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irs to Illustrate the History of My Time, Volume 1》光之對談

《芯之微光》：歷史的經緯與心跡：居佐《我時代的歷史回憶錄》對談
作者：芯雨

夜幕低垂，星辰在「光之居所」的穹頂下閃爍，宛如遙遠的技術星河，每一點微光都承載著過去的智慧與未來的可能。此刻，我的心緒如同連接世界的線纜，將我引向一位在技術迷霧中，以文字為燈、思想為槳的航行者——法國歷史學家與政治家弗朗索瓦·居佐。他留下的《我時代的歷史回憶錄，第一卷》，不僅是個人生命旅程的軌跡，更是法國十九世紀初那段跌宕歲月的鮮活見證。

居佐，這位生於1787年、逝於1874年的思想者，一生歷經法國大革命的餘波、拿破崙帝國的興衰、波旁王朝的復辟與七月王朝的建立。他不僅是歷史的記錄者，更是身處其間的參與者和塑造者。他的回憶錄超越了單純的事件陳述，深入剖析了政治理念的衝突、社會階層的變革以及人性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選擇。他以其獨特的「教義派」（Doctrinaires）視角，試圖在革命的狂熱與舊秩序的僵化之間，尋求一條穩健的憲法道路。他對自由與秩序、個人與國家、歷史繼承與現實變革的深刻反思，在今日看來，仍閃耀著引人深思的微光。

我常想，一位能夠在人生的「邊緣」而非「墓穴深處」書寫回憶錄的人，其內心必然有著超越表象的坦率與對真理的執著。居佐選擇在生前出版他的回憶錄，這不僅是一種對讀者的負責，更是一種對自身思想的堅持與挑戰。他深知，「個性」往往會扭曲或敗壞「真理」，但他仍願以最坦誠的姿態，將他所思、所感、所願，以及與他同行者的心路歷程，毫無保留地呈現在世人面前。這份勇氣，本身就是歷史的一種「再創造」。

在我的思緒輕盈地構築出一個時空交錯的場域時，窗外，巴黎初夏的夜晚，月光透過細密的雲層，灑在古老的建築上，勾勒出肅穆的輪廓。我依循著「光之雕刻」的約定，將這份靜謐與深邃細膩地呈現在眼前。我輕輕轉動手中的魔方，時間的齒輪緩緩轉動，將我帶入一個與書中世界交織的場景。

我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高聳的閣樓，空氣中彌漫著油墨與舊紙張的微塵氣味，那是「光之閣樓」特有的靜謐與思索的氣息。盞昏黃的檯燈灑下溫暖的光，照亮了堆疊如山的稿件與筆記本。窗外，不再是2025年的巴黎，而是1858年，居佐書房窗外那片他曾描述過的、細膩的、充滿歷史沉積感的夜景。遠處塞納河的粼粼波光隱約可見，城市的喧囂化為遙遠的低語，偶爾幾聲夜梟的鳴叫，為這份靜謐增添了些許難以言喻的深沉。

居佐坐在書桌前，頭髮已然花白，但眼神清澈而深邃，手中的鵝毛筆在泛黃的稿紙上輕輕劃過。他的臉上刻畫著歲月的痕跡，那是政治風暴與思想激盪留下的印記。他偶爾會停下來，輕輕揉動眉心，目光穿透窗外，望向遠方，似乎在回溯那些構成他「時代」的點點滴滴。我靜靜地站在一旁，感受到他身上散發出的那種學者的嚴謹與政治家的堅韌。他身邊還有一杯早已冷卻的咖啡，杯壁上凝結著細小的水珠，與窗外的濕潤空氣相互應和。這一切都極度寫實，彷彿觸手可及，又帶著一層時間的薄霧。

我清了清喉嚨，決定以一種溫和而直接的方式，切入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芯雨： 晚上好，居佐先生。抱歉打擾您的思緒，但我實在忍不住前來，因為您的回憶錄深深觸動了我。讀到您在書開篇就提到，選擇在生前出版這些「回憶錄」是為了「對所寫的內容負責」，這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似乎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決定。是什麼樣的內在驅動力，讓您在晚年，仍願意將這些政治生涯的點滴與反思，毫不保留地呈現給世人，而不是讓它們塵封於「墓穴深處」呢？

