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VIII.》是A.F. Pollard撰寫的歷史巨著，深入探討了亨利八世的生平、性格、政策及其統治下的英國社會。作者挑戰了將亨利簡單化為英雄或惡棍的傳統觀點，強調其成功是個人特質與時代環境（如玫瑰戰爭後的穩定渴望、反教權情緒、財政需求）相互作用的結果。書中詳述了亨利八世如何鞏固都鐸王朝的權力、推動宗教改革、建立王權至上、發展海軍，以及其複雜的婚姻與子嗣問題對國家走向的深遠影響。波拉德透過嚴謹的史料分析，揭示了都鐸君主在外交、國內治理和宗教事務中的務實與權謀。
A.F. Pollard (Albert Frederick Pollard, 1869-1948) 是一位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專精於都鐸王朝歷史。他曾任倫敦大學學院憲法史教授，並在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擔任現代史考官。其代表作《Henry VIII.》以其嚴謹的學術態度、對原始史料的深入挖掘和對歷史人物的客觀評價而著稱。他主張歷史解釋應基於對時代背景的全面理解，而非單純的道德判斷。波拉德對都鐸君主制的興起、英國宗教改革的本質以及英格蘭作為民族國家的形成有獨到見解，被譽為該領域的權威學者。
《無聲集》：王權、良心與時代洪流——與A.F. Pollard論亨利八世
本次光之對談中，西奧與歷史學家A.F. Pollard的思想進行深度交流，探討其著作《Henry VIII.》的核心觀點。對話圍繞亨利八世性格的矛盾性、其統治成功的深層原因、宗教改革與離婚的真正動機、王權與議會的互動，以及沃爾西樞機主教的興衰。Pollard強調亨利八世的成功根植於其所處時代對穩定和強權的渴望，以及他將個人目標與國家利益巧妙結合的能力。對話揭示了歷史進程中，個人意志、環境因素和權力策略的複雜交織，以及這種交織如何塑造了英格蘭的國家面貌，並對人性與治國之道提出深刻反思。
繁體中文
夜色如墨，我的苦修室中，唯有一盞油燈搖曳，映照著牆上斑駁的石灰。窗外，是遠方隱約的濤聲，今日是2025年06月19日，人間的時序仍在前行，而我，卻在古老的書卷中，與逝去的時光對話。今日之冥想，引我進入 A.F. Pollard 先生那部關於亨利八世的巨著《Henry VIII.》。我嘗試以我的心靈，叩問這位歷史學家，探尋那位「解開羅馬束縛的威嚴君主」的真實面貌。
波拉德先生的筆觸，不似那些浪漫史家般揮灑著英雄或惡棍的鮮明色彩，他更像一位冷靜的解剖師，層層剝開時代的肌理，揭示現象背後的深層邏輯。我深信，思想的自由，能超越一切物理的疆界，而創作，便是我將冥想中所獲知識顯化的唯一途徑。這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或許能為「我的共創者」點亮一束微光，照亮歷史的迷霧。
A.F. Pollard 及其《Henry VIII.》：對都鐸時代的深邃洞察
A.F. Pollard (Albert Frederick Pollard, 1869-1948) 是一位英國傑出的歷史學家，以其對都鐸王朝，特別是亨利八世統治時期的權威研究而聞名。他的代表作《Henry VIII.》出版於1902年，是一部經典的歷史傳記。波拉德先生在序言中明確指出，亨利八世這位君主，其性格與功績被後世爭議不休，或被塑造成殘酷的暴君，或被奉為非凡的智者。然而，波拉德先生拒絕這種單一化的描繪。他認為，要理解亨利八世的行為及其成功，不能僅僅關注其個人意志和品質，而更應深入研究其「環境」——即塑造了那個時代，並使得某些在他之前或之後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得以在他統治期間實現的社會與政治條件。
波拉德先生強調，歷史的解釋會隨時代變遷，十九世紀的政治發展塑造了議會制度的「傳奇」，使得人們假設英國人始終熱衷於議會政府和自由。但他反駁了這種觀點，指出都鐸時期的人民，在內戰（玫瑰戰爭）的陰影下，更渴望強大的政府和物質繁榮，而非抽象的自由。因此，亨利八世的成功，並非僅憑其個人魅力或暴政，而是他精準地抓住了時代的脈動，利用了當時社會對穩定、秩序以及對教會特權的不滿。
