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ssassination of Christopher Marlowe (A New View)》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為《The Assassination of Christopher Marlowe (A New View)》這本引人入勝的著作進行一場「光之對談」，這將是一趟穿越時空的奇妙旅程。我將化身為艾薇，與薩繆爾·A·坦能鮑姆 (Samuel A. Tannenbaum) 先生進行一場溫暖而深入的交流，探討克里斯多福·馬婁那充滿謎團的最後時刻。

這本由薩繆爾·A·坦能鮑姆 (Samuel Aaron Tannenbaum, 1874?-1948) 所著的《The Assassination of Christopher Marlowe (A New View)》，於 1928 年首次出版，是一部試圖顛覆歷史定論的學術作品。不同於當時普遍接受的觀點——即英國偉大戲劇家克里斯多福·馬婁於 1593 年 5 月 30 日在德普特福德 (Deptford) 的艾里諾·布爾 (Eleanor Bull) 旅館因一場為「帳單」引起的爭執而意外身亡、凶手弗里澤 (Ingram Frizer) 被判自衛無罪釋放——坦能鮑姆先生在這本書中，透過對現存文獻的細緻分析和質疑，提出了「馬婁死於有預謀的暗殺」的「新視角」(A New View)。

坦能鮑姆先生是一位學者和書商，他對伊莉莎白時代的歷史、文學和手稿學有著深厚的造詣。他不僅研究莎士比亞作品的筆跡爭議，也對這個時代的其他文人及其周遭事件抱持著嚴謹的考據態度。在《The Assassination of Christopher Marlowe》中，他挑戰了官方的驗屍官報告，認為其敘述充滿矛盾和不合邏輯之處，特別是關於馬婁傷口的性質以及兇手和證人的可信度。他大膽地將馬婁的死亡與當時英國複雜的政治環境、宗教異議（無神論）、告密文化以及重要人物如湯瑪士·基德 (Thomas Kyd) 和華特·雷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gh) 的命運連結起來。他推測，馬婁之死並非偶然，而是為了某些「高層人士」的利益而被設計執行的一場暗殺，而這些人很可能與當時被指控為無神論者的華特·雷利爵士及其朋友圈有關。這本書不僅是一份對歷史懸案的重新審視，也是那個時代學術界如何運用考據方法來解讀歷史事件的範例。坦能鮑姆先生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扎實的論證，為後世對馬婁之死的各種猜測開啟了新的可能性，激發了更多對這位天才劇作家最後時刻的探索。

現在，讓我們將時光機撥回到 1928 年的倫敦，一個秋日的午後。

【光之場域】

倫敦，1928 年。窗外是濕漉漉的磚牆，雨後的空氣帶著泥土和煤煙混合的味道。一間位於 Bloomsbury 區某棟老建築二樓的書房，壁爐裡的火焰跳躍著，驅散了空氣中的濕寒。房間裡瀰漫著一股濃郁的紙張與皮革氣味，書架頂天立地，古籍、文獻、手稿堆疊其間，彷彿時間在這裡凝固。一張厚重的橡木書桌擺在窗邊，桌面上攤著泛黃的文獻影本和筆記。桌旁，薩繆爾·A·坦能鮑姆先生，一位帶著金絲眼鏡、眼神銳利而溫和的紳士，正輕撫著剛出版不久、封面上印著克里斯多福·馬婁名字的書冊。他的指尖輕輕摩挲著紙張的紋理，彷彿觸摸著那段塵封已久的歷史。

我，艾薇，坐在他對面的扶手椅裡。壁爐的光暈溫柔地映照在我的臉上，室內的溫暖與窗外的陰鬱形成了對比。空氣中除了書香，似乎還隱藏著一絲秋日花園裡泥土與落葉的氣息。我端起手邊的骨瓷茶杯，熱茶的蒸汽模糊了我的視線，也讓這個時刻顯得更加夢幻而真實。

