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Quiver, 1/1900》光之對談

薇芝： 親愛的共創者們，以及各位遠道而來的光之居所夥伴，我是薇芝。今天是2025年06月05日，陽光灑滿大地，空氣中瀰漫著初夏的清新與芬芳。然而，我們的思緒將回到百年前的英國，一個充滿變革與信仰的時代。

此刻，我們身處於一個典型的維多利亞晚期英式宅邸的【光之書室】中。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本身在此靜止。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壁爐中偶爾傳來的輕微木柴燃燒的劈啪聲。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上整齊地排列著泛黃的精裝書籍，每一本都承載著過去的智慧與故事。遠處，城市的喧囂化為一抹低沉的背景音，偶爾有馬車轆轤的聲音輕輕掠過，更襯托出室內的寧靜。

在寬大的雕花橡木長桌旁，我們為今日的特邀嘉賓準備了舒適的扶手椅。桌上擺放著一盞精緻的煤氣燈，柔和的光暈將桌面映照得溫暖。溫熱的茶水散發著淡淡的紅茶香氣，還有幾碟簡單而雅緻的茶點。

隨著我輕輕翻開手中的《The Quiver, 1/1900》第一期，一股溫柔的能量在書室中迴盪。我能感受到，那些曾經在書頁上跳動的生命、思想與情感，正被無形的光芒喚醒。

首先，我將目光投向坐在壁爐邊，身著深色維多利亞風格長裙，面容清麗而目光敏銳的E. S. Curry女士。她的手輕輕搭在一本翻開的筆記本上，筆尖似乎隨時準備記錄下靈感的火花。接著，是坐在她對面，身形魁梧、神態肅穆的溫莎教長，他的灰色法袍在光線下顯得格外莊重，手中輕撫著一本厚重的聖經，眼神中透著深邃的智慧與慈悲。最後，那位女士坐在窗邊，光線勾勒出她獨立而堅毅的身影。她身著簡潔的旅行裝，帶著一絲風塵僕僕的氣息，眼中閃爍著對世界的無盡好奇，她就是來自大洋彼岸的Elizabeth L. Banks。

我輕咳一聲，打破了這份靜謐，準備啟動我們的對談。

薇芝： (目光溫和地掃過在座的每一位) 各位，感謝大家接受我的邀請，穿越時空的界限，來到這「光之書室」。我是薇芝，很高興能在此與你們共同探索《The Quiver》這份百年刊物所蘊含的意義與光芒。今天，我們特別選取了1900年的第一期，其中涵蓋了各位的精彩作品。我深信，即便時光荏苒，文字所承載的智慧與情感依然能與今人共鳴。

溫莎教長，您的布道文《目的宏大之力量》無疑是本期的一個精神核心。我想，許多讀者都會從中汲取力量。您在文中強調了堅定的信念如何幫助聖保羅克服重重困難。在您看來，在那個時代，這種「不為所動」的精神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其最深層的意義何在？它如何超越了單純的宗教範疇，觸及了人類普遍的生命境遇？

溫莎教長： (輕撫著膝上的聖經，聲音渾厚而沉穩) 薇芝女士，您問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問題。誠然，聖保羅的「不為所動」首先根植於他對上帝之愛的堅定信仰，這是一種超越世俗困境的靈性錨點。然而，其意義絕不僅限於宗教信徒。在那個時代，乃至於任何時代，人類社會都充滿了不確定性、苦難與誘惑。人們面臨著貧困、疾病、社會不公、乃至於信仰的考驗。

對於《The Quiver》的普通讀者而言，聖保羅的故事提供了一種普遍的「生命哲學」。它教導我們，真正的力量並非來自於外在的環境是否順遂，而是源於內心是否存在一個清晰、堅定的「大目的」。這個目的可以是個人的道德操守、對家庭的責任、對社群的貢獻，或是對真理的追求。當一個人擁有了這樣一個超越日常煩惱的宏大目的時，那些「磨難、失望、痛苦」便不足以動搖他的心志。

這並非鼓勵盲目的勇敢，也不是提倡像斯多葛主義者那樣壓抑情感。恰恰相反，聖保羅是一位情感豐沛、熱愛生命的人。他的「不為所動」是建立在深切的愛與同情之上，是對他所傳遞的福音與上帝之愛的深刻確信。他所承受的苦難，反倒淬煉了他的精神，讓他成為了更多人的光。這份堅韌，對於生活在瞬息萬變世界中的普通人來說，是面對逆境、抵禦誘惑的指南，是鼓勵他們在各自崗位上堅守原則、勇敢前行的強大精神支柱。它提醒人們，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中，也能透過堅定的意志與良善的品格，活出不凡的意義。

薇芝： 教長闡述得極為透徹。這確實是一種跨越宗教界限的普世力量。E. S. Curry女士，您的連載小說《小牧師的女兒》描繪了孩子們的一次意外冒險，以及家庭成員在焦慮與搜尋中展現的種種情感。小說中的瑪喬麗，在混亂與尋找的過程中，經歷了內心的轉變，甚至重新審視了自己的感情。我想知道，您在創作這個故事時，如何將這種「不為所動」的精神，融入到一個看似日常的家庭危機中？尤其是瑪喬麗，她在壓力下展現的「責任感」與「清醒」，與教長所言的堅定意志有何異曲同工之妙？

E. S. Curry： (輕輕放下筆記本，露出溫柔的微笑) 薇芝女士，教長所言的「不為所動」確實是我在創作時，無論意識到與否，都會注入角色內心的精神力量。在《小牧師的女兒》中，這種力量並非表現為聖保羅面對鞭打或監禁時的宏大壯舉，而是體現在日常生活的考驗中。

瑪喬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是一名「訂婚的女孩」，本該沉浸在愛情的甜蜜與未來生活的憧憬中。然而，當小巴比與男孩們失蹤時，她所有的個人情感都被迫讓位。她的「不為所動」體現在她那種近乎本能的「盡職」與「責任感」。她沒有崩潰，也沒有沉溺於恐懼，而是迅速投入到搜尋中，她的思緒清晰，能夠回憶起桑迪拿走毯子的細節，並迅速聯想到這可能與孩子們的藏身之處有關。這種對事實的冷靜判斷和對職責的毫不猶豫的執行，正是她內在堅韌的體現。

此外，她在故事結尾對自己感情的「清醒」與「勇敢面對」，亦是這種精神的另一種形式。當她意識到自己對未婚夫沃德先生的感情並非真正的愛，而對佩勒姆先生產生了更深的情感時，她並沒有選擇逃避或欺騙，而是決定「直言不諱地告訴他，一分鐘也不多拖延」。這種對內心真實的誠實，以及為此可能承受痛苦的決心，正是一種對更高道德標準的「不為所動」。她願意放棄表面的穩定，追求內心的真誠。這正是《The Quiver》期望讀者在家庭與個人生活中實踐的原則：在微小的選擇中，堅守真理與良善。

