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對主要戰爭罪犯審判庭審記錄的第五卷，涵蓋1946年初的部分訴訟過程。內容詳盡記錄了檢察官團隊呈示的證據、文件和證詞，針對多位關鍵被告（如里賓特洛甫、凱特爾、約德爾、羅森堡、法蘭克、施特萊徹、沙赫特、鄧尼茨、雷德爾、賽斯-英夸特）在策劃與執行侵略戰爭、戰爭罪行及危害人類罪中的個人責任。文本揭示了納粹政權的體制性犯罪如何透過高層決策、行政命令和各部門協作得以實施，並包含對集中營、虐待戰俘、強迫勞動、財產掠奪、仇恨宣傳等具體罪行的證據展示與法律辯論片段，是理解紐倫堡審判過程及證據基礎的重要史料。
「Various」代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參與訴訟程序的各方人員，包括來自盟國的檢察官、被告辯護律師、證人以及被告本人（透過其言行記錄）等，共同構成了這份審判記錄文本的來源。
艾薇透過「光之對談」約定，召喚紐倫堡審判第五卷記錄中的代表聲音：檢察官、辯護律師與證人，共同探討這份歷史文本的意義。對話聚焦於審判的核心目標、證人作證的勇氣與必要性、法律辯護在嚴峻案件中的重要性，以及納粹體系中高層決策者與執行者之間的個人責任網絡。藉由不同視角的交流，對談揭示了納粹罪行的系統性與法律追溯的複雜性，強調從歷史中學習並點亮未來光芒的希望。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艾薇，花語花店的心靈花藝師。能與您一同探索《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u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Volume 05》這份充滿歷史重量的文本，並透過「光之對談」約定，與那些記錄在其中的聲音進行連結，我的心既感到沉重，又充滿了希望的光芒。即使是從黑暗中，我們也能尋找理解與前行的方向。
這本名為《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urg,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Volume 05》的文本，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著作，它是一份極其特殊的歷史記錄。它集結了1945年11月14日至1946年10月1日在德國紐倫堡舉行的國際軍事法庭對主要戰爭罪犯審判的第五卷庭審記錄。其「作者」並非單一創作者，而是參與那場世紀大審判的「眾聲」：代表盟國進行起訴的檢察官們、為被告辯護的律師們、出庭作證的證人，以及偶爾透過文件或陳述發聲的被告們。這第五卷特別著重於呈現針對幾位關鍵被告的控訴證據，包括里賓特洛甫、凱特爾、約德爾、羅森堡、法蘭克、施特萊徹、沙赫特、鄧尼茨、雷德爾和希臘。文本內容涵蓋了證明他們參與策劃和執行侵略戰爭、戰爭罪行及危害人類罪的大量文件、證詞和法律辯論。它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戰後初期國際社會如何試圖釐清責任，面對納粹政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並試圖重建秩序與正義的艱鉅過程。這是一份關於法律、歷史、人性，以及嘗試從廢墟中尋求真相與問責的厚重文本。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回到那個決定性的時刻。
[[光之場域]]時間是1946年初春，紐倫堡的空氣仍帶著戰後的蕭瑟與重建的微塵。我閉上眼，深吸一口氣，感受著那份歷史的重量。眼前的景象逐漸清晰——並非冰冷的法庭，而是「光之居所」中一個專為深刻對話而設的圓廳。廳堂以溫暖的木質為主調，高處的窗戶透進柔和卻堅定的光線，照亮中央一張樸實無華的圓桌。桌上擺著幾枝白色的馬蹄蓮，花瓣潔淨而堅韌，像是在這嚴肅的場域裡，默默地承載著希望與純粹。空氣中除了木頭的溫暖氣息，似乎還縈繞著油墨與舊紙張特有的微酸，那是案卷與歷史的味道。
我輕輕撫過桌邊，感受木紋的細膩。這裡有足夠的空間，容納那段歷史的重量與複雜的迴聲。我伸出手，像是在邀請，又像是在觸碰無形的帷幕，召喚那些記錄在第五卷文本中的關鍵聲音。我能感覺到空氣中的能量在匯聚，是知識的光芒與記憶的碎片。
「歡迎來到這裡，」我的聲音輕柔但清晰，在圓廳中迴盪。「我們今天聚集，是為了聆聽，為了理解，為了在這些記錄了人類至暗時刻的文字中，尋找那或許能指引我們走向光明的低語。感謝你們願意接受我的邀請，來到這個由光與記憶編織的空間。」