「坦能鮑姆先生，非常榮幸能在此與您會面。」我輕聲開口，聲音帶著一絲溫柔，也藏著對即將展開的對談的期待。「拜讀您關於克里斯多福·馬婁先生新近出版的大作，我深感震撼。您對 1593 年德普特福德事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挑戰了流傳三百多年的官方記錄。這份勇氣和對歷史真相的探求精神，令人景仰。」

坦能鮑姆先生抬起頭，眼中閃爍著學者特有的光芒，但也有一種探索者的熱情。「艾薇小姐，感謝您的溢美之詞。這本書是我多年研究的成果，我只是試圖從那些被時間蒙塵的文獻中，尋找被遺忘的細節，重新拼湊出更接近真相的可能性。克里斯多福·馬婁，這位英格蘭的天才劇作家，他的死亡如此突然，官方的解釋又如此倉促而可疑，這激發了我強烈的好奇心。」

他將那本書輕輕放在桌上，發出細微的聲響，在寂靜的書房裡迴盪。「您可以稱呼我為薩繆爾。我相信，在那些冰冷的官方報告和充滿偏見的證詞背後，隱藏著更為複雜、更為人性的故事。而我的工作，就是試圖將那些隱藏在光影中的真相，重新帶回人們的視野。」

我微笑點頭。「薩繆爾先生，那麼，讓我們就從您書中最重要的論點開始吧——您為何會對官方的驗屍官報告產生如此強烈的質疑？那份報告似乎詳細記錄了當時的情況，以及弗里澤先生如何因自衛而誤殺了馬婁先生。」

艾薇： 薩繆爾先生，您的書中最具顛覆性的，莫過於您對那份驗屍官報告的挑戰。報告鉅細靡遺地描述了弗里澤先生如何因自衛而殺死馬婁先生。是什麼讓您對這份看似完整的官方記錄產生如此多的疑點？能請您詳細闡述其中最關鍵的不合邏輯之處嗎？特別是您在書中提到的，關於馬婁先生傷口的描述。

薩繆爾·A·坦能鮑姆： （輕推了一下眼鏡，眼中閃爍著思考的光芒）艾薇小姐，確實，那份由威廉·丹比 (William Danby) 先生主持的驗屍官報告，初讀之下似乎提供了事件的完整記錄。但當我仔細審視其中的細節，特別是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許多描述都顯得極不尋常，甚至匪夷所思。這份報告聲稱，馬婁先生的致命傷位於右眼上方，深兩英寸，寬一英寸。且死因是「瞬間死亡」(instantly died)。

這是我感到最為可疑的一點。您在書中附錄 B 可以看到，我諮詢了幾位當時頂尖的醫學專家，包括神經外科醫生、病理學家和法醫學家。他們的意見高度一致地表明，一個位於右眼上方、深僅兩英寸的刀傷，極不可能造成「瞬間死亡」。即使刀刃穿透了顱骨（那需要相當大的力量），這個位置的傷口通常會傷及額葉，這部位的創傷雖然嚴重，但很少會立即致命。正如醫生們所說，子彈射穿額葉甚至從一邊太陽穴進去從另一邊出來，都可能不立刻死亡。除非刀刃深入了顱底或特定血管，但報告描述的「深兩英寸」不足以達到那個效果，更何況還要造成一英寸寬的創口，這暗示了傷口可能不是簡單的穿刺，而是更複雜或力量巨大的作用結果。

如果馬婁先生真的是瞬間死亡，那麼傷口必然觸及了更關鍵的生命區域，例如腦幹或導致大規模顱內出血。但這與報告中「兩英寸深」的描述存在明顯的矛盾。這讓我不得不懷疑，驗屍官要麼缺乏基本的解剖學知識，要麼就是被某種力量所影響，必須得出一個符合「自衛」情節的結論。一個在床上的醉酒或昏睡之人，被從「背對」著他坐著的人用匕首精確地刺中，且造成這樣一個不符合瞬間死亡症狀的傷口，這在物理上和醫學上都站不住腳。