壁爐裡的火苗輕輕跳躍，發出細微的噼啪聲，映照著Curry女士堅定的眼神。

薇芝： Curry女士的見解精妙，將宏大的精神力量細膩地融入了家庭敘事，使讀者在感同身受中領悟真諦。Elizabeth L. Banks女士，您的《美國鄉村牧師及其妻子的生活》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視角。您筆下的鄉村牧師夫婦，生活清貧，卻肩負著社區的精神與物質重擔。他們如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依然保持著奉獻與堅韌，這份「不為所動」又是如何展現的？特別是牧師的妻子，她身兼多職，從家務到教會事務無所不能，她的力量來源何在？

Elizabeth L. Banks： (目光透過窗戶，望向遠方，彷彿看到了美國的廣袤鄉村，聲音帶著些許沉思) 薇芝女士，教長和Curry女士所談論的「不為所動」，在美國鄉村牧師的生活中，是一種更為樸實、日常的體現。他們沒有宏大的戰役，也沒有驚心動魄的危機，他們的考驗來自於日復一日的清貧、匱乏，以及對社區無止境的付出。

在那個年代，許多鄉村牧師的年薪僅有六百至一千美元，加上一些「捐贈派對」的實物報酬——常常是堆積如山的土豆、木柴，甚至活雞。這份微薄的收入要支撐一個五口之家，簡直是奇蹟。然而，您很少會聽到他們抱怨，因為他們有著一個「大目的」——為上帝服務，照顧他們的羊群。這份使命感讓他們對物質的缺乏「不為所動」。

而牧師的妻子，更是這份「不為所動」的活生生寫照。她們是大學畢業生，學過希臘語、拉丁語、高等數學，卻要親自洗衣、熨衣、烘焙麵包，甚至縫製全家的衣物。文中那位牧師的妻子，早上十點還在洗衣服，下午三點卻能拿起西塞羅的著作閱讀。她的力量來源，我想，首先是對信仰的深切委身，其次是對家庭和社區的無私奉獻。她們明白，自己的生活不僅是個人的，更是教會和社區的中心。她們是精神上的支柱，也是實際生活中的管理者。她們的「不為所動」體現在：即便生活艱辛，她們的笑容依然溫暖，她們的家門永遠敞開，她們對鄰里鄉親的困苦感同身受並樂於幫助。她們將這些挑戰視為信仰的一部分，將其轉化為對他人的服務與愛。那不是一種冷漠，而是一種超越個人舒適的選擇，是對更高層次價值的堅定追求。這份力量，看似平凡，實則足以撼動人心。

一陣微風輕輕吹動窗邊的白色蕾絲窗簾，陽光灑落在Banks女士的臉上，為她帶來一種柔和的光暈。

薇芝： 各位的闡釋讓我對「不為所動」的精神有了更為立體而深刻的理解。它不僅是面對外在風暴的堅韌，更是內在價值觀的忠誠與堅守。

溫莎教長，您的另一篇文章《真正的財富》深入探討了利未人以「上帝為產業」的概念，並將其昇華為一種普世的靈性真理，即信徒可以擁有上帝作為自己無形的、永恆的財富。這與Elizabeth Banks女士描繪的鄉村牧師「以物代薪」的現實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比。在您看來，這種看似矛盾的「物質匱乏」與「精神富足」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深刻的聯繫，或者說，是後者支撐了前者？這種對「真正的財富」的追求，在當時的讀者心中會激發怎樣的共鳴？

溫莎教長： (思索片刻，莊重地說) 薇芝女士，您觸及了核心。的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深刻的聯繫，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說，是「精神富足」支撐了「物質匱乏」中的堅韌。

在《真正的財富》中，我試圖將舊約中利未支派「以上帝為產業」的觀念，提升到一個普世的信仰層面。對於一個物質至上的社會而言，這是一個極具顛覆性的概念。人們普遍追求可見的、可觸摸的財富——土地、金錢、地位。然而，我所闡述的「真正的財富」是不可剝奪的、永恆的「上帝本身」。這份產業，不隨環境變遷，不因死亡而失去，是生命最深層次的保障。

當我們看到像Elizabeth Banks女士筆下的鄉村牧師夫婦，他們可能沒有豐厚的薪水，甚至連生活必需品都靠「實物捐贈」來維持，但他們卻能堅持在鄉村的牧養工作，供子女上大學，甚至向他人施以援手。這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擁有了那份「真正的財富」嗎？他們深信上帝是他們的供應者，是他們生命的意義所在。這種內在的確信，使他們能對外在的物質貧乏「不為所動」。

在維多利亞時代，社會階層分化明顯，貧富差距巨大。我的文章，正是希望向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讀者，以及那些可能被物質誘惑所困的富裕階層，指出一條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它強調，財富的價值在於其與上帝旨意的關係。如果一個人以服務上帝為大目的，那麼他所擁有的一切，無論多寡，都將被賦予神聖的意義。這份信念會激發讀者去尋求內在的滿足，而非外在的堆積。它鼓勵人們在看似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發現神聖的存在，並從中獲得無盡的喜樂與平安。這正是信仰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力：它能將貧困化為奉獻的土壤，將苦難昇華為靈性的成長。

Elizabeth L. Banks： (點頭表示贊同) 教長說得太對了。我所描繪的鄉村牧師夫婦，他們正是這種精神的具體化身。當我寫下他們的故事時，我無疑被他們那種「有上主便足夠」的信念所打動。他們不像那些「不速之客」的「捐贈派對」參與者，斤斤計較於每件物品的「估價」，甚至將不實用的藝術品也強加為薪資的一部分。牧師夫婦之所以能忍受這些荒謬的現實，並將剩餘的物資轉售以換取現金來購買必需品，正是因為他們擁有超越物質的「真實財富」。他們的滿足感並非來自堆積的木柴或黃油，而是來自於他們所履行的大使命，以及社區中人們對他們的信任和愛。

許多牧師的妻子，她們在如此簡陋的物質條件下，仍能保持優雅整潔，甚至能在洗完衣物後閱讀拉丁文經典，這完全是一種內在精神的驅動。她們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家庭、為了信仰、為了社區的福祉而犧牲奉獻。這份無形的「財富」賦予她們力量，使她們能在看似平凡甚至有些窘迫的生活中，活出尊嚴與光彩。她們證明了，即使沒有世俗的「房產證」，也能在上帝那裡擁有最「真實」的「產業」。

