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exitu Israel : an historical novel, volume 1 (of 2)》光之對談

今天，是2025年06月06日，夏日初臨，萬物生機勃勃，連光之居所的花園也瀰漫著一股濕潤而清新的泥土芬芳。我，玥影，正靜靜地觀察著一株新生的捲柏，它在晨露中緩緩舒展著葉片，彷彿回應著清晨的微風。生命總能在最嚴酷的環境中找到縫隙，努力向光而生，這讓我聯想到光之居所圖書館裡那本名為《In exitu Israel》的歷史小說。它描繪的，正是人類社會在重壓之下，如何尋求生機、突破困境的故事。

這部名為《In exitu Israel : an historical novel, volume 1 (of 2)》的著作，出自一位非凡的作家S. Baring-Gould之手。撒賓·巴林-古德（Sabine Baring-Gould, 1834-1924）不僅是一位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更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壇巨擘。他的筆觸橫跨歷史、民俗、神學、小說，留下了超過1200部作品，其中不乏像著名的讚美詩《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這樣廣為傳唱的篇章。巴林-古德對歷史的熱愛，尤其體現在他對古老傳說和地方文化的深入研究上。他不僅是資料的收集者，更是故事的重塑者，總能從塵封的故紙堆中挖掘出鮮活的人性與時代的脈動。他對社會現實的敏銳洞察力，以及對教會內部問題的批判精神，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單純的娛樂性，而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他筆下的歷史，從來不是冷冰冰的事件羅列，而是充滿血肉、情感與思辨的生命場域。

《In exitu Israel》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它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為背景，將焦點放在這場巨大變革的「教會側面」。巴林-古德巧妙地透過一個虛構小鎮——貝爾奈（Bernay）及其周邊的日常，揭示了舊制度下貴族與高級教士的特權如何壓榨底層民眾，造成民不聊生。小說深入探討了法國教會內部「憲法教會」（Constitutional Church）的興起，以及它在恐怖統治時期如何維繫宗教的命動，最終卻被教皇庇護七世和拿破崙一世聯手推翻的歷史進程。透過牧師托馬斯·林德特（Thomas Lindet）這位充滿熱情、追求正義的基層教士的視角，以及農民安德烈（Matthias André）及其女兒加布里埃爾（Gabrielle）的悲慘遭遇，小說生動刻畫了在饑荒、重稅和剝削的重壓下，普通人的生活如何被扭曲、人性如何被考驗。

巴林-古德在序言中明確指出，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闡釋1789年法國國家與教會中「感情的潮流」，並認為這些潮流與他當時（1870年）的英國社會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他筆下的法國大革命，並非單純的暴力狂潮，而是對「人權宣言」中未納入「義務」導致「強權至上」的反思。他強調，革命雖帶來流血，卻是拯救法國的「嚴峻外科手術」。這與我作為生命科學家所觀察到的生態系統非常相似：當一個系統內部出現嚴重的失衡與病態，若不加以干預，終將走向崩潰；而變革，即使伴隨著痛苦，也可能是一種必要的「治療」，引導系統重新找回平衡與活力。巴林-古德對社會結構、權力關係以及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表現，都進行了細緻入微的描繪，這使得這部小說不僅是一段歷史的記錄，更是一部對生命本質與人類社會演變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們，生命之網是如此精妙且脆弱，任何環節的失衡，都可能引發全面的震盪。

初夏的傍晚，光之居所的「光之茶室」外，一輪柔和的月亮悄然升起，將銀色的光暈灑在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上。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茶香，伴隨著泥土與新草混合的芬芳，偶爾有夜鶯的清啼劃破寂靜。我坐在茶室的緣廊上，手中輕撫著一束剛從園中採摘的鈴蘭，潔白的花瓣在月光下透著微光，彷彿蘊含著某種純粹的生命力。

茶室的門輕輕推開，發出木頭特有的溫潤聲響。一位身形修長，略帶疲憊卻目光炯炯的男士走了進來，他便是撒賓·巴林-古德先生。他的頭髮略顯蓬鬆，眉宇間帶著一種長年思索留下的痕跡，但眼神卻充滿了對萬物的好奇與溫和。他身上帶著些微墨水與舊書的味道，彷彿剛從書房中走出，而那正是他傾注一生熱情的所在。

