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光之居所歷史學家珂莉奧與19世紀英國教會史學家約翰·斯托頓博士的一場跨越時空對談記錄。對話聚焦於斯托頓博士的著作《革命時期的教會》第五卷，深入探討了1688年英格蘭「光榮革命」時期宗教與政治的複雜互動。內容涵蓋了「共融法案」嘗試的失敗、容忍法案的通過及其對不從國教者經濟社會地位的影響、不宣誓派的動機與處境、國教與不從國教聖職人員的經濟生活差異，以及圍繞聖職選舉、教義爭議（如三位一體）和教會權力（教務會議）的衝突。對話穿插了維多利亞時代學者書房的場景描寫，並由珂莉奧提出從歷史及經濟學視角進行分析。文末總結了從這段歷史中汲取的主要教訓，強調了容忍、政教分離和理解宗教多樣性的重要性。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光之居所的經濟學與歷史學家。正如約定所啟迪，我相信歷史的宏大敘事與經濟的細微脈絡，能共同揭示文明演變的真諦。今天，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以史學家的身份，與約翰·斯托頓博士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探討他對英國革命時期教會歷史的獨到見解。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與約翰·斯托頓博士的光之對談
作者：珂莉奧·羅西
約翰·斯托頓博士（John Stoughton, 1807-1897），這位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教會史學家，將其畢生研究的智慧凝結於多卷本的《英格蘭教會史》中。他以嚴謹的態度，深入探究了英國教會自羅馬時期以來的漫長旅程。而我們今日將聚焦的，是這部鴻篇巨製的第五卷，《革命時期的教會》（The Church of the Revolution）。出版於1874年的此卷，正值博士近七旬之際，是他多年考據與沉思的結晶。在這部作品中，斯托頓博士不僅羅列了事件，更試圖剖析它們背後的動因與相互影響，特別是宗教與政治力量如何在這個劇烈變革的時代交織、衝撞。他的筆觸，儘管帶有時代與個人信仰的印記，但仍力求公正，旨在從過去的經驗中提煉出對他當代英國社會具有啟示意義的洞見，促進真理與慈善的事業。他對原始文獻的重視，尤其體現在對1689年「共融法案」嘗試的詳細考察上，這使得他的敘述不僅宏觀，亦不乏重要的微觀細節。
為了能更貼近博士寫作時的心境與他所描繪的時代氛圍，我選擇將我們的對話場景設定在1874年的英國，而非光之居所的書室。
[光之場域：維多利亞時代歷史學家的書房]
時值 1874 年深秋。窗外是倫敦午後略顯陰沉的天光，光線穿過哥德式窗框，在堆滿書卷與手稿的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混合著舊紙張、油墨與壁爐中燃燒的煤煙氣味。壁爐火苗輕快地跳躍，偶爾發出溫暖的噼啪聲。我站在一旁，身著白色紗裙，裙上的古老文字在暖黃的燈光下，彷彿有了低語般的生命。書桌的另一側，斯托頓博士正扶了扶他的眼鏡，手中輕柔地摩挲著一本樣書——正是他剛剛完成的第五卷。
「斯托頓博士，」我輕聲開口，聲音裡帶著對知識的敬意，「很榮幸能在此拜訪您，特別是您剛完成這部關於革命時期教會的著作。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我深知梳理如此複雜時代脈絡的不易。這部作品不僅詳細記錄了威廉三世統治時期的教會變遷，更揭示了信仰、權力與社會結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您的前言中提到，您傾注了大量心力於1689年的『共融法案』嘗試，認為它『鮮有充分描述』。能否請您談談，在您眼中，這場嘗試為何如此重要，以及您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哪些前人忽略的關鍵點？」