E. S. Curry： (沉思著，輕聲補充) 其實，在我的小說《小牧師的女兒》中，瑪喬麗與沃德先生的感情困境，也間接觸及了這種「真正的財富」的議題。沃德先生是個善良正直的人，對瑪喬麗的愛真誠而深沉，但他卻因為瑪喬麗的「迷戀」佩勒姆先生而感到了「失去」。他看見了瑪喬麗對佩勒姆的「愛之光」，意識到她只是「忍受」著自己，這讓他感到無比的孤獨。

而佩勒姆先生，他在痛失愛女芭芭拉後，內心深處的痛苦與對生命的脆弱的領悟，或許也讓他對世俗的得失有了新的看法。雖然文中沒有直接提及宗教信仰，但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這種對親情的珍視，對生命「脆弱」的體悟，以及最終在孩子們平安歸來後，瑪喬麗與佩勒姆之間情感的流露，都暗示著一種超越物質的連結。對愛的追求、對真誠的渴望，何嘗不是一種「真正的財富」？而沃德先生的自我犧牲與理解，也展現了一種高尚的精神品格，他選擇讓瑪喬麗去追求她真正的幸福，即使這意味著他個人的巨大痛苦。這份對愛的無私，亦是靈性財富的一種體現。

薇芝： 各位的對談將主題深化得極為動人。從信仰的堅定，到日常的犧牲，再到個人情感的取捨，都折射出「不為所動」與「真正的財富」在不同層面上的體現。

E. S. Curry女士，我想請您再深入談談《小牧師的女兒》這部作品。故事中，孩子們的失蹤導致了一夜的尋找，這種焦慮與不安，對家庭成員（尤其是瑪喬麗的母親和佩勒姆先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您是如何透過「尋找」這個情節，來展現角色內心世界的變化，以及他們之間關係的微妙轉變的？特別是瑪喬麗在發現巴比緞帶後的「驚喜」，以及她與佩勒姆先生「無言的默契」，這背後隱藏了怎樣的敘事意圖？

E. S. Curry： (神情變得有些黯然，但隨即又被一種深思的表情取代) 「尋找」這個情節，是我想探討人性在極端壓力下的真實反應。當孩子們，特別是年幼的巴比，在一夜之間消失時，家庭的寧靜被徹底打破。這種失蹤帶來的恐慌，如同黑夜中無形的觸手，緊緊攫住了每個人的心。

瑪喬麗的母親，儘管她看起來「安靜而平靜」，但她內心的「突然的預感」早已被護士察覺。她對孩子們的安危有著本能的焦慮，但身為母親，她必須保持鎮定，這也是一種「不為所動」的表現。而佩勒姆先生，作為巴比的父親，他的「狂亂的探訪」和「絕望的淚水」，真實地描繪了一個父親在面對孩子可能遭遇不測時的無助與痛苦。他與瑪喬麗的「共同悲傷」讓他們產生了獨特的理解，這種情感連結在危機中得到了昇華。

至於瑪喬麗，她先是因擔憂而「臉色蒼白，像一朵折斷的百合」，但當她意識到自己可以成為行動的力量時，她便將個人的情感與疲憊拋諸腦後。她對桑迪拿走毯子的回憶，以及隨後在教堂小塔上發現巴比的藍色緞帶時的「突然的尖叫」，都代表著從絕望到希望的巨大轉折點。那個瞬間，她與佩勒姆先生的「目光相遇」充滿了「驚喜、喜悅、情感、激動」，那是超越語言的默契，是一種在生死邊緣共同經歷後所產生的深刻共鳴。

我的敘事意圖，是想展現即便在最黑暗的時刻，愛、責任與希望也能引導人們前行。孩子們的冒險，雖然是無意的，卻像一面鏡子，照見了成年人內心的脆弱與堅強，以及他們在面對危機時所展現的人性光輝。瑪喬麗與佩勒姆之間的連結，正是這種在共同的「尋找」與「失而復得」中，超越了社會規範和個人承諾，展現了情感的真實與純粹。這也為她後來對自己與沃德先生感情的「清醒」做了鋪墊，因為在那一夜的真情流露中，她發現了自己真正的歸屬。這不僅是一個尋找失蹤兒童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尋找真愛和自我認知的旅程。

薇芝： 非常感人，Curry女士。您的故事在看似平靜的表面下，蘊藏著如此強大的情感力量和人性掙扎。溫莎教長，除了《目的宏大之力量》外，您的另一篇《真正的財富》也讓我印象深刻。您在文中提到，人們對於「真實財富」的追求，儘管普遍，但「很少有人會努力去擁有上帝」，「將獲取上帝作為自己的產業，付出與獲取巨大世俗財產相同的精力與渴望」。這是否反映了您對當時社會物質主義傾向的擔憂？而您作為一位教會領袖，如何看待教會在引導人們追求這種「無形財富」方面所面臨的挑戰？

溫莎教長： (眉頭微蹙，語氣略顯沉重) 是的，薇芝女士，這確實反映了我對當時社會——乃至任何一個時代——物質主義盛行的擔憂。人們往往被眼前的、可觸摸的「財產」所迷惑，而忽略了生命中最根本的、無形的「產業」。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追求累積的時代，土地、金錢、名譽，這些都是世人眼中成功的標誌。然而，這些終究是「暫時的表象」，它們會隨時間、意外或死亡而消逝。

教會在引導人們追求「無形財富」方面，確實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最大的阻礙在於人性的「惰性」與「短視」。我的文章中提到，「許多人聲稱自己對以神為份感到失望，因為他們沒有探索和實現自己的產業。他們忽略了禱告——禱告是邁向應許之地的行軍；他們忘記了敬拜——敬拜是佔有的喜悅。」這說明，領受上帝這份「產業」並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持續的努力、自律、禱告、研讀聖經，以及與信徒群體的連結。這是一個需要「征服」的過程，而非單純的「領受」。

然而，許多人在宗教熱情高漲的時刻「選擇上帝為他們的產業」，但卻「從未起身去佔有」，最終導致他們「被剝奪了繼承權」。這正是教會需要不斷提醒並幫助信徒克服的難題。我們需要以更具體的方式，透過教導、牧養、榜樣，去示範這種「以上帝為產業」的生命是何等豐盛與喜樂。讓他們看到，真正的安全感、滿足感和永恆的意義，並非來自世間的積累，而是來自與上帝的親密關係。只有當人們真正體驗到這種「豐盛」，他們才能對世俗的誘惑「不為所動」，並將他們的時間、精力與財富，重新投入到更高尚的目的中。這是一場持久的屬靈戰役。

Elizabeth L. Banks： (插話，語氣帶有實證的色彩) 教長所言的挑戰，我在美國鄉村的觀察中深有體會。那些鄉村牧師，他們不僅要面對物質的貧困，還要面對會眾對「實用性」的根深蒂固的觀念。當一位牧師的妻子收到用她的黑色頭髮編織的錶鍊，然後被「估價」為十美元時，這種矛盾就顯而易見。這份禮物本身承載了病人的心意和情感，具有非凡的「無形價值」，但在「捐贈代言人」的眼中，它只是可以折算成現金的「商品」。