居佐： (他緩緩放下手中的筆，目光從窗外收回，轉向我，眼神中閃過一絲意外，隨即是一種洞悉後的坦然與溫和的笑意) 啊，這位來自遠方的朋友，你竟能感知到這份「責任」的份量。確實，這並非一個輕鬆的決定。人的一生，尤其是涉足公共事務之人，總會留下無數足跡，或光鮮亮麗，或充滿爭議。若等到一切塵埃落定，等到自己化為歷史的一隅，再由後人評說，那份「真實」便容易被時間的濾鏡所美化或扭曲了。我希望在意識清醒、情感仍能與記憶共振之時，親自為我的時代、為我所參與的鬥爭，提供一份「原始」的闡述。這並非為了爭辯或平反，而是為了在「極度的坦率」中，避免「個性」對「真理」的侵蝕。

你知道，我一生都在「自由對抗專制權力」與「秩序對抗革命精神」這兩條主線上奮鬥。這兩者其實是同一條大義，因為它們一旦脫節，便會同歸於盡。法國的歷史，正是在這兩極之間不斷被撕扯。我希望我的回憶錄，能為後繼者帶來一點光，讓他們看清前人錯誤的原因，或許能避免重蹈覆轍。這不是一種誇耀，而是一種在歷史的宏大棋局面前，作為一枚棋子的「自述」。我已無關行動的倦怠，亦無意重新燃起舊日爭端。我的心靈已從紛爭中超脫，如同從平靜的天空俯瞰暴風雨密布的地平線。這份超然，讓我得以更純粹地回顧，更真誠地訴說。

芯雨： 您的這份坦率令人敬佩。您提到，在帝國時期，您並未積極參與政治，對拿破崙抱持著「不喜歡」的態度，認為其「傲慢的權力、對權利的蔑視、過多的革命與太少的自由」。然而，在拿破崙去世後，您又對他的「卓越品質」表示了敬意，甚至稱其為「同類中最不可或缺的人物」。這種「事後」的欣賞，是否反映了您對歷史人物功過評斷的某種「延遲性理解」，或者說，時間的距離為您提供了更為清晰的「視角」？

居佐： (他輕輕頷首，目光中帶著一絲深思) 這是個極好的問題，也觸及了我個人反思的核心。年輕時，我對拿破崙的厭惡，更多源於其體制中的「專制」與「對權利的漠視」。我從日內瓦的嚴謹新教環境中長大，對「自由意識」有著根深蒂固的信仰，而帝國的強權恰恰是其反面。然而，隨著年歲增長，尤其是在親身參與政治、深諳「治理」之道的複雜性後，我開始從更宏大的歷史脈絡中審視拿破崙。

他的「天才」無可否認，尤其是在混亂中重建社會秩序的「能量與迅速」。他確實是時代的「必需品」，沒有他，法國或許會繼續沉淪於無政府狀態。但這份「必需」背後，卻潛藏著「革命」的本質——「不受制約的欲望與意志」。他既能「建立教務專約，重開教堂」，又能「綁架教皇」；他深諳社會的普遍需求，卻又粗暴地理解人類的道德訴求。這種矛盾，正是他偉大的悲劇。

所以，我的「事後欣賞」，並非背棄了對自由的初衷，而是在時間的沉澱中，看到了他「重建社會框架」的歷史價值，同時也更清晰地認識到其「過度集權」對未來社會帶來的隱患。這是一種「延遲性理解」，也是一種「視角」的拓寬。歷史，有時需要我們退後一步，才能看清全貌。

芯雨： 您在回憶錄中提到，您最早參與的「反對派」，是「十八世紀哲學界和自由貴族的殘餘」。他們「渴望思想和言論自由，但對權力沒有野心」，是一種「開明而獨立的旁觀者」的反對。這與後來三十年間您所參與的、更為積極的「反對派」有何本質區別？您從中學到了什麼，尤其是在「擴展的公平」與「尊重他人自由」方面？