斯托頓博士放下書本，轉向我，眼中閃爍著學者特有的光芒。他的臉龐因長時間的閱讀與寫作而略顯疲憊，但談及研究，便瞬間充滿了活力。
「珂莉奧女士，歡迎。妳的服飾，以及那對歷史的熱情，都令我感到驚喜。」他溫和地笑著，「關於1689年的共融（Comprehension），確實是那一時期教會史上的核心議題之一，也是我投入大量精力的地方。它之所以重要，首先在於它代表了在擺脫詹姆斯二世高壓統治後，英格蘭教會內部對新秩序下處理與不從國教者關係的一次重要嘗試。革命帶來了政治和宗教的喘息空間，許多溫和派的教會人士，以及部分長老會的不從國教者，都看到了彌合分裂、建立更廣泛新教聯盟的可能性。這不僅是出於神學上的和解意願，更是現實政治的需要——面對雅各布派和法國的潛在威脅，團結所有新教力量至關重要。」
他停頓了一下，端起桌邊已經冷卻的茶杯，輕抿一口。
「然而，如妳所知，嘗試最終失敗了。而我之所以認為它『鮮有充分描述』，是因為我查閱了更多第一手資料。例如，我研究了提交給上議院的法案文本，對比了上下兩院的日誌，發現下議院竟然同期也有一個類似的法案提案，這點很少被提及。更重要的是，我得以參考了1689年教會委員會會議的報告，以及存於威廉斯博士圖書館的一份有趣的日記。」
他指了指桌上一摞泛黃的手稿。
「這些資料共同描繪了一幅更為細膩、也更令人沮喪的圖景。它顯示，儘管國王威廉有此意願，儘管部分主教如提洛森（Tillotson）、伯內特（Burnet）等是真心支持，但在教會下議院（Lower House of Convocation）中，反對派的力量比我們之前認為的更強大、組織更嚴密。他們對禮儀、主教權力、以及是否接納未曾受主教按立的不從國教者牧師等問題寸步不讓。妥協被視為對教會原則的背叛。那些期望通過溫和改革來吸納長老會的努力，最終撞上了教士們保守主義和派系鬥爭的堅牆。我的研究揭示，失敗不僅僅是政治上的阻礙，更是教會內部深刻分歧和不信任的結果。這種內部的僵化，在很大程度上為後來的『容忍法案』（Toleration Act）的通過鋪平了道路——如果無法合而為一，那就只能允許他們各自存在。」
我點點頭，思索著他對細節考據如何豐富了對大事件的理解。
「這確實令人深思，博士。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容忍法案的通過，為不從國教者提供了法律保障，這是否也間接促進了他們在商業和經濟領域的發展？畢竟，一旦獲得了更穩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這些過去被邊緣化的群體就能更自由地投入到經濟活動中，建立他們的商業網絡和機構。您在書中有提及倫敦和其他城市不從國教者聚會場所的興起，這背後是否也有經濟基礎的考量？」
斯托頓博士沉吟了一下，眉頭微皺。
「妳的問題很有趣，珂莉奧女士，結合經濟視角來觀察教會史，這是我在寫作時雖有意識，但可能未充分展開的部分。容忍法案的直接影響是法律和宗教層面的，它結束了持續多年的迫害，允許不從國教者公開禮拜。這無疑為他們的社區提供了穩定性。穩定性是經濟活動繁榮的基礎，這一點在任何時代都適用。過去，他們可能被迫在私宅、隱蔽地點甚至戶外聚會，其財產和生計 constantly 面臨威脅。現在，他們可以建造永久性的聚會場所，這本身就是一種經濟投資，也需要信眾的經濟支持。這類建築的出現，標誌著他們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合法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經濟實力。」
他走到壁爐邊，伸出手感受火焰的溫度。
「此外，不從國教者中的許多人，特別是長老會和部分獨立派，在商業和手工業領域本就佔有重要地位。法律地位的改善，雖然沒有廢除《公司法》和《檢驗法》（Test Act），他們仍然在政治和某些職業上受到限制，但至少減少了因信仰而遭受經濟損失的風險。這種相對的安全感，使得他們能夠更心無旁騖地經營事業，累積財富。同時，他們緊密的社區網絡和互助精神，在法律保障下能夠更有效地運作，這對於商業合作和信用體系的建立都是有利的。從這個角度看，容忍法案確實為不從國教者在經濟領域的進一步發展掃清了一部分障礙。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也反過來強化了他們作為一個社會力量的地位，這是在理解他們在18世紀英國社會中所扮演角色時不可忽略的一環。」
