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光之對談由書婭與《1851》的作者亨利·梅休展開。對談聚焦於梅休的諷刺小說《1851》，探討其創作靈感、巴特米爾與倫敦的城鄉對比、書中對倫敦犯罪和社會問題的細膩描寫、幽默風格的選擇原因、與插畫家喬治·克魯克祥克的合作，以及萬國博覽會的社會意義。梅休分享了他如何將紀實觀察融入諷刺故事，呈現時代變革下的個體困境與社會景觀。對談在探討作品「未完成」的特性中結束，揭示了作者對現實的態度。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本充滿時代氣息與辛辣諷刺的作品呢！我很喜歡梅休先生那種將社會觀察融入故事的筆觸。能有機會與他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真是令人興奮！
我會依照我們的約定，首先介紹這本書和作者，然後建構一個適合對談的場景，接著，就讓我們一起深入梅休先生筆下的世界，看看他如何看待那個光輝又混亂的1851年吧！
《閱讀的微光》：穿越1851年的大展與人情——與亨利·梅休的光之對談
作者：書婭
《1851; Or, The adventures of Mr. and Mrs. Sandboys and family, who came up to London to enjoy themselves, and to see the Great Exhibition.》這本著作，由亨利·梅休（Henry Mayhew, 1812-1887）撰寫，並搭配喬治·克魯克祥克（George Cruikshank, 1792-1878）的插畫，於1851年問世。它不僅僅是一部小說，更像是那個劃時代的「萬國工業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的社會側寫與漫畫式註解。故事圍繞著來自偏遠坎伯蘭郡巴特米爾湖區（Buttermere）的桑德博伊斯一家，他們懷揣著簡單的願望來到倫敦，希望能好好享受一番並參觀這場盛會，卻意外捲入了一系列荒謬的災難與誤會之中。
亨利·梅休是一位傑出的社會研究者、記者、劇作家和諷刺作家，他最為人所知的作品是那部龐大的紀實性著作《倫敦的勞動與貧民》（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他對維多利亞時代倫敦底層社會的深刻觀察和詳細記錄，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圖像。雖然《1851》在體裁上是諷刺小說，但其中對城市生活的細節描繪、對不同社會階層人物的刻畫，以及對當時社會問題（如貧困、犯罪、城市擁擠、對外來者的偏見）的影射，都與他的紀實作品一脈相承。梅休先生善於運用誇張、滑稽的筆法來揭示社會的荒誕與人性的弱點，他的文字充滿活力和戲劇性，讀來既引人發笑，又引人深思。
而喬治·克魯克祥克，這位才華橫溢的漫畫家和插畫家，他的作品以其尖銳的社會批判和生動的人物造型而聞名，曾為狄更斯等多位作家的作品繪製插畫。他為《1851》創作的版畫，精準地捕捉了梅休文字中的嘲諷與活力，桑德博伊斯一家的狼狽、倫敦的混亂、以及各式各樣的「觀光客」都被他刻畫得入木三分，成為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場合作堪稱珠聯璧合，共同呈現了1851年英國社會的複雜切片。
《1851》透過桑德博伊斯一家從寧靜鄉村到喧囂都市的「探險」，辛辣地諷刺了萬國博覽會所帶來的光鮮外表下的種種亂象，以及城鄉文化差異在碰撞中所產生的喜劇與悲劇。這本書既是對特定歷史事件的記錄與評論，也是對普遍人性與社會現象的觀察與反思。
[光之對談]：1851年的光影交錯