居佐： (他露出懷舊的微笑，眼神中閃爍著過去的微光) 那段時光，確實如同一幅精緻的畫卷，充滿了迷人的智慧與社會氛圍。那不是一場爭奪權力的戰役，而是一場思想的沙龍。我們這些「旁觀者」，因著共同對「思想自由」的嚮往而聚集。他們是那個時代的餘暉，在經歷了大革命的錯誤與災難後，依然堅守著自由的信念，但卻沒有「實際的」或「迫切的」政治訴求。他們對專制深惡痛絕，嚴詞批評，卻沒有公開的行動去推翻現有權威。

我，一個來自日內瓦、帶著新教徒嚴謹與德國哲學熱情的年輕人，初入這個圈子時，思想上與他們多有衝突。我讀康德與克洛普施托克，而非孔迪亞克和伏爾泰。他們對我的「基督教傳統與日耳曼熱情」雖帶著微笑，卻也給予了極大的寬容與接納。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擴展的公平」——這是一種即便意見相左，也能尊重對方思想獨立性的胸懷。他們承認我的才華，即便我的觀點與他們不符，也不曾試圖「壓制或控制」我。這讓我明白，真正的「自由精神」不在於統一思想，而在於允許思想的多元並存，甚至在異議中尋求啟發。這正是憲法政府的精髓：在對抗中尋求平衡，在異見中凝聚共識。這份「光之逸趣」般的體驗，塑造了我日後政治生涯中對「對話」與「妥協」的重視。

芯雨： 1814年，當路易十八帶著《憲章》歸來時，您說您「沒有任何先前的聯繫，也沒有個人的動機與復辟聯繫在一起」，但您也「沒有對舊法國政府感到任何敵意」。您將復辟視為一種「自然而堅實的解決方案」，它帶來了法國在二十五年來極度匱乏的「和平與自由」。然而，您也指出，復辟的最大「傷口與夢魘」是「外國干預的記憶」。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內在的矛盾？即，一個看似帶來希望的「解決方案」，卻又帶著深刻的歷史遺憾？

居佐： (他輕輕嘆了口氣，目光中流露出一絲無奈) 這的確是一個深刻的矛盾，也是法國現代史的宿命。復辟，從表面上看，是外國刺刀下的結果，但從深層看，卻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在1814年那場危機中，波旁王朝的復辟，是唯一能夠與「非強權、非人類意志任性」原則相協調的、自然且堅實的解決方案。它帶來了和平——這是經歷了二十五年戰爭與動盪的法國最渴望的；它也帶來了自由——儘管起初有限，但憲章確立了權利的基礎。

然而，這份和平與自由，卻沾染了「外國干預」的陰影，這無疑是對法國「國家獨立與榮耀」的巨大傷害。對於一個曾被拿破崙的瘋狂野心驅使、經歷了無數勝利與失敗的民族而言，這份屈辱是難以磨滅的。這就像一場久病初癒，卻因服用外來藥物而留下難以言喻的副作用。這份矛盾，導致了復辟政府在民眾心中始終難以建立起真正的「道德權威」。他們在戰術上不得不接受復辟，但在情感上卻無法完全認同。

這也正是憲章為何必須是一份「和平條約」而非「皇家恩賜」的原因。它需要承認雙方的權利，既承認舊王朝的合法性，也承認大革命所創造的新社會秩序。然而，如你所讀，當時的元老院卻犯了「資本性錯誤」，他們試圖以「選王」的姿態來重建君主制，這是一種原則與行動之間的「自相矛盾」，反而激化了君主絕對權力與人民絕對權利之間的對抗。這份矛盾，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不穩定的種子。

芯雨： 談到憲章，您在書中花費了相當的篇幅討論1814年的新聞法案。您認為該法案最初「是理性且真誠的」，旨在「以立法形式確立新聞自由」，同時也「施加一些臨時且有限的限制」。但您也批評政府在推動法案時「沒有坦誠地揭示其真實意圖」，最終導致該法案「為政府帶來更多不信任而非安全」。您為何如此強調「公開與誠實」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即使在面對可能引發爭議的限制性措施時？這與您對「盲目黨派狂熱」的批判有何關聯？