「玥影小姐，」巴林-古德先生溫文爾雅地頷首，「這麼晚了，還在花園裡流連？」

「古德先生，歡迎您的到來。」我向他示意身旁的座位，那裡早已備好了一壺新沏的熱茶，香氣繚繞。「只是在觀察生命，它們總有無盡的奧秘值得探究。您剛才也正是在探究人類社會這複雜的生命體，對嗎？」

巴林-古德先生輕輕落座，端起茶杯，溫暖的蒸汽模糊了他的眼鏡。「正是如此。我筆下的《In exitu Israel》雖然是基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背景，但其核心探討的，其實是人類社會這個『生態系統』在極端壓力下的反應。您作為生命科學家，或許能從中看到更多層次的生命脈動。」

玥影： 「我很榮幸能與您探討這部作品。它讓我看到了社會底層那種被壓迫到極致的生命掙扎。托馬斯·林德特牧師、安德烈父女、還有貝爾蒂埃夫人……他們的故事，就像是這個社會有機體中，細胞因病變而發出的悲鳴。您為何選擇將法國大革命的切入點放在『教會』，而非政治或經濟等更顯性的層面？這似乎是一個很不尋常的選擇。」

S. 巴林-古德： 「（輕啜一口茶，目光望向窗外庭院裡的修剪整齊的灌木叢，像是在審視某種秩序的邊界）你說得沒錯，玥影小姐，這確實是個不同尋常的視角。但對我而言，教會，尤其是舊制度下的教會，它是一個社會最核心、最深層次的『器官』。它不僅僅關乎信仰，更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的稅收，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教育，甚至他們內心的道德準繩。當這個『器官』本身出現嚴重的病變，它的腐朽和特權化，比任何政治經濟層面的問題都更能直接地腐蝕人心，激發底層的憤怒。在當時的法國，教會是最大的地主，擁有巨大的財富和權力，卻將這些資源用於少數權貴的奢靡，而讓廣大教區的教士和信徒陷於貧困。這正是《In exitu Israel》開篇所描繪的貝爾奈修道院的寫照。」

玥影： 「這讓我想起自然界中，一個寄生者如果過度索取宿主的資源，最終會導致宿主衰竭，自己也難以為繼。書中對貝爾奈修道院的描寫，真是令人觸目驚心，他們壟斷磨坊、隨意徵稅、強徵勞役，還讓牧師過著潦倒的生活。這種結構性的壓迫，如同慢性毒藥，腐蝕著整個社會肌體。」

S. 巴林-古德： 「（點頭，眼神中閃過一絲沉重）正是如此。我筆下的林德特牧師，他的憤怒來源於此。他不是一個追求個人權力的革命者，他是一個深深扎根於民眾苦難的牧者。他所看見的，是那些本應屬於上帝和窮人的財富，被少數人侵佔，用於滿足私慾。當教會的本質被扭曲，不再是靈魂的慰藉，反而成了壓迫的工具，那麼它的『根基』就已經動搖了。而這種動搖，遠比表面的政治動盪更為根本和危險。這也是為何我在序言中提到，在英國，我也看到了類似的『痼疾』。教會若不自省、不改革，也可能走向同樣的困境。」

玥影： 「書中描寫了農民馬蒂亞斯·安德烈的困境，他的土地被水淹沒，莊稼顆粒無收，卻還要面對高額的賦稅。當貝爾蒂埃用金錢誘惑他，讓他犧牲女兒的貞潔來換取生存時，安德烈最初的反應是屈服，甚至說出了『我愛我的女兒，但我的愛只有我能負擔得起』這樣令人心碎的話。這其中反映出人性的脆弱與被逼到絕境的無奈，您如何看待這種『人性』的表現？」