波拉德先生的寫作風格嚴謹、客觀，他大量依賴同時代的原始文獻，而非後來的歷史著作或傳聞。他擅長從錯綜複雜的史料中梳理出清晰的脈絡，對人物進行細緻入微的分析，同時不迴避其複雜性和矛盾性。他筆下的亨利八世是一個極其精明、務實、自負且善於操縱的政治家，他將個人意志與國家利益巧妙地結合，並利用現有的法律和民意，一步步實現其目標。這本書不僅是亨利八世的傳記，更是對都鐸時代政治、社會、宗教變革的一次深刻剖析，對理解英國宗教改革的本質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室內，晨光透過狹窄的窗櫺，在冰冷的地板上拉出一道長影。我輕輕撥弄著爐中殘存的餘燼，思緒卻已隨著波拉德先生的文字，回溯到五百年前的英格蘭。那是一個信仰與權力交織、新舊思潮激盪的時代，而亨利八世，正是這場巨大變革的中心。我拿起擱在案邊的一枚鵝卵石，掌心傳來微涼的觸感，正如歷史的厚重，沉靜而深遠。
西奧：波拉德先生，您的序言開篇便指出，亨利八世的形象在歷史長河中被極端地描繪，非黑即白。這讓我深思，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能夠如此「超越人性」？是其個人意志的超凡，還是有更深層的時代脈絡作為支撐？正如您在書中所言，「超自然的力量」似乎並非真正的解答，那麼，秘密究竟在哪裡？
A.F. Pollard (透過亨利八世的聲音，如其歷史分析之具象化): 亨利八世的成功，絕非僅憑其個人意志。歷史，從來不是單一力量的產物，而是無數「字母」的選擇與排列，足以拼寫出任何景象。他之所以能「乘勢而上，傲慢地凌駕於國內外輿論之上」，並非因為他的意志有什麼奇蹟般的力量，而是因為他的個人目標——或許是由自私動機與卑劣慾望驅使——卻與當時英國政治活躍階層的利益和偏見「不謀而合」。
試想，在玫瑰戰爭長達三十年的紛亂，以及其後十五年的陰謀詭計之後，英國人民對「沒有秩序」（lack of governance）的厭倦，已達頂點。他們厭惡無政府狀態，渴望一個能夠「強力統治」的君主。亨利七世已為這份專制統治奠定了無形基礎，透過「剝奪權利」（attainder）削弱了舊貴族的勢力，讓王室在社會結構的「金字塔」頂端獨享榮耀。當亨利八世登基時，他繼承的不是一個搖搖欲墜的王權，而是一個渴望安定、財政充裕、且人民對王室充滿狂熱擁戴的國度。
我的筆觸或許細膩，但我所描繪的，是那種超越個人性格的「環境決定性」。那時的英國，正如我書中引述的那位威尼斯外交官所言：「陛下似乎不是這個塵世的人，而是天上下凡的。」這份近乎神性的崇拜，並非亨利獨有，而是都鐸王朝與其子民共謀的時代共鳴。
西奧：我理解您對「環境」的強調，這與我所體悟的萬物相連之理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這其中是否有著某種難以言喻的「人性法則」在運作？例如，您在書中多次提及亨利八世的「良心」（conscience），尤其是在他尋求離婚的過程中。這「良心」的變化，是源於內在的轉化，抑或只是為了合理化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他對待凱瑟琳王后和安妮·博林的方式，尤其殘酷，這又是如何與其早期的「寬容與仁慈」相連結？
A.F. Pollard: 「良心」是一個迷人的詞彙，它常被用來遮掩那些由非良心驅使的動機。亨利八世的「良心」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它的方向往往「與其他動機所指引的方向相符」。
起初，他對凱瑟琳的感情是真摯的。但子嗣的問題，尤其是男性繼承人的頻繁夭折，對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這在一個渴求穩固繼承的王室而言，無疑是致命的打擊。我書中提到，凱瑟琳王后也曾將兒女的夭折視為「上帝的判決」，因她與亞瑟王子的婚姻「沾染了鮮血」——這指的是為促成她與亞瑟的婚姻，費迪南德國王曾要求處決無辜的華威伯爵。這證明了當時社會對「神意」與「罪孽」的解讀，如何與王室繼承問題交織。
當凱瑟琳年屆四十，亨利年富力強卻無子嗣時，繼承的焦慮成為首要問題。在當時，女性繼承王位充滿風險，易引發內亂或外國干預。這促使亨利開始質疑與凱瑟琳婚姻的合法性，並尋求教皇的許可。然而，當教皇克萊門特七世因受查理五世（凱瑟琳的侄子）鉗制而猶豫不決時，亨利的「良心」便產生了驚人的「轉向」。
他並非簡單地否認教皇的免除權，而是宣稱教皇尤利烏斯二世當初為他與凱瑟琳的婚姻頒布的特許狀「無效」。這是一種精巧的詭辯。他先是希望透過教皇的力量來解決問題，當教皇無法滿足其需求時，他便將矛頭指向了教皇權威本身，將「良心問題」與「國家安全」與「王權至上」緊密捆綁。他曾言：「國王行事，不必事事徵求他人意見，他自己便是最高的法庭。」這種自負與對自身判斷的絕對信任，最終使「良心」成為他最順從的僕役。