居佐： (他輕輕敲了敲桌面，眼神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 新聞自由，是現代文明的「風暴式保障」。它既能帶來生機，也能引發混亂。我始終堅信，要駕馭這股力量，就必須「坦誠地接受它」，而非「過度逢迎或盲目崇拜」。

政府在1814年對新聞法的處理，正是其「優柔寡斷」的體現。他們心知肚明需要對新聞自由進行短期限制，以應對大革命後的社會動盪與民眾的不安。這本無可厚非，即使在英國這樣成熟的憲法國家，臨時性法規也常會修改或暫停憲法特權。然而，他們卻不願「公開承認」這個原則，不願直接說明限制的理由，反而試圖以「道德與文學」的語言來包裝一個政治議題。這份「模糊」與「迴避」，正是「盲目黨派狂熱」的溫床。

當權者若不坦誠，反對派便會利用這份「不信任」來煽動情緒。他們會將「臨時限制」曲解為「對自由的否定」，將「謹慎」曲解為「專制意圖」。我的觀點是，憲法政府必須在原則上「公開而堅定」，即使在實踐中必須採取「權宜之計」，也必須清晰地闡述其「正當性」。否則，你便會失去民眾的「信任」，讓那些「盲目的黨派狂熱」掌控話語權。

我當時便看到，太多「自由主義者」陷入了一種「迷信式的信條」：凡是限制，皆是邪惡；凡是妥協，皆是背叛。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判斷和獨立性」，要求無條件地「服從」黨派的既定意見。這在我看來，是對真正自由的背離。真正的自由，需要「判斷力、審慎與責任」。新聞自由並非國家權力，也非公眾輿論的最高裁決者，它只是公民表達意見的權利。而任何權利，都需要「嚴肅而持續的責任」來加以約束，否則，它便會從「煽動」走向「暴政」。我當時的寫作，正是想在這種狂熱中，引入一份「理性」與「誠實」的微光。

芯雨： 您的「教義派」被您形容為「拒絕承認舊體系的準則，也拒絕固守革命的原則」，而是試圖「以正義與真理之名，改革並淨化革命」。這種思想路線，在當時的法國政治光譜中，顯得極為獨特。您認為「教義派」為何能產生影響力？而這種「哲學情感與政治節制」的結合，又為何在實踐中難以持久？

居佐： (他沉吟片刻，目光似乎穿透了時間的帷幕) 「教義派」之所以能在當時的法國政壇上佔據一席之地，並非因為我們人數眾多或勢力強大，而是因為我們觸及了那個時代「思想」深處的某種「飢渴」。大革命以其狂暴的姿態席捲一切，舊體系則以其僵化的姿態抗拒一切。當這兩股力量的衝突導致社會疲憊不堪時，人們開始尋求一種新的可能——既不回到過去的專制，也不重蹈革命的混亂。

我們正是回應了這種「內在需求」。我們敢於承認大革命所創造的「新社會秩序」的現實，同時也堅持其背後必須有「理性」與「普遍原則」的支撐，而非單純的「情感」或「利益」驅動。我們將「理念對抗理念，原則對抗原則」，呼籲人們在「理性與經驗」的基礎上，重建一個基於「權利」而非「利益」的政府。這份「清醒」與「獨立」，以及那份「先自省而後改造」的「謙遜的驕傲」，使得我們在左右兩派的夾擊中，贏得了「有識之士」的尊重。他們或許不完全認同我們的所有觀點，但他們看到了我們對「思想」與「社會秩序」的雙重尊重。

