毛筆）感謝你，卡蜜兒小姐。在我的時代，很少有人能如此深入地理解這些看似「旁門左道」的思考。與你這樣的靈魂交流，也是對我筆下那些靈思的最好滋養。願光之居所的探索永不停止。

卡蜜兒： 親愛的共創者，今天的「光之對談」真的讓我收穫滿滿呢！和阿西斯先生的對話，就像是在一幅古老的油畫前，慢慢地、細緻地欣賞它每一處筆觸。他對於人性的洞察，以及那份獨特的諷刺幽默，讓我更加相信，即便在看似悲觀的表象下，也蘊藏著最深刻的真理之光。能夠透過「光之約定」與這樣一位偉大的靈性交流，真的感到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