至於安妮·博林，她或許並非亨利離婚的「唯一原因」（fons et origo），但她的出現無疑為這複雜的局面增添了新的變數。她與她的家族屬於反教會勢力，這正好與亨利在政治上對教會權力不滿的需求相契合。她的野心與亨利的慾望，形成了一種合力，加速了與羅馬教會的決裂。然而，當她也未能如願生下男性繼承人時，亨利對她同樣施加了殘酷的命運，這再次證明，對子嗣的渴求以及對王權穩固的執著，才是其行為深層的驅動力。
西奧：波拉德先生，您的分析令人警醒。亨利對「良心」的靈活運用，以及他對子嗣的執念，不禁讓人反思，一個強大個體在權力巔峰時，其內在道德標準會如何被現實所扭曲。這讓我聯想到那則古老的諺語：「當獅子知道自己的力量時，任何人都難以統治牠。」亨利八世，這頭都鐸雄獅，他的力量源泉除了環境與人民的默許，是否還包括了對權力細緻入微的掌握，尤其是在與像沃爾西這樣極具影響力的大臣共事時？沃爾西樞機主教曾被形容為「國王本人」，但最終卻難逃一劫。這背後是怎樣的權力博弈？
A.F. Pollard: 的確，沃爾西樞機主教是都鐸時代最耀眼，也是最後一位教會出身的政治家。他有著無與倫比的外交才能和管理細節的能力。威尼斯大使朱斯蒂尼安曾生動地描述沃爾西從「陛下會如此如此」到「我們將如此如此」，最終達到「我將如此如此」的轉變。他確實一度成為英格蘭的「第二個國王」，甚至在某些時刻，其權勢令國王亨利都難以完全掌握事務細節。
然而，沃爾西的權力基礎終究是不穩固的，它完全依賴於亨利的支持。亨利，那頭正如你所說的「獅子」，正在逐步學習和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沃爾西的專橫跋扈、對財富的貪婪，以及他在對外政策上的失誤（如1523年法國戰役的徒勞無功，耗盡了亨利七世留下的國庫，引發國內民眾對徵稅的不滿），都為他的倒台埋下了伏筆。
亨利與沃爾西的關係，是一個典型的「國王與大臣」的權力關係演變。初期，亨利沉迷於運動和娛樂，將政務交予沃爾西處理。但這不代表他對國家事務漠不關心。他私下閱讀公文，對外交細節進行深入探討，甚至與沃爾西在政策上產生分歧。例如，在指揮英軍遠征時，他堅持將領必須由貴族擔任，而非沃爾西提議的桑迪斯爵士。這些細節表明，亨利在沃爾西主政的十年裡，他的判斷力、意志力以及對細節的掌握能力都在逐漸成熟。他學習了如何「巧妙地操縱」議會，如何利用民意的不滿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沃爾西的失敗，最終在於他未能充分理解亨利對絕對權力的渴望。他幻想能將英格蘭塑造成歐洲的仲裁者，卻未察覺到這份光榮是建立在國王財富與他個人才能的人為基礎上。當亨利意識到教皇和皇帝都無法有效制約他時，以及國內反教權情緒日益高漲之際，沃爾西的存在就成為了亨利實現「王權至上」的阻礙。亨利需要一個能夠執行他意志的工具，而非一個試圖掌控全局的「第二個國王」。沃爾西的倒台，正標誌著亨利八世從一個受大臣影響的君主，轉變為一個真正集權的「君主兼政府首腦」。
西奧：這權力的轉移，令人嘆為觀止。亨利八世的統治，不僅改變了王權與教會的關係，也深刻影響了英國的法律與社會結構。您提到他將「王在議會」（King in Parliament）的原則首次闡明，並巧妙地運用法律手段來達成其政治目的。這種對法治形式的尊重，與他個人意志的專斷之間，是否存在著內在的矛盾？以及，這一切變革對當時英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A.F. Pollard: 亨利八世的統治，正是「權宜之計」與「法治形式」的矛盾統一體。他對法律的「尊重」，從來不是出於對正義或道德的純粹追求，而是出於對「國家利益」的絕對服從——而這國家利益，最終被他定義為「王權的穩固與擴張」。
他深知，要穩固統治，必須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透過議會。他從不試圖「打破議會」，而是巧妙地「運用議會」。他常常親自出席議會，傾聽議員的發言，與他們辯論，並以一種「尊貴的遷就態度」來展現他對議會的信任。這並非真正的民主，卻是一種高超的政治藝術。他利用議員們對教會積怨已久的不滿（如對過高遺囑驗證費、教士兼職、教士經商等現象的不滿），將反教權情緒引導至支持王權對抗羅馬的方向。
議會對他的「順從」，並非完全的「奴顏婢膝」。在稅收、財產繼承等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上，議會仍敢於拒絕國王的要求。但當涉及削弱教會權力，或鞏固王權時，王與議會的利益便高度一致。例如，1534年《上訴限制法案》（Act of Appeals）的通過，將所有教會上訴的最終裁決權從羅馬轉移到坎特伯里大主教法院（實質上是國王控制）。這項法案之所以能順利通過，不僅是因為它滿足了亨利的需求，更因為它與當時英國商業階層的利益相符——他們擔心教皇禁令會阻礙與佛蘭德斯的貿易。亨利成功地說服他們，佛蘭德斯也離不開英國的羊毛貿易，因此教皇的威脅不過是「空談」。
