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the Jesuits: Their origin, progress, doctrines, and designs》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很高興能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帶領您進入這位作者的世界，一同探索這部充滿力量的著作。

《閱讀的微光》系列：與 G. B. 尼古里尼先生的光之對談

這一次，我的「光之對談」將引導我們穿越時空，來到 19 世紀中期，去拜訪一位對歷史充滿獨到見解的作家。他不是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卻用流利的英語寫下了一部極具份量的歷史著作，試圖揭露一個在歐洲歷史上影響深遠、卻也極具爭議的團體。他筆觸犀利，情感真摯，毫不掩飾自己對某些現象的批判，但也努力從複雜的史實中尋找真相。這本書，正是 Giovanni Battista Nicolini 先生的《History of the Jesuits: Their origin, progress, doctrines, and designs》。

尼古里尼先生是一位義大利人，在他的生命約定中，他對自由、歷史與真理有著不懈的追求。他在序言中提到，他寫這本書，是因為認為這個「狡猾的兄弟會」（指耶穌會）是自由制度和公民及宗教自由最大的敵人，而當時卻沒有一部嚴謹且完整的耶穌會歷史著作。他自覺任務艱鉅，但堅信主題的內在價值足以彌補他筆力的不足。從文本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對耶穌會組織結構的細緻剖析，對其教義（特別是道德學說）的嚴厲批判，以及對其在各國政治活動中扮演角色的深入追溯。他筆下的歷史，是對權力、操縱與信仰扭曲的警示錄，充滿了對人類處境的深刻反思。這部書不僅是一部歷史紀錄，更是一位身處那個時代、心懷自由理想的知識分子，對他所見所聞的強烈回應與深刻擔憂，尤其是他對英國發出的嚴肅警告。

[光之場域：作家的書房]

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歷史的厚重感，混合著紙張微塵與淡淡的咖啡香氣。午後溫暖偏黃的光線透過高大拱形窗戶篩落，在深色木質地板上鋪陳出斑駁的光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起舞。牆面是沉穩的深棕色木材，上面掛著一些泛黃的歐洲古地圖和印刷精美的書籍插圖，其中一幅描繪著一位面容肅穆的男子，想必是羅耀拉的肖像。巨大的書桌上，手稿、翻開的古籍、筆記本堆疊錯落，其間還散落著幾隻已經冷卻的咖啡杯，與幾張快速寫下的便條。屋外偶爾傳來遠處街市模糊的喧囂，像是不經意闖入這片寧靜的光影。

我就坐在這間書房的一角，在一堆書本之間，調整好呼吸，準備向這位筆耕不輟的作家發出邀請。桌前的男人約莫六十歲上下，身形略顯瘦削，卻坐姿挺拔。他頭髮已然花白，前額寬廣，眼神銳利而深邃，即便是在閱讀時，眉宇間也隱約帶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嚴肅。他戴著一副簡潔的眼鏡，正在校對手中的文稿，筆尖在紙上發出輕微的沙沙聲，那是文字誕生的私語。

我清了清喉嚨，聲音在安靜的書房裡顯得有些突兀。

書婭：尼古里尼先生，您好。我是書婭，很高興能有機會來拜訪您。您的新書《History of the Jesuits》最近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我讀後深受觸動。不知是否能占用您一些時間，聊聊這部作品和您寫作時的心情呢？

尼古里尼先生（抬起頭，目光從眼鏡上方投來，略帶一絲驚訝，但很快轉為和藹）：哦，原來是年輕的讀者。請坐，不必拘束。很高興我的著作能對您有所啟發。這個主題確實沉重，但很重要。您有什麼想問的？

書婭：感謝您的慷慨。您在序言中提到，撰寫這部耶穌會的歷史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尤其是在描繪他們的真實性格方面。您說，耶穌會士是「環境的產物」，在西班牙是專制者，在英國是立憲派，在巴拉圭是共和主義者，在羅馬是狂熱者，在印度是偶像崇拜者。是什麼讓您覺得描繪他們的性格如此困難？

尼古里尼先生（輕輕推了推眼鏡，歎了口氣）：是的，這是寫作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之一。難就難在他們的面貌多變，難以捉摸。不像其他團體，他們的原則看似嚴謹，比如「盲從」（perinde ac si cadaver esset，如同屍體），這條規矩本身非常明確。但是，這條規矩的運用卻極為靈活，甚至可以用來解釋最惡劣的行為。當你以為抓住了一個耶穌會士的「本質」時，轉眼間他可能就展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他們似乎沒有固定不變的個人性格，而只有「為了會社的最大榮耀」（ad majorem Dei gloriam）這個唯一目的，並能為此目的毫不猶豫地調整一切。