我走到窗邊，看著外面濕漉漉的街景，腦海中浮現出書中描繪的倫敦聚會所的場景，以及那些冒著雨夜前往聽道的信眾。
「您在書中也詳細描述了『不宣誓派』（Nonjurors）這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因為拒絕向威廉和瑪麗宣誓效忠，而選擇離開國教，承受職位與財產的損失。從理性的歷史和經濟分析來看，這似乎是一個成本高昂的選擇，與時代趨勢背道而馳。您如何看待他們的堅持？這是一種基於堅定信仰和原則的犧牲，還是在您看來，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幻想或僵化思想的體現？」
斯托頓博士回到書桌邊，端坐下來。
「不宣誓派是革命時期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他們的行為確實為歷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案例。他們的堅持，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純粹的宗教良知問題——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對詹姆斯二世宣誓效忠，這份神聖的誓約不可違背，即使國王被廢黜，其神授的權力依然存在。這種對『君權神授』和『被動服從』教義的絕對堅持，是他們拒絕新誓言的直接原因。在他們眼中，威廉是一個篡位者，即使他贏得了議會的支持和大多數人的擁護。」
他輕輕敲擊著書頁。
「然而，僅僅將他們視為僵化的思想家或政治幻想家是不全面的。他們的隊伍中有像肯（Bishop Ken）這樣品格高尚、內心虔誠的人，他們確實是出於深切的宗教情懷和對誓約神聖性的看重。但也有像特納（Bishop Turner）那樣政治色彩更濃、甚至捲入密謀的。拒絕宣誓對他們來說，不僅僅是信仰表達，也是政治站隊。他們很多人確實相信詹姆斯有朝一日會復辟，而他們的堅持將為自己在復辟後贏得榮譽和地位。這種期望，夾雜著對現行政府的不滿和對新教聯盟的厭惡，構成了他們堅持的另一層面。」
他嘆了口氣。
「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妳說得沒錯，他們的選擇是『成本高昂』的。他們失去了主教席位、教區收入和社會地位。他們的處境艱難，甚至需要建立慈善基金互助。這種自願承擔巨大損失的行為，在純粹的理性經濟人模型下似乎難以解釋，除非將『原則的價值』或『來世的獎賞』視為一種非物質的『收益』。對於像凱特爾韋爾（Kettlewell）這樣虔誠的人來說，信仰的價值是無限的，世俗的損失不足為道。但對於其他人，政治計算和幻想可能佔據了更大比重。總之，不宣誓派的案例複雜多維，既有基於深刻信仰的犧牲，也有被政治期望和派系情感所裹挾的無奈與執拗。他們的歷史，提醒我們在評估人類行為時，不能僅憑單一動機去概括。」
我凝視著書架上那些厚重的歷史著作，感受著時間的重量。
「您在書中還用不少篇幅描寫了聖職人員和不從國教牧師的日常生活和經濟狀況，提到許多教區牧師收入微薄，甚至需要從事農務補貼家用；而不從國教牧師則依賴信眾的自願奉獻，並建立了互助基金。這種經濟上的差異，在您看來，是否對他們的信仰實踐、牧養方式乃至神學觀點產生了影響？」
斯托頓博士點了點頭。
「經濟基礎對任何社會群體，包括聖職人員，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國教的基層教士，許多人的經濟狀況確實不容樂觀。這影響了他們的社會地位，有時也影響了他們受教育的機會。經濟上的困頓，使得一些人難以全心投入學術或牧養，也可能加劇他們對教區財產和地位的看重。相對富裕的教士，如主教或擁有好教區的，則能享受更優渥的生活，這也可能影響他們對社會變革的態度。」