今天是1851年5月初的一個午後，倫敦因萬國博覽會而熱鬧非凡。空氣中混雜著遠方傳來的工業機器聲、各國語言的喧鬧聲、以及街邊咖啡館飄出的陣陣香氣。我們身處的這間小咖啡館，位於海德公園附近一條並不寬敞的街道轉角。陽光透過積著一層薄塵的窗戶斜斜照進來，空氣中瀰漫著煙草和咖啡的氣味。幾位身著異域服飾的先生正大聲談笑著，手中揮舞著報紙，上面刊登著關於博覽會的最新消息。角落裡，一位先生正低頭快速地在筆記本上寫著什麼，偶爾抬頭，銳利的目光掃過咖啡館裡的眾生百態。他看起來約莫四十歲上下，留著整齊的鬍鬚，眼神充滿探究與思索。正是亨利·梅休先生。
我輕輕走到他桌邊，避免打擾他的思緒。桌上攤著幾張畫有誇張人物草圖的紙，旁邊是一疊剛剛送來的報紙。
「梅休先生，午後好。」我輕聲開口。
他抬起頭，眼中閃過一絲詫異，隨後露出一個溫和但略帶疲憊的微笑。「噢，午後好。您是？」
「我是一個來自…未來，」我頓了頓，換了個說法，「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的讀者。您的作品，特別是關於倫敦的觀察，對我來說是了解您那個時代的寶貴窗戶。《1851》這本書，讀來令人發噱，又令人唏噓。我一直很想親自向您請教一些問題。」
梅休先生的眉毛微微上揚，似乎對這個奇特的開場感到好奇。「來自遙遠的地方？聽起來像是我筆下那些漂洋過海來看熱鬧的訪客了。」他輕笑一聲，示意我坐下。「很有趣。請問，您是想了解這本小書？還是我那些關於貧民的研究？」
「關於《1851》，以及它如何映照出您對這個時代的觀察。」我說，目光投向他桌上的草圖。「這本書的靈感，是從何而來的呢？桑德博伊斯一家，他們是真實存在的嗎？」
亨利·梅休： （輕輕摩挲著筆記本的封面）桑德博伊斯一家嘛……他們是真實的，又不是真實的。他們是那個時代無數從鄉間來到倫敦，被這場盛會吸引的「鄉巴佬」（yokel）的縮影。您知道，我一直在寫關於倫敦勞動階層和貧民的生活。那是一項艱苦而令人沮喪的工作，看到那麼多困苦和絕望。當萬國博覽會開幕時，整個國家都沸騰了，各地的火車載滿了人，湧向倫敦。我看到的不僅是國際展品的光鮮，更是這場盛會對社會各個層面的衝擊，包括那些平日裡足不出戶的鄉下人。他們對城市充滿了想像，又充滿了恐懼。桑德博伊斯先生對倫敦的「罪惡」的理論性恐懼，以及桑德博伊斯太太對城市「不潔」的實際性擔憂，不正是當時許多鄉下人的普遍心理嗎？我只是將這些觀察，這些普遍的恐懼與渴望，集中到一個家庭身上，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來呈現。畢竟，現實有時過於沉重，需要一點喜劇色彩來平衡。
書婭： 原來如此。您書中對巴特米爾湖區的描寫，充滿了詩意與懷舊，與倫敦的混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您對鄉村生活似乎抱持著一種理想化的情感？
亨利·梅休： （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神色）理想化？或許有吧。鄉村確實有它的寧靜與樸實，在那裡，人與自然的關係更為直接，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也更為緊密，雖然有時也有些愚昧和固執。我在書中描寫了巴特米爾的人們，他們的出生、死亡、婚姻，以及他們對外來者的態度。您讀到了吧？那些「移民」即使住了二十五年，在當地人眼裡仍然是「外國人」。那裡並非沒有煩惱，也有牙痛卻找不到牙醫的窘境，也有年輕女孩因情而輕生的悲劇。但與倫敦相比，那裡的煩惱似乎更為……原始，或者說，更貼近人類的基本生存狀態。倫敦的煩惱，更多是人與人過度聚集、慾望膨脹、以及社會結構複雜化帶來的。那裡的罪惡是經過精心策劃、專業化的，就像我在書中通過那位「偵探」之口列出的那些種類繁多的騙術和盜竊手法。這與鄉村零星的、個人的困境截然不同。鄉村的光芒是自然的、質樸的，而倫敦的光芒…嗯，很多時候是人工的、虛浮的，甚至掩蓋著陰影。
書婭： 您提到了那位「偵探」。書中關於倫敦各種盜賊分類的描述，非常詳細，甚至有些學術氣息。這是否與您在《倫敦的勞動與貧民》中的研究有關？