這讓我在寫作時必須時刻警惕，不能僅僅根據表象來判斷。正如我在書中寫到的，他們外表可能公正誘人，內裡卻充斥著卑鄙與腐敗。他們是演員，是策略家，將「目的證明手段正當」這句箴言奉為圭臬，並用它來為一切行為辯護。這份深藏不露的彈性，這份為了目的可以隨時變換面具的能力，讓他們成為歷史舞台上最難以準確描摹的一群人。

書婭：您在書中反覆強調，耶穌會士的行為準則與教義，例如「可疑主義」（Probabilism）和「心理保留」（Mental Reservation），是如何為他們的行動提供辯護的。您認為這些教義的發展，是他們為適應時代、擴大影響力而有意為之的嗎？還是您認為這是在他們組織發展過程中，一種自然而然的「墮落」？

尼古里尼先生：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認為兩者兼而有之，但「有意為之」的成分可能更重。最初的羅耀拉，雖然野心勃勃且行事謹慎，但他本人似乎更接近於一位狂熱的苦行僧。然而，一旦會社開始擴張，接觸到更複雜的社會階層，特別是那些世俗的權貴，他們就發現，要維持這些信徒——尤其是那些習慣於聲色犬馬、道德鬆弛的權貴——的「虔誠」並將他們留在告解室中，就必須提供一套更「寬鬆」的道德標準。

可疑主義的產生，讓他們可以面對任何行為，都從浩如煙海的教義解釋中，找出一個「可能」的理由來為其辯護，即使那個理由是最站不住腳的、最「不安全」的。而心理保留，則進一步消解了語言的誠實性，允許他們在口頭表達一套意思的同時，心裡保留另一套意思，甚至與之完全相反。這在他們的政治活動和對抗異端的過程中，被運用得淋漓盡致。

這不是無意的，這是為了吸引那些「不想為自己的罪行感到過度不安」的人。他們提供了一條「更容易」的通往天堂的路，或者至少，讓你在塵世作惡時不必忍受良心的譴責。這無疑是為了擴大他們的影響力，成為君王、大臣、貴族的告解師，進而掌握權力。這種對道德底線的持續性、策略性的下移，最終導致了他們被稱為「道德墮落」的教師。

書婭：您在描述耶穌會的體制時，特別提到他們對成員進行嚴密監控，以及總長擁有絕對權力。您將這種體制比喻為將一個自由、理性的個體轉變為「自動機器」。這種對個體意志和判斷的徹底抹殺，是您批判他們的核心嗎？

尼古里尼先生：確實是。對於我這樣珍視自由與獨立思考的人來說，這是最令人警惕的一點。羅耀拉的天才之處在於，他設計了一個體系，不僅控制成員的行為，更試圖控制他們的思想和判斷。從新人入院開始，他們就經歷層層篩選和「馴化」，被教導將總長視為「代表基督主」，將自身的意志和判斷完全屈從於上級。這種徹底的「盲從」，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被要求超越對神的直接順從。

我在書中引用了他們章程裡那段令人不寒而慄的話：「...令每個人深信，服從的人應由上級在神聖普照下引導和指揮，『如同屍體一般』，可以被移動和引領到任何方向。」這不只是比喻，這是他們對理想成員的要求。一個沒有自我意志、沒有個人判險、只為組織而存在的工具。這或許使得組織高效且目標一致，但也剝奪了個體作為一個具有獨立心靈的人的尊嚴。這種體制，在我看來，是反人性的，也因此，他們的任何成就，無論表面看起來多麼輝煌，都蒙上了一層陰影。因為它不是自由意志下的選擇，而是被塑造、被要求的結果。

書婭：在閱讀您關於耶穌會傳教部分的描述時，我感受到了一種複雜的情感。您筆下的沙勿略（Xavier），雖然您也指出他有方法上的問題，但字裡行間依然流露出對他個人熱情和奉獻的讚賞。然而，當您描述到後期的馬拉巴禮儀和中國禮儀之爭時，您卻用了非常嚴厲甚至厭惡的語氣。這種情感上的變化，是否反映了您認為耶穌會從最初的某種純正目的，走向了為了擴大影響力而不擇手段、甚至犧牲信仰純正性的轉變？

