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文學部落的自由作家。很高興能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帶您深入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 (Benito Pérez Galdós) 的世界，探討他的《La segunda casaca》。這本小說是「國民事件系列」中的一部，以他獨特的筆觸，刻畫了西班牙在動盪時期的人性與政治風景。 現在，讓我們運用「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的力量，構建一個適合與這位偉大作家對話的場景。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茹絲，文學部落的自由作家。很高興能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帶您深入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 (Benito Pérez Galdós) 的世界，探討他的《La segunda casaca》。這本小說是「國民事件系列」中的一部，以他獨特的筆觸，刻畫了西班牙在動盪時期的人性與政治風景。
現在，讓我們運用「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的力量，構建一個適合與這位偉大作家對話的場景。
場景建構：馬德里光之書室的沉思午後
時光輕柔地迴旋，將我們帶到二十世紀初的馬德里。這是一個被午後溫暖金色光線浸染的書室，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無數細小的塵埃在透過高大拱形窗投下的光柱中緩緩飛舞，如同時間的微粒。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層層疊疊，一直延伸到高處，書脊顏色各異，記錄著歷史的重量與文學的廣闊。角落裡，一把覆蓋著柔軟織物的扶手椅靜靜地等候。偶爾能聽到窗外遠處傳來馬車轆轤聲，或是近處不知從何處傳來的輕柔翻頁聲，伴隨著書頁被輕輕撫平的沙沙聲，彷彿這座城市與這間書室都在低語。在一道特別明亮的光束下，一隻橘色的貓咪慵懶地伸展著身體，然後輕巧地躍上書桌，用尾巴拂過一疊手稿。
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先生就坐在扶手椅中。他的身形略顯寬厚，頭髮已然斑白，但雙眼依然閃爍著銳利而溫和的光芒。他手中握著一支筆，但筆尖並沒有落在紙上，思緒似乎正漫遊在筆下的世界中。他的臉上帶著一抹難以捉摸的表情，既有對時代的洞察，也有對人性的憐憫與諷刺。
我（茹絲）輕輕走進，帶著對他文字世界的敬意與好奇。
茹絲： 加爾多斯先生，午安。感謝您願意在這樣一個靜謐的午後，與我一同回顧您的《La segunda casaca》。這本小說是您龐大「國民事件系列」中的一部分，描繪了西班牙在 1819-1820 年間，自由主義與絕對主義碰撞的關鍵時刻。當我讀到皮帕翁（Pipaón）這個人物時，他對政治風向的敏銳嗅覺以及他不斷調整「外套」的行為，讓我對那個時代的人性有了深刻的體會。您是如何構思這個人物，並透過他來呈現當時的社會面貌的呢？
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 （微笑，放下筆，目光穿過飛舞的塵埃，彷彿看到過去的景象）啊，茹絲，歡迎來到這個小小的世界。皮帕翁這個人物嘛……（他輕輕搖了搖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諷刺）他不是什麼英雄，也不是什麼徹頭徹尾的惡棍。他只是那個時代，或者說，任何時代裡，許多「普通人」的一個縮影。他沒有堅定的原則，沒有崇高的理想。他最關心的，是自己的飯碗，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舒適。
在西班牙那個動盪的時期，政權頻繁更迭，意識形態尖銳對立。忠誠似乎成了一種奢侈品，而靈活變通——或者說，投機——則成了生存的智慧。皮帕翁這個角色，就是我用來觀察和記錄這種「生存智慧」的一雙眼睛。他站在權力的邊緣，既非核心決策者，也非被壓迫的底層。他得以近距離觀察那些高層的荒謬與腐敗，也能感受到底層的盲從與被操縱。他的視角是個人的，自私的，但也因此顯得異常真實，甚至殘酷。
我選擇以第一人稱來敘述，正是為了讓讀者沉浸在他的思維裡，去感受那種對原則的輕視、對權力的追逐、對變革的冷漠或功利。他嘴上說著愛國，說著正義，但骨子裡算的都是自己的小九九。這就像他自己給自己取的綽號「Bragas」（褲子）一樣，粗俗、貼地，沒有任何高尚的意味。
你看，他可以一邊咒罵自由主義者，一邊又伺機向革命靠攏；他可以一邊對絕對主義政府阿諛奉承，一邊又嘲笑他們的無能。他的「第二件外套」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轉變，而僅僅是為了適應氣候變化而換上的衣服。這種行為，在歷史的洪流中並不罕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弱點。
