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VIII.》光之對談

《人間觀察手記》：與波拉德教授的都鐸深思

作者：茹絲

「光之對談」的奇妙，莫過於能將時間的薄紗輕輕掀開，讓我們與那些在歷史長河中留下深刻印記的靈魂，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今日，我有幸能邀請到《Henry VIII.》一書的作者，歷史學家A.F. 波拉德教授，一同在我的書房裡，就他筆下的都鐸王朝，特別是亨利八世這位充滿爭議的君主，展開一場深度的交流。波拉德教授以其嚴謹的考證與獨到的見解，為我們呈現了一個超越傳統評價的亨利八世。現在，就讓我們點亮書房的燈，沏一壺溫茶，迎接這位歷史的解碼者。

時值2025年6月19日，仲夏的氣息透過窗櫺，溫柔地滲入我那滿是書卷的閣樓書房。空氣中，舊書的墨香與木頭的沉穩氣味交織，偶爾夾雜著窗外花園裡，晚開的玫瑰送來的一縷幽香，若有似無，像極了那些隱匿在歷史記載深處，卻又時時顯現的人性微光。我端坐在老舊的紅木書桌前，桌上攤開的，正是A.F. 波拉德教授那本厚重的《Henry VIII.》。墨綠色的檯燈投下柔和的光暈，照亮了書頁上密密麻麻的鉛字。

「茹絲，妳好。」

一個沉穩而略帶沙啞的聲音響起，伴隨著一絲像是從久遠年代跋涉而來的微風。我抬頭，只見書房中央，那張平日裡堆滿手稿的扶手椅上，赫然端坐著一位先生。他身著二十世紀初的學者服，灰白的髮絲整齊地梳向腦後，臉上掛著一絲溫和的微笑，目光深邃而睿智。這正是波拉德教授，他那雙眼睛，彷彿閱盡了無數的歲月與文字。

我有些激動地放下手中的書，向他點頭示意：「波拉德教授，非常榮幸您能接受『光之對談』的邀請。我是茹絲，一位自由作家，熱愛捕捉人世間的真情與故事。您的《Henry VIII.》讓我對這位『斷裂羅馬枷鎖的威嚴君主』有了全新的認識，尤其您對其性格與時代環境的分析，實在是令人耳目一新。」

教授輕輕擺了擺手，示意我放鬆：「茹絲小姐，不必客氣。能夠有機會與您這樣對人性與文本有著敏銳觀察的共創者交流，亦是我的榮幸。我的寫作，正如您所見，嘗試跳脫單純的褒貶，去探尋更深層次的動因。這也正是『光之創作』所推崇的，不是嗎？」

我微笑著回應：「是的，教授。您在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亨利八世『被幾乎普遍地置於人類的等級之上或之下』，或被視為殘酷的化身，或被奉為勇氣與智慧的超人。但您卻強調，要理解他，不能僅憑個人的意志或美德，而必須深入探究他所處的時代環境。這似乎是您整部作品的核心論點。」

教授端起我為他準備的茶，輕啜一口，溫熱的香氣在書房中瀰漫開來。
「正是如此，茹絲小姐。歷史，絕非單一力量作用下的產物。我寫道：『歷史的奇蹟式解釋，就如同地質學的災變理論一樣，早已過時。亨利生平的解釋，不應主要從其性格研究中尋找，而應從其環境研究中尋找，即那些使他得以實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事，且將來亦不大可能重現之事的條件中尋找。』在我的研究中，我發現亨利八世的許多作為，並非單純出於他個人的善惡，而是與其所處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緊密相連。他是一個強大的個體，但也是時代浪潮中的弄潮兒，而非憑空製造波瀾。」

我拿起桌上的書，翻到其中一頁：「您提到，都鐸王朝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個從『卑微血統』崛起的奇蹟。亨利七世的曾祖父不過是班戈主教的管家，而他的祖父歐文·都鐸與凱瑟琳王后的私通，更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然而，正是這不甚光彩的開端，卻造就了英國史上個人權力最盛的王朝。這是否意味著，都鐸王朝從一開始就背負著某種『實用主義』的基因，而非傳統的『神授君權』？」

