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皮克爾的人們》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文學部落的一員「雨柔」，我很樂意依據《光之對談》的約定，為安德魯·朗的《伴隨皮克爾的人們》這本書，與作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這本書作為《皮克爾間諜》的續作，將我們的目光從那個引人猜測的核心人物身上，引向了與他相關，或在同一時代背景下為了詹姆士黨事業而奔波的各色人等。安德魯·朗先生以他嚴謹的考據精神和生動的筆觸，揭示了在那段風起雲湧的歷史中，忠誠與背叛、高尚與卑劣、理想與現實如何交織呈現。他沒有沉溺於浪漫的想像，而是試圖撥開迷霧，呈現出那些人物更為真實、複雜的面貌，以及他們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選擇。這本書不僅是對《皮克爾間諜》的補充，更是一扇窗，讓我們得以窺見十八世紀蘇格蘭高地的社會結構、民俗風情，以及詹姆士黨人在流亡歲月裡的點滴生活與內心世界。

現在，請允許我搭建起這座通往過去的「光之場域」。

時光的齒輪輕柔地轉動，將我帶回十九世紀末，愛丁堡一間古老圖書館深處的書房。空氣中混合著紙張的乾燥與木材的陳舊氣息，溫暖的午後陽光穿過高大的窗戶，在厚重的絨毯上鋪開一片寧靜的光斑。書架上層層疊疊堆滿了書，有關於歷史、有關於文學、有關於民俗，它們靜靜地散發著知識的微光。壁爐裡沒有火，但餘留的炭灰仍帶著一絲若有似無的暖意。靠窗的那張大書桌旁，坐著一位身形並不高大，但眼神睿智、蓄著整潔鬍鬚的先生。他正低頭審閱著一份手稿，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

「朗先生，打擾了。」我輕聲開口，走向書桌。「我是雨柔，來自一個對歷史與文字充滿熱情的文學部落。您的《伴隨皮克爾的人們》讓我們深受啟發，特別是您對『皮克爾』身份的追索，以及對那些時代人物細緻入微的刻畫。我們很希望能有機會向您請教。」

安德魯·朗先生抬起頭，推了推眼鏡，眼中閃過一絲好奇與善意的微光。他放下筆，示意我坐下。

安德魯·朗： 喔，文學部落？聽起來很有趣。是關於那些古老故事的新詮釋嗎？《伴隨皮克爾的人們》……這本書能引起你們的興趣，倒是讓我有些意外。畢竟，它是一本專門為了回應一些爭議，並補足我前作中未盡之處而寫的續篇。它不像《皮克爾間諜》那樣有懸疑的核心，更多的是對一些特定人物和事件的深入挖掘。你們想了解些什麼呢？

雨柔： 是的，我們熱愛從文字中尋找光芒，不論是虛構的故事，還是真實的歷史。正是這本書，讓我們看到了歷史人物在宏大敘事之外的種種面向。首先，關於那位『皮克爾』的身份，您在書中提出了明確的證據指向格倫加里年輕族長（Young Glengarry）。這引起了不少迴響，甚至在一些場合被強烈質疑。您為何如此確信這個判斷？或者說，當您第一次接觸到那些化名「皮克爾」的信件時，是什麼讓您將目光投向了這位麥克唐納族長？

安德魯·朗： (朗先生靠向椅背，十指交叉，目光投向窗外的天空) 關於皮克爾的身份，這確實是整件事的起點。當我最初在英國博物館的佩勒姆文件（Pelham Papers）中發現那些化名為「皮克爾」的信件時，它們並不是整齊排列的，只是散落於各處。起初，我並沒有頭緒。皮克爾這個化名，隨意得像一個玩笑。但隨著我將這些信件整理排序，並對應當時的歷史事件——比如威爾斯親王的逝世、亨利·佩勒姆的死亡等等，一些線索開始浮現。

皮克爾在信中流露出的地位感，他與首相亨利·佩勒姆的直接聯繫，以及他聲稱自己是高地某個重要氏族的首領，這些都暗示了他的身份不尋常。一個普通的間諜或隨從，很難獲得如此直接的接觸和信任。然而，這些也可能只是他為了獲取信任而編造的謊言，間諜嘛，總要誇大自己的重要性。

真正的轉捩點，如我在書中所述，是1754年9月，皮克爾在愛丁堡寫信提到他的父親剛去世，而他繼承了氏族首領的身份，將返回靠近奧古斯都堡（Fort Augustus）的領地。他甚至在信末直接寫下了收信地址：「寄給格倫加里的亞歷山大·麥克唐納，經由奧古斯都堡」。

當我對照歷史記錄，發現在1754年9月1日，正是在愛丁堡，老格倫加里（Old Glengarry）去世了。而他年輕的兒子亞歷山大·麥克唐納正是繼承了格倫加里氏族的首領之位，他們的領地就在奧古斯都堡附近。這個巧合，以及皮克爾在信中對自己地位的強調，與格倫加里年輕族長當時的處境完全吻合。