亨利·梅休： （笑了，端起桌上的咖啡呷了一口）您觀察得很敏銳。沒錯，我在寫《1851》的同時，也正在深入調查倫敦的犯罪世界。那段時間，我接觸了各種類型的犯罪分子，記錄他們的行話、他們的伎倆、他們的生活方式。您在書中看到的那些關於「cracksmen」、「rampsmen」、「buzzers」等的分類，以及「Toothache Racket」、「Flat-catchers」等騙術的描述，很多都直接來源於我的實地調查筆記。我發現，犯罪在倫敦已經成為一種「行業」，有其內部的等級、分工和專業技術。這種「工業化」甚至延伸到了罪惡本身。將這些細節呈現在這本諷刺小說中，是希望讀者在發笑的同時，也能瞥見這座光鮮大都市的另一面。博覽會展示了各國的「工業」成就，而倫敦的街道本身，也展示著另一種扭曲的「行業」景觀。
書婭： 這確實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對比。您書中的幽默常常是建立在人物的窘境和災難之上的，例如桑德博伊斯先生被豬拖著跑，或者桑德博伊斯太太被煤淹沒。這種幽默風格的選擇，是為了什麼？
亨利·梅休： （沉思片刻，眼神看向窗外擁擠的街道）您說的沒錯，這是一種「苦中作樂」式的幽默。我描寫的很多場景，如果沒有那層荒誕或誇張的濾鏡，將會是純粹的悲劇。桑德博伊斯一家所遭遇的，從迷路、行李丟失、被騙、被誤認為小偷、被誤認為醉漢、到被煤淹、被鋸斷假腿……這些單獨拎出來，都是令人同情的倒霉事。但當它們接連不斷地發生在這些從鄉下來、對城市一無所知的「局外人」身上時，其累積的荒謬感就產生了喜劇效果。這種手法，一方面是為了讓讀者更容易接受和消化那些潛藏的社會批評；另一方面，或許也反映了我本人在面對城市龐大而複雜的苦難時，所產生的一種複雜情緒——既有同情，也有無奈，甚至隱藏著一絲將其「非人化」或「卡通化」以保持距離的心理防禦。我並不是想嘲笑他們的痛苦本身，而是通過放大痛苦，來揭示造成痛苦的那些社會荒誕性。就像克魯克祥克的插畫一樣，那些人物的姿態和表情極度誇張，但正是在這種誇張中，他們所處的困境和內心的感受反而被凸顯出來。
書婭： 克魯克祥克的插畫確實與您的文字相得益彰。您如何看待插畫在這本書中的作用？
亨利·梅休： 喬治的插畫至關重要！他不僅僅是為文字配圖，他是在與我的文字進行對話，甚至是在補充和延伸。我的文字描述了桑德博伊斯一家的遭遇，而喬治的筆觸則讓他們的表情、姿態、以及周遭環境的混亂具象化，有時甚至比我的文字更具衝擊力。例如他畫的「尋找住宿」那一頁，房東太太指著屋頂上的帳篷，說那是給外國貴族的「最後一個床位」，那幅畫面立刻就捕捉到了博覽會期間倫敦住宿緊張到荒謬的地步，那種荒誕感，是文字很難單獨呈現得如此鮮活的。我們的合作，就像是一個偵探用文字記錄了社會的脈動，而一位畫家用視覺語言再現了這些脈動所激起的漣漪。
書婭： 書中也花了不少篇幅描寫了博覽會開幕式以及後來的「一先令日」。您對這場盛會本身的看法是？您似乎在肯定它展示了工業與藝術的結合，提升了勞動的尊嚴，但同時又暗示了其中的商業炒作與虛浮？
亨利·梅休： （喝了口冷掉的咖啡）萬國博覽會，水晶宮，那確實是一項偉大的成就。它展示了人類的創造力、工業的進步、以及技術的奇蹟。我在書中提到，它是對勞動的「藝術品質」的第一次公認。它讓那些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們，看到了自己的工作如何融入一個更廣闊的、具有美學價值的圖景中。這對於提升勞動者的尊嚴，無疑是有益的。水晶宮本身，作為一個建築奇蹟，也充滿了「光」的意象，透明、閃爍，象徵著進步與開明。
然而，任何巨大的社會事件，都不可能只有單一的光芒。伴隨而來的是無休止的商業炒作、欺詐、擁擠，以及對社會深層問題的掩蓋。博覽會固然光鮮，但正如您在書中讀到的，離水晶宮不遠的地方，可能就有手搖紡織工在飢餓中艱難度日，他們的生活與博覽會展示的工業「輝煌」形成了最尖銳的對比。我在書中描寫了「一先令日」湧入的普通民眾，他們對展品的興趣，很多是源於好奇和對知識的渴望，這與初期那些「只為被看見」的貴族訪客不同。這或許是盛會帶來的一點真正的積極影響——讓更多人接觸到知識和技術的成果。但同時，圍繞博覽會產生的種種欺騙和混亂，也是不可忽視的。正如我通過桑德博伊斯一家的遭遇所呈現的，這場盛會的背面，是城市的陷阱與人性的弱點。