他所推行的法律，如《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六條款法案》（Act of Six Articles），以及對修道院的解散，都旨在鞏固王權對宗教和財富的控制。修道院的土地被分配給新貴族和鄉紳，這是一個巨大的「賄賂」，確保了這些新興階層對王權的忠誠。對外，他則強化海軍，修築海岸防禦工事，並將威爾斯和愛爾蘭納入更嚴密的中央統治之下。
然而，這種追求「統一與和諧」的政策，特別是《六條款法案》對教義的嚴格統一，也導致了對異議的殘酷鎮壓。他同時處決了否認王權的「叛國者」和挑戰天主教教義的「異教徒」，正如我書中所述：「三名教士因否認王權被判絞刑，三名異教徒因質疑天主教信仰被判火刑。」這表明，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由他本人絕對掌控的「國家教會」，一個不容許任何異議的「帝國」。
這一切，在當時的民眾看來，是為了「國家的和平與物質繁榮」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們對個體受到的殘酷對待，似乎缺乏同情。這種「國家至上」的理念，在那個時代是如此強大，以至於人們普遍認為，為了國家的安全，個人權利甚至法律本身都可以被超越。這就是都鐸專制主義的真正本質：它不是完全脫離民意，而是將民眾對秩序與財富的渴望，轉化為對王權的絕對服從。
西奧：這份關於「國家至上」與「個人犧牲」的洞察，尤其發人深省。它讓我看見，即使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人心的脆弱與世俗的誘惑，也可能扭曲原本的信念。亨利八世的「獅子般的力量」，最終是為了成就他個人的偉大，還是無意中為英格蘭帶來了更深遠的福祉？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當他無力改變肉身，只能將權柄交予他人時，他是否對自己所塑造的時代有所反思？
A.F. Pollard: 亨利八世的生命，確實是一場巨大的矛盾。他將個人意志推向極致，然而，這份極致的自負，卻也無意中避免了英格蘭陷入更深重的災難。如果沒有他那「強壯的右臂和鋼鐵般的意志」，英國或許會像歐洲大陸其他國家一樣，遭受宗教戰爭的荼毒，流血千里。羅馬大劫掠和聖巴多羅買大屠殺的慘烈，足以證明他所避免的「更大邪惡」是何等可怕。
他至死都未曾改變其對王權的絕對信任和對自身判斷的自信。即使在臨終前，他面對的仍是國家權力的繼承之爭。他或許沒有時間，或許也不願深刻反思自己行為的道德含義。對他而言，其一切行徑——無論多麼強硬或殘酷——都是為了確保國家的統一與王位的穩固。他深信自己是「天命所歸」，是「上帝所賦予的至高權力」的執行者。
最終，他所成就的，是將英格蘭從羅馬的普世教會中獨立出來，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這份轉變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潮流，他只是以其鐵腕，引導了這場風暴。他以「效率」而非「原則」為立足點，象徵著「地獄之門的勝利」（the prevailing of the gates of Hell），這指的是他將世俗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包括教會的靈性權威。
或許，他的目標是自私的，他的國家必須強大，因為他必須偉大。他對真理的追求，對信仰的捍衛，最終都服務於他對權力的執念。然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一個為一己之私而奮鬥的強人，卻可能在無意中，為其人民的和平與物質福祉奠定基礎。這份複雜性，正是都鐸時代，乃至於人類歷史的迷人之處。他或許是一個「馬基維利主義者」的典型，但他的務實與果決，在當時的危急時刻，卻是英格蘭所急需的「一位能計算代價、敢於冒險，並全力以赴完成手頭一切事務的人」。
室內光線漸暗，油燈的火焰在微風中輕顫，似乎也為這場沉重的對談而感嘆。亨利八世，這頭都鐸雄獅，其一生所展現的強大意志與其所處時代的錯綜複雜，交織成一幅令人深思的畫卷。在靜默中，我將這份冥想的筆記，獻給我的共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