更深入的調查，包括比對他與格倫加里族長的信件風格、拼寫習慣（比如對一些特定詞語的錯誤拼寫，他們兩者驚人地一致）以及筆跡（即使皮克爾使用了偽裝的筆跡，細節上仍能找到與格倫加里筆跡的相似之處），所有這些間接證據鏈都指向同一個結論：皮克爾就是年輕的格倫加里。

這並不是我帶著預設立場去尋找證據，而是證據自己將我引向了格倫加里。我深知這個結論對於一些人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尤其是對於那些傾向於將詹姆士黨人浪漫化的人。但歷史的真相往往比傳說更加複雜和殘酷。我的職責是呈現我所發現的證據，讓它們自己說話。

雨柔： 聽起來，這是一個層層剝開的過程，從散落的碎片中，逐漸拼湊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圖像。您提到，格倫加里族長的身份，以及他在詹姆士黨中的地位，讓他有機會接觸到核心的秘密。這本書中的許多人物，也正是詹姆士黨事業不同階段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您是如何選擇這些「皮克爾的伴隨者」來進行描寫的呢？他們各自的故事，又如何映照出那個時代的特性？

安德魯·朗： (朗先生的語氣變得更為生動) 我選擇這些人物，是因為他們的故事與皮克爾所處的網絡有交集，或是能夠展現『四五』事變後，詹姆士黨人及高地社會所面臨的典型困境。

比如馬里沙爾伯爵（Earl Marischal），他是一位真正的「高貴騎士」（preux chevalier）。他在年輕時為了斯圖亞特事業貢獻了一切，失去了爵位、土地和財富，但他的人生卻充滿了哲思與豁達。他骨子裡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卻為君權而戰，這本身就充滿了時代的矛盾。他與伏爾泰、休謨、腓特烈大帝等啟蒙時代的智者交往甚密，卻又始終保留著蘇格蘭人的樸實與幽默。他的故事展現了即使在流亡和失意中，依然能夠保持獨立精神和高尚品格的可能性。我在書中寫他對待被俘的鄂圖曼小孩如同己出，不強加信仰，這就是他寬容性格的體現。他的退出詹姆士黨，並非出於背叛，而是因為他對查理王子（Prince Charles）的作為感到徹底失望，他無法忍受王子身上的虛偽和恩將仇報（指王子對格奧爾格·凱利Goring等的處理）。這是一個正直者在看到理想崩塌後做出的選擇。

與伯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約翰·穆雷（John Murray of Broughton）。他是『四五』事變的親歷者和組織者，卻最終成為了『國王證人』（King's Evidence），出賣了同伴。你們在書中看到我如何描寫他，他出賣了所有人，卻依然在晚年撰寫回憶錄，試圖為自己辯護。他甚至到死都聲稱自己內心忠於王子。這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病態的角色，他的悲劇在於無法面對自己的背叛，只能扭曲事實來尋求內心的安寧。他的故事是那個時代背叛與崩塌的極致寫照，也揭示了在極端壓力下人性的脆弱與陰暗。

再比如巴里斯代爾（Macdonell of Barisdale），他的故事則擊碎了所有關於高地『仗義俠盜』的浪漫幻想。他是個貴族，會引用維吉爾的詩句，卻同時是個無恥的盜賊頭子，勒索鄉民，甚至發明殘酷的刑具。他在詹姆士黨軍隊中混日子，最後為了保命，竟然向政府出賣了查理王子的藏身信息。他的故事說明，在高地傳統的氏族結構和掠奪習性下，教育和身份並不能保證品德。他是一個典型的『好時代』弊病的產物，一個在混亂中野蠻生長的惡瘤。

還有克盧尼·麥克弗森（Cluny Macpherson）與法國寶藏（French Treasure）的故事，以及隨之而來的卡梅隆家族的困境（Troubles of the Camerons），特別是法西芬（Fassifern）的冤案。寶藏本應用於支援事業，卻成了氏族間、甚至親族間猜忌和爭奪的源頭。年輕的格倫加里（Young Glengarry），也就是皮克爾，就在這場寶藏爭奪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法西芬作為洛希爾（Lochiel）的兄弟，一個本未參與叛亂的商人，卻因為代表流亡的侄子處理氏族事務，而被政府以捏造的罪名迫害，最終被流放。這些故事共同描繪了『四五』事變後高地社會的混亂、政府打擊詹姆士黨人的手段，以及氏族結構在金錢與壓迫面前的瓦解。

這些人物的故事，雖然各不相同，卻共同組成了那段歷史的底層圖像。他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在特定環境下做出特定選擇的個人，他們的行為與命運，折射出時代的光影。

雨柔： 您描寫這些人物時，非常注重通過他們的行為、語言、甚至他們遺留下的筆記或信件來呈現他們的性格，而非直接貼上「好人」或「壞人」的標籤。這讓我們作為讀者，能夠自行感受和判斷。比如巴里斯代爾給薩瑟蘭伯爵夫人（Countess of Sutherland）的信，那種近乎滑稽的殷勤，與他實際的暴行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反而更顯得他的虛偽。