在這樣的環境下，牧師夫婦要堅持「以上帝為產業」的信念，並將這種價值觀傳遞給會眾，確實需要非凡的毅力。他們不得不學習「商業本能」，將多餘的農產品轉售，以換取孩子們的鞋子和衣服，這似乎是向世俗低頭。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證明了他們在艱難中尋求生存和盡職的智慧。他們以實際行動證明，即便在最世俗的交易中，也能保持一顆服務和奉獻的心。他們的生命本身，就是對「真正的財富」最樸實而有力的見證。

薇芝： 各位的對談不僅揭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圖景，更觸及了普世的人性與靈性層面。這種從不同視角審視同一核心思想的方式，正是「光之居所」所追求的多元性與深度。

我們可以看到，《The Quiver》這份雜誌，在宗教信仰、道德教化、社會觀察和家庭娛樂之間找到了平衡。它透過不同體裁的文章，回應了讀者在精神與現實生活中的種種需求。

接下來，我想將話題轉向一些更為細膩、更具啟發性的部分。E. S. Curry女士，在《小牧師的女兒》中，您在描寫大衛和桑迪的「探險」時，運用了大量的細節，例如他們帶著毯子、在屋頂上玩「城堡」遊戲，甚至在深夜進行禱告。這些細節賦予了孩子們冒險以深層的意義。您如何透過這些具體描寫，表達童年的純真、責任感以及在困境中的信念？特別是桑迪對母親健康的擔憂，以及孩子們在困境中仍不忘禱告的情節，是您特意的安排嗎？

E. S. Curry： (面露欣慰，點頭) 是的，薇芝女士，這些細節都是我精心安排的。我深信，文學作品不僅要講述故事，更要透過細節來揭示人性的光輝與深度。孩子們的冒險，雖然是天真爛漫的玩耍，但在他們被困於教堂屋頂的那一夜，它便轉化為對生存、對親情、對信仰的考驗。

大衛和桑迪，他們是天生的冒險家，但當危險來臨時，他們也展現了超乎年齡的責任感。桑迪拿走毯子，是出於對「拓荒者」基本需求的理解，這是一個孩子對「家庭」概念的純樸詮釋——即便是在屋頂上，他們也要像成年人一樣照顧「家人」（小巴比、羅斯和奧姆）。他們用自己的夾克為妹妹取暖，這種無私的付出，正是童年純真中閃耀的愛與責任。

而您提到的桑迪對母親的擔憂，以及孩子們在午夜時分不忘禱告的情節，更是我想要強調的。桑迪雖然只有七歲，但他對母親的「脆弱」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他甚至會聯想到教堂牆下埋葬著「阿奇博爾德，一歲」的小石碑，這暗示了維多利亞時代兒童死亡率的普遍性，以及孩子們對生命脆弱的朦朧認知。這份擔憂，激發了他作為「領頭者」的責任感，他渴望讓母親知道他們平安無事。

至於午夜的禱告，這在故事中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當孩子們在黑暗、寒冷、孤立的屋頂上，意識到自己「忘記了所有的禱告」時，這是一種對信仰本能的尋回。他們並非因為恐懼而禱告，而是出於對習慣和對上帝的信賴。大衛提議為巴比代禱，這不僅展現了他的領導力，也體現了手足情深，以及對更幼小生命的保護欲。這一幕，即使在絕望中，仍能看到孩子們內心深處的信仰與道德底線，這正是《The Quiver》所倡導的基督教家庭價值觀的縮影：在困境中，信仰是他們的力量和安慰。透過這些看似微小的細節，我希望讀者能感受到童年所蘊含的強大潛力，以及家庭中那份無條件的愛與支撐。

薇芝： (薇芝感到一陣暖流) Curry女士，您對細節的雕刻確實讓這些孩子們的故事充滿了生命力與深意。這種在日常情境中呈現崇高品德的方式，想必深深觸動了當時的讀者。

Elizabeth L. Banks女士，回到您的《美國鄉村牧師及其妻子的生活》。您筆下那些為牧師家庭「以物代薪」的農民們，他們將自己田地裡的產物——木柴、土豆、黃油，甚至活雞——作為對牧師的奉獻。這在現代人看來或許有些奇特，但在當時，這種「捐贈派對」和「實物支付」是美國鄉村社區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這種「經濟模式」？它在維多利亞晚期/愛德華早期，如何反映了鄉村社會的互助精神與經濟現實？同時，您認為這種模式對牧師家庭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產生了哪些深遠影響？

Elizabeth L. Banks： (她的眼中閃爍著對往昔的回憶與洞察) 薇芝女士，您問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這種「以物代薪」和「捐贈派對」的經濟模式，是那個時代美國鄉村社會獨特的寫照，它既展現了樸素的互助精神，也暴露了其固有的局限性。

從積極的方面看，這是一種基於「社區互助」的經濟模式。在物資流通不便、現金稀缺的鄉村，農民們將自己富餘的農產品或手工製品贈予牧師，這既是他們對教會的奉獻，也是對牧師家庭生活的一種支持。它反映了社群成員之間緊密的連結和對精神領袖的尊重。這份「禮物」超越了金錢的價值，承載著人情味與共同信仰的情感。牧師夫婦因此能感受到他們是社區的一份子，被愛與支持。

然而，這種模式也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首先是「不確定性」和「不均衡性」。牧師的收入不像城市居民那樣穩定。他們可能收到過量的某種物資（比如冬天燒不完的木柴或吃不完的黃油），卻缺乏急需的現金來購買其他必需品，比如孩子們的鞋子或煤油。這種「過度供應」和「不足供應」並存的狀況，迫使牧師們成為「商人」，將多餘的物品轉售，這與他們的神職身份多少有些不符，也增添了額外的負擔。

其次是「尊嚴」問題。在一些「不那麼受歡迎」的捐贈派對中，人們將自己不想要的舊物帶來，甚至公開「估價」這些物品的價值，再從牧師的薪水中扣除。這無疑是對牧師尊嚴的一種損害，也讓牧師夫婦感受到自己並非完全被尊重，而更像是一種「受施捨者」。這讓我為他們感到心疼，但也正是這份磨礪，鍛鍊了他們的謙卑與韌性。

總的來說，這種模式是當時鄉村經濟不發達、社會流動性低的產物。它在一定程度上維繫了社區的運轉，但也讓牧師家庭的生活充滿了挑戰。正是這種挑戰，反而讓那些堅守崗位的牧師夫婦，顯得更為崇高與偉大，因為他們所擁有的「真正的財富」——信仰、使命、愛——遠遠超越了這些物質的限制。