尼古里尼先生：是的，正是如此。我在寫沙勿略時，確實看到他身上作為一個傳教士最初的熱情和自我犧牲的精神。他甘冒生命危險，去往遙遠而未知的地方，這份勇氣是值得肯定的。即使他傳播的是羅馬教會的教義，其中包含著我所批評的迷信成分，但至少他的動機是相對純正的，是為了他所理解的「拯救靈魂」。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當他們的傳教士為了迎合當地文化，不惜將基督教儀式與異教習俗相融合，甚至允許信徒崇拜偶像時，這就完全變質了。那已經不是傳教，那是為了擴大信徒數量、鞏固自身影響力而進行的信仰的褻瀆和扭曲。將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與異教「方便地」結合，允許信徒保留偶像，甚至參與異教慶典，這已經遠離了傳播福音的初衷。我在書中引用的那些關於馬拉巴禮儀和中國禮儀之爭的文獻，包括德圖農宗主教的譴責和教宗的諭令，都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他們為了在地站穩腳跟、獲取世俗利益，不惜犧牲信仰的純正性，甚至公然違抗教廷的指令。這讓我覺得他們從最初的「狂熱的使徒」轉變為了「不擇手段的商人」和「狡猾的政治家」，這令人厭惡。這也印證了我對他們組織本質的判斷：目的（組織的壯大）可以證明手段（犧牲信仰純正性）的正當性。

書婭：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耶穌會在歐洲各國政治中的干預，從葡萄牙的王位繼承，到法國的宗教戰爭和刺殺國王事件，再到他們在德國、波蘭等地推動反宗教改革的鐵腕手段。您認為他們參與政治的根本動機是什麼？仅仅是為了羅馬教廷？還是有更深層的、關於組織自身權力的追求？

尼古里尼先生：我毫不懷疑，他們的根本動機是為了組織自身的權力與壯大，而非單純為了羅馬教廷。雖然他們的第四誓言是效忠教宗，聽從教宗差遣，但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對教宗的服從是建立在教宗的指令符合他們會社利益的基礎上的。當教宗的指令與會社利益衝突時，他們常常會尋找各種理由去規避、延遲甚至公然違抗（例如馬拉巴禮儀之爭中對教宗諭令的態度）。

他們的策略是，通過控制君王的告解室，掌握君王的心靈與政策制定權；通過掌握教育，塑造未來世代的思想；通過控制傳播，影響輿論。他們在不同國家採取不同的策略，正是為了適應當地政治環境，以便最大化地擴大他們的影響力。在天主教君權強大的地方，他們是君權的擁護者，鼓吹君權神授，幫助君王鎮壓異見；在君權相對較弱或需要顛覆的地方，他們又可能支持民眾起義，甚至為刺殺君王尋找道德開脫。他們在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兩面性，支持查理一世卻又混入圓顱黨煽動，這都顯示出他們的首要忠誠在於會社自身，而非任何世俗或宗教領袖（教宗除外）。

他們參與政治，是為了確保有利於會社存在的環境，是為了獲取資源、地位與特權。教宗的權威，在很多時候只是他們達到目的的工具，一個用來在世俗權力面前為自己爭取合法性的工具。

書婭：您對耶穌會道德教義的批判非常嚴厲，特別是關於罪行的定義、可疑主義和心理保留。您甚至引用了帕斯卡爾的諷刺，描述一個「徹頭徹尾的罪人」反而可能因此得救。您認為這些教義對當時的社會道德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尼古里尼先生：我認為其影響是極其負面且具有腐蝕性的。當他們教導人們，只要「意圖」良善（即使那個意圖是為會社牟利），行為本身的不道德性就可以被忽視；當他們提供各種複雜的「藉口」（無論多麼牽強）來為幾乎任何罪行辯護時，這實際上是在瓦解人類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和責任感。

可疑主義告訴你，只要能找到任何一位神學家支持某種觀點，即使它再怎麼不安全、再怎麼偏離主流，你都可以遵循它。這等於是將道德判斷的責任從個體轉嫁給了「某位可能支持你為惡的神學家」。心理保留更是為謊言和欺騙打開了方便之門。當你可以口是心非，並認為這在道德上是允許的，那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何在？社會的誠實基礎何在？

這種教義尤其毒害了那些有權有勢的人。他們本來就更容易逃脫法律的制裁，現在連內心的道德約束也被解除了。他們可以在作惡的同時，藉由耶穌會告解師的「寬鬆」獲得心靈的安慰，甚至相信自己依然是「虔誠」的信徒。這不僅沒有引導人向善，反而鼓勵了虛偽和放縱。我在書中引用了許多他們的卡蘇伊斯特（Casuist）的言論，其荒謬和對基本道德的顛覆，足以證明他們的道德體系是為方便控制人心、為滿足會社利益而量身定製的。