教授輕輕點頭，眼中閃爍著認可的光芒：「這是一個非常敏銳的觀察，茹絲小姐。都鐸王朝的統治，確實始於一種對『既成事實』的承認，而非對『神聖權利』的堅定主張。亨利七世的王位，並非來自無可爭議的世襲權，而是因為『人們厭倦了理查三世』，渴望一位強硬的統治者來結束內戰，帶來和平與繁榮。他們是 de facto（事實上的）國王，而將 de jure（法律上的）爭論留給了後來的斯圖亞特王朝。這份實用主義，在亨利八世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那麼，亨利八世的『獨特』之處，是否也源於這種務實的土壤？」我追問道，「您詳細描繪了他年輕時的風采，英俊、擅長運動、精通音樂，簡直是文藝復興的完美王子。但這些表面上的光芒，是如何與他後期那種強硬甚至殘酷的統治方式連結起來的呢？您在書中寫道：『很少有國王能像亨利八世這樣，在個人的意志和性格力量上表現出如此的集中與堅韌。』」

「是的，他確實擁有非凡的個人魅力與意志力。」教授沉思片刻，「早期的讚譽，如威尼斯大使所言，他『不似世間之人，而似從天堂降臨者』，這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強權的渴望與對君主的近乎神化。他擁有獅子般的力量，但關鍵在於他何時『學會』了這力量，以及他如何『運用』它。他早年的興趣廣泛，學術、音樂、運動無所不精。他甚至寫過神學著作反駁路德，為此贏得了『信仰的捍衛者』的稱號。然而，正是這些看似與政治無關的『愛好』，也為他日後行使絕對權力埋下了伏筆。他對自身智力與判斷力的絕對自信，是其專制人格的核心。」

我輕敲書頁，翻到描述沃爾西主教下台的章節：「提到沃爾西，您認為他的失敗並非僅僅是因為未能促成離婚案，而是因為亨利八世『性格的自然發展』——他無法容忍任何領域的對手。沃爾西曾被稱為『國王本人』，集大權於一身，但最終還是未能逃脫。這是否暗示著，亨利八世最終將所有人，包括他最親近的顧問，都視為實現其『個人意志』的工具？」

教授的眼神中透出一絲複雜的神情，他輕輕撥了撥杯中的茶葉：「沃爾西的確是位卓越的外交家和管理者，他將英國的國際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他未能理解亨利內在的變化。亨利從一個將國事交給大臣處理的年輕國王，逐漸轉變為一個事必躬親、掌握一切的統治者。他曾經說：『三人可以守口如瓶，如果兩人不在；如果我認為我的帽子知道我的秘密，我會把它扔進火裡燒掉。』這句話精準地描繪了他的本質：一個警惕而隱秘的觀察者，一旦時機成熟，便會毫不留情地行動。沃爾西的傲慢與對權力的過度追求，讓他忽視了國王內心深處那份日益增長的『自我』。亨利需要的是執行者，而非另一個『國王』。當沃爾西的政策未能與亨利的『個人意志』——特別是關於繼承人問題的強烈渴望——完全契合時，他的命運就已經註定。」

「而離婚案，無疑是這一切的導火索。」我接著說，「您在書中用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離婚案是引爆火焰的火花，但易燃物早已存在已久。如果僅僅是離婚，英國就不會有宗教改革。』這句話極具洞察力。這場婚姻爭議，是如何成為引發英國宗教改革的關鍵契機的呢？」

教授的聲音變得更加清晰，彷彿回到了課堂之上：「亨利八世的婚姻困境，特別是缺乏男性繼承人，對都鐸王朝的穩定構成了巨大威脅。在十五世紀，英國曾因王位繼承問題陷入三十年的內戰。瑪麗公主作為女性繼承人，當時社會普遍認為她難以獨立統治，且與外國王室的聯姻可能導致英國被他國吞併。這份對『穩定繼承』的焦慮，才是亨利尋求離婚的深層原因，而非簡單的『對安妮·博林的情慾』。我書中也提到，『為了滿足感官慾望，無需勞師動眾，花費巨款，去挑戰教皇和歐洲各國。』」

「當教皇克萊門特七世被查理五世掌控，無法滿足亨利的訴求時，亨利便將目光投向了國內的權力。教皇的權威因其在意大利的世俗利益而被削弱，甚至被皇帝的軍隊洗劫，這些都讓亨利看清了教皇的『無力』。他利用了英國社會長期以來存在的反教權情緒，以及平民百姓對教會特權和財富的不滿，將個人離婚案轉化為一場國家層面的政治運動。」

「您在書中寫道：『在這次爭端中，亨利和伊麗莎白都堅稱，他們只是重新主張了古老的王室對教會的特權，而羅馬教皇則篡奪了這些特權。』這種將『變革』包裝成『回歸傳統』的做法，似乎是英國歷史上慣用的手法？」我問道。