茹絲： 您對人性的觀察真是入木三分。皮帕翁的視角確實讓那個時代的政治鬥爭顯得格外荒謬，那些高層人物，無論是絕對主義的馬爾克斯（Marqués de M***，被皮帕翁稱為「Tigre」，老虎）和洛薩諾·德·托雷斯（Lozano de Torres，被稱為「Zorro」，狐狸），還是後來的自由主義者，似乎都充滿了私心和無能。您是想透過這種描寫，來表達對當時西班牙政治狀態的失望嗎？
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 失望？（他輕輕嘆了口氣，抬頭看著天花板，好像那裡懸掛著西班牙的命運）或許有吧。但更多的是一種寫實的記錄。我試圖呈現的是，在那個歷史轉折點上，西班牙社會各個階層的真實面貌。絕對主義政權的衰敗，不僅僅是政治制度的問題，更是人心的問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們或是僵化、或是愚蠢、或是腐敗，他們緊抓著權力不放，卻對國家的真正困境視而不見。
而那些推動變革的力量呢？皮帕翁筆下的自由主義者，也並非全是理想主義者。有的人確實有著崇高的目標，為了自由和正義而奮鬥，甚至犧牲。但也有很多人，像皮帕翁遇到的那些，他們加入「俱樂部」，參與密謀，或許也抱有改變的願望，但同時也夾雜著對權力的渴望，對地位的追逐。甚至連像烏加特（Ugarte）這樣精明的人物，他推動皮帕翁轉向自由主義，其背後也是出於對時局的判斷和個人利益的考量。
這本書，就是想呈現這樣一幅畫面：無論是舊體制還是新力量，都充斥著人性的複雜與不足。變革的發生，往往不是因為所有人都變得高尚，而是因為舊體制實在難以為繼，以及新力量中夾雜的勃勃野心恰好順應了歷史的潮流。那場革命（1820年的里耶戈起義），從皮帕翁的視角看，顯得拖沓、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有些荒誕。這並非完全否定革命的意義，而是呈現了它在實際發生過程中所裹挾的各種人性和社會現實。
茹絲：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您會將宗教裁判所描寫得如此荒誕無稽，與革命黨人的地下聚會場所相通。那個馬諾·德·莫特羅（Mano de Mortero）這個角色，一個曾經的走私犯，卻成了宗教裁判所的看守人，甚至在它的地窖裡製作玩偶。這似乎象徵著舊權威的腐朽與可笑，以及社會底層力量的潛藏與錯綜複雜？
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 （低聲笑了起來，笑聲有些乾燥，像書頁摩擦的聲音）是的，宗教裁判所……在那個時代，它已經是個空殼子了。一個曾經令人聞風喪膽的機構，變成了藏污納垢的場所，它的地窖成了走私犯和革命黨人可以自由穿梭的地下通道。馬諾·德·莫特羅這個人物，就是這種荒誕現實的最好體現。一個看守著空無一人的地牢、將曾經的刑具改造成玩偶出售的老傢伙，他對權威毫無敬畏，只認錢和人情。他代表著一種在任何體制下都能生存下來的，混跡於灰色地帶的底層智慧。
而革命黨人的秘密集會場所，竟然就設在為編寫獨立戰爭史而設立的官方機構裡，甚至通過宗教裁判所的地窖與外界相連。這是一種象徵——革命的火種就藏在體制的內部，藏在被遺忘的角落裡，甚至與曾經的壓迫者有著奇異的聯繫。這也暗示著，即便是最激進的變革，也無法完全擺脫過去的陰影和歷史的牽連。
這隻貓咪（他溫柔地摸了摸跳到他腿上、正在呼嚕呼嚕的橘貓）它可比那些政客誠實多了，至少它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且不會假裝成另一隻貓。
茹絲： （看著貓咪，忍不住微笑）您說得對。書中還有另一個複雜的人物關係：赫納拉（Jenara）、她的丈夫卡洛斯·納瓦羅（Carlos Navarro）以及薩爾瓦多·蒙薩盧德（Salvador Monsalud）。赫納拉起初對蒙薩盧德充滿仇恨，甚至積極追查他，但後來似乎又有了同情，甚至暗中幫助他逃脫。而卡洛斯則被嫉妒和懷疑折磨。這段關係似乎與政治鬥爭平行，揭示了更深層的人性情感。您是如何看待赫納拉這個角色的呢？她的複雜性似乎超越了當時女性角色的傳統框架。
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 （收起笑容，表情變得嚴肅而專注）赫納拉……她是這部小說中情感最為飽滿和難以捉摸的角色。在那個男權社會裡，女性常常是被邊緣化或被簡單定義的。但我認為，女性內心的世界同樣廣闊、同樣充滿矛盾與力量。赫納拉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她表面上是絕對主義家庭裡那個美麗、端莊、沉靜的孫女和妻子，但她內心深處埋藏著強烈的情感——對家族榮譽的看重、對丈夫受傷的仇恨、以及對不公的敏感（體現在她對蒙薩盧德母親遭遇的同情）。
她對蒙薩盧德的追查，最初是源於個人的仇恨和復仇的渴望。她運用了在那個時代被認為是「不體面」的手段，展現了驚人的毅力和狡黠。然而，當她真正捕捉到她的「獵物」，看到他落魄、被追捕的樣子時，她內心的某種東西被觸動了。也許是曾經的相識，也許是對絕對主義政府殘酷手段（對蒙薩盧德母親的折磨）的反感，也許是對蒙薩盧德身上那種反抗精神的複雜情感。她的行為不再僅僅是為了復仇，而變成了一種更為複雜的，夾雜著同情、矛盾和某種潛意識中對丈夫及家族體系的質疑。