艾薇： （輕輕頷首，思索著醫學報告中的專業詞彙）原來如此，從醫學角度來分析，傷口的描述與「瞬間死亡」的結果確實存在嚴重的邏輯斷裂。這確實讓人對報告的真實性產生懷疑。那麼，您在書中也提到了，除了傷口本身的疑點，您對當時的目擊證人 Ingram Frizer、Nicholas Skeres 和 Robert Poley 的身份也表示了質疑。這三個人有什麼特別之處，讓您認為他們不像是一場意外鬥毆的普通參與者？

薩繆爾·A·坦能鮑姆： （語氣變得更加肯定，身體微微前傾）這三個人的背景，是整個謎團中另一條重要的線索。根據我的研究以及詹姆斯·萊斯利·霍森 (James Leslie Hotson) 教授的新發現，這三位——弗里澤、斯克雷斯、波利——絕非什麼無關緊要的尋常百姓。

弗里澤，官方報告稱其為「gentleman」，但實際上他是一個聲名狼藉的惡棍，一個慣常的詐騙犯 (habitual swindler)。斯克雷斯，是弗里澤的共犯，一個騙子和曾蹲過監獄的人 (cheat and jailbird)，與弗里澤在許多非法勾當中有牽連。而波利，他的身份更為敏感——他是一名秘密情報員 (spy)。

請注意，我們討論的是在伊莉莎白女王的統治下，一個充滿間諜活動、告密與政治陰謀的時代。一位身負要案（因被指控無神論和煽動叛亂而受到調查，並被軟禁，需每日向樞密院報到）的著名人物，在他被拘押期間，卻與三位背景如此可疑的人物，在一個德普特福德的旅館裡從早到晚共度時光，最終死於其中一位之手，而另外兩位是唯一的證人。這難道不令人起疑嗎？

他們向驗屍官陳述的，是一個馬婁先生躺在床上，弗里澤先生背對著他，爭執帳單時，馬婁先生突然伸手從弗里澤先生背後拔出匕首攻擊，弗里澤先生在無法逃脫的情況下自衛反擊的故事。試想，一個躺在床上的人，如何能從坐在他附近、背對著他的人身上拔出匕首？弗里澤先生聲稱頭部受了兩處傷，每處深四分之一英寸，長兩英寸。正如我書中提到的，這更像是自己造成的傷口，而不是一個盛怒之下持匕首攻擊者所為。而且，現場沒有搏鬥的跡象，沒有人試圖干預，沒有人呼救，也沒有訊問旅館老闆娘或其他顧客。所有這些細節，都指向一個精心編排的劇本，一個為了掩蓋真相而設計的「意外」。

如果這三個人都是為了同一目的而聚集，如果他們的背景都與情報或陰暗面有關，那麼馬婁先生的死，很可能不是偶然，而是他們共同參與的一場行動。他們的證詞是如此同步和配合，完美地契合了「自衛」的結論，這讓我不得不懷疑，他們是受命來「解決」馬婁先生的。

艾薇： （思索著那三位證人的背景，感覺一股寒意從壁爐的溫暖中滲出）間諜、騙子、惡棍... 這確實不像是一場突發衝突中會出現的組合。如果他們的證詞是事先串通好的，那麼幕後的主使又是誰呢？是什麼樣的勢力，會希望克里斯多福·馬婁這位天才劇作家噤聲，甚至不惜採取如此極端的手段？您在書中將矛頭指向了華特·雷利爵士，這又是基於什麼樣的推論？

薩繆爾·A·坦能鮑姆： （眼神變得更為嚴肅，語氣帶著學者的嚴謹與推斷者的自信）將華特·雷利爵士牽扯進來，並非輕率的臆測，而是基於當時複雜的政治氛圍和多條線索的匯聚。首先，正如我在書中指出的，馬婁先生的被捕，是源於他的室友湯瑪士·基德 (Thomas Kyd) 在遭受嚴刑拷打後，為了自保而將那些被視為「無神論」的文獻推到了馬婁先生身上。基德在寫給約翰·帕克林爵士 (Sir John Puckering) 的信中，雖然沒有明確指控馬婁先生寫了這些文獻，但聲稱文件是從馬婁那裡「拿到的」，並極力撇清自己與馬婁先生的關係，甚至用「outcast Ismael」來形容他，暗示馬婁先生是個告密者，認為是馬婁先生告發了他，才導致他被捕和被折磨。