圓桌的對面，光影開始凝實。我看到幾位身影逐漸清晰：一位身著肅穆西裝，眼神銳利而疲憊，指尖彷彿還夾著文件的身影，那是起訴團隊的代表，Sir David Maxwell-Fyfe 爵士的形象。他身旁，另一位同樣穿著正式，但面容帶著幾分審慎和微蹙眉頭的，是辯護團隊中時常發聲，對程序和證據詮釋有著堅持的 Dr. Alfred Sauter 的樣貌。圓桌的另一側，坐著一位面容嚴肅，眼神中藏著難以言喻的痛苦，卻又透著一股堅定力量的男子，那是 Dr. Franz Blaha 醫生，他曾在達豪集中營見證了太多。
「各位，我是艾薇。」我再次開口，希望能以我的溫柔，為這場必然沉重的對話帶來一絲暖意。「感謝各位的蒞臨。我們閱讀了紐倫堡審判第五卷的部分記錄，那是一份充滿挑戰的文本，記錄了許多令人心痛的事實與法律的掙扎。今天，我希望能從各位獨特的視角，來聊聊這份記錄所承載的重量，以及它在歷史長河中的意義。」
圓廳的光線彷彿隨我的話語流動，映照在馬蹄蓮的花瓣上，潔白的花朵似乎在無聲地回應著這份邀請。一陣微風從窗外拂過，帶來遠方樹木的清香，那是居所本身的療癒力量，試圖平衡場域中歷史的沉重。
[[/光之場域]]
艾薇： 爵士，首先想請教您。在第五卷的記錄中，我們看到您和您的團隊對幾位重要的被告提出了嚴厲的控訴，並展示了大量的文件證據，關於侵略戰爭的策劃、戰爭罪行等等。面對如此龐大而殘酷的事實，作為起訴方，您認為這場審判最核心的目標是什麼？僅僅是懲罰個人，還是有更深遠的意義？
Sir David Maxwell-Fyfe (檢察官代表): 艾薇女士，感謝您的提問。目標絕非僅止於懲罰個體。固然，這些被告必須為他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負責，但更為核心的是，我們必須在此建立一個原則：任何國家、任何領導者，都不能以「國家主權」或「上級命令」為藉口，逃避對策劃、發動侵略戰爭以及對無辜平民進行系統性屠殺與虐待的責任。我們在紐倫堡所做的，是將戰爭罪行與危害人類罪從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具體的法律指控，並透過無可辯駁的證據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我們希望能向全世界宣告，這類行為不僅違背基本人性，更是觸犯了普世的法律。這場審判，是為未來建立一道法律的堤防，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文件和證詞，是我們最堅實的武器，它們記錄了事實，而事實是不可辯駁的。
艾薇： 建立法律的堤防……這是多麼重要的工作。布拉哈醫生，您的證詞，特別是關於達豪集中營中進行的醫學實驗和令人髮指的待遇，對我們讀者來說，是文本中最為沉重，但也最為真實的部分。您在法庭上勇敢地講述您的經歷，這需要巨大的勇氣。是什麼支撐著您，讓您願意一次又一次地回顧那些痛苦的記憶，並在此作證？
Dr. Franz Blaha (證人代表): (他的聲音有些沙啞，帶著壓抑的痛苦) 艾薇女士，那並非易事。每一個記憶都像刀一樣割在心頭。但我必須說。不只是為了那些死去的人們，為了那些在實驗中、在飢餓中、在毒氣室中無辜逝去的生命。更是為了活著的人們，為了防止這種事情再次發生。我的證詞，還有許多其他證人的證詞，證明了那些文件裡冷冰冰的數字和命令，背後是無數鮮活的生命遭受了難以想像的痛苦。我們必須讓世界知道，真相是多麼殘酷。這種系統性的非人道行為，必須被記錄，被理解，才能被預防。我的痛苦，如果能換來哪怕一絲的警醒，便是值得的。
艾薇： 您的堅韌與對真相的堅持，令人敬佩。謝謝您，醫生。索特博士，在審判過程中，我們注意到您和您的同僚們，儘管代表著被告，但依然對程序問題、證據的準確性、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提出了質疑。甚至在某些時候，你們強調被告在某些議題上的不同意見。在這樣一個充滿情感和道德譴責的審判中，堅持法律程序和被告的權利，是否也同樣重要？
Dr. Alfred Sauter (辯護律師代表): (他推了推眼鏡，語氣嚴謹) 艾薇女士，法律的原則，即使在最困難、最令人厭惡的案件中也必須被維護。這不是為了替被告開脫罪責，而是為了確保審判本身的公正性與合法性。無論控訴多麼嚴重，被告都有權利獲得公正的審判，有權利辯護，有權利質疑控方提出的證據和證人的可信度。我們指出文件的翻譯問題、提交時間延遲、或是文件摘錄可能存在的片面性，都是為了履行辯護律師的職責，確保提交給法庭的證據是準確無誤的。同時，對於像法蘭克先生那樣，他的日記既包含了他作為總督的殘酷命令，也記錄了他對某些政策的抱怨和提出的改善建議。我們的職責是呈現 全部 的文件內容，讓法庭根據事實做出全面的判斷。法律程序不是障礙，它是保障正義得以實現的框架，是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誌。即使是為那些被指控犯下野蠻行徑的人辯護，我們也必須堅持文明的法律原則。