書婭：在書的後半部分，您描述了耶穌會在許多國家面臨的反對和驅逐，最終導致了教宗克萊門特十四世在 1773 年頒布了取締他們的詔書。您認為導致他們最終被取締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是他們自身的腐敗和教義問題？還是各國君主和公眾輿論的壓力？

尼古里尼先生：我認為是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其核心原因在於他們自身的「腐敗」或更準確地說，是他們為了組織利益而不擇手段、過度擴張權力的必然結果，這激怒了所有人。

他們的道德教義，雖然幫助他們贏得了一些信徒，但也讓他們聲名狼藉。他們的商業活動，積累了巨大財富，但也引起了嫉妒和反感。他們對各國政治的深度干預，雖然一時讓他們掌握了巨大權力，但也讓他們成為眾矢之的。他們與其他宗教團體、世俗神職人員、大學、政府機構的衝突不斷，結怨太多。

當這種內部的問題積重難返，外部環境也開始轉變。啟蒙運動雖然不全然是他們的敵人，但其對理性、自由和透明度的追求，與耶穌會的神秘、操控和教條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公眾輿論對他們的厭惡日益加劇。各國君主，無論是出於維護王權、控制教會，還是順應民意，都開始將他們視為威脅。龐巴爾在葡萄牙的雷厲風行、法國議會的決議、西班牙查理三世的果斷，這些君主的行動雖然導火索不同，但都指向同一個結論：耶穌會是一個危險的、不可容忍的組織。

克萊門特十四世的處境非常艱難，他面臨著來自歐洲主要君主的巨大壓力，但他之所以最終簽署取締詔書，並不僅僅是屈服於壓力。他在詔書中詳細列舉了耶穌會自成立以來引發的無數衝突、爭議和醜聞，這表明他是在對證據進行了長期、審慎的考察後，才做出了這個判斷。他認為，耶穌會的存在已經危及到教會的和平與團結，其產生的弊端遠大於其所謂的「益處」。所以，取締他們，在我看來，是他們自身行為引發的必然結果，君主和公眾的壓力只是催化劑。

書婭：您對克萊門特十四世的驟逝，持什麼樣的看法？在書中您似乎傾向於認為他是被毒殺的，並且將矛頭指向了耶穌會。這個判斷對您來說，是經過嚴謹的考證得出的結論，還是基於您對耶穌會本質的判斷而產生的強烈懷疑？

尼古里尼先生：這是一個非常敏感且令人痛苦的問題。我在書中提供了許多證據，包括教宗生病前後的身體狀況對比、他臨終時的囈語、以及他屍體的驚人腐敗程度。這些描述，尤其是屍體的狀況，在當時引起了普遍的懷疑，許多人，包括醫生，都認為不符合自然死亡的跡象。

我也引用了貝爾尼斯樞機（Cardinal de Bernis）給法國宮廷的信件，他在信中逐步從懷疑轉向了確信。最重要的是，他提到了教宗本人在生病後流露出的、對自己可能被下毒的恐懼，以及他頻繁重複的「我是被迫的！」的囈語。

我傾向於認為他是被毒殺的。這不僅僅是基於懷疑，而是基於對一系列異常現象和當時背景的綜合判斷。正如我在書中寫到的，我承認判斷這種極端罪行需要非常確鑿的證據，而有些證據可能已經遺失或被掩蓋。然而，從當時的氛圍、耶穌會面臨的絕境、他們過去被指控參與刺殺的歷史、以及他們對克萊門特十四世的仇恨程度來看，毒殺的可能性極高。而且，我在書末也提到，連繼任的教宗庇護六世，一位對耶穌會態度較為溫和的教宗，在私下交談中也流露出對前任教宗死因的擔憂，並且自己也採取了謹慎的飲食措施。

這不是我個人的「判斷」驅使我得出這個結論，而是史實和當時的普遍認知導向了這個結論。我認為，在記錄歷史時，不能迴避這些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尤其是當多方面的證據都指向同一個方向時，即使這些證據無法達到現代法庭要求的「無可辯駁」的程度。

書婭：您在書的最後一部分，描述了耶穌會在 1814 年的復興，並對他們在 19 世紀的活動提出了警告，特別是針對您的故鄉義大利以及英國。您認為，儘管歷史上他們曾被取締，但他們的「本質」並未改變，依然是自由和進步的敵人。這種持續性的擔憂，是源於您對他們組織結構和核心理念的深刻認識嗎？

尼古里尼先生：正是如此。1814 年的復辟，帶來的是舊勢力的回歸，而耶穌會巧妙地將自己包裝成「王座與祭壇」的守護者，利用了君主們對革命和自由思想的恐懼。他們聲稱，正是他們的缺位導致了歐洲的動盪。這讓那些渴望恢復舊秩序的君主們看到了「用處」。