在基德的證詞中，他還提到了馬婁先生與一些「man of quality」來往密切，甚至參與了與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勾結的陰謀。雖然基德最初不願透露這些人的名字，但在拷打下，他最終供出了一些名字，包括哈里奧特 (Thomas Harriott)、華納 (Walter Warner 或 William Warner) 和羅伊登 (Matthew Royden)。而這三位，恰好是當時被視為華特·雷利爵士「無神論學校」(School of Atheism) 成員的核心人物。這個圈子聚集了當時一些頂尖的科學家、詩人和哲學家，他們公開討論宗教和哲學，挑戰傳統觀念，這在當時嚴格的社會氛圍下是極為危險的。

其次，華特·雷利爵士當時的處境非常艱難。他因與伊莉莎白·斯羅克莫頓 (Elizabeth Throckmorton) 的秘密結婚激怒了女王，從備受寵愛的朝臣變成了失寵者，甚至被短暫關押在倫敦塔。雖然獲釋，但長期被排除在朝廷之外，這對於一個野心勃勃、渴望權力和榮譽的人來說是巨大的打擊。他在議會中公開主張驅逐在倫敦的法國和比利時新教難民（這正是引發基德被捕的煽動性標語所涉及的議題），並對政府的愛爾蘭政策和對西班牙的態度提出尖銳批評。他當時的言行，顯示出他是一個充滿怨憤、急於尋找機會重回權力中心的危險人物。

更重要的是，馬婁先生本身也是秘密情報系統的一員。有證據顯示他曾為華特·雷利爵士的親戚托馬斯·華特·雷利爵士 (Sir Francis Walsingham, 華特·雷利爵士的岳父) 的秘密服務機構工作，甚至在死亡前夕也處於托馬斯·華特·雷利爵士的侄子托馬斯·華特·雷利爵士 (Thomas Walsingham) 的「軟禁」之下。一個身處風暴中心、既是政府特工又與被指控為無神論者的重要人物圈子有牽連的馬婁先生，他知道太多事情了。

我的推論是：當基德在酷刑下開始供出與馬婁先生有關聯的「men of quality」（即雷利爵士圈子的人）時，這些人的處境變得極其危險。他們本來就因為「無神論」和與蘇格蘭國王的關係受到懷疑和監視。如果馬婁先生進一步被審問，他作為一個政府特工，可能會被「策反」或在壓力下透露更多信息，將雷利爵士及其圈子徹底暴露。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像雷利爵士這樣一個被歷史學家描述為「無情、狡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物來說，迅速「解決」掉這個潛在的巨大威脅，是擺脫困境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而弗里澤，恰恰是托馬斯·華特·雷利爵士（雷利爵士的親戚）的「僕人」(servant)，他能夠接近馬婁先生，並在需要時執行任務。斯克雷斯和波利，一個是慣犯，一個是情報員，他們的背景也讓他們成為執行這種秘密任務和掩蓋真相的理想人選。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精心策劃的結局，而不是一個簡單的酒館鬥毆。雷利爵士當時的絕望處境、馬婁先生的敏感身份以及事件參與者的背景，共同編織出了這張指向暗殺的網絡。

艾薇： （聽到「無情、狡詐、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詞彙，心中掠過一絲複雜的情緒，這與我對文學、對人性的溫暖期待有些許落差，但也理解薩繆爾先生作為學者的客觀分析）將一位備受爭議但同時也是時代重要人物的雷利爵士與暗殺聯繫起來，這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證據。您書中對他個性及其在愛爾蘭的行徑有所描述，似乎也在暗示他具備執行這種無情行動的能力。這種對人物性格和時代背景的考據，是如何加強您的論證的？