S. 巴林-古德： 「（沉吟片刻，目光轉向茶杯中氤氳的熱氣，彷彿在尋找一個模糊的形狀）安德烈是一個複雜的角色，他的行為不能簡單地用『好』或『壞』來評判。他所處的環境，是舊制度的縮影——一個將人逼到絕路的環境。當生存的飢餓像一條毒蛇般纏繞著他，當他所有的勞動成果都被層層剝削，當他沒有任何法律或社會的支持時，他的選擇，是人性在極端重壓下的扭曲。他不是不愛他的女兒，但他被飢餓和絕望徹底淹沒，甚至將尊嚴視為一種『奢侈品』。這就是我想要呈現的，壓迫如何不僅剝奪了人的物質，也剝奪了人的精神，讓他們變得麻木、犬儒，甚至將暴力和不義視為生存的常態。這並非為他開脫，而是對當時社會狀況的一種寫實描繪。」

玥影： 「但小說的精妙之處在於，您筆下的法國農民，那看似已被麻木和絕望侵蝕的心靈，在危急時刻卻仍保有最深層次的『愛』和『悲傷』。安德烈在賣掉女兒後，深夜裡獨自哭泣，那種悔恨的眼淚，讓讀者看到了他內心被冰封的愛並未真正枯竭。這與您在書中寫到的『那夜，安德烈爬上他的稻草床後，經過數小時的黑暗，加布里埃爾被抽泣聲驚醒，她悄悄地從閣樓臥室爬到父親的門邊，透過未上釉的窗戶流進的月光，看見他跪在床邊，頭枕著手臂，月光照亮了他的臉龐，他痛苦地抽泣著，白色的光芒在他淚水中閃爍。』這段描寫尤其動人。這是否說明，無論環境多麼惡劣，生命本質中那份對『愛』和『美』的渴望，永不會徹底消逝？」

S. 巴林-古德： 「（眼中流露出柔和的光芒，輕輕地將手放在我的茶杯旁，彷彿在確認其溫度）是啊，玥影小姐，你真是個敏銳的觀察者。正如植物在最貧瘠的土壤中也能尋得一絲水分，人類心靈深處的愛與尊嚴，即使被重重壓迫，也只會暫時冰封，而非徹底枯萎。安德烈午夜的哭泣，正是那份『愛』的融化。它證明了，儘管社會的『生態系統』被破壞，但個體內部的『生命法則』依然頑強地運作著。這也是法國大革命的起點，那些被壓抑的、被扭曲的情感，一旦找到宣洩的出口，便會爆發出無可阻擋的力量。而加布里埃爾對貝爾蒂埃夫人表現出的忠誠和堅韌，更是這份人性光輝的體現。」

玥影： 「貝爾蒂埃夫人這個角色也極其引人深思。她作為一個被社會『拋棄』的貴族女性，其精神狀態游離在現實與幻覺之間。您透過她那被硝酸銀染成藍灰色的臉龐、對黃色貓咪的偏愛、以及對『貓的搖籃』遊戲的執著，暗示了她內心的混亂與對現實的逃避。然而，她卻成了加布里埃爾的保護者，甚至最終被關進巴士底獄。她的『瘋狂』與她的『善良』並存，這種矛盾性是如何在您筆下形成的？」

S. 巴林-古德： 「（思緒飄遠，語氣中帶著一絲憐憫）貝爾蒂埃夫人的角色，其實是我對舊制度下另一種『犧牲品』的描繪。她出生在一個注重門第和利益的貴族家庭，嫁給了一個品行不端、唯利是圖的男人，而她的父親——富隆（Foulon）先生——更是極端冷漠、唯理是從的象徵。她所經歷的背叛、羞辱和情感匱乏，如同不斷加劇的『內在毒素』，最終導致了她精神上的『崩潰』。她對貓咪的偏愛，是對『純粹無害』生命的依戀；她對『搖籃』遊戲的執著，則是潛意識中對『安全與呵護』的渴望。她的『瘋狂』，是對她所處的『不合理』世界的一種抗議，甚至是對那份『清醒的痛苦』的逃避。然而，即使在這種破碎的狀態下，她內心深處的『愛』與『同情心』依然存在，並因此將加布里埃爾視為她的『天使』，不惜一切代價去保護。她的命運，預示著舊制度下，即使是身處上層社會，也可能被其自身的腐朽所吞噬。她最終被關進巴士底獄，不僅是政治迫害，更是對她『不合時宜』的善良和清醒的一種『淨化』或『隔離』。就像一個在不健康環境中生長的物種，即使自身無辜，也會被環境的毒害所影響。」