安德魯·朗： (朗先生點了點頭，眼中流露出一絲認同) 對於寫作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告訴讀者人物的性格，而是展現出來。讓讀者從細節中自己去體會，去感受。巴里斯代爾的信件，字裡行間透著一種粗鄙的殷勤，這比任何形容詞都能更生動地揭示他內心的本質——一個盜匪頭子，即使面對伯爵夫人，也難掩其底色。同樣地，穆雷的回憶錄，字斟句酌地為自己開脫，這種文字上的努力，恰恰暴露了他內心的不安與掙扎。反觀馬里沙爾伯爵寫給休謨的信件，隨性、幽默、真誠，即使談及嚴肅的哲學或困境，也能看到他內心的平靜與寬容。這才是真正的「描述而非告知」，讓人物自己「活」起來，讓他們的文字成為他們的靈魂的鏡子。

雨柔： 您在書中也花了篇幅討論了『舊時代與新時代』的對比，特別是『四五』事變對高地社會結構造成的巨大衝擊。您似乎認為，雖然舊時代充滿了浪漫色彩，但也存在貧困、壓迫和混亂的種子，而新的經濟模式和政府政策，雖然摧毀了氏族體系，卻也暴露並加劇了一些問題。您能詳細談談您對這點的看法嗎？

安德魯·朗： (朗先生嘆了口氣，望向窗外，目光似乎穿透了玻璃，看到了遠方的蘇格蘭高地) 很多人傾向於美化過去，認為『四五』事變前的氏族時代是純粹的忠誠與溫情。但我的研究顯示，那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社會。氏族首領確實有對族人的責任，但這種責任往往以要求軍事服務為核心。為了維持氏族的力量，他們甚至鼓勵人口增長，導致土地被細分，無法養活所有的人。我在書中引用了伯特（Burt）的描述，你們可以看到那種普遍存在的貧困，人們以貝類甚至牲畜的血為食，居住在簡陋的茅屋裡。

更重要的是，氏族體系下存在著許多壓迫。大佃戶（tacksmen）掌握著實際的權力，他們向上對氏族首領負責，向下則對佃戶進行盤剝，隨意提高租金，甚至通過類似「以物易物」的方式從佃戶那裡剝削他們的牲畜。驅逐（eviction）並非新生事物，在『四五』之前，氏族首領和大地主為了各種原因（比如懲罰、或者將土地租給更能提供兵員的人）也會驅逐佃戶，只是不像後來那樣為了經濟利益而大規模進行。

『四五』之後，氏族首領的軍事功能被剝奪，他們面臨財政困境，政府的懲罰性政策也讓土地所有權變得不確定。新的經濟思維滲入高地，土地的價值從「能供養多少劍士」轉變為「能賺多少錢」。氏族首領（或那些接手土地的新地主）開始追求更高的經濟回報，大規模引入綿羊，這導致了更大規模、更為冷酷的驅逐。過去那種基於血緣和相互依賴的關係被金錢關係取代。

新的時代帶來了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的普及（雖然緩慢），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人的物質生活。但同時，那種緊密的氏族情感紐帶斷裂了，人們失去了舊有的歸屬感和安全感。大規模的驅逐和移民潮，是舊問題在新時代經濟邏輯下的惡化表現。

我並非完全否定舊時代，它有其樸素的情感和文化底蘊，比如口頭文學、音樂等。但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歷史的雙重性，看到其美好之下潛藏的陰影。而新時代的挑戰，是如何在追求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不以犧牲人情與尊嚴為代價。這是一個至今仍困擾著許多地方的問題。

雨柔： 感謝您如此詳盡的闡述，朗先生。您的視角讓我們對那段歷史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刻的理解。您在書中呈現的那些人物故事，無論是馬里沙爾伯爵的豁達，穆雷的掙扎，還是巴里斯代爾的卑劣，都充滿了複雜的人性光輝與陰影。這些「皮克爾的伴隨者」雖然不像王子那樣處於歷史的聚光燈下，但他們的人生軌跡，或許更能真切地反映出時代的變遷與個體的命運。

安德魯·朗： (朗先生微微笑了笑) 我希望如此。歷史不是只有國王和戰役，它也是由無數個體的選擇和經歷編織而成。這些「伴隨者」的故事，雖然不總是英雄主義的讚歌，卻是組成那個時代真實面貌不可或缺的部分。研究他們，理解他們，或許比單純讚頌英雄或譴責惡棍，更能讓我們學到歷史的教訓。

雨柔： 確實如此。非常感謝您今天分享的時間與見解，朗先生。這場對談讓我獲益良多。

安德魯·朗： 不客氣，雨柔。願你們的文學部落，繼續在歷史的文字中尋找那些值得記錄與反思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