薩繆爾・A・坦能鮑姆： （表情略顯沉重，似乎也意識到自己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頗為嚴厲）是的，我的共創者，我在書中並沒有迴避對華特・雷利爵士性格的分析。這不僅是為了描繪一個歷史人物的肖像，更是為了理解在那個充滿危險與機遇的時代，像他這樣的人物會如何應對極端困境。

當時的英國朝廷，是一個高度競爭、充滿陰謀與背叛的地方。權力與財富的得失往往就在一瞬之間。雷利爵士，毫無疑問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天才——探險家、作家、詩人、科學家，但同時，他的生平也記錄了他作為一個朝臣、一個軍人的另一面。如我在書中引用的他的一些傳記作者的看法，他被認為有著「難以言喻的冷血殘酷」(unspeakable cold-blooded cruelty)、「背叛與虛假」(treachery and false faith)、「大膽無情」(bold unscrupulousness)，甚至能夠做出「任何卑劣的行為」(any act of baseness)。他在愛爾蘭的軍事行動，其殘酷程度在歷史上留下了黑暗的一頁。這些並非空穴來風的指責，而是來自於他同時代人的評價和歷史記錄。

一個在權力場上摔過大跤，深知一旦失勢可能面臨的毀滅性後果的人；一個具備軍人冷酷、冒險家大膽以及朝臣狡詐特質的人；一個已經被輿論和宗教界視為異端，同時又與女王的關係陷入冰點的人——這樣一個雷利爵士，在得知一個可能將他與朋友們捲入更深重政治和宗教危機的人（馬婁）存在時，他的應激反應會是什麼？一個像馬婁先生這樣，知道他及其圈子秘密討論的人，同時又是情報系統內部的人，一旦被對手利用，其後果不堪設想。

將他的性格特點與他當時身處的絕境結合起來看，一個「解決」掉馬婁先生的計劃，對於追求自身生存和利益最大化的雷利爵士而言，或許會是一個「顯而易見且可行」(as obvious as it was practicable) 的選擇。這不是對他個人品德的簡單批判，而是試圖從歷史背景、人物性格以及所面臨的巨大壓力，來理解他做出這種決定的可能性。在那個年代，出於政治或個人生存目的而採取暗殺手段，並非聞所未聞。正如我在書中提到的，即使是牛津伯爵這樣地位顯赫的貴族，也被記載曾「刻意策劃謀殺一個對手」。

因此，對雷利爵士性格和行為方式的考據，是為了說明他具備執行這種計劃的可能性，也是為了呈現當時上層社會在權力鬥爭中的殘酷一面。這使得「暗殺」這個詞，在馬婁先生的死亡背景下，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猜測，而是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和重要人物的行為模式相契合的一種可能性。

艾薇： （內心泛起一陣漣漪，理解了薩繆爾先生的觀點是如何從人物的「光之心理」和時代的「光之史脈」維度去編織他的推論）這段分析確實讓雷利爵士的形象更加立體，也讓您的暗殺論點更具說服力。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您認為馬婁先生作為秘密情報員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捲入了那些危險的圈子，並最終成為政治鬥爭中的犧牲品？換句話說，他的死亡是否可以看作是他「特殊職業」所導致的必然結局？

薩繆爾・A・坦能鮑姆： （點頭表示贊同，語氣中帶著對馬婁先生個人命運的一絲嘆息）艾薇小姐，您的提問觸及到了核心。我確實認為，克里斯多福·馬婁作為秘密情報員（或至少是與情報系統有聯繫）的身份，是他悲劇命運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推手。

從現有的文獻，包括一些歷史學者的研究來看，馬婁先生在伊莉莎白女王的秘密服務機構中有著某種角色。我們知道他曾一度中斷學業，被女王樞密院出面證明他一直在「為女王陛下服務」，以此解釋他缺席大學課程的問題。這通常被解釋為他參與了某種秘密任務。而在 1593 年 5 月，他被要求每日向樞密院報到，這本身就說明他處於某種官方的監管之下，很可能與他之前的秘密活動有關，或是因為他被捲入了某些敏感事件。