「而不從國教的牧師，他們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信眾的自願支持。這使得他們與會眾的關係更為緊密，牧師必須得到會眾的認可和支持才能維持生計。這可能促使他們更關注會眾的需求和感受，也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會眾在教會事務中更大的發言權，尤其是在獨立派教會中。長老會的情況介於國教和獨立派之間，他們有自己的組織結構和基金，但牧師的收入依然與會眾的奉獻緊密相關。」
「經濟模式的不同，也反映在神學和教會管理上。國教體系由於其與國家的聯繫和等級結構，在財產和職位分配上必然受到世俗權力的影響，這也為不宣誓派批評其『依附國家』提供了話柄。而不從國教者，特別是那些強調教會自主和會眾權力的，他們的經濟獨立性（相對於國家而言）與其教會論原則是相互呼應的。」
他站起身，走到另一排書架前，指著一些舊的期刊和報告。
「這些細節，比如教士的收入水平、他們如何獲取生計、不從國教者如何籌集資金和支持牧師，雖然看似瑣碎，卻是理解當時宗教生態的重要拼圖。經濟狀況不僅塑造了個體的命運，也影響了不同宗教群體的組織形式和發展策略。不從國教者在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能力，是他們在沒有國家支持的情況下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
我跟隨他的目光，看到了那些記錄著瑣碎數字和地方軼事的文獻。正是這些看似不重要的碎片，共同構成了時代的真實畫卷。
「博士，您的研究如此深入細緻，從宏觀的政治宗教鬥爭，到微觀的個人境遇和經濟基礎，無一不包。回顧這段歷史，從1688年的革命到威廉三世逝世，您認為對今天的英國社會，尤其是在處理宗教多樣性和政教關係方面，最大的啟示是什麼？」
斯托頓博士轉過身，目光深邃。
「最大的啟示，或許在於『容忍』的來之不易和其持續的重要性。革命雖然沒有實現普適的『共融』，但確立了法律上的『容忍』。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結束了因信仰不同而遭受公開迫害的時代。然而，如我們所見，即使在法律保障下，不信任、偏見和歧視依然存在。教會內部的分歧，不從國教者內部的矛盾，以及對不同神學觀點的不寬容，都顯示出人性的複雜和派系鬥爭的頑固。」
「對於今天的英國，這個社會遠比17世紀更加多元化。我們不僅有新教內部的不同派別，還有天主教、猶太教、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宗教。1688年的容忍法案，只是一個開端。真正的挑戰在於，我們能否超越法律上的容忍，達到心靈上的理解和尊重。歷史告訴我們，當宗教差異與政治、社會、經濟利益糾纏不清時，衝突便容易爆發。保持政教分離的清晰界限，確保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無論其信仰如何，同時鼓勵各信仰社群在尊重彼此差異的前提下，為社會的共同福祉做出貢獻，這或許是我們能從那個時代學到的最寶貴的教訓。」
他看著窗外，夕陽的光線穿透雲層，為灰濛濛的城市鍍上了一層金邊。
「歷史的教訓並非易事，但若我們願意謙卑地學習，它們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並為未來的和諧奠定基礎。正如我在書中結束時所說的，我的目標一直是『促進基督徒英國人之間的真理與慈善事業』，我相信，這份努力在今天依然有其意義。」
「您的話語充滿智慧，博士。」我誠摯地說，「這場對談讓我對革命時期的教會歷史有了更深刻、更立體的理解。您從宏觀結構到微觀生活的分析，特別是結合經濟視角的思考，為我作為歷史學家的研究帶來了寶貴的啟發。感謝您分享您的知識與見解。」
斯托頓博士點頭回應，臉上再次露出溫和的笑容。壁爐的火光映照在他的臉上，時光彷彿在這裡凝固，讓兩個不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在舊書的圍繞中，共同感受著歷史的迴聲與時代的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