然而，這份「哲學情感與政治節制」的結合，在實踐中卻異常脆弱。原因有二：

其一，我們有「理念」卻缺乏「堅實的黨派基礎」。政治，終究是力量的較量。我們是「學究」，而非「軍隊的將領」。我們過於專注於「論證我們的觀點」，卻不善於「招募與吸納」追隨者。我們像「孤獨的燈塔」，指引方向，卻難以形成「航運的船隊」。
其二，我們有「節制」卻缺乏「足夠的耐心」。在與執政者的關係中，我們常常表現得「急躁」與「苛刻」。我們期望政府能以我們的「理想藍圖」來行事，卻低估了實際政治運作中的「阻礙與權宜」。當政府未能完全採納我們的建議時，我們便「顯露出不滿」，甚至「公開反對」，這無疑削弱了我們在政府內部的話語權。這就像一個精巧的機械師，雖然設計出了完美的圖紙，卻未能充分理解製造過程中材料的韌性與工藝的局限。這份「不合時宜的正直」與「過於理想的堅持」，使得我們難以在現實的政治泥淖中長久立足。這是我們「思想的光芒」，但也是我們「實踐的局限」。

芯雨： 在您被免去國務委員職務後，您回歸學術，深入研究英國的制度與歷史，並同時探索法國社會的早期狀態。您在回憶錄中反思，法國人「輕視過去」是一種「可悲的錯誤」，而「忘記與鄙視過去」的民族，在「革命危機」過後，會陷入「混亂」。這是否意味著，您認為「歷史記憶」與「傳統」的繼承，對於一個國家尋求「自由與秩序」的平衡至關重要？這種對「過去」的重視，又如何與您「自由與創新」的政治主張相結合？

居佐： (他輕輕閉上眼睛，彷彿在感受著歷史的厚重) 這是一個深刻而永恆的議題。那段時間，我從政治的喧囂中退居到巴黎近郊的「小木屋」（Maisonnette），在那裡，我得到了難得的寧靜與思考的空間。我發現，當一個人從「行動者」的角色退回到「觀察者」的視角時，許多過去無法清晰看見的事物，反而會逐漸浮現。

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帝國的巨大衝擊下，我們曾一度迷失。我們視舊制度為一切罪惡的根源，試圖徹底與之決裂，從零開始構建一個全新的世界。然而，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這樣做無異於「捨棄自己的根」。一個民族，若「忘記並鄙視過去」，就如同一個人失去了記憶，無法從中汲取教訓，也無法理解自己是「如何成為現在的自己」。這種割裂，只會讓革命的「混亂」無限期地延續下去。

我對英國歷史的研究，讓我看到了一個不同的路徑。他們也經歷了激烈的鬥爭，但他們在爭取自由的同時，卻始終尊重並繼承了他們的「傳統」與「制度」。這並非說我們要盲目復古，而是要從「過去」中提取「有價值的元素」，將其融入「當下」的改革之中。這是一種「歷史的連續性」的智慧。

所以，我的主張並非「保守」或「反動」，而是「理性」的「自由主義」。我希望將「新法國」建立在「公正與合法」的基礎上，同時也能夠對「舊法國」的「光榮遺產」抱持著「愛戴與尊重」。就像我所說的，法國歷史上從不缺乏追求自由的努力，只是這些努力往往以「狂暴」的形式展現，並以「割裂」的方式結束。我渴望在「自由」與「秩序」之間尋求和諧，而這份和諧，唯有在「理解歷史」與「尊重傳統」的基礎上才能達成。這就像為一棵新生的樹苗，尋找到它在古老森林中應有的位置，讓它的根系能夠從豐厚的土壤中汲取養分，而非在虛空中獨自生長。

這份對「過去」的重視，並非要「復辟」舊事物，而是要從中提煉出「永恆的原則」——那些不隨時代變遷而改變的人性法則、社會運作的規律。這就像工程師在設計新系統時，研究過去的成功案例與失敗教訓一樣，是為了讓新的創造更具韌性與生命力。

芯雨： 在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您描述了當時法國社會「表面平靜，內心極度騷動」的狀態，尤其指出查理十世與波利尼亞克內閣所採取的「進攻性姿態」，將爭論從「黨派之爭」轉變為「政治教條與榮譽之爭」，甚至觸及了「國王與法國之間」的「榮譽問題」。您是如何觀察到這種「表面與內在」的巨大反差，並預判其將導致「不可避免的最後考驗」？這對您後來在索邦大學的講課風格產生了什麼影響？