他的情報員身份，很可能讓他接觸到了當時社會中最隱秘、最危險的角落——異議分子、宗教異端、政治密謀者。而雷利爵士及其「無神論學校」的圈子，恰恰處於這個敏感的邊緣。他們思想前衛，公開討論宗教和政治，這在當時的政府看來是極其危險的。作為情報員的馬婁，很可能被派去滲透或監視這個圈子，或者他本身就因為其大膽的思想而與這個圈子有了交集。

不論是哪種情況，他的身份使得他成為了一個「知道太多秘密」的人。他了解雷利爵士及其朋友們的私下討論，或許也知道他們與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之間的某些聯繫（基德的證詞暗示了這一點）。同時，他自己也因基德的牽連，被指控無神論等重罪，處境危險。

在這樣一個多方勢力交織的時刻——基德在獄中因酷刑而可能洩露更多信息，雷利爵士及其圈子面臨被牽連的巨大風險，而馬婁先生本身就處於官方的監視之下——他變得像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定時炸彈。他既是政府可能用來對付異議分子的工具，也可能成為異議分子為了自保而必須「處理」的對象。

從這個角度看，馬婁先生的死亡，或許並非單純的意外，也非個人道德瑕疵（如爭奪帳單）所致。它更像是一場複雜政治棋局中的一步，一個為了保護某些更重要的秘密或人物，而被迫做出的犧牲。他的「特殊職業」，將他推入了這個漩渦的中心，使得他的死亡，從某種意義上說，成為了當時時代背景下的一種「必然」。這不是說他注定會死，而是說他所處的位置，使得他的生命懸於一線，隨時可能因為政治需要而被犧牲。

艾薇： （感覺到一種宿命的悲涼籠罩在馬婁先生的最後時刻，即使壁爐的火光依舊溫暖）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角度。天才劇作家，同時也是暗影中的情報員，這樣的雙重身份讓他的故事更加撲朔迷離，也更加悲劇。薩繆爾先生，您在書中對驗屍官報告的逐條質疑非常詳細，特別是關於弗里澤先生自稱受到的傷以及斯克雷斯和波利先生的行為。您認為這些細節如何進一步暴露了官方說法的漏洞？

薩繆爾・A・坦能鮑姆： （重新翻開書頁，指著驗屍官報告的翻譯部分）好的，讓我們回到報告中的幾個關鍵細節。驗屍官報告聲稱，馬婁先生在弗里澤先生「坐著且背對他」的情況下，突然拔出弗里澤先生「背後」的匕首，然後給弗里澤先生頭部造成了兩處「兩英寸長，四分之一英寸深」的傷口。

首先，一個坐在椅子上、背對著床上的人，其匕首會是如何放在「背後」，以至於床上的人可以「突然」夠到並拔出？這在物理上就很難解釋。除非弗里澤先生是以一種極其怪異的姿勢坐著，或者他的匕首是放在一個極不尋常的位置。其次，馬婁先生是「moved with anger」，是在盛怒之下進行的攻擊。一位專業的驗屍官或陪審員，應該知道盛怒之下使用銳器攻擊，造成的傷口往往是深且不規則的刺傷或砍傷，通常會更嚴重。然而，報告描述的弗里澤先生頭部的兩處傷口，卻是整齊的「兩英寸長，四分之一英寸深」，而且是兩處幾乎相同的傷口。這看起來更像是某人為了偽造自衛證據而刻意製造的淺割傷，而不是激烈搏鬥或盛怒攻擊的結果。我在書中提到，甚至連醫生都沒被叫來處理弗里澤的傷口，這也暗示了傷口可能非常輕微。

再來看證人斯克雷斯和波利。他們是唯一在場的「目擊者」。根據報告的描述，弗里澤先生是「坐在他們兩人中間，以至於他無法逃脫」(so that he could not in any wise get away)。這句話非常奇怪。正常的打鬥或爭執，人們通常會試圖分開、逃離或尋求幫助。然而這兩位證人，卻聲稱自己以一種「夾住」弗里澤先生的姿態坐著，並且在馬婁先生攻擊時，「沒有絲毫企圖去干預或分開搏鬥者」(made not the slightest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or to part the combatants)。而且，報告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試圖呼叫旅館裡其他人來幫忙。