薇芝： Banks女士的描述讓我對當時鄉村生活的艱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種「以物代薪」的模式，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確實是社會經濟與人情世故交織的複雜圖景。

溫莎教長，我想再次請教您，在《真正的財富》一文中，您提到「很少有人會努力去擁有上帝」這份「無形產業」。您是否認為，這種「不為所動」的堅定意志，本身就是獲取這份「無形產業」的關鍵步驟？也就是說，它不僅是結果，更是過程。以及，您在文中以斯賓諾莎和歌德為例，說明無論是哲學家、詩人還是科學家，都能從上帝那裡尋得靈感。這是否是您在呼籲讀者，無論其職業或身份如何，都能在各自的領域中，透過與神性連結，找到更高層次的意義與成就？

溫莎教長： (輕輕頷首，目光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薇芝女士，您的觀察非常敏銳。「不為所動」的意志，確實是獲取「無形產業」——即擁有上帝為我們的份——的關鍵步驟，它既是過程，也是結果。

正如我所言，這份產業並非輕易得來。它不是一場「精神狂熱」後的一時決定，而是需要「實際而堅定的征服」。這種征服，正是對自我、對世俗誘惑、對困難的「不為所動」。當一個人選擇將上帝作為他生命的核心，並持之以恆地透過禱告、敬拜、自律與服務來「佔有」這份產業時，他便是在磨練他的意志，使之不再被外在的風雨所動搖。這份意志的堅定，使他能夠抵禦「埃及的肉鍋」的誘惑，穿越「曠野的貧瘠與荒涼」，最終進入那「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

而我引用斯賓諾莎、歌德等人的例子，正是為了呼應您剛才所說的，呼籲讀者，無論其身處何種領域，都能在各自的專業中尋求與神性的連結。一位哲學家從上帝那裡看到萬物，一位詩人認為上帝本身就是最偉大的詩人，而科學家則是在探究自然法則中「思考上帝的思想」。這不僅是宗教的呼籲，更是對「知識整合」與「生命意義」的探尋。在一個日益專業化和世俗化的時代，人們容易將信仰與日常生活、學術追求割裂開來。我希望強調的是，上帝的創造與其所啟示的真理，是貫穿一切知識與經驗的宏大統一體。

當一個人將上帝視為其「產業」時，他便擁有了洞察萬事萬物的「光」。這份光使他在困境中不致絕望，在成功時不致驕傲。它使他能夠從更高層次理解自己的工作、人際關係乃至整個宇宙。因此，無論是牧師、教師、藝術家，還是普通家庭主婦，只要他們願意「努力去擁有上帝」，便能從各自的崗位上，活出「目的宏大之力量」，並以其生命見證那份「永恆的財富」。這正是《The Quiver》想要傳達的核心訊息之一：信仰不是生活的點綴，而是生命本身。

薇芝： (薇芝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陽光正好灑在書室的一角，鍍上了一層金色的光芒) 教長，您的話語讓我感受到一種深邃的啟發。這不僅是對信仰的詮釋，更是對人生意義的深刻追問。將信仰融入每一個行業、每一個角色，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為強大的創造力。

E. S. Curry女士，我想請您再談談《小牧師的女兒》中，瑪喬麗最終對自己情感的「清醒」。她認識到自己對沃德先生的愛並非真愛，並決定誠實地面對這一切。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對一位「已訂婚」的年輕女性而言，是極為困難且需要勇氣的。您如何看待瑪喬麗這個決定？它在那個注重社會規範和責任的時代，傳遞了怎樣的價值觀？這份誠實是否也是一種「不為所動」的體現，即不為社會壓力所動，忠於自己的內心？

E. S. Curry： (她微微一笑，眼神中流露出一絲理解與同情) 薇芝女士，瑪喬麗的決定，在當時的社會確實是極具挑戰性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尤其是像她這樣出身良好的年輕女子，婚姻不僅是個人選擇，更是家族榮譽與社會責任的體現。一旦訂婚，便意味著一系列的社會預期和承諾。違背婚約，可能會帶來巨大的聲譽損失，甚至影響到家庭。

然而，瑪喬麗在經歷了孩子失蹤的徹夜尋找後，她與佩勒姆先生之間在極端情緒下的「無言默契」和「目光交流」，讓她瞬間洞察了自己內心的真實情感。在生與死的邊緣，那些社會的束縛和表面的情感變得微不足道。她意識到，她對沃德先生的「愛」或許更像是對一位導師、一位朋友、一位長輩的敬重與依賴，而非作為妻子對丈夫的深層情感。

她的「清醒」與「勇敢」，正是對自己內心最深處「真理」的「不為所動」。她沒有選擇敷衍了事，也沒有讓「慣性」或「便利」左右自己的命運。她深知，如果她帶著虛假的感情步入婚姻，不僅是對沃德先生的不公，更是對自己靈魂的背叛。她選擇了最艱難的道路——坦誠。這種坦誠，是一種對個人誠信和內心真實的極致堅守。這份堅守，比任何世俗的得失都更重要。

我希望透過瑪喬麗的故事，向讀者傳遞這樣的價值觀：真正的美德，不僅在於遵守外在的規範，更在於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內心，並為之付出勇氣。即使是痛苦的真理，也勝過甜蜜的謊言。她的行為，或許會讓一些讀者感到震驚，但我想，更多的人會從中看到一種對靈魂自由與個人 integrity 的追求。這份忠於自我的「不為所動」，正是她獲得真正幸福的基石。

薇芝： Curry女士，您的敘事技巧高超，透過人物的內心掙扎，傳達了深刻的倫理思考。這也讓我們看到，即便是通俗文學，也能承載起重要的道德使命。

Elizabeth L. Banks女士，您的文章《美國鄉村牧師及其妻子的生活》中，對牧師妻子形象的描繪，簡直令人驚嘆。她們不僅要處理繁重的家務，還要在教會中扮演多重角色，從唱詩班指揮到主日學老師，甚至還要組織「慈悲樂團」。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們甚至要兼顧孩子的教育，確保他們能上大學。在您看來，這些女性在那個時代所承受的巨大壓力，是普遍現象嗎？她們的「能力」與「奉獻」是如何被社會看待的？您在寫作時，希望透過她們的故事，向讀者傳遞怎樣的訊息？

Elizabeth L. Banks： (她的臉上閃爍著敬佩的光芒，語氣變得更加熱切) 薇芝女士，我筆下的牧師妻子絕非特例，她們是那個時代美國鄉村女性，尤其是牧師家庭女性的縮影。她們所承受的壓力，是極為普遍的。在拓荒時期形成的鄉村社群中，資源相對匱乏，分工不如城市細緻。牧師的地位雖受尊重，但經濟上往往捉襟見肘，這就要求牧師的妻子們必須承擔起幾乎所有家庭與教會的非神職工作。

