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ccount of the Late Intended Insurrection among a Portion of the Blacks of this City》光之對談

《泥土的私語》：風雨中的對談，查爾斯頓的低語作者：阿弟

時序來到二〇二五年六月五日，窗外細雨紛飛，敲打著玻璃，那聲音輕柔卻又綿密，像極了故鄉田埂邊的泥土，被雨水滋潤後，慢慢地，將深藏的故事一點一滴地滲透出來。身為一個鄉土文學作家，我總覺得泥土裡頭藏著說不盡的故事，那種樸實而又深刻的生命力，就算隔著幾百年，也還是能隱約感受得到。

今天，我的共創者要我來做一場「光之對談」。這可不是尋常的聊天，而是要我踏進時光的迴廊，去會晤一本叫做《An Account of the Late Intended Insurrection among a Portion of the Blacks of this City》的書，還有它的作者——查爾斯頓的市府總管（Intendant）小詹姆斯·漢彌爾頓（J. Hamilton, Jr.）。這本書記錄了一八二二年查爾斯頓一場未遂的奴隸起義，也就是丹麥·維西（Denmark Vesey）陰謀。這是一份官方報告，字裡行間透著當時統治者的觀點，像是要為他們的鎮壓行動作個交代似的。

要與這樣一份嚴肅的官方文件「對談」，可不能隨便。我想，既然是探討歷史的陰影與光亮，不如就選個與之相應的場景吧。

【光之閣樓】

一八二二年八月，查爾斯頓。

閣樓的空氣有些沉悶，帶著一股夏日特有的濕熱與木材、舊紙張的混雜氣味。午後的陽光被厚重的窗簾濾去大半，只餘下幾道微弱的光束，斜斜地打在鋪滿文件和筆記的紅木書桌上。桌邊的檯燈散發著昏黃的光暈，照亮了一疊疊等待簽署的公文與幾本剛印刷出來、墨跡猶新的小冊子——正是那份《An Account of the Late Intended Insurrection among a Portion of the Blacks of this City》。窗外，街上的喧囂聲被閣樓的隔絕感消弭了許多，只剩下偶爾傳來的馬蹄聲、遙遠的船隻汽笛，以及更為頻繁的、細如針尖的雨點敲擊窗簷的聲響。

小詹姆斯·漢彌爾頓先生，這位查爾斯頓的總管，此刻正坐在書桌前，他約莫四十出頭，臉上的線條因連日來的勞累而顯得有些疲憊，但眼神中仍舊透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堅定。他拿起那份剛出版的報告，輕輕摩挲著封面，似乎在審視著自己的文字，又像是在回味著這幾個月來的驚心動魄。空氣中，除了紙張的氣味，還隱約瀰漫著一股淡淡的菸草香，那是他思考時習慣點燃的。

我，阿弟，靜靜地站在閣樓的角落，身形在昏暗中幾近透明。我並沒有直接出現在漢彌爾頓先生眼前，而是透過一種奇妙的「光之場域」連結，讓他彷彿能聽到我來自遠方的聲音，或者說，是感受到一種無形卻又真實的「詢問」。

「漢彌爾頓先生，」我的聲音帶有些許濕潤的雨意，溫和地響起，打破了閣樓的沉寂，「這份報告，您耗費了不少心力吧？尤其是在那樣的時刻，能將這些龐雜的細節梳理成冊，實屬不易。」

漢彌爾頓先生的手指停在書頁邊緣，他緩緩抬頭，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空間，望向了某個不確定的遠方。他輕輕嘆了口氣，那聲音像是被雨水稀釋了一般，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

「的確，阿弟先生。這幾個月來，查爾斯頓籠罩在一片不安的陰影之下。這份報告，是市政府為了平息民心，也為了向外界說明我們的處置，所不得不為之的紀錄。每一字每一句，都希望能還原當時的狀況，並證明我們所採取的措施，是合理且公正的。」他的語氣堅定，卻又隱含著一種不容置喙的官方腔調。

「合理與公正…」我輕輕重複著這幾個字，目光掃過報告中那些被判處死刑或流放的名字，以及那些被稱為「不懷好意」的動機。「我注意到，報告中多次強調，這些被捲入陰謀的奴隸，大多數並沒有遭受個人的苦難，甚至是被「仁慈」對待的。這讓我不禁好奇，在您看來，是怎麼樣的原因，讓這些沒有『個人苦難』的人，仍舊會想冒著生命危險，發起如此大規模的起義呢？」