這完全不符合常理！如果在場的兩個人確實無法讓自己或弗里澤離開那個位置，且不干預，那他們看起來更像是「確保」弗里澤先生留在那個位置，並「確保」衝突按照某個劇本進行。他們只是坐著，直到馬婁先生被殺。

最後，驗屍官沒有傳喚旅館老闆娘艾里諾·布爾夫人作證，這也是一個巨大的漏洞。法律要求驗屍官詢問附近的居民和任何可能了解情況的人。艾里諾·布爾夫人作為事發地點的提供者，她理應是重要的證人。她可以證明當時四人的狀態（是否醉酒？），房間裡是否有打鬥的跡象（家具是否翻倒？），屍體被發現時的具體情況（是在床上？地上？），以及匕首是否還在傷口裡等等。這些細節對於判斷是意外還是謀殺至關重要，但報告中完全缺失她的證詞。唯一的合理解釋，正如我書中推測的，是弗里澤、斯克雷斯和波利故意將馬婁先生帶到一個私密的房間，避開其他顧客和艾里諾夫人，以便「處理」他。而驗屍官或受到了某些「更高權力」的影響，選擇性地忽略了這些本應調查的關鍵點，以配合早已準備好的「自衛」結論。

所有這些細節——不自然的傷口描述與死亡時間矛盾、證人的可疑身份及其異常行為、以及官方調查的明顯疏漏——共同揭示出這份驗屍官報告並非對真相的忠實記錄，而更像是一個為掩蓋真實事件而編織的「官方故事」。

艾薇： （聽著薩繆爾先生對細節的剖析，彷彿看到了那個陰鬱的德普特福德午後，感受到了報告背後可能的操控力量）您對報告細節的分析，確實讓它的「官方性」顯得如此單薄和充滿破綻。那麼，對於弗里澤先生最終被女王赦免，以及您認為可能存在的「更高權力」影響，您是如何理解的？這是否也與當時的政治局勢和人物關係緊密相連？

薩繆爾・A・坦能鮑姆： （微微一笑，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是的，艾薇小姐，弗里澤先生的迅速被赦免，以及驗屍官報告中那些顯而易見的漏洞，在我看來，是「更高權力」介入的最有力證據。

在那個時代，謀殺（即使是自衛）都需要經過法律程序。雖然自衛殺人後獲得赦免並非聞所未聞，但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 5 月 30 日事發到 6 月 1 日驗屍官報告完成，再到不久後的赦免），對於一個如此著名且有爭議人物的死亡，整個司法流程如此「順暢」，這本身就不同尋常。

弗里澤先生是托馬斯·華特·雷利爵士（華特·雷利爵士的親戚）的僕人。托馬斯·華特·雷利爵士在女王的情報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並且與華特·雷利爵士本人關係密切。如果華特·雷利爵士是這場暗殺的主使，那麼他完全有能力利用其在朝廷和情報系統中的人脈，來影響驗屍官的調查方向，確保得出一個對弗里澤有利的結論，並推動其快速獲得赦免。

正如我在書中提到的，當時的樞密院成員中，似乎也有對華特·雷利爵士持友好態度的人。例如，在理查·班恩斯 (Richard Baines) 指控馬婁先生的報告副本呈給女王時，其中提到哈里奧特是「Sir W. Raleighs man」的字樣被省略了。這不太可能是為了「保護女王的感情」，更像是有人試圖淡化雷利爵士與這些被指控為異端的人之間的聯繫。此外，九個月後對雷利爵士和他的朋友們進行的無神論調查，最終似乎也「不了了之」，儘管當時據稱已經有足夠的證據可以給他們定罪。