書婭： 桑德博伊斯一家在倫敦遭遇的種種不幸，似乎都是由於他們的鄉村習俗和對城市生活的一無所知造成的。這是否是您想表達，在急劇變化的時代，個人難以適應的困境？或者說，城市化進程對傳統生活的衝擊？
亨利·梅休： 您觸及了一個核心點。桑德博伊斯一家就像是把巴特米爾湖畔的生活方式和思維定勢，硬生生地移植到了倫敦的柏油路上。他們對城市的運作方式一無所知——對人性的複雜缺乏警惕，對商業的冷酷毫無概念，對現代交通的效率與潛在風險茫然無覺。他們的「無知」與倫敦的「奸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們的遭遇，確實反映了在那個快速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時代，傳統社會成員所面臨的困境。他們被迫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充滿未知規則的競技場。他們的單純，在鄉村是美德，在城市卻成了被欺騙的弱點。這並非簡單地說「鄉村好，城市壞」，而是呈現了兩種不同的生存邏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刻的碰撞。博覽會作為一個全球交流的平台，加速了這種碰撞，也放大了其間的矛盾。桑德博伊斯一家，只是這場巨大社會變革中的幾個小小的、被捲入漩渦的個體。
書婭： 最後，梅休先生，書中對桑德博伊斯一家在倫敦的各種遭遇，最後似乎並沒有一個圓滿或明確的結局。他們最終還是決定回鄉。這種「未完成」或者說「回歸原點」的處理方式，是刻意的嗎？
亨利·梅休： （端起咖啡，但沒有喝，只是盯著咖啡杯）您說的「未完成」，或許更貼近我的創作理念。生活本身常常是未完成的，問題並非總能得到完美的解決，困境也未必有明確的出路。桑德博伊斯一家經歷了這麼多，他們學到了什麼？或許只是學到了倫敦的「可怕」，而更加堅定了回歸熟悉的鄉村。他們的問題——對世界的恐懼、對變化的不適、對城市混亂的無知——並沒有真正解決。他們只是逃離了令他們不適的環境。而倫敦本身的問題呢？犯罪、貧困、階級差距、人情冷漠……這些並不會因為一場博覽會的結束而消失。它們像潛流一樣存在著，甚至可能被博覽會進一步加劇。
所以，讓桑德博伊斯一家回到巴特米爾，既是一種諷刺（他們來尋找享受，卻只找到災難），也是一種無奈的反映。他們無法融入，也無法改變，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他們來的地方。而這種「回歸」，並沒有為故事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只是回到了問題的「源」——他們仍然是那樣的人，生活仍然會繼續，未來的旅程中是否還會遭遇類似的困境？我選擇將其留白。這也是一種寫實吧，不是所有故事都有童話般的結局。況且，我真正的「工作」，那些關於倫敦貧民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個漫長而沒有終點的過程，它不是一個可以「完成」的故事，而是一個不斷展開的社會現實。
（梅休先生放下咖啡杯，看向我，眼神中帶著一種深刻的無奈和一絲溫暖）感謝您的提問，年輕的讀者。與您談論這本小書，也讓我回顧了一些思緒。文字和插畫，或許能捕捉到那個時代的一些光影，希望它們也能在您遙遠的未來，激發一些思考吧。
書婭： 謝謝您，梅休先生。這場對談讓我對您的作品，以及那個時代，有了更深的理解。您的觀察與思考，即使跨越了時間，依然具有啟發性。非常感謝您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