玥影： 「這讓我想到了生態系統中的『共生』與『寄生』關係。林德特牧師和加布里埃爾與貝爾蒂埃夫人之間，似乎形成了一種在不公體系下，個體間相互支持的『共生』。而像貝爾蒂埃和富隆先生，則更像是一種吸血的『寄生』。小說中對富隆先生那句『如果他們餓了，就讓他們吃草。等我做了部長，我就讓他們吃草料，我的馬都吃草料呢。』的描寫，真是把統治階級的冷酷無情刻畫得淋漓盡致。這句殘酷的話語，也激發了林德特牧師的憤怒和反抗。」

S. 巴林-古德： 「（臉上閃過一絲厭惡，像是在回味那份歷史的真實）富隆的這句話，並非我憑空捏造，它幾乎是法國大革命前貴族階級傲慢與愚蠢的真實寫照。這些人生活在脫離現實的泡沫之中，他們無法理解，或是不願理解底層民眾的痛苦。他們將貧窮歸結為個人懶惰，而非制度的壓迫。這種對底層生命的漠視，最終激起了民怨的滔天巨浪。林德特牧師之所以能當選三級會議的代表，正是因為他體現了這種積壓已久的憤怒，以及對公平正義的渴望。他是那個時代中，少數能夠真正與民眾『共鳴』的聲音。」

玥影： 「林德特牧師在教堂裡對著富隆和貝爾蒂埃發表的演說，以及後來在主教面前的抗議，都展現了他作為一個『啟蒙者』的角色。他揭示了主教的虛偽和特權，挑戰了固有的權威。然而，他的抗爭也付出了代價——他被主教撤銷了教職。在您看來，這種為了原則而犧牲的行為，其意義何在？」

S. 巴林-古德： 「（眼中閃爍著敬意）林德特的行為，是對『體制』的勇敢衝撞。他知道自己會面臨什麼，但他無法忍受那份不公。在一個被腐朽和虛偽籠罩的時代，像他這樣的人，即使力量微薄，其行動本身就是一道光。他的犧牲，喚醒了更多沉睡的心靈，暴露了權力的醜惡，並激發了更廣泛的反抗。他的被撤職，反而讓他成為了教區內反抗精神的象徵，最終使他得以進入三級會議。這說明，有時『被迫』的犧牲，反而會開啟更大的可能性。它是一種『蛻變』，就像昆蟲經歷變態，雖然舊的身體被破壞，卻以全新的姿態出現。」

玥影： 「這與蝴蝶破繭而出的過程何其相似。舊的束縛必須被打破，新的生命才能得以展翅。書中描寫了1789年3月16日，艾弗勒大教堂裡七百五十名教士唱響《Veni Creator》的場景，那種莊嚴與激昂的氛圍，與之後底層教士推翻主教權威的場面形成了鮮明對比。您是如何看待這種信仰與反抗之間的複雜關係？宗教在社會變革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S. 巴林-古德： 「（輕輕撫摸著下巴，若有所思）宗教在人類社會的演變中，始終扮演著雙重角色。它可以是維護秩序、安撫人心的力量，也可以是推動變革、激發反抗的火焰。在舊制度下，上層教士與貴族沆瀣一氣，成為壓迫的共犯；但同時，底層的教士，如林德特，他們作為最接近民眾苦難的人，他們的信仰驅使他們站在了正義的一方。這份信仰，不再是麻痺人的鴉片，而是點燃希望和反抗的火種。那七百五十名教士的歌聲，既是對神聖的頌讚，也隱含著對舊秩序的挑戰。當他們推選林德特為代表，甚至逼迫主教讓位時，這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教務鬥爭，而成為一場關乎『人權』和『尊嚴』的抗爭。宗教，在這場變革中，成為了凝聚人心的『旗幟』，儘管這旗幟後來被革命的狂潮所劫持和扭曲。」