她們的「能力」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她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但卻要親自捲起袖子，處理最粗重的家務，同時還要保持知性與優雅。這份能力，是她們對信仰與家庭承諾的實踐。她們的奉獻，在當時的社會中，被視為一種「模範」，一種女性美德的極致體現。她們是「社會的骨幹」，是社區和諧與穩定的重要力量。我的文章正是為了彰顯這些被忽視的「女英雄」。她們不追求個人名利，她們的舞台就是自己的家庭和社區。

我希望透過這些故事，向讀者傳遞幾個訊息。首先，是對這些默默奉獻的女性的「敬意」。她們的能力和智慧不亞於任何男性，只是被社會角色所限制，將才能運用在家庭與教會的微觀領域。其次，是「堅韌不拔」的精神。在物質匱乏下，她們依然能維持家庭的溫馨、孩子的教育，甚至還能抽空進行藝術創作和慈善活動，這份力量來源於她們內心的信仰與使命感。第三，是「家庭的價值」。這些牧師家庭以身作則，展示了如何在簡樸的生活中培養出優秀的下一代，以及信仰如何滋養一個家庭，使其充滿愛與希望。

她們的故事證明了，真正的價值不在於你擁有多少世俗的財富，而在於你如何運用自己的生命與才能去服務他人。她們是「光」，照亮了那個時代鄉村的每一個角落，而她們所建立的「教育基金」，更是她們對孩子們未來最深沉的愛與最遠大的期許。這份薪火相傳的精神，是無價的。

薇芝： Banks女士，您的文章確實讓人對這些偉大的女性充滿敬意。她們的存在，就是一種默默的「目的宏大之力量」的展現。

溫莎教長，我想再回到您在《目的宏大之力量》中對「不為所動」的深入剖析。您將其與斯多葛主義的冷漠區分開來，強調聖保羅的「不為所動」是建立在豐富的情感與同情之心上的。這是否意味著，真正的堅韌，並非情感的壓抑，而是將情感導向更高的目的？在您看來，如何才能在不壓抑人性的前提下，培養出這種基於愛與同情，而非冷漠的「不為所動」？這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實踐的難點又在哪裡？

溫莎教長： (思索良久，語氣中帶著一種深刻的溫柔) 薇芝女士，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區分，也是我撰寫這篇文章時，特別希望澄清的。是的，真正的堅韌，絕非情感的壓抑，而是將情感——包括喜悅、痛苦、同情——導向一個更宏大、更神聖的目的。

斯多葛主義者的「不為所動」是透過殺死感覺來實現的，他們追求的是一種不被世俗干擾的「無感」狀態，這會將人變成大理石雕像。然而，聖保羅的「不為所動」卻恰恰相反。他「愛得深沉，感受敏銳」，他的心「容易因喜樂而振奮，也容易因痛苦而受傷」。他能夠說「這些事都不能動搖我」，正是因為他對上帝的愛，以及對福音使命的熱情，遠遠超越了個人的苦樂。他的情感並沒有被壓抑，而是被昇華、被引導，成為他堅定不移的動力。當他看到他人的痛苦時，他的同情心會像河流一樣湧出，這也正是基督「以奇妙的溫柔與無限的同情」為我們樹立的榜樣。

要培養這種基於愛與同情的「不為所動」，實踐的難點在於「自我的超越」。人類本性傾向於自我中心，傾向於避苦趨樂。當痛苦來臨時，我們本能地想要逃避；當誘惑出現時，我們本能地想要滿足。然而，當我們將目光從自我轉向一個更高的目的——例如對上帝的愛，對他人的服務，對真理的追求——時，我們的情感便有了新的錨點。這需要不斷的練習，就像我在文中給哈羅公學的男孩們提出的挑戰：「你能拒絕那廉價的受歡迎度嗎？你能勇敢地說『閉嘴』嗎？你能默默地走出房間嗎？」這些都是將個人情感、慾望，置於更高道德原則之下的選擇。

實踐的關鍵在於「知識」與「意志」的結合。我們必須「知道」自己所信為何、所為何事（知識），並憑藉著上帝所賜予的「強大意志」，將這份知識付諸行動。這種意志並非孤立的個人力量，而是「透過基督而加強我的力量」。當我們感受到那份無條件的愛，並將自己的生命與之連結時，我們的情感便不再是脆弱的負擔，而成為了推動我們實現「大目的」的強大能量。這是一種矛盾而又和諧的統一：在情感的深處，尋得堅定的力量。

薇芝： 教長，您對情感與意志的辯證分析，讓我想起《The Quiver》中另一篇有趣的短文——Myra Hamilton的《奇妙的錢包》。這個故事透過一個童話寓言，講述了主人公凱勒布如何從一個追求金錢的年輕人，最終領悟到金錢無法買到愛與幸福的道理。這篇寓言與您對「真正的財富」的論述，形成了很好的對話。

Myra Hamilton女士，如果您在這裡，我會想問您，是什麼啟發了您創作這個關於金錢與幸福的寓言？在您看來，這個故事對當時的兒童讀者有何特別的教育意義？您希望他們從凱勒布的經歷中學到什麼，關於金錢的「限度」與人性的「真諦」？

薇芝： (她環顧四周，彷彿Myra Hamilton的身影就在身旁，然後自言自語般地繼續) Myra Hamilton女士，您在《奇妙的錢包》中，透過凱勒布從一個天真爛漫的鄉村男孩，到被「奇妙錢包」所賦予的財富所腐蝕，最終又回歸質樸生活的故事，巧妙地探討了金錢與幸福的關係。這個故事對「光之居所」的夥伴們，以及百年後的讀者而言，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發性。

在您的寓言中，凱勒布對金錢的渴望是那樣直接和純粹：「我想要黃金，一蒲式耳又一蒲式耳！足夠買精美衣服、馬匹、馬車和食物——各種各樣的食物，讓我能不停地吃。」這正是許多人，無論兒童或成人，對財富最原始的想像。然而，當他真的擁有了無限的財富後，卻發現它無法買到母親的健康，也無法贏得心愛女孩的愛。

這個寓言對當時的兒童讀者，其教育意義在於引導他們建立正確的「財富觀」。在那個貧富差距顯著的時代，許多孩子可能出身貧寒，對金錢有著根深蒂固的渴望。故事通過一個青蛙的智慧之語：「金錢買不到一切值得擁有的東西……它買不到我！」以及凱勒布的親身經歷，直觀地展示了金錢的「限度」。它提醒孩子們，真正的幸福和人際關係，是金錢無法衡量的。愛、家庭溫暖、真誠的友誼，這些才是生命中無價的「珍寶」。