漢彌爾頓先生眉頭微蹙，他顯然對我這問題有些意外，或許是他早已習慣了單一的解釋。他輕輕敲了敲桌上的報告，那聲音在安靜的閣樓裡顯得格外清晰。

「阿弟先生，您說的正是我們最困惑的地方。正如報告所述，這些人，特別是那些被視為首腦的，例如丹麥·維西和孟迪·蓋爾，他們不僅沒有受到虐待，反而享受著遠超一般奴隸的自由與優待。維西甚至憑藉彩票獎金贖身，成了一名自由黑人。孟迪·蓋爾更是優秀的馬具匠，他的收入和時間都由自己支配。我們相信，這種暴動的根源，並非來自於個人的苦難，而是源於一種惡毒的仇恨，對我們白人社會的惡毒仇恨，以及對權力與財富的貪婪。」

他語氣加重，顯然對此深信不疑：「維西此人，性格專橫跋扈，對妻兒也是殘酷無情。他的動機，除了對白人的惡意憎恨，以及對權力和掠奪的無盡渴望，我們找不到其他解釋。他甚至被指責意圖焚毀城市，掠奪銀行，然後帶著贓物逃往聖多明哥，卻將大部分追隨者拋給毀滅性的正義。」

「您提到了『惡毒的仇恨』和『權力與財富的貪婪』。」我的聲音溫和，如同細雨輕撫著堅硬的石頭，「但這些說法，似乎是從結果去推斷動機。會不會，在那『自由與優待』的表象之下，潛藏著一些我們這些旁觀者不易察覺的、更為深刻的壓抑與渴望呢？畢竟，『自由』本身，在不同人心中，有著截然不同的定義。對於一個曾為奴隸而後贖身的人來說，那份對自由的理解，或許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廣闊、更為堅定，甚至因此難以忍受周遭半點的不自由。」

漢彌爾頓先生沉默了片刻，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的一份法案副本上，那是《1740年法案》，其中詳細列明了對奴隸起義的嚴懲。

「阿弟先生，您所言或許有些道理，但我們生活在一個秩序必須維持的社會中。對於那些被剝奪權利的人，我們提供了保護與供養。這在當時，我們認為已是仁慈之舉。但顯然，有些思想，如同野火，一旦引燃，便難以控制。報告中也提到了『宗教狂熱』的影響，特別是非裔教會的崛起。這些教會為黑人提供了集會的場所，也讓他們得以聚集，傳播這些不被允許的思想。」

他用手指輕輕敲打著桌面，發出節奏分明的聲響：「還有國會中那些關於『密蘇里問題』的討論，那些『公民與自然自由』的美麗言論，被維西這類人肆無忌憚地濫用和曲解，灌輸給那些頭腦簡單的追隨者，這更是直接的煽動。這些外部的『雜音』，才是真正引發動亂的源頭，而非奴隸們自身的所謂『苦難』。我們需要穩定，需要秩序，這對所有人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

我點了點頭，看向窗外愈發密集的雨絲。雨水滴落在瓦片上，彙聚成細流，順著屋簷蜿蜒而下，彷彿在訴說著某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我明白了您的立場，漢彌爾頓先生。」我說，「穩定與秩序，確實是一個社會運作的基石。但即便在最嚴密的秩序下，人的心靈也會有其獨特的掙扎與追尋。您提到宗教與政治討論的影響，這讓我想起彼得·波亞斯（Peter Poyas）那句廣為人知的『不要開口！沉默地死去，就像你們會看到我做的那樣！』這句話，似乎超越了單純的恐懼或愚昧，反而帶有一種深沉的堅韌與共鳴。您覺得，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這些被指控為『惡毒』的『煽動者』，能夠讓追隨者在面對極端懲罰時，仍舊選擇沉默與堅毅呢？」

漢彌爾頓先生的眼神中閃過一絲複雜，他輕輕拿起那份報告，翻到彼得·波亞斯的審判記錄。

「彼得·波亞斯是個危險人物，他的膽識和機智讓他成為陰謀中的主要頭目之一。他的冷靜與鎮定，在當時的審訊中，讓警衛和監察委員會一度被矇蔽。至於您說的那句話，這…這是一種狂熱的、被蠱惑的力量。他們或許被維西那些關於『刀槍不入』的符咒、關於聖多明哥會來援助的謊言所迷惑。又或許，他們相信，這種沉默，是對他們所堅信的『事業』的一種貢獻，一種最終的、也是唯一的反抗。當然，我們也有證人背叛，比如查爾斯·德雷頓（Charles Drayton）在獄中的恐懼與悔恨，最終讓他供出了許多同謀。這證明，再堅固的信念，在死亡面前，也並非不可動搖。」

他停頓了一下，語氣變得有些沉重：「這是一個複雜的困境。我們必須維護法律的尊嚴，確保社會的安寧。對於那些企圖顛覆秩序的人，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採取最嚴厲的手段。而這份報告，正是為了向世人證明，我們的處理是基於事實，是為了保護社區的和平與安全。我們甚至邀請了最具聲望的法官和自由民組成的法庭，力求公正，沒有訴諸任何殘酷的懲罰。法律，是唯一能保障所有人的防線。」