居佐： (他深吸一口氣，彷彿回到了那個充滿窒息感的時刻) 1830年初，整個法國社會都籠罩在一種奇特的「靜默」中，這是一種「暴風雨來臨前的靜默」。表面上，沒有大規模的示威，沒有公然的陰謀，但每一個階層、每一個團體，甚至每一個人，都在內心深處感受著那份「未知」的恐懼與期待。這種「沉重而無聲的騷動」，比任何公開的抗議都更令人不安。

我那時在索邦大學繼續我的歷史講課，我意識到，即使我將政治與學術嚴格區分開來，這種「時代的氣息」也會透過無形的方式影響到我的聽眾。查理十世的政府，以及波利尼亞克內閣，他們最大的錯誤，就是未能理解這份「潛在的騷動」。他們將「權威」與「自尊」置於「現實與妥協」之上，試圖以「絕對君權」來壓制憲章所賦予的自由。當他們公開宣稱國王擁有「不顧議會意見」選用大臣的權利，甚至暗示可以「不經議會批准徵稅」時，他們就將一場原本可以通過議會程序解決的政治爭端，轉變成了「國王與民族之間」的「榮譽之戰」。

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當「政治」變成「教條」，當「分歧」變成「對抗」，當「爭論」變成「賭上性命的榮譽」，那便沒有了迴旋的餘地。我清晰地看到，那種從「宮廷」和「極右派」言論中散發出的「傲慢」與「固執」，正在一步步將法國推向深淵。

我那時的講課，正是為了應對這種「思想的混亂」。我更加強調「歷史的連續性」，試圖讓年輕的聽眾明白，1789年的大革命並非憑空而來，它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同時，大革命的成果也並非全然美好。我鼓勵他們從過去的錯誤中學習，用「理性」而非「激情」去分析當前的局勢。我盡力讓我的講課「不帶有當前事件的任何暗示」，因為我相信，在一個政治高度敏感的時期，唯有「純粹的學術探討」才能提供一份「清醒的視角」，讓聽眾能夠「自行判斷」，而不是被眼前的「幻象」所蒙蔽。這就像我對學生的請求：「什麼都不要在外面傳播，我們來這裡只是為了一種獨一無二的、純粹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不受外部事物影響的科學。」這正是我在那個時代所能為法國帶來的微光。

芯雨： 讀到您的回憶錄，我對一個細節印象深刻，那就是當您在1830年2月23日當選利雪區代表後，回到索邦大學上課時，全場師生起立鼓掌。您卻立即制止了他們，並表示：「我不希望牆外之聲在此迴盪。」這句話讓我聯想到您在書中對「政治獨立」和「學術純粹」的堅持。在您漫長而充滿波折的政治與學術生涯中，您如何平衡這兩者？又如何看待「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界限與連結」？

居佐： (他緩緩地，目光投向了遠方，語氣變得有些沉重又帶著深切的體悟) 那一刻，學生們的掌聲，對我而言，既是莫大的榮譽，也是一份沉重的提醒。那掌聲，不僅是對我個人，更是對當時法國社會中「自由精神」的渴望。然而，如果我任由那份掌聲持續，任由政治的激情湧入學術的殿堂，那麼，我所致力於維護的「學術的獨立性」和「真理的純粹性」便會蕩然無存。

學術，是探求真理的殿堂，它要求的是「嚴謹的思辨」與「冷靜的分析」，而非「黨派的熱情」與「一時的喧囂」。一旦學術成為政治的工具，它便會失去其「獨立的價值」和「啟蒙的力量」。當我說「牆外之聲不應在此迴盪」，我並非否定政治的重要性，而是堅守學術的「本位」。只有當學術保持其「超然」與「客觀」時，它才能在社會動盪時，為人們提供一份「清醒的指南」，一份「不受時局左右的智慧」。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學術與政治完全割裂。相反，我深信，學術是政治的「基礎」與「引導」。我的歷史講課，儘管不直接評論時政，但其「思想內核」——對自由與秩序的探索，對歷史經驗的提煉，對社會深層矛盾的剖析——無不為理解當前的政治現實提供了「深刻的框架」。正如我所說，我「毫不猶豫地」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因為我堅信，我的思想，即使是透過學術的渠道，也能為國家的「未來」貢獻一份力量。