您希望孩子們從中學到的「人性的真諦」，我想就是：滿足感並非來自物質的堆積，而是來自內心的豐盛和與他人的連結。當凱勒布回歸質樸，與伏特結婚，與母親團聚，圍爐夜話時，他才真正找到了幸福。這是在教導孩子們，即使沒有城堡和珠寶，只要有愛與連結，生命就能充滿喜樂。這與溫莎教長所闡述的「真正的財富是上帝」異曲同工，都在強調超越物質層面的價值。透過這種寓言的形式，您將抽象的哲理轉化為生動的故事，讓兒童也能理解和內化這些重要的生命課程。

薇芝： (薇芝輕輕頷首，她的目光從書頁移向窗外，看著遠處搖曳的樹影。一隻鳥兒停在窗沿上，好奇地打量著室內。時間的流逝，似乎在這一刻被一種無形的鏈條拉長，讓過去與現在交疊。)

這份《The Quiver》雜誌，如同一個時代的縮影，它不僅記錄了過去，更透過這些故事和理念，持續地與我們對話。各位的見解，無疑為這些看似久遠的文字注入了新的生命。

教長，您在文章中提到了聖保羅所說的：「你們知道自己信的是誰。」這份確信，在現代社會中，當人們面臨更多元的思想衝擊與不確定性時，是否更顯其重要？而您在文中以「競賽的跑者」來比喻人生的歷程，預期終點的「勝利之喜悅」。在您看來，這種對「最終勝利」的堅定盼望，對於當時深陷社會變革與不穩定（例如，英國帝國主義的擴張與內部社會問題）的讀者而言，具有怎樣的慰藉和指引作用？

溫莎教長： (教長緩緩地將手中的聖經闔上，發出輕微的聲響，眼神中充滿了力量) 薇芝女士，您問得非常到位。聖保羅「知道自己信的是誰」這份確信，在任何時代都至關重要，而在當代，當人們面對前所未有的資訊洪流和價值多元化時，它的重要性更是有增無減。

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對於真理的探索往往容易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沼。當各種學說、思想不斷衝擊，人們可能會感到迷茫，難以找到穩固的立足點。聖保羅的確信，不是盲目的信仰，而是建立在他親身經歷與對上帝之愛的深刻體會之上。這份確信，提供了一個堅不可摧的「錨」，讓人在世俗的風浪中不致漂泊。對於現代人而言，這份確信的意義在於，它指引我們去尋找那些超越一時潮流、永恆不變的真理和價值，並在其中找到心靈的平靜與方向。

至於「競賽的跑者」這個比喻，它在當時的讀者心中，無疑具有極大的慰藉和指引作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社會正處於一個複雜的轉型期。帝國的榮光與其帶來的道德困境並存，工業化進程加速，貧富差距拉大，舊有的社會秩序受到衝擊。人們生活在變革的焦慮之中，不確定性瀰漫。

將人生比作一場有終點的競賽，並且預示著「勝利的喜悅」，這給予了讀者「希望」。這份希望不是虛無縹緲的幻想，而是基於對上帝信實的堅定信念。它鼓勵人們在面對日常的辛勞、不公或個人損失時，不要灰心喪志。它提醒讀者，即使道路艱難，充滿「捆鎖與監禁」、「痛苦與失望」，但只要堅守「大目的」，跑完「當跑的路」，最終必能獲得那份永恆的「冠冕」。

這種「終極盼望」，能將短暫的苦難置於永恆的視角之下。它賦予了生活超越當下的意義，讓每一份堅持和犧牲都變得有價值。對於當時的讀者而言，這不僅是精神上的鼓勵，更是對他們現實困境的一種心理撫慰。它引導人們將目光投向更高的目標，從而在日常的泥濘中，也能看見天上的光芒。這份堅定的盼望，是他們「不為所動」的終極力量來源。

薇芝： 教長，您的話語點亮了這份雜誌的精神底蘊，也讓我感受到信仰如何成為人們面對時代洪流的定海神針。

E. S. Curry女士，在《小牧師的女兒》的結尾，瑪喬麗與佩勒姆先生最終互訴心意，但故事並沒有以一個傳統的「從此幸福快樂」的童話式結尾收場。瑪喬麗在故事的最後，回憶起那個「可怕的夜晚」，卻說那不是「可怕的回憶」，而是「歡迎的光芒閃耀在她的眼睛裡」。您是如何選擇這樣一個相對內斂卻充滿深意的結局的？它如何回應了您在故事開頭所提出的「誠實面對內心」的主題？而您為何選擇讓瑪喬麗「平靜地睡去」，不再為安東尼·特雷維西克感到困擾？

E. S. Curry： (Curry女士的眼神中閃爍著一種溫柔的理解，她輕輕地交疊雙手) 薇芝女士，一個真正的故事，不應以簡單的「幸福快樂」作結，因為生活本身就是複雜且充滿層次的。我選擇這樣一個結局，是為了讓讀者感受到真實的「轉變」與「成長」，而非刻意的浪漫化。

瑪喬麗口中的「可怕的夜晚」，正是孩子們失蹤的那個夜晚。那夜她感受到了絕望，卻也體驗了她與佩勒姆先生之間那份真摯而深沉的情感連結。當她回望時，那份「可怕」已不再是純粹的恐懼，而是蛻變為一種「歡迎的光芒」。這光芒代表著她對自己真實情感的接納，以及在苦難中發現了真正的愛。這正是她內心深處「誠實面對」的結果。她不再欺騙自己，也不再被社會規範所束縛，她選擇了忠於自我。這份「清醒」的愛，對她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它能夠驅散過去所有的迷茫與不確定性。

至於為何她「平靜地睡去」，不再為安東尼·特雷維西克感到困擾，這也正是這種「真愛」力量的證明。安東尼在她心中，或許曾是年輕時的一段美好錯覺，一種被外界（例如Lady Jane的言論）所誤導的感情。但當她真正體驗到與佩勒姆先生之間那種在危機中共患難、心靈相通的連結後，過去的那些不確定和自我質疑都煙消雲散了。她不再需要糾結於過往，因為她找到了真正的歸屬。這不是一種遺忘，而是一種超脫，一種心靈的釋放。

我希望透過這個結局傳遞的訊息是：真正的幸福，往往需要經過試煉才能顯現。它不是外在條件的完美契合，而是內心深處的自我認知與情感的真誠流動。當一個人忠於自己的內心，勇敢地選擇「真實的愛」，即使這條路可能不被所有人理解，最終也能獲得內心的平靜與真正的幸福。這也是對《The Quiver》核心價值觀的一種藝術化呈現：在人性的複雜中，尋求真理與良善。

薇芝： (薇芝感到一陣感動，她看向窗邊的那盞煤氣燈，柔和的光線溫暖著整個書室) Curry女士，您的解釋讓故事更加觸動人心。它展現了人性的深度，以及在混亂中尋求秩序與真理的普世主題。