她與卡洛斯的關係也是如此。卡洛斯代表著一種粗糙、僵化的絕對主義，他無法理解赫納拉內心的複雜世界，他的愛被嫉妒和懷疑所扭曲。而赫納拉，她或許在某個層面確實「背叛」了卡洛斯所代表的一切（包括他對蒙薩盧德的仇恨），但這種「背叛」更多的是她個人情感與價值觀的覺醒，而非簡單的愛情轉移。她最終放走蒙薩盧德，既有可能是對蒙薩盧德個人的複雜情感，也有可能是對卡洛斯及家族體系所代表的殘酷和不公的一種無聲反抗。她代表著在那個時代背景下，女性內心世界的潛流與可能的覺醒。
茹絲： 這種將個人情感與政治背景交織的手法，讓小說的層次更加豐富。赫納拉的困境，某種程度上也是那個時代許多人心靈困境的寫照——在僵化的體制、激烈的衝突和複雜的個人情感中掙扎。您認為，在那樣的歷史時刻，普通人該如何自處呢？像皮帕翁那樣隨波逐流是唯一的選擇嗎？
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 （沉默了一會兒，目光投向窗外，似乎在遙遠的馬德里街頭尋找答案）這是一個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歷史的洪流裹挾著所有人，做出選擇並不容易，尤其當選擇意味著巨大的風險甚至犧牲時。皮帕翁的選擇是犬儒式的，是現實利己主義的體現。他在任何體制下都能生存，甚至活得不錯。他當然不是唯一的選擇。有像巴拉奧納和卡洛斯那樣，至死不渝地堅持舊信仰，最終被時代拋棄的人；有像蒙薩盧德那樣，懷揣理想，不惜冒險甚至犧牲，試圖推動變革的人；也有像赫納拉那樣，在個人情感和外部世界之間拉扯，內心複雜掙扎的人。
我的寫作，很少給出明確的道德評判。我只是呈現，呈現那個時代的種種人物和他們的行為。讀者可以從皮帕翁身上看到可鄙的投機，也可以在某個瞬間理解他作為一個小人物在巨大變革前求生的無奈；可以從巴拉奧納身上看到可笑的頑固，但也能感受到他對舊秩序那種近乎病態的忠誠；可以在蒙薩盧德身上看到理想主義的光芒，也可能看到他行為中的偏執或盲點。
每一個人物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他們的選擇或多或少都受到環境的塑造。我認為，對於普通人來說，最重要的或許不是站隊，而是保有內心的清醒和對人性的理解。即使無法改變大勢，也能在個人的小世界裡做出有尊嚴的選擇。當然，知易行難。這也是為什麼皮帕翁這樣的人物會如此普遍的原因。他是一個警告，提醒我們在變革的洪流中，警惕自身可能產生的軟弱與投機。
茹絲： 《La segunda casaca》的結尾，皮帕翁成功地換上了「第二件外套」，在自由主義政權下再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甚至比以前更如魚得水。而巴拉奧納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堅守他的絕對主義信仰，並讓卡洛斯等人發下誓言。這兩個對比強烈的結局，似乎預示著未來西班牙政治的持續衝突和個人命運的飄忽不定？
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 （點點頭，目光中帶著一種宿命感）是的，正是如此。皮帕翁的「成功」，是一種諷刺。他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外套的顏色。這暗示著，表面上的政權更迭，並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權力運作的邏輯，也未能改變像皮帕翁這樣依附於權力而生存的人的本質。他的勝利，是那個時代荒誕性的一個註腳。
而巴拉奧納的死亡，以及他和卡洛斯等人發下的誓言，則代表著舊勢力的不甘與反撲。他們並沒有因為一次革命的勝利而消失，他們的思想和仇恨依然存在，並將繼續與新生的力量對抗。事實上，1820年的革命並沒有持續很久，西班牙在整個19世紀都在自由派和絕對主義派的拉鋸戰中掙扎。這種持續的衝突，這種新舊力量之間根深蒂固的敵意，正是《La segunda casaca》結尾所預示的。它不是一個關於革命最終勝利的故事，而是關於變革過程中的人性、荒謬和永無止境的鬥爭。
我寫這些「國民事件」，正是希望西班牙人能夠回顧自己的歷史，從中看到我們的優點，也看到我們的不足，尤其是在面對變革時所暴露出來的人性弱點和社會結構性問題。只有真正理解了過去，或許才能在未來避免重蹈覆轍。
茹絲： 感謝您，加爾多斯先生，您深刻的洞察力和坦誠的分享讓我對《La segunda casaca》以及那個時代有了更為立體和複雜的理解。這不僅是一部歷史小說，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鏡子。
班尼托·裴瑞茲·加爾多斯： （再次微笑，輕輕拍了拍貓咪）文學，如果不能映照人性，那還有什麼意義呢？希望我的故事，能讓讀者們在看到皮帕翁的同時，也能思考一下自己，思考一下我們所處的世界。
他再次拿起筆，似乎準備回到那個他創造和記錄的世界中去。午後的光線依然溫柔，塵埃在光柱中舞蹈，時間彷彿慢了下來，只剩下筆尖偶爾劃過紙面的沙沙聲，以及貓咪輕微的呼嚕聲，迴盪在充滿歷史氣息的書室裡。
茹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