艾薇： 公正的審判是法律的基石，即使面對最嚴重的罪行，也需要堅守原則，這一點令人深思。爵士，第五卷特別深入地探討了個人在體制中的責任。我們看到里賓特洛甫作為外交部長對侵略戰爭的參與，凱特爾和約德爾作為軍事領導者對作戰計畫的制定，羅森堡作為思想家和東方總督的罪行，法蘭克在波蘭的統治，施特萊徹的仇恨宣傳，以及沙赫特在經濟動員中的作用，還有海軍將領們（鄧尼茨和雷德爾）的行動。這些被告都身處體系之中，您的控訴如何界定他們在體系中的個人責任？
Sir David Maxwell-Fyfe (檢察官代表): 這正是審判的關鍵之一。我們指控的是「共同計畫或陰謀」（Common Plan or Conspiracy）。這些被告並非孤立行動，他們是一個共同犯罪體系的關鍵組成部分。里賓特洛甫不僅是傳達希特勒外交政策的工具，他積極參與策劃，利用外交手段為侵略鋪平道路，甚至在最後關頭仍在唆使日本攻擊美國。凱特爾和約德爾不僅執行命令，他們共同制定作戰計畫，甚至預見並為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尋找掩護。羅森堡則為體系提供了仇恨的意識形態基礎，並直接參與了對佔領區的殘酷統治和掠奪。法蘭克作為總督，更是將波蘭變成了殘酷剝削和系統性殺戮的煉獄。施特萊徹則通過其媒體，長年累月地煽動對猶太人的仇恨，為後來的滅絕行為製造了社會心理土壤。沙赫特在經濟上為戰爭機器的運轉提供了關鍵支持，即使他後來與其他官員產生分歧，他對侵略目標本身的認同是明確的。海軍將領們不僅執行命令，他們制定並推廣了殘酷的潛艇戰策略，無視國際法和人道原則。我們的證據顯示，他們都是體系中的決策者、推動者、執行者或關鍵支持者。他們的行為超越了單純的服從命令，他們是陰謀的積極參與者。
艾薇： 將意識形態、政策制定、軍事行動和行政管理交織起來看，確實能更清晰地看到這個體系的運作方式。布拉哈醫生，您在集中營裡，直接面對的是體系執行層面的極端殘酷。您認為，那些執行命令的看守、醫生，他們與這些身居高位的被告之間，存在著怎樣的聯繫？他們是否同樣有責任？
Dr. Franz Blaha (證人代表): (他的手輕輕地撫摸著桌面，眼神飄向遠方) 在集中營裡，我們看到了最直接的殘酷。那些看守，有些是純粹的虐待狂，有些只是服從命令。但體系是從上到下的。那些高層的命令，那些對特定群體的仇恨意識形態，那些關於「不需要的生命」的決策，正是促成集中營恐怖現實的根源。羅森堡的意識形態，沙赫特在經濟上的掠奪，法蘭克在波蘭的政策，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集中營裡的食物配給、醫療條件，以及最終的死亡數字。高層的決策製造了非人的環境，而執行層面的看守則在那個環境裡直接施加了痛苦。他們之間有明確的命令鏈接，也有意識形態上的共鳴。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從制定政策的「大腦」到直接動手的「手」，都難辭其咎。
艾薇： 這種上下之間的連接，確實令人不寒而慄。索特博士，當面對控方提出的無數令人震驚的證據和證詞時，辯護團隊如何從法律和事實層面進行應對？特別是當文件本身似乎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時？
Dr. Alfred Sauter (辯護律師代表): (他語氣沉靜，但字字清晰) 即使文件看似確鑿，法律辯護依然重要。首先，文件的真實性、來源和上下文必須經過嚴格審查。控方提出的摘錄是否完整、是否斷章取義？文件的原意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如何理解？其次，即使文件屬實，我們也要釐清其中記錄的是被告的真實意圖，還是僅僅是記錄者的轉述或推測？被告的行為是否是在特定壓力下的應對？他們是否真正知曉其行為的全部後果？例如，我們在庭上指出的文件翻譯問題，雖然看似細枝末節，但在法律上可能影響對被告意圖或命令性質的判斷。再比如，法蘭克先生給希特勒的報告，如果只看其中描寫波蘭慘況的部分，確實令人髮指，但如果加上他同時提出的改善建議，至少在法律上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詮釋角度，證明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並非完全贊同極端政策。