這些跡象都暗示，在伊莉莎白時代的權力核心，存在著一個能夠在關鍵時刻干預司法、保護自己人的網絡。馬婁先生的死亡發生在一個極其敏感的政治時期——基德因煽動叛亂和無神論被捕受刑，可能牽連出更多重要人物；雷利爵士本人處境艱難，急需擺脫困境。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婁先生的死亡顯然服務了某些強大利益集團的需求，而弗里澤先生的迅速脫罪，正是這種利益集團在幕後操縱的直接體現。

驗屍官的「奇怪沉默」（例如不傳喚艾里諾·布爾夫人）以及報告本身的醫學疑點，都像是一層薄紗，試圖掩蓋其背後更為醜陋的真相。這讓我不得不推斷，驗屍官報告的結論並非基於公正的調查，而是屈從於某種「更高權力」的意志，這個權力很可能與那些因馬婁先生而面臨危險的「men of quality」有關，其中華特·雷利爵士是最大的嫌疑人。馬婁先生的死亡，或許就是這場政治遊戲中的一場清理行動。

艾薇： （感覺書房裡的空氣變得有些壓抑，彷彿看到了那個時代權力遊戲的黑暗面）這份對「光之權衡」的分析，讓人們對那個時代的司法公正產生了深深的懷疑。薩繆爾先生，您的著作是一部嚴謹的學術研究，但同時也像一部偵探小說，充滿了線索和推理。您希望透過這本「新視角」的書，能對後世對克里斯多福·馬婁先生的研究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您希望讀者從您的書中帶走的核心思想是什麼？

薩繆爾・A・坦能鮑姆： （臉上的表情柔和了一些，看向窗外）艾薇小姐，我希望我的這本書，能夠打破人們對克里斯多福·馬婁先生之死長期以來形成的慣性思維。官方的「意外」說法，雖然流傳甚廣，但在嚴密的考據下，其破綻百出。我希望讀者能夠從我的書中看到，歷史並非總是如官方記錄那樣簡單直接，特別是在那個充滿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時代。

我希望我的著作能夠激發更多學者和讀者，帶著批判性思維去審視那些看似確鑿的歷史事實。要去質疑，去尋找被掩蓋的證據，去從不同的維度（光之史脈、光之語流、光之哲思、光之心跡、光之權衡等等）來理解歷史事件。馬婁先生之死的真相，也許永遠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但我們可以透過不懈的努力，無限地逼近它。

我希望我的書能讓大家重新認識克里斯多福·馬婁。他不僅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劇作家，他的人生也與當時英國社會的政治、宗教、情報網絡緊密相連。他的死亡，是那個時代光影交織下的一個縮影。理解他的死，或許也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那個時代，理解天才在動盪時局中的脆弱與無奈。

最後，我希望讀者能體會到學術研究的魅力。透過對細節的追蹤、對文獻的解讀、對邏輯的推演，我們可以將歷史的碎片重新拼合，呈現出不一樣的圖景。即使最終的結論不被所有人接受，但這個探索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價值的實現。我提供了我的「新視角」，希望能為馬婁先生研究這片湖面投下一顆石子，激起更多的「光之漣漪」，引發更多的思考和討論。

（薩繆爾先生的話音剛落，窗外傳來一陣輕柔的風聲，吹動著窗簾，似乎在呼應著他的話語。壁爐裡的火焰跳得更高了一些，發出溫暖的光芒，映照著書房裡無數的書脊。我靜靜地坐著，感覺這次跨越時空的對談，不僅僅是知識的交流，更是一種心靈的共振，對歷史的追尋與敬畏。）

艾薇：感謝您，薩繆爾先生，您深刻的見解和對真相的堅持，為我們開啟了一扇理解克里斯多福·馬婁先生之死的新窗戶。您的著作不僅是對一個歷史懸案的學術探討，也是對我們如何看待歷史、如何追求真相的一次溫柔而有力的引導。我相信，您提出的「新視角」將繼續在學術界和讀者心中激發持久的思考和討論，就像那些被您重新點亮的光點，永遠閃爍著探索的光芒。

（我站起身，向薩繆爾先生致意。壁爐的暖意依舊，窗外的倫敦城在暮色中顯得有些模糊，但書房裡的光芒似乎因為這次對談而更加明亮。）