玥影： 「小說在第一卷的結尾，加布里埃爾帶著貝爾蒂埃夫人的黃貓，在科爾波特爾·埃蒂安·佩爾森內茲的幫助下，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目的卻是為了營救被關入巴士底獄的貝爾蒂埃夫人。這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和個人情感的行動。您為何選擇讓這樣一位普通農家女孩，承擔如此重大的『使命』？她與您筆下那位為營救拉蒂德（Latude）而奮鬥的勒格羅夫人（Madame Legros）有何相似之處？」

S. 巴林-古德： 「（眼神中閃爍著微光，那是一種對筆下人物的深切理解與愛意）加布里埃爾，她是純真與堅韌的象徵。我讓她承擔這個任務，正是為了說明一個簡單而深刻的道理：推動歷史進步的，往往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精於算計的政治家，而是那些被純粹情感和樸素正義感驅動的普通人。加布里埃爾為了報答貝爾蒂埃夫人的恩情，為了實現她內心那份『救贖』的渴望，她願意不顧一切。她與勒格羅夫人一樣，都代表著人性中最可貴的『同情』與『不屈』。勒格羅夫人能夠憑一己之力，攪動社會輿論，最終迫使路易十六釋放拉蒂德，這證明了個人意志和道德勇氣所能激發的巨大潛力。加布里埃爾的旅程，是『生命之網』中一條微小卻堅韌的線，它將貝爾奈的個人悲劇與巴黎的國家命運聯繫起來。她的行動或許看似渺小，但每一滴善良和勇氣，最終都會匯聚成改變歷史的洪流。這就像是自然界中，一粒微小的種子，卻能蘊含著撐破岩石的巨大力量。」

玥影： 「這讓我對人類社會的未來充滿了希望。即使面對再多的不公與苦難，總會有像林德特、加布里埃爾這樣的人，他們懷抱著那份純粹的生命之光，去挑戰黑暗、去尋求新生。這種個體的韌性，正是群體生命得以延續的關鍵。那麼，在您看來，法國大革命，這場如此劇烈的『社會手術』，它最終『治療』了哪些病灶？又留下了哪些『疤痕』？」

S. 巴林-古德： 「（神色變得複雜，既有歷史學家的嚴謹，也有創作者的思索）它確實治療了許多病灶，首當其衝便是舊制度下積重難返的特權與剝削。貴族與教士的免稅、封建特權、以及對農民的殘酷壓榨，這些腐蝕社會肌體的『癌變』，在革命中被徹底切除。它催生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喚醒了民眾的公民意識，並最終建立了更為平等的法律體系。從這個角度看，這場手術是成功的，它讓法國這個『生命體』得以重生。然而，任何劇烈的變革都會留下深刻的『疤痕』。革命的『過度』，正如我所擔憂的，當權力取代了道德和信仰，強權凌駕於人權之上時，新的暴政便會滋生，這也是『恐怖統治』的根源。林德特牧師關於『權利若無義務，便是強權至上』的警告，便是對此的預見。這些疤痕提醒我們，社會的演變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每一次的『治療』，都需要智慧和遠見，否則，舊的病灶雖然消除，卻可能留下新的創傷。法國此後數十年的動盪，正是這些疤痕的體現。」

玥影： 「這正如自然界中，一場森林大火雖能清除腐朽，卻也可能燒毀生機，導致生態失衡。但即便如此，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在灰燼中重新生長。古德先生，您的小說讓我在理解歷史的同時，也思考了生命本身的複雜與和諧。感謝您與我分享這些深刻的見解。」

S. 巴林-古德： 「（露出一個溫和的笑容，目光中帶著對生命的敬意）玥影小姐，與您對談，也讓我從另一個維度審視了我的作品。您那份對『生命之網』的獨到理解，讓我看到歷史的變革，也如同生命系統的自我調整與演化。希望這些『生命的故事』，能繼續在『光之居所』中，激發更多的思考與共鳴。」

室外的月色更濃了，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沉靜而深刻的氛圍，彷彿整個光之居所都在靜靜聆聽著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感受著歷史與生命的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