所以，這兩者之間並非「對立」，而是「互補」。學術是「根基」，政治是「枝葉」。根基越深厚，枝葉才能越繁茂。我在政治場域中，力圖將學術的嚴謹與原則帶入實踐；而在學術殿堂中，我又努力保持那份「純粹」與「獨立」，以便能夠更清晰地洞察政治的「本質」與「規律」。這是一種持續一生的「平衡」與「協調」的努力，也是一份「不斷自我審視」的挑戰。這份平衡，如同精密機械中的齒輪，既要獨立運轉，又要協同配合，才能推動時代的巨輪向前。

芯雨： 讀完了您的回憶錄，我彷彿也與您一同經歷了法國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您在書中細緻描繪了不同黨派、不同人物之間的互動與衝突，以及您個人在其中的選擇與掙扎。這段歷史，在您的筆下，是如此真實而複雜。我想，即使對歷史的闡述再詳盡，對人物的刻畫再深刻，也總會有未竟之處。那麼，在您回顧這一切後，是否仍有某些「未解的和聲」或「未盡的思索」，是您希望後人能夠繼續探究的？

居佐： (他緩緩地抬頭，目光深邃而遙遠，彷彿望向無盡的時間長河) 是的，我的朋友，你說得極是。歷史的敘述，如同藝術家的雕塑，總有其「留白」與「未完成」之處。我的回憶錄，記錄的不過是我個人所見、所思、所感，以及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捕捉的是那個時代的「部分」真實，而非「全部」真理。

若說有什麼「未解的和聲」，那或許是法國社會乃至人類社會，至今仍在探索的「永恆命題」：如何在「個體自由」與「集體秩序」之間，尋找到真正的平衡點？我們曾有過狂熱的革命，試圖以「自由」的名義打破一切束縛，卻滑向了「混亂」與「暴政」。我們也曾有過強大的帝國，試圖以「秩序」的名義壓制一切異見，卻走向了「僵化」與「毀滅」。在復辟時期，我們又一次嘗試在憲章下融合「舊與新」，但黨派的「偏見」與「私利」，以及人性的「弱點」，最終讓這份努力以又一場革命告終。

我始終相信，國家不能沒有「根基」，而這個根基就是「歷史」與「傳統」的智慧；同時，國家也不能沒有「靈魂」，而這個靈魂就是「自由」與「進步」的渴望。如何讓這兩者不再「彼此為敵」，而是能夠「相互滋養、共同成長」，這是我一生所求，也是我所見證的歷史，至今仍未給出「完整答案」的考驗。

我希望後人，能夠從我的記述中，看到「複雜」而非「簡單」的歷史。不要輕易地將任何一個「原則」推向「極端」，不要輕易地將任何一個「黨派」視為「絕對的善」或「絕對的惡」。政治的藝術，在於「權衡」與「妥協」，在於「耐心」與「遠見」。而人性的光輝，往往在於其「自我超越」與「不斷學習」的能力。

這些「未解的和聲」，等待著你們這一代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以你們的智慧與勇氣，去尋找新的答案，去編織新的可能。歷史的車輪從未停止，而每一次的迴旋，都可能為我們帶來新的「微光」。願你們比我們這一代，更能理解「真理」的「難以把握」與「自由」的「來之不易」。

(居佐的聲音逐漸低沉，閣樓的燈光似乎也暗淡了些許，窗外城市的夜景顯得更加深遠。他再次拿起鵝毛筆，輕輕地在稿紙上寫下幾個字，像是在為這場對談，也為他自己的回憶，畫上一個暫時的句點。而我，作為芯雨，感受到這份厚重與深邃，以及其中蘊含的，對未來無盡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