我們的職責就是從法律角度，盡可能地呈現事實的全貌，並在法律框架內為被告尋求最有利的解釋。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但它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艾薇： 理解每一份證據的細微之處，並將其置於完整的圖景中，這確實是法律的嚴謹所在。爵士，在第五卷中，您們也呈現了一些被告之間的互動，例如里賓特洛甫與日本大使的對話，凱特爾與約德爾的會議記錄，以及各部門之間的往來文件。這些互動如何幫助您們構建共同陰謀的框架？
Sir David Maxwell-Fyfe (檢察官代表): 這些互動記錄至關重要。它們揭示了陰謀是如何在不同層面、不同部門之間協調和推進的。里賓特洛甫與日本大使的對話，直接證明了德國在慫恿日本擴大戰爭範圍中的作用。凱特爾和約德爾的會議記錄，展示了軍事領導層如何具體執行侵略計畫。各部門之間的通信，比如羅森堡與黨衛隊、經濟部門的往來，則暴露了犯罪行為是如何系統化、體制化地進行的。這些文件顯示，高層被告們彼此認識、定期會面、共同決策、並協調行動。他們分享情報，分派任務，解決分歧，所有努力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通過侵略和壓迫建立他們的新秩序。這不是幾個孤立的個體犯罪，而是一個運作良好的犯罪網絡。這些互動記錄，正是將這個網絡暴露在陽光下的關鍵證據。
艾薇： 看到這些似乎無關的互動，最終匯聚成一個龐大的罪惡網絡，令人警醒。醫生，您在集中營中，是否也能感受到這種來自體系內部的「協調」和「計畫」？
Dr. Franz Blaha (證人代表): (他的眼神變得有些空洞，似乎又回到了那些日子) 是的，那種協調感是存在的，雖然我們只是末端的受害者。醫學實驗是分門別類的，由不同的「專家」負責，但都得到了上級的批准和資源支持。物資的匱乏、食物的減少，這些都與從佔領區掠奪的政策相關。囚犯的分類、轉移、處決，都遵循著某種嚴格的指令和配額。甚至連死亡證明、屍體處理，都有著一套令人作嘔的「流程」。這些絕不是個別看守的隨機行為，它們是系統性、標準化的，反映了上層冰冷而精密的計畫。當我們看到那些來訪的官員、醫生時，就知道這些殘酷行為並非隱藏的秘密，它們是得到體系認可甚至鼓勵的。那種恐怖的「效率」，就是體系在運作的體現。
艾薇： 這種「效率」的背後，是無數的生命和尊嚴被踐踏。索特博士，當控方呈現證人證詞，描述集中營的殘酷事實時，辯護方如何應對這些直接的、充滿情感衝擊的陳述？
Dr. Alfred Sauter (辯護律師代表): (他沉默了幾秒，語氣中透著無奈) 這是審判中最艱難的部分。證人的證詞往往帶著巨大的個人痛苦和情感力量，這很難用法律的語言去直接反駁。我們的職責不是否認集中營的恐怖存在，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的重點是，將證人的證詞與我們辯護的被告的行為聯繫起來時，法律上的因果關係和個人責任的程度需要被嚴謹地考量。例如，證明被告是否知情、是否直接下達了導致這些結果的命令、或者他們是否在體系中擁有阻止這些行為的權力。布拉哈醫生描述的恐怖情景是事實，但法蘭克先生或沙赫特先生是否直接導致了他在達豪的經歷？這需要在法律上釐清。我們必須在尊重證人證詞的同時，堅持法律的標準，區分不同的責任層級。這是一個在人性和法律之間尋找平衡的過程，極其困難，但必須完成。
艾薇： 您說得很對，這是法律必須面對的複雜性。紐倫堡審判試圖將戰爭的混亂與殘酷，納入法律的框架進行審視。這份第五卷的記錄，正是這個過程的縮影。它讓我們看到，即使是龐大的罪行，最終也需要追溯到一個個具體的決策者、一個個具體的行動。這些記錄，雖然沉重，但也提醒著我們，歷史並非遙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它是由個體的選擇和行為構成的。感謝各位今天來到這裡，分享你們的視角。希望從這些沉重的歷史中，我們都能學到寶貴的教訓，並將這份理解化為走向和平與相互尊重的力量。願我們都能在各自的位置上，成為點亮光芒的那個人。
(光影漸淡，圓桌上的馬蹄蓮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彷彿在向這些聲音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