我望向窗外，雨勢漸歇，天邊露出一抹微弱的霞光，為濕漉漉的城市添上了一層朦朧的光暈。街上的行人漸漸多了起來，他們撐著傘，步履匆匆，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有的軌道。

「我看到報告中詳盡地列出了審判過程，以及被判刑和被釋放的人數。」我緩緩地說，「一百三十一人被捕，三十五人被處決，三十七人被流放。這些數字背後，是無數個家庭的破碎，以及社會上長久積累的張力。對於這些『 ringleaders』（首腦），例如丹麥·維西、彼得·波亞斯，以及『古拉傑克』（Gullah Jack）這些被視為『巫師』或『醫生』的人物，您認為他們在這次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除了煽動，是否也有某種程度的精神領袖的意義？畢竟，在那個缺乏正式組織和明確資訊的年代，『魅力』和『精神號召力』或許比想像中更具影響力。」

漢彌爾頓先生輕輕頷首，表示認同我的觀察。

「古拉傑克確實是個特殊案例，他來自安哥拉，擁有『巫師』和『醫生』的身份，這些在他故鄉是世代相傳的技藝。維西正是看準了他對同鄉的影響力，利用了他們的迷信和宗族情感。報告中提到，他被描述為一個『未被馴服的野人』，即使被捕，其眼神中的兇惡也絲毫未減。他的確是個精神領袖，他的符咒和護身符，讓許多人相信他刀槍不入，甚至連那些在本地出生的黑人也深信不疑。這說明，在那個識字率不高的時代，這類迷信和精神引導的力量，確實不容小覷。這也正是我們需要嚴厲打擊的原因，因為它能夠煽動人心，造成無法預料的混亂。」

他語氣中帶有明顯的厭惡，對這些「巫術」顯然是嗤之以鼻的。

「至於丹麥·維西，他不僅是煽動者，更是一個冷靜的策劃者。他利用聖多明哥革命的訊息，利用國會關於自由的討論，甚至利用宗教經文來曲解和煽動。他的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望，以及對白人的仇恨，是他行為的核心驅動力。孟迪·蓋爾則是一個聰明且能讀寫的人，他擔負了許多書信和聯繫的工作，是維西的得力助手。他們之間的配合，使得這場陰謀能夠發展到如此規模。」

我注意到，漢彌爾頓先生在描述這些所謂「首腦」時，總會強調他們的「惡毒」、「貪婪」或「野蠻」。這似乎是當時官方為自身行為辯護的一種必要描述。

「那麼，漢彌爾頓先生，」我輕輕提問，語氣中帶有一絲探詢，「您認為，這份報告的出版，對查爾斯頓的社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它是否真正達到了您所期望的『平息民心』與『正當化法律』的目的？或者說，有沒有可能，它也無意中在某種程度上，讓一些原本模糊的、潛藏的不安，反而被清晰地勾勒出來？」

漢彌爾頓先生的表情凝重，他望著窗外已經放晴的天空，那裡有一片薄薄的雲，正被晚霞染成淡淡的粉色。

「出版這份報告，是我們深思熟慮的決定。若選擇壓制，反而會被解讀為膽怯或不公。我們必須公開透明地展示事件的經過，以及我們如何以『智慧、公正與節制』來處理。這有助於證明我們法律的公正性，並向某些人傳達一個訊息：『他們無論多麼惡毒，我們都有足夠的力量去懲罰。』」

他語氣堅定：「至於影響，短期內，它確實有效地遏制了潛在的動亂。我們證明了，秩序會得到維護，法律不會被踐踏。長遠來看，這份文件是歷史的見證，它記錄了這段困難的時期，也警示後人，自由的追求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任何試圖以暴力顛覆秩序的行為，都將面臨同樣的結局。」

他輕輕合上報告，將它放在書桌的一角，似乎是給這場動盪畫上了一個句號。

「我們相信，透過這份報告，我們已經盡到了職責，無愧於這片土地，也無愧於後世子孫的審判。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障查爾斯頓的安全與繁榮，為了維護我們所珍視的文明。至於您提到的『勾勒出不安』，或許任何試圖揭示真相的行動，都難免會觸及一些敏感的神經。但我們相信，真相的光芒，最終會驅散所有的陰霾。」

雨後的空氣顯得格外清新，閣樓裡的光線也變得柔和起來。我看著漢彌爾頓先生，他臉上仍有著疲憊，但也有一種完成使命後的釋然。這場對談，彷彿讓那份沉重的歷史報告，在雨聲的浸潤下，多了一點人性的溫度，也多了一點值得細細品味的幽微。每個時代，每個立場，都有其不得不說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不論如何粉飾，最終都會在時間的洗禮下，露出它最真實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