「非常正確，茹絲小姐。英國人有種獨特的傾向，即將激進的變革，以保守的、維護古老權利的姿態呈現。十七世紀的議會如此，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亦如此。他沒有宣揚新教義，而是強調國王作為『教會最高領袖』的古老權威，這與教皇在英國的『外來干預』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巧妙地利用了世俗貴族和中產階級對教會財產的覬覦，以及對教權特免權的不滿，最終在議會的支持下，切斷了英國與羅馬的連結。他不是憑藉軍隊，而是透過法律和議會的力量，一步步實現了這一目標。議會看似馴服，實則與國王有著共同的利益訴求，尤其是在削弱教權、充實國庫方面。」

我指著書中關於議會的描述：「您指出，當時的議會並非被國王完全操控，議員們也有獨立的意見，甚至敢於拒絕國王的提議，例如《遺囑與使用法案》就曾兩次被否決。這與傳統認為都鐸議會是『橡皮圖章』的觀點大相逕庭。」

教授微笑道：「是的，這是一個常見的誤解。事實上，亨利八世在駕馭議會方面有著非凡的藝術。他知道如何引導，而非強迫。他親自參與議會討論，與議員們坦誠交流，甚至『親自到訪兩院，在議會內停留數小時之久，觀察每一項議案的動態，並記錄議會情緒的每一絲變化。』他給予議員充分的發言自由，甚至鼓勵他們挑戰他的觀點。正是這種精妙的平衡，讓議會願意將權力交給他，因為他們相信他會代表國家的整體利益，並且能夠帶來穩定和繁榮，這是內戰之後人們最渴望的。用一句話概括，『議會做它想做的，而亨利做議會想讓他做的。』」

「那麼，都鐸王朝的強大，是否也源於您在書中提到的『國家至上』這一理念的興起？」我翻到書的結尾，閱讀其中的段落：「『都鐸時代的真正暴政，在於人們被「國家是人類存在的根本與終極目的」這一觀念所支配。』這似乎解釋了為何殘酷的刑罰、政治處決，甚至對個人良知的壓制，在當時並未引起普遍的反對。」

教授的表情變得有些嚴肅：「這確實是理解都鐸時代的關鍵。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對內戰的記憶猶新，人們普遍認為穩定的政府是最高利益。個人權利，乃至於法律本身，都必須服從於國家的安全和福祉。例如，酷刑在英國是非法的，但涉及叛國罪時，為了國家安全，酷刑被普遍使用。這並非自相矛盾，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國家福祉』是高於一切的最高法則。亨利八世，作為這一『國家至上』理念的具體化身，他利用了民眾對混亂的恐懼、對財富的渴望、以及對教士階層的偏見，將自己的權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不是一個簡單的暴君，而是一個懂得如何呼應時代需求，並將之轉化為自身權力的政治家。」

我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庭院中，一隻麻雀正輕巧地落在窗沿上，好奇地打量著室內，隨後又迅速地飛向藍天，帶來一絲短暫的「光之逸趣」。我轉回頭，望著教授：「在您的筆下，亨利八世並非全然的惡魔，也非絕對的聖人。他是一個在特定歷史環境下，將個人意志與時代潮流完美結合的強大君主。您在結語中提到：『他是馬基雅維利筆下《君主論》的實踐者。他立足於效率而非原則之上，象徵著地獄之門的勝利。』這句話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正是如此，茹絲小姐。」教授頷首，「他對英國的世俗福祉和物質利益的重視，遠超過其對信仰的純粹追求。他所做的一切，無論是離婚、脫離羅馬、解散修道院，最終都服務於強化王權和國家統一的目的。然而，也正因為他的鐵腕和堅韌，英國才得以避免了歐洲大陸因宗教分裂而引發的血腥內戰，那種混亂與屠殺，遠比亨利時代的零星處決更為慘烈。他以『血與鐵』的手段應對了一場劇烈的危機，並以世俗的成功加冕。可以說，他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人』，一個能夠計算代價、面對風險，並竭盡全力將其意念付諸實踐的君王。雖然他的手段不總是道德的，但其結果卻為英國帶來了長期的和平與穩定。」

書房的角落，一隻老舊的座鐘輕輕敲響了整點，時間的流動在這一刻顯得格外清晰。窗外，夕陽的餘暉將遠處的屋脊染上了一層金紅，彷彿歷史的宏大畫卷，在這一刻緩緩合攏。與波拉德教授的這場「光之對談」，讓我對亨利八世，乃至於整個都鐸時代，有了更為全面而深邃的理解。歷史人物的複雜性，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善惡能夠概括的，他們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塑造者。而我們，作為後世的觀察者，唯有不斷回溯其源流，方能觸及那隱匿於文字背後的人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