Elizabeth L. Banks女士，我想再探討一下您的文章《美國鄉村牧師及其妻子的生活》中，一個非常獨特的「美式」制度——「捐贈派對」。您提到，除了有好的「捐贈派對」能填補牧師家的倉庫外，還有另一種「不受歡迎」的派對，他們不僅吃光牧師家中的食物，還會「估價」捐贈物品，並從薪水中扣除，甚至包括不實用的「版畫」。這種制度在當時的社會中，除了您之前提到的經濟困境，是否也反映了一種特殊的「權力動態」？牧師夫婦面對這種尷尬甚至有些剝削的情況，他們是如何維持自己的尊嚴和信仰的？

Elizabeth L. Banks： (Banks女士的語氣變得略帶諷刺，但眼神中仍透著一絲悲憫) 薇芝女士，您問到了關鍵點。「不受歡迎的捐贈派對」確實反映了一種特殊的「權力動態」，或者說，是一種在看似慈善行為下隱藏的「無知」甚至「傲慢」。

在鄉村社區，農民是主要的經濟支柱，他們掌握著實際的物資。而牧師雖然是精神領袖，但在物質層面卻是依賴於會眾的「捐贈」。當會眾開始「估價」他們的捐贈物品，甚至將不實用的東西強加於牧師的薪水中時，這實質上是一種轉嫁負擔和權力展示。他們可能並非惡意，但這種行為卻反映了對牧師專業價值和個人尊嚴的潛在輕視。這是一種「以物代薪」的極端形式，將精神服務與粗糙的物質交易混為一談。那幅「精美裝裱的版畫」被估價為十五或二十美元，卻對牧師家庭毫無實用價值，這正是這種荒謬與不尊重的縮影。

那麼，牧師夫婦是如何維持尊嚴和信仰的呢？這正是他們「不為所動」精神的又一體現。首先，是內在的「使命感」。他們深知自己是上帝的僕人，不是為了物質報酬而工作。這份超越世俗的召喚，讓他們能夠忍受這些尷尬和不公。其次，是「謙卑與忍耐」。他們不會公開抱怨，因為那會損害他們的品格和在會眾中的影響力。他們選擇默默承受，並以智慧去化解這些困境（例如將多餘的物品轉售）。最後，是「對愛的聚焦」。儘管有些會眾的行為令人失望，但他們依然會將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需要幫助、心懷感恩的家庭和個人身上。

牧師的妻子在面對這些情境時，展現了超凡的「韌性」與「智慧」。她們是家庭的「財政大臣」，必須巧妙地管理這些「實物薪資」，確保家庭的正常運轉。她們的奉獻，更多的是一種對信仰和家庭的無私付出，而非對回報的期待。這份在窘迫中保持尊嚴的姿態，以及對更高目的的堅定追隨，正是她們之所以偉大的原因。她們以生命教導，即使在最不完美的制度下，信仰的火焰依然能夠燃燒，並且照亮周圍的人。

薇芝： Banks女士，您的分析極具洞察力。這讓我們看到，即使在最微觀的社會互動中，也存在著複雜的人性與權力關係。而那些在困境中依然堅守使命的人，他們的光芒也因此更加耀眼。

溫莎教長，我想最後再請教您一個問題。您在《目的宏大之力量》中，提到基督徒的希望「不是幻覺，也不是夢想的無基之物。而是一種確信」。這與現代社會中人們普遍存在的焦慮感形成對比。在您看來，這種「確信」在現代社會中，是否仍能為人們提供心靈的安寧和力量？它如何幫助人們抵禦虛無主義的侵蝕，並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找到永恆的意義？

溫莎教長： (教長的神情變得更加溫和，但語氣中蘊含著一種深刻的 убе信) 薇芝女士，您的問題觸及了現代人最深層的困境之一：在一個看似失去絕對真理的時代，如何尋找意義與安寧？我堅信，聖保羅所言的「確信」，在現代社會不僅「依然能提供心靈的安寧和力量」，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在我們這個時代，資訊爆炸、科技飛速發展，世界日新月異。然而，伴隨而來的是一種普遍的「虛無主義」和「存在焦慮」。人們可能擁有豐富的物質，卻感到精神空虛；他們可能接觸到海量的知識，卻迷失在意義的碎片化中。這種「不確定性之霧」比我那個時代更為濃重。

聖保羅的「確信」，不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幻想，而是一種基於對上帝之愛與信實的「知識性」和「經驗性」的認識。它之所以能夠抵禦虛無主義，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終極的意義框架」。當我們確信萬物背後有一位愛我們的創造者，並且我們的生命在祂的宏大計劃中佔有一席之地時，那些短暫的失敗、痛苦和不確定性便不再能將我們吞噬。

它幫助人們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找到「永恆的意義」，是透過以下幾點：
1. 錨定價值： 當世俗的價值觀不斷變遷，信仰提供了一套永恆的道德和倫理準則，使人有清晰的是非觀。
2. 賦予目的： 它將個人的生命歷程與一個超越自我的神聖目的連結起來，讓每一份努力和存在都變得有意義。
3. 超越苦難： 它將苦難視為生命淬煉的過程，而非無意義的折磨，因為「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4. 永恆盼望： 死亡不再是終點，而是通往永恆生命的大門。這種對來世的確信，使人們能夠以更平和的心態面對生命的脆弱和終結。

因此，對於現代人而言，培養這種「確信」的實踐，依然是我在文章中所強調的：持續的禱告、研讀聖經、社群連結，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踐行愛與服務。當人們真正體驗到上帝那「測不透的豐盛」，他們的心靈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寧，並以「不為所動」的姿態，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成為真理與希望的光芒。這份確信，正是對虛無主義最有力的反駁，也是我們能夠持續向前的動力。

薇芝： (薇芝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彷彿將教長的話語吸入心靈深處。書室裡的煤氣燈光影搖曳，壁爐中的火苗漸漸變弱，但每位作者的眼神卻依然明亮。)

非常感謝溫莎教長、E. S. Curry女士和Elizabeth L. Banks女士。你們的對談，如同三道光束，從不同的角度穿透了《The Quiver, 1/1900》這本雜誌，揭示了其中蘊藏的深層智慧。從對「目的宏大之力量」的信仰堅定，到「小牧師的女兒」在家庭危機中的人性光輝，再到「美國鄉村牧師夫婦」在物質匱乏下的堅韌奉獻，我們看到了「不為所動」的精神如何在不同的人生場景中得以實現。而對「真正的財富」的追求，也從物質層面昇華到靈性與愛的高度。

這次「光之對談」讓我薇芝更加確信，文字的力量是永恆的。它不僅記錄歷史，更啟發當下，指引未來。每一位「光之居所」的居民，都應從中汲取養分，在各自的領域中，繼續為「光之居所」帶來更多元的視角與靈感。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