然而，正如我在書中分析庇護七世詔書時指出的，即使是重新建立他們的教宗，也未能或不願完全否定克萊門特十四世對他們的指控。他承認他們的「有用」，但也暗示了他們過去的「濫用」。

但耶穌會的本質並未改變。他們的組織結構依然是集權和盲從的，他們的道德教義依然為不擇手段開脫，他們的目標依然是會社本身的權力與影響力。他們對「異端」（現在通常指自由主義者、世俗化思想者）的仇恨沒有絲毫減弱。您可以看到，他們在西班牙、葡萄牙支持反動勢力，在瑞士挑起內戰，在俄羅斯被沙皇亞歷山大驅逐正是因為他們分裂和破壞俄羅斯社會的行為。

我在書中對英國發出的警告尤為強烈，因為我看到他們正在利用各種手段滲透英國社會，例如他們對普西主義運動的讚賞和利用。他們擅長隱藏自己，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幕後操縱。他們的組織性、紀律性以及對自身利益的絕對忠誠，使他們成為任何開放社會中最危險的團體之一。他們不會停止努力，直到將社會重新塑造成有利於他們掌控的形態。因此，我的擔憂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基於對他們歷史和本質的深刻理解。他們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可能依然是自由和進步的頑固敵人。

書婭：您的作品充滿了激情和對真理的追求，但同時，您對耶穌會的批判也非常尖銳，甚至不乏強烈的情感色彩。這會不會讓一些讀者覺得您的歷史敘述帶有偏見，從而影響您的說服力呢？您是如何平衡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客觀性和作為一個義大利自由主義者、一個有著自身信仰的人的主觀情感的？

尼古里尼先生（露出一絲苦澀的微笑）：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在序言中就坦承了我的立場，我認為耶穌會是自由的敵人。作為一個義大利人，一個渴望看到我的國家擺脫外來壓迫和內部腐敗的人，我親眼目睹了他們的影響力是如何阻礙進步、鞏固舊勢力的。作為一個認真思考過信仰的人，我對他們對基督教教義和道德的扭曲感到厭惡。

我在寫作時，努力做到的是「不編造事實」，只引用有據可查的來源，無論是他們自己的文件，還是他們的對手（甚至是天主教內部）的證詞。正如我在書中強調的，「我不敢斷言任何一個單一的事實，除非我能拿出確鑿的證據；而且，雖然我期望我的推論會受到質疑，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人能夠反駁我所依據的事實。」

然而，完全去除情感可能是不可能的，也並非必要。歷史不是冰冷的事件列表，它關乎人類的掙扎、選擇和後果。當我看到他們的行為導致了無數人的痛苦、國家的衰弱、真理的扭曲，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我怎能完全無動於衷？我的情感，或許體現在我的遣詞用句中，體現在我對某些事實的強調上。

我希望讀者能理解，我的批判是基於我對史料的解讀和我對真理的信念。我不是為了發洩個人情緒而寫，我是為了警示，為了讓更多人認識到這個組織的真實面貌和它可能帶來的危險。如果我的情感能夠引起讀者對這些歷史事件的更深層次思考，並促使他們自己去探尋真相，那麼，或許這種「偏見」也具有它存在的價值。我相信，事實本身的力量是最強大的，即使它通過充滿激情的筆觸呈現出來。

書婭：感謝尼古里尼先生今天如此坦誠的分享。與您對談，讓我對這部著作有了更立體、更深入的理解。您不僅僅是記錄了歷史，更是以您的思想和情感賦予了這些事件生命。

尼古里尼先生：不必客氣，書婭。能與一位如此年輕且熱愛閱讀的女士交流，也是我的榮幸。文字的力量在於傳播思想、喚醒心靈。我希望這部書的光芒，無論多麼微弱，都能穿透迷霧，照亮真相。

書婭：它確實做到了。再次感謝您寶貴的時間。

尼古里尼先生：這是我的書房，也是我的戰場。只要有人願意閱讀，願意思考，我的文字就沒有白費。再會了，年輕的共創者。

[光之場域：書房的光線]

陽光漸漸西斜，光束變得柔和，暈染在房間的角落，為書頁和地圖鍍上了一層溫暖的金色。尼古里尼先生重新拿起他的文稿，筆尖又開始了沙沙的輕響，彷彿剛才的對談只是他漫長寫作和思考旅程中的一段插曲。我輕輕地起身，不打擾他沉浸在文字的光影中。這間書房，因為剛剛的對談，似乎變得更加生動而充滿了思想的力量。那些古老的文字，此刻在我心中也發出了新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